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文人逸事有趣，帮助我读《普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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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纳博科夫研究者来说，马克·斯捷夫特尔（1902－1985）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纳博科夫的传记作家安德鲁·费尔得及布里安·博伊德都曾在各自的传记中提到过他，他们认为，《普宁》中的普宁就是以斯捷夫特尔为原型的。但是，对这位文学原型的具体细节，知道的人恐怕就很少了。加利亚·迪门特在《普宁们：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与马克·斯捷夫特尔》（G a ly a D im en t，Pn in iad：V lad im ir N ab o k o v and M arc Sz e fte l，U n iv e rsity o f W ash in g to n Press，1997）一书中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斯捷夫特尔的一生及其与纳博科夫的交往。
可以说，如果没有革命与流亡，纳博科夫与斯捷夫特尔将会沿着各自的轨道度过他们的一生而永远不会相交，即使纳博科夫仍然成长为一位作家，斯捷夫特尔仍会是个研究俄国中世纪历史的史学家，后者也不可能因为变成纳博科夫笔下的文学形象而成了纳博科夫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但是，一切就是这样戏剧性地从青萍之末生起了。
斯捷夫特尔1902年2月10日出生在乌克兰的旧康斯坦丁诺夫，这是个主要居住犹太人的小城。与纳博科夫不同，斯捷夫特尔的童年根本谈不上幸福，而是伴随着太多的泪水和失望。由于是犹太出身，当时又不断爆发屠犹活动，1911到1916年间，他们一家四处颠沛迁徙，直到1916年8月，才在波兰的卢布林住下来。马克·斯捷夫特尔开始学波兰语，并进入华沙大学学习法律。1930年，他定居比利时，并从法律转向历史，师从俄国流亡史学家亚历山大·艾克。1940年5月12日，希特勒入侵比利时，他又逃到法国。法国失陷后，斯捷夫特尔曾加入一支开往英国的波兰军队，但法国政府执行德国命令不让其出境，最后他被送进劳动营。两年后斯捷夫特尔逃了出来，在一些比利时人的帮助下经西班牙、葡萄牙去了美国。
到美国后，斯捷夫特尔在一所流亡者兴办的大学教俄语和法国史，当时的同事有雅可布森、列维－斯特劳斯等。1943年，他与雅可布森一起合作，分别对《伊戈尔远征记》进行历史的、语言学的注释。1945年，康奈尔大学提供他一个教席，聘他为俄国史的副教授，从此，他走进了普宁的校园。
我们知道，纳博科夫在1940年就去了美国，比斯捷夫特尔还早两年，但后者却是纳博科夫进康奈尔大学的批准人之一。一般认为，是毕晓普举荐纳博科夫入康奈尔大学，但米尔顿·科万，一位语言学家，认为是他让毕晓普等人注意到纳博科夫的。纳博科夫在1947年10月走访了康奈尔，而这时斯捷夫特尔已是聘任委员会的成员，未来的文学形象和他的创造者第一次见面了。
纳博科夫与斯捷夫特尔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流亡者，都喜欢俄国文学，而且纳博科夫的妻子还是犹太人。他们开始的交往似乎兆头不错，斯捷夫特尔将他与雅可布森的注释本《伊戈尔远征记》交给纳博科夫看，纳博科夫给了很高的评价。由于教学需要，纳博科夫从1947年开始翻译《伊戈尔远征记》，雅可布森知道后便约他写篇评论，准备刊登在《美国人类学家》上。纳博科夫最初答应了，但文章写好后，他突然觉得自己的作品“如此之好，埋没在《人类学家》（没有润笔）里未免可惜”（给威尔逊的信），便改投《纽约客》了，最终却没有发表。此事给他与雅可布森、斯捷夫特尔的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后来雅可布森反对纳博科夫进入哈佛大学，这让纳博科夫大发雷可霆，后者对雅可布森访苏也极其不满，两人的关系因此断裂。
校园生活中，纳博科夫和斯捷夫特尔谁更适应美国的教育体系？也许谁都不适应。现在大家可能都觉得纳博科夫是个出色的教师，这主要归功于他的《文学讲稿》、《俄罗斯文学讲稿》及《〈堂吉诃德〉讲稿》等的整理出版。但在当时，人们的看法就大不一样了。纳博科夫没有受过研究生教育，而且学历不高，此外，他分析文本的方法和古里古怪的考试题也让人不敢轻易苟同，所以科万说：“纳博科夫与学者身份很不般配……他是方枘圆凿或圆枘方凿，随你怎么说。他不适合做学者，我认为他还是那种以此为荣的人。”斯捷夫特尔任教期间也受到不少指摘，据说这主要是由于他糟糕的英语和教学方法。他的英文究竟如何众说纷纭，但在纳博科夫的《普宁》里，那位境遇颇让读者同情的俄国教授是个蹩脚的英语会话者。纳博科夫与斯捷夫特尔的交往算得上是君子之交，除了一些工作接触和当时教师们之间的一个叫“书与钵”（Bo o k and Bow l）的读书晚会外，他们的交往不多。纳博科夫何时产生塑造一个俄国教授形象的念头，这一点不得而知，但从小说1953年11月在《纽约客》上连载，到1957年发行修改过的单行本，纳博科夫笔下的普宁越来越像斯捷夫特尔。他们生日靠近，经历相似，都耗费十年时间在一部古俄罗
斯的伟大著作（即《伊戈尔远征记》）上，在美国校园里的待遇不佳，缺乏幽默感，常成为同事的笑柄，等等。斯捷夫特尔的家人、学生及同事在《普宁》中一眼就看到了斯捷夫特尔的身影，有人甚至谴责纳博科夫通过小说来讥讽不幸的斯捷夫特尔。但奇怪的是，斯捷夫特尔却没有发现这一点。
1958年，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获得巨大成功，这对斯捷夫特尔是一次严重的挫伤。他虽然在史学研究领域也有知名度，但这毕竟是在一个狭窄的学术圈子中的名声，比之于他的同胞，那与他有着相似的流亡命运的纳博科夫来，这种名声委实黯淡无华。他甚至希望通过评论纳博科夫的小说而使自己也能成名，1963年7月2日，他写信向纳博科夫索取《洛丽塔》的电影脚本作为研究资料，但收到的只是纳博科夫的妻子薇拉寄来的一张表示拒绝的明信片。毫无疑问，斯捷夫特尔的自尊心遭受重挫，他将收信的这天视为与纳博科夫的正式断交日。
1961年，斯捷夫特尔去华盛顿大学任教。他的残生是在对纳博科夫声名的嫉妒和对自己的不满的情绪中度过的，他一直研究纳博科夫的创作，但很少发表，常常在别人的成果出来后叹息，因为他有许多精彩独到的想法和发现，却大多未能缀之成文（他很早就注意到，可以对纳博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比较研究，但结果别人捷足先登）。值得一提的是，斯捷夫特尔在1980年的日记里曾认为，薇拉用“彼岸世界”来概括纳博科夫作品中的精神性内涵也许是正确的，现在看来，斯捷夫特尔的领悟又对了。但是，如果九泉有知，他会再次悔恨不已，因为在他的想法萌生后十年，另一个学者亚历山大罗夫出版了专著《纳博科夫的彼岸世界》（1991）。
1985年5月31日，马克·斯捷夫特尔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人世。
- Re: 鐪熷疄鐨勬櫘瀹�--鍒樹匠鏋�posted on 04/17/2003
这《普宁》看上去比斯捷夫特尔还要乏味。还是《罗丽塔》来
得好，象《卡门》和《罗＆欧》一样，很有典范性。
纳博科夫还有一本传世之作，是他的《蓝蝴蝶》。这是一本八
百页的研究BLUES(一类蝴蝶)第一手的著作。由其子DIMITRI
译成英文，在西方很有名，由此可见其功力。
再由此想到中国的大学者们，他们也应结蛹化蝶，或者说析水
出晶的。只可惜由于身体，或是环境原因，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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