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有趣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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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1968年



五月 五月
■张念／文
1968年的5月，法国巴黎。
“革命”、“暴动”、“反叛”，哪一个是真正的五月，五月的意义就在于给出了一道谜面。后来，这场猜谜游戏成为后现代学说、女性主义运动、现代电影理论和心理分析学说的支援意识。历史没有终结，而是时间的轻度休克。“梦态抒情”的五月，就像上演了一出“心理戏剧”。
序幕是在1968年1月拉开的。
南泰尔学院为新落成的游泳池举行了剪彩仪式，教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前来祝贺。和局促的校舍、僵化沉闷的课程以及经济的萎缩相比，这是件令人兴奋而又奢侈荣耀的事情。突然，就像突然冒出一颗青春痘一样，不可理喻的事情发生了。社会学系的德裔犹太学生丹尼－科恩·邦迪向部长提问，为什么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只字不提学生的性问题？游泳池－裸露－性，这种递进式的自由联想和法西斯式的官员思维发生了错位，部长的回答是：可以跳到水中来败败火。压制和反弹的物理效应，引发了学生们的怒吼：打倒性别隔离区。一颗身体政治的维权火花，点燃了1968年的5月。
汽车像玩具一样被掀在大街上；铺路的石块被撬起来扔向警察；八十万人的游行队伍走过塞纳河。“严禁使用严禁、“实现梦想”、“无限享乐”，这些标语传单漫天飞舞，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有九百万工人加入了学生的行列，在大众媒体的推动下，整个社会机器处于瘫痪状态。总统戴高乐的改革声明也无济于事，因为人们不相信他会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他十年都没有完成的事情。青年们对现存秩序和贫富差距忍无可忍，陈腐的教育制度、闭抑的校园，压制着年轻人对自由独立生活的向往。连萨特也说，他们和学校惟一可能的关系就是砸碎它。
难道燃烧的是荷尔蒙吗，是青春期的内分泌失调吗？或者法兰西传统的复活节？对此，政治家的语调显得阴郁而意味深长。戴高乐说，像以往一样，法国引导着路向。事实证明，他说的法国就是他自己。军人出身的戴高乐当然明白“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在得到驻德法军总司令的保证之后，消失了一天的戴高乐重现巴黎。将军总统拽紧手里的枪，耳边传来学生们的呼喊：不要面包，要蔷薇。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剩下的工会就好对付了。
5月30日，议会投票，戴高乐大获全胜，他领导的第五共和民主同盟继续执政，五月之火熄灭。
消息传出，有人在收音机旁高呼“戴高乐万岁”，他就是思想家雷蒙·阿隆。在他看来，“剧场”嘛，就是一个熄灯和亮灯的过程，超现实心理剧总有谢幕的时候；但在另一个人的面前，他的冷竣和深刻，就显得痴呆和麻木（仅针对五月而言）。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存在主义作家阿尔贝·加缪。他告诉学生们：因为没有人杀人，也没有人想杀人，这是一次“存在的反抗”。
何谓存在，其思想鼻祖克尔凯郭尔认为，就是一种消极的主观性思想，是心理经验的阴暗面，一种“内心的黑色团块”的症候。这种精神的病理反应就是暴怒和喊叫。这类似于提着自己的头想拔离地面，或者凌空后手翻一样的高难度动作，是“存在之中的不存在”。是的，就是荒谬，向空气出拳，“五月”没有建议、没有目标、没有纲领。戴高乐、体制和秩序，是被社会历史所描述的假想敌，真正的敌人就是那个“自我”——“旧的自我”，这是一场永远也不会赢的战斗。“戴高乐万岁”是“想象力执政”的必然结果，阿隆没有错。而超现实在现实面前，总是一错再错。和失败无关，有两个后来的成功人士，一个是密特朗（后来的法国总统），一个是邦迪（欧洲绿党领袖），他们的政治生涯都在五月起步。五月之后，家长们懂得了要和孩子主动平等地交流，法国教育部颁令，在一周的课时中必须保证有百分之十的时间，让学生们自由活动。而如今，主动拒绝成长的一代，正是当初被迫拒绝成长的一种历史性反证。
在现实和超现实之间，正是五月的不确定性，像毒瘾一样，会在某个年轻而恍惚的时刻发作。
蔷薇根植于人的内心，即使在没有面包的情况下，它也会倔强地盛开。想象蔷薇，就是想象某种关于永恒的东西，让我们如此不安。这种不安，这种相近的表情，使五月的面孔更加迷幻，一种迷幻的单纯。在索邦大学，巴勒斯坦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肩并着肩散发传单。还有那个喜欢做爱和写作的著名女人——玛格丽特·杜拉斯，居然抛弃前嫌，和萨特、波伏娃一起坐在了索邦大学，进行文化讨论。连最绅士的罗兰·巴特，也加入了保卫电影资料馆的斗争行列。
几乎所有的知识界精英，年轻的和不再年轻的，都在向学生致敬。疯狂也是神赐的疯狂，它的奇异就在于一种非常个体化的“心理剧”，聚集了大多数的人。这样的激情离快感更远，离痛苦更近。是的，没有人杀人，也没有人想杀人，这是神赐疯狂和人之癫狂的区别。
在整个6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五月”，仅仅是“五月”，就像一种吸烟的动作，它是没有创造价值，它的价值就是它创造了“吸烟”这一动作，这一动作可能伴随着某种行为的发生，比如工人罢工。它就游移在真实行为和非真实行为之间，在积极和消极之间，虚无地燃烧。人和烟构成某种弥漫和缠绕的关系，存在如烟，琐碎、迷茫而无望。非要去扑捉烟的方向，正如正确理解自身一样困难，套用诗人马拉美的句式：因为我就是我的香烟。
所以，“五月”将永远是个谜，尽管烟灰缸里已填满了烟头。



两个冬季间的消融
■王晓渔／文
愤怒的面孔、奔跑的影子、异国他乡的坦克——电影《布拉格之恋》中的黑白场景，记录了一个夭折的春天。特丽莎准备离开不忠实的丈夫托马斯，是在1968年8月21日的凌晨。就在几个小时前，伪装成民航的苏联运输机从天而降，将布拉格人们甜蜜的梦境变成一场梦魇。在随后的几天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集团出动6300辆坦克，这个数字超过了二战期间德国进攻法国和苏联时的坦克总数。
故事至少要追溯到1月5日。这一天，杜布切克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与此同时，莫斯科的思想法庭却在审判四位年轻知识分子，仅仅因为他们支持了两位异议作家。46岁的捷共领导人，对于自己的新职务毫无准备，但在他接受这个任命后，布拉格逐渐走上了与莫斯科不同的道路。政权、人民和精英第一次进入蜜月期。4月5日，捷共中央通过《行动纲领》，准备建设“带有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ａ ｈｕｍａｎ ｆａｃｅ；5月1日，布拉格的“五一”庆祝活动，让杜布切克夫妇终生难忘，他们后来这样回忆：“在多年举行的导演的游行之后，这是自愿的‘即兴表演’”；6月27日，70名各界人士领衔签署了“相信未来”的《两千字宣言》：“今年的春季已经结束，时光不会倒流。等冬天到来的时候，一切都会明了。”
宣言中的“春季”和“冬天”，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意识到“布拉格之春”的脆弱，他们在早春三月曾预言：“目前这个阶段也许只是两个冬季间的消融阶段”。一个是自然气候，一个是政治气候，它们的规律并不一致。雪莱说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布拉格却要面对这个疑问：“春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蜜月很快被打破，《两千字宣言》冒犯了“老大哥”的尊严，即使杜布切克声明那与捷共和政府无关也无济于事。但善良而天真的他，跟特丽莎和托马斯一样，绝对没有想到苏联坦克会驶到布拉格街头。在回忆录中，杜布切克写道：“我的问题是，我没有水晶镜片可预见俄罗斯的入侵。”
坦克使得特丽莎和托马斯重归于好，开始了“革命时期的爱情”。虚构的人物特丽莎不停地拍下照片，现实中的导演詹·尼梅克也拍摄了大量镜头，两种影像纪录在《布拉格之恋》中重合，表达着无言的力量。布拉格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发声方式，他们既要表示异议，又要小心翼翼地避开极端的暴力。卡夫卡和哈谢克的血液、荒谬和幽默的气质，同时在他们的血管中生长。在春天的集会中，游行者曾打着两幅抗议僵硬意识形态的字幅：一幅讽刺恐外症，一幅则画上了“好兵帅克”。到了冬天，布拉格人把注意力转移到入侵者身上。1969年1月16日，一名大学生自焚。捷克著名摄影家索德克，在这一天之前对任何政治事件都不关心，此后坚决地隐居在体制之外。同一天，一家布拉格妇产医院接生了14个婴儿，他们给勃列日涅夫发了一封电报：“请你再派坦克来，这里又出现14个小反革命。”
“布拉格之春”是一场不期而至的戏剧。它不仅属于1968，也不仅属于布拉格。《两千字宣言》和特丽莎的照片，都成为暂时的罪证，永恒的见证。在电影原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托马斯曾看到一幅宣传画，原画的俄文标题是：“公民，你加入了红军吗？”取而代之的捷文标题是：“公民，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春去秋来，凡是参与签名者都将立即解雇，正如凡是照片上的人都将接受审查。但吊诡的是，布拉格却成了最后的胜利者。这座城市改造了入侵者，亲临其境的苏联官兵目睹了改革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对自己的步履疑虑重重。
22年后，“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纪念那一个未遂的春天。当斯梅塔纳《我的祖国》缓缓响起，流泪的恐怕不仅仅是离开祖国42年的著名指挥家库贝里克和不久前刚刚离开监狱的总统哈维尔，肯定还有更多历尽疼痛但又幸福的布拉格人——他们终于以“天鹅绒”的方式吃到了“天鹅肉”。
（本文参考了陈彦、赵启强等先生的相关文章，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拉丁美洲的枪声
■张柠／文
有人用“沸腾的英雄主义时代”来形容20世纪60年代，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巴黎“五月风暴”、“芝加哥骚乱”、金斯伯格在麦迪逊广场上的诗歌朗诵会、中国青年的革命大串联、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的遇刺……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全都发生了，这就是“奇迹”。
与巴黎、芝加哥、北京街头混杂的口号声相比，拉丁美洲丛林里的枪声显得那么清脆而激越。人们已经分不清第一枪究竟是古巴律师卡斯特罗放的，还是阿根廷医生格瓦拉放的。但格瓦拉的名字更加令人难以忘怀，因为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67年10月8日）都在开枪。可是，切·格瓦拉的最后一枪，好像宣告了拉丁美洲游击战的终结。从此，拉丁美洲的枪声显得七零八落。尽管哥伦比亚游击队至今还在开枪，但它就像一串串礼炮，点缀着跨国公司与民族资本家举行的咖啡和蔗糖交易仪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几乎完全放弃了殖民地。可是，他们的经济丝毫也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得到了飞速发展。1960年全球财富分配状况是，发达国家约占64％，发展中国家约占19％；到了1970年变成72％和17％。这些数据似乎想说明，帝国主义经济的增长，并不是海外殖民的结果，而是他们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的结果。这让发展中国家的左派革命家感到既吃惊又恼怒。他们终于发现了，跨国公司与本国资本家的勾结，加上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是新一轮殖民主义的祸根。于是，他们决定用子弹来追回那些飞速流向国外和国内少数人腰包的剩余价值。
拉丁美洲60年代那一连串的枪声以及火热的革命氛围，是由左派革命家制造出来的，但他们自己却显得那么孤独。他们的一部分本是从拉美共产党保守派中分离出来的，因此，他们很少得到反对党的支持。在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共产党1965年支持了游击战，1968年就不干了。同时，美国还为拉丁美洲统治者训练了2万多戴绿色贝蕾帽的反颠覆特种兵部队，游击队只有独立作战，经常是以出没于丛林的游击小分队的形式出现。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摸索，格瓦拉形成了他的理论——“游击中心论”。这是拉丁美洲开枪的方法论。格瓦拉自称是毛泽东主席的学生，所以，《论持久战》就成了他们的理论经典。
《论持久战》是针对日本侵华战争所写的，因此有广泛的人民基础，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所谓“持久”，一是有足够的粮食，二是有保持体力的休息场所。这两者都得由农民提供。拉丁美洲并没有为格瓦拉提供这些，农民并不认为开枪是惟一的选择。于是，游击战就成了单纯的“麻雀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古巴换到刚果，从刚果换到玻利维亚），成了纯粹的体力消耗战（热带丛林没有休息的适当场所）。这或许正是格瓦拉的悲剧。
当然，格瓦拉不是一个寻求个人安逸的人，他是一个职业的革命家。他热爱人民，也热爱冲锋枪和葵叶帽，子弹是他惟一的“玩具”。他辞去古巴的一切职位（放弃古巴国籍），告别革命后的优裕生活，先去刚果（利），然后到玻利维亚打游击，就是证明。在“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之间，格瓦拉更倾向于前者。
与格瓦拉相反，卡斯特罗选择了“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一枯燥无味的工作。他通过人工受精的方法，改造了近4万头荷兰乳牛，为了让古巴人喝上牛奶，而不只是吃糖。他不断扩大甘蔗种植面积，以增加外汇。“导弹危机”事件之后，美国就开始对古巴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停止从古巴进口蔗糖、出口粮食和日用品。卡斯特罗向苏联求助，并将蔗糖运向东欧。
于是，古巴只能像革命前一样继续种甘蔗。只不过将蔗糖由出口美国改为出口东欧。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古巴经济的蜜糖时期，蔗糖出口一度达到了每年700万吨，居世界第一位。这一“蜜糖期”一直维持到苏联解体。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急剧减少古巴糖的进口量，使古巴蔗糖价格一度降至每吨5美分。蔗糖的积压，导致古巴历史上落下的“经济糖尿症”越来越严重，最终，出现了严重的“低血糖”症状。在古巴推行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前夕，其经济一度出现负增长（1987年为负3．5％），直到1996年才开始回升。在古巴经济结构调整中，首先是减少蔗糖生产的比例，关闭了一些糖厂，将积压的蔗糖用于酒精制造业。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古巴能够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所以，卡斯特罗在不久前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呼吁：砸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按照格瓦拉的观点，这正是“破坏旧世界”的任务没有完成，就急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后遗症。托洛兹基在40年代末不顾斯大林的追杀，匆匆赶到拉丁美洲去，也是希望他们要“继续革命”。这也是我们至今还能听到从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丛林经常传来零星枪声的社会根源。



1968年的中国男孩
■张闳／文
穿越漫长的时间隧道，记忆的迷幻火车在“1968”停靠。历史在这一站发出伟大的嚣叫，让整个世界都为之惊悚不已——巴黎：“五月风暴”摧枯拉朽；布拉格：捷克人为自己国家的政治春天而欢呼；纽约：马丁·路德·金牧师正带领着他的黑人兄弟向华盛顿“和平大进军”；越南：轰炸机和高射炮的大对决难解难分……
但对于一位6岁的中国男孩来说，这一切并不存在。他并没有听到历史沉重而又冗长的诉说，只有一些声音的碎片残存在他懵懂初开的记忆当中。
一天夜晚，一些异响将男孩从睡梦中惊醒。透过蚊帐，他看见屋子里聚了许多陌生人。那些人在翻箱倒柜，发出呯呯嗙嗙的声音。其中一位举着煤油灯，昏暗的灯光照亮了一张威风凛凛的脸，还有手臂上的红袖章。父亲和母亲则在一旁垂首而立。
“金条藏哪儿了？”持灯使者厉声喝问。
“我们家哪里来的金条。”父亲说。
男孩并不知道金条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蚊帐之外的情形正是一场伟大革命的一部分。出于本能，他蜷缩在床上不敢吱声，就像是一匹洞穴中受惊的小兽。但他的恐惧是短暂的，很快就被沉沉的睡意所淹没。直到第二天早晨，男孩发现家里一片狼藉，父母也不知去向，只有大姐正神色木然地收拾着。男孩则损失了他的心爱的连环画，包括《水手长的故事》等。《水手长的故事》对男孩来说是珍贵的，可是那些造反派，那些金条“劫掠者”要它干什么？这一点，至今仍令人费解。
另一个片断发生在公社中学的操场上。在那里，男孩再一次看见了红袖章。一群来自城里的女红卫兵，十七八岁，一律草绿色军装，英姿飒爽，看上去就像一群女武神。她们皮肤白嫩，身材丰满，与那些围观的乡下人衣衫褴缕、面黄肌瘦的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更为奇妙的是，那些女孩人手一根大木棒。少女的优美与木棒的粗砺，构成了一副令人难忘的怪异图景，成为那个时代的美学密码。
事实上，少女们手持木棒并非一种美学造型，而是在围殴一位老汉，逼迫他吃一盘猪食。因为他是地主。透过围观人群的腿部缝隙，男孩看见了一张衰老的脸，乱糟糟的胡须上沾满了米糠。他听到了木棒敲打在身体上的沉闷的声音，混合着少女们咻咻的娇喘和受虐者阵阵凄厉的喊叫声。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只记得是黄昏时分，红卫兵和围观的人群突然一哄而散。操场一下子变得空旷了，仿佛漫无边际地延伸到天边。在空旷的中心，是一具僵硬弯曲的身体，孤独而又安宁，黄昏微弱的天光在上面洒下一层黯淡的金色。这一壮观的场景久久地停留在男孩的脑海中，凝结成他对一个时代的核心记忆。这是他第一次直接看见死亡。
危险的讯号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迫使父亲作出决定：将孩子们送到乡村老家去避难。
村里的人对革命反应冷淡，红色造反风暴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依旧遵循古老的规则行事。除了墙壁上的革命标语之外，这里看上去更像是施耐庵或冯梦龙笔下的村庄。男孩在外地医院当院长的父亲，是全村人惟一引为骄傲的大人物。有一次，男孩听到村里的大人们在密谋，他们表示，如果造反派继续揪斗男孩父亲的话，他们将派村里的青壮年去武力抢人。
乡下祖母跟毛主席同岁，后来也活到跟毛主席同样的寿命。这是她的幸运。而当时她这种年龄的农村老太，从衣着到观念依然停留在有皇上的时代。守寡三十多年，祖母早已习惯了孤独的生活，孙儿们的到来，给她带来了少有的欢乐，也带来了劳累。
乡下的冬天是冗长的、近乎停滞的时光。整个冬天，祖母都将男孩安放在火桶上烤火，自己总是捧着一只瓦质手炉。祖孙俩相对而坐，火桶里散发出老糠焚烧的气息。祖母的沉默与那个时代的喧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沉默，就像是巨大而又无形的保护罩，阻隔了任何来自外部世界的嘈杂和威胁。在它的笼罩之下，男孩安然度过了动荡不安的1968年。
那时节，巴黎红卫兵早已撤出了他们的街垒，“布拉格之春”也已落花流水，马丁·路德·金博士则在刺客的枪声中倒下，而中国红卫兵将被遣送到乡下去种地。一个伟大的时代“嘘”的一声结束了。这位中国男孩也结束了他混沌的童年。他背起兄长用过的书包，走向村头一幢破败的土屋。在那里，将开始他一生漫长的启蒙。


( 张念／王晓渔／张柠／张闳／文 03-07-07 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