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纽约客》，我该说点什么？这真是一本伟大的漫画书；它让我学会了看待生活的另一个角度；引用《纽约客》漫画编辑罗伯特·考夫曼的话说：“幽默戳穿神话并解放我们。”而我要承认的第二点是，我用了足足3年时间，才敢于说出这样的事实：我不太喜欢《纽约客》。

和大多数具有文艺情结的中国青年一样，《纽约客》杂志曾是一个被我不断挂在嘴边的符号。我会很真心地给每一个不拒绝倾听的人讲述，哈罗德·罗斯是在一个叫弗雷西曼的面包房老板的资助下，才得以在1925年创办这本杂志，他们是打桥牌的搭档。而罗斯看起来也绝非天才人物，事实上，他落魄而粗俗，一直到该杂志已成为纽约文化界的象征时，他竟还会问出“莫比·迪克是人的名字，还是那头白鲸的名字”这样的问题。他常常与一帮明星、艺术家与记者在阿尔贡京饭店里聚会，但据说，他们从来不谈论严肃的话题，而沉浸于那些有趣得甚至有些低级的玩笑。

罗斯的志向是记录下来正在蓬勃兴旺的大都市文化，这包括令年轻人陶醉的爵士乐、百老汇歌舞剧等等，还有他那一伙人的玩笑。它是典型的喧闹的上世纪20年代美国的产物，但罗斯将其自身的一点取向发挥到极致，如何让每个人都体验到的生活变得更有趣味。除了发现詹姆斯·瑟伯、怀特这样的别具一格的作家，罗斯还将极强的视觉效果注入杂志中，它被鲜亮的颜色所包装，它创造出一种新颖的漫画风格，它甚至看起来像是某种漫画杂志，就像当时一位评论家说的：“在世界范围内，这是为不会阅读的人提供的最好的杂志。”

罗斯与1920年代崭露头角、与众不同的作家与漫画家缔造了《纽约客》的幽默传统，甚至可以说一种新的美国式幽默传统。但离开1920年代的特别语境，离开纽约的生活氛围，这种理解显出某种牵强。1952年肖恩成为《纽约客》的第二任主编，与罗斯不同，肖恩以严肃著称。他看起来像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他的身材很矮且毫无吸引力，他从不过夜生活，他认为的一顿丰盛午餐，不过是在阿尔贡京饭店点上一杯橙汁与一份燕麦片。幽默，在肖恩时代，已不再是《纽约客》惟一的标签了。一方面，因为那一代杰出的幽默作家E·B·怀特与詹姆斯·瑟伯都已老去，新一代则无法把握住他们的神韵；另一方面，肖恩个人比罗斯更具有严肃的社会意识。正如怀特曾写到的，罗斯是20年代的产物，那是一个喧闹的年代，而肖恩则是30年代的产物，是人们在街头兜售苹果的凄惨岁月。

《纽约客》在肖恩的年代除保持了固有的文学成就外，更变成了探讨严肃社会问题的舆论领袖。从1945年的《广岛》报道之后，肖恩继续使《纽约客》保持着社会良心的角色，尽管他从来都是那样温和，但却暗暗使《纽约客》承载了教育的使命。20世纪60年代初，杂志发表了著名黑人作家詹姆斯·伯德温关于黑人凄惨命运的小说，成为民权运动中最著名的篇章之一；雷切尔·卡尔森的作品《寂静的春天》也是最初在《纽约客》发表的，并掀起了环保主义的风潮。一次，肖恩邀请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为杂志写作关于极权主义的文章，后者担心这样的题目是否对读者来说太艰深了，但我们的肖恩先生则用他著名的缓慢的语气回答说：“不，他们需要读这些。”肖恩的完美主义将一本杂志推向了它不应该具有的位置———它甚至比书籍更耐读与准确。美国的几代作家都知道，成名的最简洁方式，是在《纽约客》上刊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