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爱默森，倒真是跟张爱玲有缘。十多年前，周国平在<读书>杂志上写文章介绍张爱玲的爱默森译文，吸引我的是周国平引用爱默森所引用过的一个故事：

意大利曾有一个著名喜剧演员卡瓦罗(名字忘了，姑且按一个卡瓦罗在他头上)。卡瓦罗要到某城演出，某城居民奔走相告，要倾城而观。笑一笑，十年少。城内有某理发师。以前的理发师是兼带着看毛病的。理发师鼓励有忧郁症的人前去观赏喜剧。一日，理发铺来客，称有忧郁症。理发师便照常建议客人去看卡瓦罗的演出。客人抬起头来说：“我就是卡瓦罗。”

读了这个故事，周国平和爱默森就入了我的盟。

爱默森曾两次游欧，会见了不少当时文学界思想界名人如卡莱尔，沃兹沃斯，柯勒律支等。卡莱尔成为爱默森的至交，而卡莱尔的热度明显更高一点。爱默森甚至还和萧邦共进了午餐。至于有没有吃自由炸薯条，不得而知。萧邦的细腰怕受不了。

爱默森长得有点像林肯。两个人曾经在白宫见过面。待人接物方面，爱默森不属于显得十分热情的人物。

爱默森只能在十分广义的意义上被称之为哲学家。他的一些观念是奇特的。他的文章常常是冗长而带有说教腔的。爱默森的优点在于其对生活的成熟观察和把这种观察转化为简洁有力的警句的能力。在他的文章中，这种警句到处都是。我没有发现其他任何作家的作品中含有如此丰富的警句，也许莎士比亚是例外。爱默森的这种能力，显然与他的牧师训道的训练，和他彻底的独立思考，和他对文字表达艺术之刻苦把握有关的。

爱默森牌号的个人主义是彻底的，然而不是极端的。他的新英格兰超越主义是与传统基督教格格不入的。视他为洪水猛兽的，也大有人在。但是爱默森的个人主义是安祥的，坚定的，理性和乐观的。相比之下，尼采是愤懑的; 梭罗(他的弟子和同道)是反社会的; 施蒂纳是狂妄的; 基克加是悲观的。

与其它警言式作家相比。爱默森是泰然的; 拉罗希福科是犬儒般的; 尼采是声嘶力竭的; 不少作家不是淡而无味就是充满荒诞呓语的。

耶鲁的大批评家布鲁姆在他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中，把惠特曼的诗歌看作是整个美国文学的核心典籍。发现惠特曼的就是爱默森。惠特曼把爱默森对<草叶集>的评价和对新的诗才的预言奉为至宝，用来促销他的诗集。

睿智，独立，乐观，这就是爱默森，这就是他代表的美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