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往往以书面形式接受采访，因为他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尤其是当面对镜头或话筒时；他打电话也会紧张得像在告解；讲课时“哼哼哈哈”的腔调则如同一个卑微的讲师，甚至早饭时向妻子描述梦境都得先打腹稿。
　　在这本名为《固执己见》的访谈集中，纳博科夫强调他对任何问题的回答都不是脱口而出的。这些个人意见是反复斟酌后才释放的，即便是愤怒，或者类似“无可奉告”、“不！”这样的简短回答，都是精心选择的外交姿态。
　　“回答问题”只不过是将想好的答案抄到纸上，最多是接着再念出来。纳博科夫讲课离不开讲稿，念讲稿时他对该问题的思考早已结束了，学生们不知道他的思考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发生的，他也不大会边想边说，因此他说话只不过是在阅读自己沉默时的思考结果，而且往往是重读——无休止的彩排后，所谓的“首演”已经不用动脑子、更不带什么感情。所以他在人前的最终态度是冷漠的。
　　可采访者一心想捕捉到他正在动脑子、动真情的时刻，为此他们不惜用他讨厌的问题去激怒他（比如对弗罗伊德的看法）；采访者不希望纳博科夫在接受采访时重复小说里展现的流畅语言——采访者可能觉得他正式演出时呈现的流畅感、稳定的腔调和前后的一致性是假的。采访者的初衷是捕捉到被访者真实的说话状态。
　　伯特兰·罗素在评价乔治·桑塔亚那的时候说：“有创见的思想在第一次表达的时候，多半是奇怪、莫名其妙的……”——因此思想在第一次表达的时候也往往听起来是粗糙、晦涩、甚至有点狗屁不通的。
　　这正是采访者想要的。他们希望通过意想不到的问题、在直播气氛下得到思想最新鲜的初稿，而非定稿。
　　好的采访——尤其是好的“独家专访”——总以“问了从来没有人问过的问题”自夸，采访者企图通过一个独特的问题逼迫作家“第一次谈论某事”——“第一印象”。这种情况下天真的回答可能脱口而出：口误、隐私、一直压抑着的粗话、口头禅都可能出现。名人脱口而出的东西是绯闻的重要源泉。访谈寻求瑕疵——那如Ｗ·Ｈ·奥登所说的“肺部的阴影”。
　　而有时回答可能只是个“呃？”这样的轻叹词，或者是沉默，录音机陷入空转——沉默在通常情况下是无可指责的，没有人能确定沉默的人是聪明还是蠢，但沉默在此刻却被毫无歧义地打上“无知”的标记：他答不上来——这么一来，一个杰出的人“罕见的无知”就暴露出来——从一个“看来知道一切”的人身上发现“无知”是最有价值的采访成果之一。
　　而“写作”最容易给人“知道一切”的假象。有些作家只不过是“运用着语言”的秘书，却成了人类思想的代表：他们喜欢在文字里大胆地运用比较级、甚至最高级以及“一切”这样的形容词。而要有资格做比较，就必须先考察过所有的比较项，也就是说：必须读完所有的书、了解过所有的思想之后才能做评选——这听起来相当严格，但这个“必要条件”命题的逆命题却导致了迷信：读者往往以为作家肯定是因为比较了一切才下结论的。这种迷信还依赖两个事实：（1）没人知道一个作家没有读过什么书，除非他自己承认；（2）每个作家都轻信自己是严肃的实证主义者。
　　因此从这种角度来看访谈的作用是健康的：它力图破除这种迷信——通过“仓促交际”破坏被访者对自身无知的精心掩饰。总之，采访者希望问倒他。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只有一两次被“问倒”——准确地说是被捕捉到“笑场”和“气急败坏地开始转换到别的语言”，此后他就非常警惕，再也不给采访者得逞的机会。
　　他做人的重要原则正是：不以初稿示人，不以轻率的直觉反应示人，不以写作、思考、修改的过程示人——因为这一过程超过了性，成为作家最不可告人的隐私，这一过程充满了扭曲的、丑陋的思想的中间状态，充满了暂时性的语无伦次、胡说八道，作家对此秘而不宣——罗素在《自传》中提到类似的怪癖：“当有人进入我房间时，我至今仍有一种把正在阅读的书藏起来的冲动，还有人对我曾经去过哪里、做过什么事情感兴趣，但我通常都是守口如瓶。”——而我在写计算机程序的时候都生怕被人看见。
　　纳博科夫不喜欢仓促的语言，他觉得仓促的语言破坏了语言的一致性，会导致说话矛盾。以赛亚·伯林所有的思想都是口头的，因此有时候难免矛盾，而纳博科夫所有的思想都是书面的，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前者能够保持一致性。
　　口头语能容忍不断修改——在说的过程中、辩论的过程中、谈判的过程中，思想、政治立场本身还在发生变化——沙隆对“中东和平路线图”的态度也许正是这样的：如果谈判持续的时间足够长，一直拖到下一代人——也就是说写历史的时间与历史本身重合的话，最终的、以现在的立场无法想象的妥协就是可能的，“共处”也许就是有可能的。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与其说是基于对对方立场改变的期待，不如说是指望着自己在未来不再那么固执己见。我相信我们所说的每句话都是对上一句的修改，这就好比油画的笔触——如果你凑到一幅油画的近前仔细观看，你会看见万人坑中的尸体一样层层叠叠、互相矫正着的笔触。
　　相对于口头语，纳博科夫的书面语则不大可能改变，它们是思考的结果，是最后的态度，是完成了的艺术品，是石板刻，它们固执己见。在这一点上纳博科夫是跋扈的，他的访谈里没有真正的交谈，他的回答不容置疑，他认真对待自己写出的回答，就像捍卫人生观一样，因为这根本不是“第一次提出、以供商榷”的思想的初稿，这是“最后一次说出的”定稿。
　　和罗素不同，纳博科夫并不承认人“第一次说出的”是所谓的“思想”——那只是最浅薄的“意见”，他只发表流畅、美丽、前后和谐的“最后的思想”，而不是“意见”，尽管他往往以意见性的腔调写作——也就是他常说的“像孩子那样说话”，他给许多作家加上“恶棍、骗子、无赖、吹牛家”这样的绰号，但最终人们发现他利用的是这些“脏话”之间意义的细微差别，与他在蝴蝶研究方面的严肃态度一致，他用“脏话”严肃地命名人类的陋习。他从不随意说一个人是恶棍，那其实是相当精确的文学批评——那是某种“知识”而不是“意见”或者“偏见”——他冷静而客观地指责一个总的来说“高尚”的作家写作时残留的不道德，正如罗素评价维特根斯坦在后期是由于“懒惰”而走向神秘主义的……
　　总之，即便是纳博科夫的咒骂也不是脱口而出的——他所有的语言都不是脱口而出的，他一直给人“具有惊人语言天赋”的印象，但实际上他的语言天赋都是书面的。他那狡猾而迷人的嗓音是书面的，我们怀念它的时候才让它发音，而他的语言在他活着的时候是安静的，他说他“从不用舌头阅读和思维……用形象思维”。他不是在读，而是在看。
　　他读书和写作时显然没有“如鲠在喉”的感受——他几乎没有乐感。他的内心是安静的，尽管色彩像云朵疯狂流动。他是个先天的聋子，而他的手语是丰富而聒噪的。他心目中的理想生活环境是：“……暖和的气候、每天可以洗澡、没有收音机音乐和交通的噪音、古代波斯的蜜蜂飞舞、一个收藏完整的缩微胶片的图书馆、能看到月球探索的实况……”——他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下午以及阿尔卑斯山麓都找到过如此安静而丰富的环境。
　　纳博科夫的世界取消了声音，他访谈中的语言像无声电影的字幕一样，将图画从声音和节奏中解脱——生活并非“王家卫式的ＭＴＶ”，我们得让事件本身的节奏和因果节奏清晰呈现，希区柯克甚至认为：“音效”对于讲故事来说实际上只是干扰。
　　纳博科夫忠于视觉世界，而不是听觉，他设法得到一切可以得到的“安静”和“沉默”，书面方式帮助他在回答问题前找到足够的沉默时间用来思考……这让人想起高考前夜我们怎样以读秒方式享用那最后的间歇——那想象着睡眠的不眠之夜，我们希望时间永远跨越不了它，就像墙上快没电的石英钟，尽管秒针还企图摆动，但就是无力跨过那一小格……我们都是些享乐之徒，希望生活在无限延长的间歇里。
　　纳博科夫同样享用着一切间歇。他极力避免现场思考，他预想或者回忆，他恢复了“沉默”本身的尊严——在黑暗中独自思考，再以成熟的想法示人。他通过书面回答消除了时间的压迫，在这方面足以与“芝诺的乌龟”匹敌，这只乌龟永远在延长从0到1之间的旅行，它缓慢的步子使这段短途旅行变为深入“无穷小”世界的长途跋涉。
　　这与真正的对话截然不同。博尔赫斯发现在真正的舌战中人们往往来不及说完就被对方抢了话锋。小说里漂亮的对话是虚构的，因为“太完整”，而且没有时间的压力，说了那么一大通离别的话，分针才走了一小步。
　　柏拉图的《对话集》展现了这种理想的对话方式：为使论证的过程清晰可辨，苏格拉底和对手总是一个回合只表达一个极为单纯的意思——苏格拉底的结论都是通过辩论推导出来的。他不能一下说出真理，他需要先从一个遥远的起点开始，逐渐回归到他所认为的“真理”。这需要时间。
　　可现实里的时间是不够用的。因此自然界很少能找到苏格拉底所需的从容展开的语言序列，日常对话也少有完整的枚举；而书面语中那种铺陈和大型排比的段落也只会让讲话者陷入迷雾——即兴发言时，特别是必须边想边说的时候，发言者能体验到的语言中的因果链就会萎缩得非常短——人们往往只记得上一句说了什么。
　　不过古希腊的智者也许就是这么说话的。他们表演对话：在闹市街头讨论政治的时候也许就是这么不紧不慢地说话的，他们说给路人、说给第三者听，为了让第三者听清楚，他们耐心地等对方说完，耐心地一点一点地说——问者与答者实际上是在共谋说出真理，正如柯林武德所说：“问与答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命题”——他相信人们说的每句话、每句独白都是在回答某个问题，而省略了问题本身。访谈就是要捕捉包含着问与答的完整命题，因此ＢＢＣ的“访谈”也许是适合苏格拉底的。
　　但与苏格拉底不同的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作为一个孤独的作家并不需要什么辩论，他需要的是沉思，他更注重生命里大块大块的沉默。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曾经说：“至少需要20个小时的沉默和孤独，才能够好好与他人交谈10分钟。”

作者系本报设计总监，他的书《书与画像》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ｅｍａｉｌｊｏｅｆｏｘｚｏｕ＠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