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偶尔也有几篇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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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翻阅几本侠义小说，有本序言里提到《儿女英雄传》，说钱玄同非常爱读，而且是“倒背如流”，让我很是惊讶，恁地絮叨耗时的小说背诵下来，无疑是一项极为辛苦的体力活儿。当然，书中的十三妹我也是喜欢的，只是恼作者本是一个小中篇，偏偏给弄了六、七十万字。而且故事依然是才子佳人，不过把英雄救美人，给换成了美人救公子。　
　　《金瓶梅》呢，写到时间总是“时光荏苒”，一笔带过，缺少缓冲的路数，又未免简明太过。而且动辄“诗曰”，颇是滑稽，在转承上也远不如《红楼梦》来得自然。《聊斋志异》，光怪陆离，情事艳绝，好玩的事情层出不穷，却又总是犯那叙事之后点题的毛病。及至清末，好不容易不“诗曰”了，《老残游记》又开始了“话说”，有股子摇舌鼓唇、按耐不住的不爽透。中国的几个小说名著，就这样多多少少的让人别扭着。　
　　章回小说到了民国，渐渐被现代小说挤兑到了侠义和冶情的歧路上。而那一拨学人多习西学，又因为旧学的底子，且处变世，行文与事，皆有魏晋风，非小说类的文字却也由此做到了极致。随笔的佳妙自不必说，学术疑古怀疑到《管子》《韩非子》全为后人委托之作，甚而定论本无管仲、韩非其人，也可谓是为《笑林》增一猛料。　
　　多年前买过本刘达临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巨四十万言余，惜之太过罗嗦，文笔也堪称拙劣。看文笔差强人意倒也罢了，然频频用后来文字佐证前朝故事，甚而得出“从中国的历史看来，应该说在夏商周的时代，在平民群众中，男女之间的爱情开始产生了”等等诸如此类的荒唐论点，则几近面目可憎了。同为谈性的书，潘光旦译霭理士《性心理学》，小注全是学问，买一册有读了两本书的充实感。撇开疑古不谈，两相较下，辞质、义理，民国的文章依然居了上风。　
　　黄裳是喜欢论史的，从野史考证野史中人也算是他的创举了。写陈圆圆，拉拉杂杂一文，要与姚雪垠理论，而姚写《李自成》，是演义的路子，参阅资料数倍于成文，是不屑理他的，因为他与古人扯关系的事情做了太多，多是打着“史”的牌子胡说八道；说柳如是的好些，终究也是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