知道鲁汉开始写作，很高兴。9年前，他就跟我讲要写作。现在终于开始了。他肚子里有不少的好故事。这个故事里，最好的一句话是：

在极端的困惑中，人需要的是动荡和它所能导致的新的平衡，至于那动荡的内容倒是次要的。
※※※※※※※※※※



越南之行

鲁汉

峨嵋山下来又住进报国寺的当晚毛子与我就商定了偷越国境参加越战的计划。 其中包括买下能支持五天生命的巧克力和一把锐利的刀。 “如果我的手指被毒蛇咬到，你一定要毫不犹豫地把它帮我切下来。你答应我吗？” 毛子严肃地凝视着我。 虽然获得了彼此的真诚的许诺，在买到刀之后我们以不同的身体部位作假想操练多回。 至少对于我来讲这演习更多挑战的是心理而不是生理。当我问毛子如何作想，他摆出不屑一顾的姿态。 峨嵋山的其他同行全部豁达地谢绝了我们的邀请，毛子和我便与他们分手踏上了去广西凭祥的一段艰苦的旅程。

有趣的是当年我虽然对同行的谢绝大惑不解，却对自己的意图不明没有半点质疑。直至今日我对自己越南之行的成因和目的没有一个令我自己满意的理性化的解释。 在文革之前的中学岁月里，在多次政治风波中被冠以诸如反动和资产阶级份子之类的称号，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却没有被动摇。 一位同学多年后的精辟之论， 对或不对， 是：“你知道为什么你总是班上的反动学生？ 因为班上真信马列主义的就你一人。” 我在越南之行前的几个月里所办小报虽然在全国上下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中共的领导班子对它的否定却在我的信仰基石上撬开了一道无可修补的裂纹。我想牛虻中的亚瑟在发现他所崇拜的主教之虚伪后亡命美洲与我们的越南之行不无异曲同工之妙，在极端的困惑中人需要的是动荡和它所能导致的新的平衡，至于那动荡的内容倒是次要的。到越南之后加入抗美一方固然是我们的初衷，但如果非要在放弃越南和加入美方之间择一的话，那结果恐怕也是难以断定的。当然我这有牵强之嫌的自我分析不能强加在毛子的头上，特别考虑到他那令我甚为反感的玩世不恭的一面。他的出师之名并无与我分享之意，明显的倒是那坚定性决不在我之下。既使我有机会在世上所有认识的人中间任意挑选，我亦不会另选他人的。

北上到成都又东抵重庆，与几位天南海北的游客乌合成众，步行至九龙坡转扒货车。这九龙坡是个有规模的编车场，几十股道上机车呼啸，车厢滑行，耳目接应不暇。我不禁在一条轨道中间行走时陷入暇想，对后方一节快速滑近的车厢传来的声音，一个人的呐喊，和调车员的哨声都毫无反应。忽然之间被人用强力推出轨道，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愤怒。只是在我看到那推我的人跑着追赶上从我身边滑过的车厢，我才意识到这个我不知姓名的工人刚刚救了我的性命。从九龙坡搭上货车后于贵州某站被查处，我和毛子自恃路上练来的些许本领，漫步到车站数里之外，单等列车开动之后扒飞车。 谁想那内燃机车司机早把我们的企图看在眼里，列车从一起动就全力加速，汽笛长鸣不止。待驶近我们时速度已风驰电掣地达到四五十公里之上。不顾毛子的呼喊，我奋力在疾跑中几次伸手抓车厢的梯手，但每一次都被魔术般地反弹回来。当列车驶入前方的隧洞，轨道上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我看得出在沮丧之外，毛子对我的失败不无庆幸之嫌。他实际是对的，与我不同的是毛子估计到列车速度后，并没有象我那样拼命，而我一人扒车的成功很可能意味着两人越南之行的失败。

一计不成再生二计，我掏钱买下两张短程车票一同搭上一趟东行的客车。 寻到靠窗的座位，我舒舒服服地享受起一本随身携带的史第文森小说集和一杯点到的热茶。 毛子则在我的对过儿不成模样地睡死过去。 也不知过了几个时辰，列车员查票过来，毛子和我自然无言以对，便被告知到下一站“乖乖地”下车。 我对那列车员的粗鲁相当反感，心中忽生一计，便叮嘱毛子在原座按兵不动，我则在车靠站后跑到售票口买下两张新票。返回站台时尚有闲买些小贩的食品，然后才得意地揣想着那列车员对我们奈何不得的样子走回我们的车厢口。谁想那把门的列车员在我展示车票后仍然拒绝让我上车，须臾之间又见毛子在车厢内被两人架到门口，拼命地抗拒着被掼出车门。列车起动后，我扔掉手中食品开始强力登车。一番拼搏之后，我被踢下车门的阶梯，毛子和我的背包被扔出车外，列车载着毛子慢慢地消失于地平线下。

抱着侥幸的心理，我向车站人员报怨了刚才的遭遇。站长把我请到办工室后，当面挂了一些电话，便建议我在车站附近的小馆用餐后再来找他。在餐馆昏暗的灯光下，我满耳听到的是犹如异邦之语。沮丧和屈辱之中，我联想到史第文森笔下一对老夫妇的悲凉遭遇，免不了悲天悯人一番。再回见站长，他告诉我已安排“你的朋友”在贵阳下车等我。他没有给我机会向他表示感谢，语调平淡，面无表情，刻意遮掩他那与时代有悖的善意。在贵阳候车室找到毛子时我欢欣不已，毛子却又给我摆出一副无动于衷的嘴脸，仿佛我们的重聚毫无可惊之处。

一路又是几番周折终於到达广西凭祥。脚一踏上站台便立即感觉到浓重的战争气氛。南下的列车上载的全是大炮和装甲车之类的重武器，到处都是制服楚楚的军人。使我惊讶的是这些官兵从军装上看分明是越南人民军。士兵的瓜皮帽，军官有衔的领章便是明证。在一个拥挤不堪的饭馆吃米粉时才发现这些越南兵讲的竟是中国话。同桌的一位身着人民军制服的人显然高兴有机会向两个无知而好奇的年轻人眩耀一番，告诉我们这其实全是抗美援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美军在越南五十万，我们的数从不在他们之下。只不过说起来一个没有，因为我们是人民军，不是解放军。”讲到这时他得意又诡秘地笑起来。正在我心中羡慕不已之际，他忽然叹口气加上一句：“剩下半年，咱回家看媳妇喽。”我扫兴地想他原来也是庸俗之辈。

从凭祥到越南的最短途径不是南下而是西进。在没有地方地图的情况下，我们就靠一只简单的指南针向一个方向走去，一路上尽量绕开有人烟的地段。傍晚时分早已进入茫茫无际人迹全无的山区。每一座山丘的高度虽有限，但陡峭到不抓住什么一站立便会滚下去的地步。山上又长满齐腰高的野草，茂密到腿迈不进去。每一步要把脚提到草尖以上，再踩下去。每爬上一个山头，举目望见四面八方无边无际的苍山绿海，也不由怀疑以我们这种缓慢的速度是否可能冲破这个无人的世界而再现人间。夜幕降临不久，在毛毛细雨之中我们在半山腰踩倒一片草，下垫上铺各一块塑料布宿营过夜。由于陡峭的坡度，我们必须用腿蹬住方不至溜坡，再加上湿衣贴身，确实不甚舒适。我在几分伤感之外，更为这境遇的荒唐，危险，和无测而兴奋。一时把头探出，忽然瞥见一些光点摇曳着向我们这一边走来。我唤醒毛子，一个食指放在嘴上示意不要作声，另一个向那些光点指去。毛子和我脑袋并在一处，屏息观察，断定了是一支打着手电筒的巡逻队。我对他们能在这种地段的出现和他们那接近我们的速度都甚感惊讶。不一会儿这些光点已到了我们的藏身之处。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这些光点的大小亮度并没有因距离的变化而改变。我下意识地伸出手去，居然握住一个光点。毛子打着手电，我松手一看，不由吓得半死，立即把手中的东西甩个老远。原来那是一只尾尖带着闪烁的萤袋但丑陋无比的飞虫，与我在童话书上见到的萤火虫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第二天一早在几块巧克力之后我们又踏上行程。我这时浑身遍体早已布满了蚕豆大小的蚊苞，要不时停下来抓痒。毛子手持一支木棍在前边打草惊蛇，几次嘱咐我把刀子准备好以备蛇咬。有一回我正要落脚之时忽然瞥见草丛中盘着一只蛇。它仰头与我对视一阵，毫无示弱之意，最后自然以我礼让告终。下午的光景我们在山谷遇到一条小河，就脱衣洗浴，这时才发现毛子身上的蚊伤还不及我的三四分，不免颇有不平之感。晚上宿营时，我们都估计已进入越南。在百感交集之中，我在手电的光照下写下一篇长长的日记，记录了对父母的歉意，对祖国的离情，和对前景的期望。夜里梦中到了西贡，在电影院见到各式引人的外国电影，日后回想起来十分好笑。再起来后，草的密度及坡的角度都渐渐有缓，我们行进的速度于是大有改善。后来竟在一个山脊碰到一条蛇形小道，但四方望去仍是绵绵无边的山丘。毛子和我在小道上席地而坐，享受巧克力之时，一个人影忽然从坡下冒出，让我们着实吃了一惊。我故作镇静地先后用中文，粤语，和英语向他打招呼。他专注地倾听之后，却只是摇头。我和毛子不禁从地上跃然而起，蹦跳着庆祝我们越境的成功。来人受我们的渲染，也不禁咧嘴开朗地笑了。然后又认真地弯腰向山下指去，用越语解释着。虽然我们沿着他指的方向看不出任何名堂，但顺着走去却很快地到达了一个几户人家的村落。

村口碰到一位二三十岁模样标致的农妇，热情地招手向我示意随她而去。在远远落在后面的毛子赶到之后，我们便随着到了她家。那是一座高高架在几根桩子之上的茅棚，地板和墙板到处都有透光漏风的缝隙，在我眼里异国风情十足。虽然语言不通，却没有防碍微笑所表达的善意。在她生火升炊之际，又聚上了几个高矮不等的小孩，好奇地打量着。热汤端上来时，来了一位鹤发童颜的长者相陪，能讲一些显然荒疏多年的中文。看得出至少他把我们从北京来这一事讲清了，围观的人不禁唏嘘一番。但在农妇问到我们此行的目的时，他对我的答案似乎听不懂，之后的翻译也没有抹掉农妇面上的一脸疑情。让我诧异的是汤之后并没有上饭，在几天的巧克力之后我不免大失所望。

真挚地向主妇感谢道别后，不久就踏上一条在山间蜿蜒的公路。毛子不知为什么在后面越拉越远，心知没有岔道，没有分道扬镳之虞，便自己大步先行。一两个小时之后忽然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回身一看是一位年令与我相仿学生模样的小伙子。他把架在后座的一本后书递给我，拍着后座，邀请我搭他的自行车。我跳上车后，一翻那书便看到首页上托尔斯泰的画像。再翻，又见到沃伦斯基与安娜在火车站分手的油画插图。这一发现令我十分感动，怎么会想到在这战火笼罩的异域僻壤会碰到一位显然热心的托尔斯泰的读者。既然如此，我们能用英语作些简单的交流便不足为怪了。他似乎对我所说的一切都报着理所当然无足为怪的态度，远远比我更象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也不知走了多远，我们进入了一座颇具规模的镇子，那年轻人把我放下就告别了。

我在一条街上好奇地东张西望之时，一个小姑娘凑上来用标准的普通话大大方方地问我：“你饿吗？你要吃东西跟我走。”我不由好奇地问她如何会讲这一口流利的中文，她告诉我她是中国人，又指给我看她胸前挂的毛泽东徽章以作佐证。我问她这是什么地方，她回答是谅山。我又告诉她我要等一个同行，她则向我保证她会领我的朋友与我会合。跟她走去不一会儿就进了一个院落，里面竟是身著制服的武装警察。其中一个中士能讲流利的中文，我於是向他讲明去河内参军再南下的意图。他摇了电话之后，告诉我第二天会有车来带我们去河内。大约一个小时之后，那小姑娘果然把毛子也送到了。晚饭除了清汤只有一小碗米饭，以我们饥饿的程度吃上十份恐怕也填不饱肚子，但到底是几天来的第一顿饭。大堂中一帮人在烟雾缭绕之中围观下棋，下的棋居然是标准的中国相棋。毛子在一旁按捺不住，虽未失君子之态，却不时对某些棋步摇头叹息，几局之后便请上了棋面。毛子的棋艺在我们中学是有名的，这帮越南人那里是对手，却又不甘认输，轮番败阵之后又到镇上请了援兵。毛子不失大将风度，不动声色，越杀越勇。我在一旁无聊起来，倦意袭来，便自去睡了。

数日以来第一回头上有顶，肚中有食，这一觉睡得香酣自不必说。醒过来时，毛子仍在梦乡之中。我到院中漫步时，碰到那位讲中文的中士，便问起去河内的车几时能到。不想他的态度十分粗鲁，我不由疑心大起，回去摇醒毛子，向他建意逃跑步行去河内。让我大失所望的是毛子的回答，不管我说什么，只是睡觉二字，终於误了我们的大事。接我们的吉普车到了，跳下来的是一位英俊的少尉，向我们行了一个漂亮的军礼后，我们就被请上了车。这军官讲一口无瑕可击的中文却不愿与我们交谈。问到我们是否驶向河内，他告诉我们要先带我们见一位首长再作安排。一路上见到不少水牛稻田和耕作行路的农家，又时有石峰平地拔起，颇有桂林山水之秀。一两个时辰之后，吉普拐入一座戒备森严的军营。在我们被引进一个气氛肃穆的厅堂后不久，汤，肉，饭端了上来。我搁下心中不祥的预兆先享用起来。吃得虽香，但那牛肉真是老到把腮帮子嚼酸了的地步。一个勤务兵把碗筷收拾之后，一位肥胖而大有首长风度的中校便在那位把我们带来的少尉陪同下在会议桌上坐到我们的对面。他和颜悦色地通过少尉的翻译听完我们的意图，对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表示一番欣赏。接着最让我但心的事发生了：他讲到抗美援越的大事要经由政，我们应回国请求。我在绝望之余不由言辞激烈起来。更可气的是那少尉居然停止给中校翻译，直接跟我争吵不休。毛子在旁拉我的胳膊，说了一句我至今仍认为愚不可及的蠢话：“别那么说，要注意中越两国的外交关系啊。”不过一想我们身陷重营，抗争也不是出路，便假装认输了，心想在去中国的路上再想办法。

两位军官消失之后，一个头戴瓜皮帽的下士进来示意跟随他走。我想他必是司机，不料从厅堂直到营外毫无车的踪影。不管怎么问，这下士只是咧嘴微笑，漏出一只耀眼的金牙。纳闷之中，路一拐，前方忽然现出一座雄伟的城楼，上面赫然写着睦南关三个大字。这下士走到关前，也能抖擞精神与中国士兵交换军礼，然后就漏漏金牙我向们道别了。片刻之后，我们被一个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拖进一间小屋，不由分说地在我们的胳膊上扎了一针。走出小屋，又到一处登记，管事的人递给我们一份中央文件，是专门写给自行去越南的“革命小将”的，称赞之余，又是那些要经政府安排的废话。我本以为天下去越南的只毛子和我俩人，不由对此文件的存在心中暗暗吃惊。这谜很快就在遇到几十位年龄与我们相仿的学生之后自然解开了，不想天下的亡命之徒尚大有人在。坐在载着这些学生去凭详的卡车上打量起别人，发现他们的胳膊和腿上也全布满了搔破了的蚊疤，不同的是除了毛子和我身着兰装之外，所有的人都是一身红卫兵的黄军装。

毛子和我在返京的途中分手了。这一分手不料竟成了永别。数月之后我从东北返回，一位友人告诉我毛子对她讲要赴东北与我会合，从此再没有毛子的音信。传说倒是不少，有讲他越境到苏联去了，后又有传他渡海去了台湾。我想起在东北所见的无数无名尸首，不由对毛子的生机在至今毫无音信的情况下不感乐观。同学育海，大伟在我们越南之行后，成功地越境到缅甸，加入了德登巴钦领导的人民军，不久先后战死。我在越南之行的当年，终於痛苦地完成了信仰的转变。今天回想起来，越南之行的失败不无可庆幸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