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家的阑尾----《中国先锋诗选》序言 王晓渔
作者：【BBEETHOVENN 】 发帖时间：2003-11-02 17:09:06
发言内容：
国家的阑尾
----《中国先锋诗选》第三卷序言
王晓渔
坦白地说，“国家的阑尾”是一个有歧义的题目。用它来形容诗人们，势必引向两种不同的境遇。第一种情况指“诗人是国家的阑尾”，比如柏拉图曾试图把这个阑尾彻底割除--他的理想国里不欢迎诗人。类似的故事不仅发生在古希腊，也不仅是哲人的妄想症。1964年，一个叫布罗茨基的诗人，就被前苏联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判处5年劳动改造。第二种情况指“国家是诗人的阑尾”，仿佛患了一场热烈的单相思，“国家”几乎成为所有诗人暗恋过的对象。即使上面那个俄罗斯小伙子被驱逐出国之后，他依然无法忘记国家的阑尾炎所带来的那种疼痛感，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在“国家的阑尾”里存在着两种甚至更多种“国家”。有的偏向于政府（极权的、民主的或其他），有的偏向于人民（道具的、真实的或其他），还有的偏向暧昧不清。欠发达地区的先锋诗人，往往很难完全回归到诗歌的本体上（或者说，“完全回归”是不可能的目的地）。不管他们是否情愿，似乎总摆脱不了詹姆逊的“民族寓言”的预言。特别是中国的“朦胧诗人”，必须同时面对两种“国家的阑尾”。与颂歌诗人把文字当作资本的“物物交换”不同，他们只擅长不对称的情感交换。虽然诗人们在国家的地图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但诗歌的地图上却始终为国家留下了一席之地。
在我看来，《中国先锋诗选》（以下简称《诗选》）中的绝大多数作者，都没有幸免这场不可救药的“阑尾炎”。从时间上说，刘自立、严力、雪迪等大都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并在70年代开始写作。这就意味着他们既是“新中国的花朵”，也曾面对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疑问--后者更是一个政治学而非植物学的命题。从空间上说，严力、雪迪长年旅居海外，其他诗人也不会缺乏那种“内心流亡”的体验。借用另一位诗人孙文波的说法，他们都经历过“地图上的旅行”。同样，这不属于地理学的命题，它与诗学密切相关。当政治学与诗学发生遭遇，就必然面临一个致命的问题：“异议的诗学”是否可能。
在“先驱”黄翔那里，异议取代了诗歌，诗人被国家当作人质，国家几乎成为身体。作品标准与国家美学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同构关系。后来的“纯文学”，则假设文学是仅存的一块“净土”，“国家的阑尾”成为不洁之物被一割了之。它们分别构成文学的“集中营”和“乌托邦”，使得诗歌要么成为工具要么成为玩具。在《诗选》中，我们能够隐隐约约地辨认出一种“异议的诗学”。“国家”既不直接在诗歌中发出“最后的吼声”，也不做“沉默的大多数”。当然，具体的分贝很难被精密控制。但我们至少能发现，诗人试图让国家进入自己的声音，而不是让自己进入国家的声音。
很惭愧，虽然雪迪的名字早有耳闻，我却是第一次拜读他的作品。这种迟到的阅读，并没有妨碍我对他的偏爱。一个远离故国的写作者，似乎对母语更加敏感。诗中的词语各就各位，没有任何冗员。诗歌的完整与内心的断裂感相互映衬，如同长年居住在旅馆里的宾客，尽管房间很温暖却掩饰不住他身体的寒冷：
在碎玻璃的碴上走路。
在不说本土语的城市里居住。
雪迪--《七年》
种种劫难之后，有些人沾沾自喜地成为一名“幸免者”，雪迪却对自己的“幸存者”身份无法释怀。“幸免者”与“幸存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对于过去时的灾难，前者善于遗忘，后者更擅长记忆；对于现在进行时的灾难，前者只关心自己是否得救，后者却会对其他的亡灵耿耿于怀：
当我拿出钥匙，黑暗中
一些最优秀的人
正在我的祖国消逝
雪迪--《威金人旅馆》
在雪迪的诗中，也会发生“国家在哀叹自己的/绘图员笔下消失”的奇迹，但这绝不意味着“国家”对作者而言不复存在。国家在哀叹中消失，同时又在哀叹中复活。雪迪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招魂者”，百晓生曾这样评点他：“这些诗充满了浪漫和理想的味道，这依旧是目前诗歌的主题，但我对这种主题非常怀疑。诗中的一些词语，比如大写的‘祖国’、‘死亡’、‘女人’、‘灵魂’、‘海’，已经没有多少人在用了。幸运的是，作者在写出这些词语的时候，已经竭力将它们缩小，虽然没有小到他们应该呆的位置，但已经很贴切了，没有生硬和突兀的感觉。”
相比之下，严力更关心那些被暴力伤害的语言。为了使诗歌能够重新造血、摆脱苍白的面孔，他引入口语来冲洗意识形态句式，借助床抵制国家对个人空间的侵犯：
谁会相信
国家蜜蜂的叮蜇是为民族的面庞消肿
在梦想不与历史一起醒来的日子里
剩下的事情就是打扮那张床
严力--《裁缝》
略萨曾在一篇随笔中“庄严”宣告：哪怕您吓得发抖也好：我唯一热爱的祖国就是我妻子卢克莱西娅蹂躏的双人床。略萨的公式是“祖国＝双人床”，而严力的公式则有可能是“国家≠床”。这位中国诗人对“床”的热爱，更多地是因为对“国家”的无奈。在他那里，床无法替代国家，它只是国家的替代品。
作为一名《今天》社的“遗少”，刘自立不像那些“遗老”们充满过多的国家观念。或许，这与他对音乐、绘画的兴趣有关。稍微留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巴赫（多半是格伦·古尔德演奏的）、凡高的身影经常出没于他的诗歌。与文字相比，音符和色彩更具国际性，刘自立笔下也常常会出现“世界”。我们有理由怀疑诗人曾经经历过一次“脱胎换骨”：
熊从我的身边走过
它带走我的影子
我从前一个我的身边走过
熊在那里把我的影子慢慢咀嚼
刘自立--《熊》
一个人的影子仿佛他的国籍。“昨日之我”和“今天之我”，因为影子的消失变成陌生的两个人。当然，影子虽然消失，关于它的记忆还在。刘自立的诗歌配方也由两部分组成--九成翻译体和一成文言体。
更为年轻的瓦兰，同样拒绝在诗歌中展现“国家”。但与刘自立诗中过多的外籍词语不同，瓦兰喜欢那些没有国籍的事物，比如“土地”、“天空”、“大海”。这可能是一种被迫的选择：
内地的居民不欢迎因贫困而漫游的诗人
他被逼向广阔遥远的海洋
轮船驶入险峻的海峡，他又听见花瓣的低语
瓦兰--《花瓣》
如果说在70和80年代，在诗歌中远离国家是一种无声的异议；那么90年代以降，它的效果会不会戏剧性地变成无声的合谋？也就是说，当“国家的阑尾”逐渐退化直至彻底被切除，百晓生的问题将再次凸现出来。如何使那些大写的飘来飘去的词语，重新缩小并且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遗憾的是，生于70年代的杨邪和苏非舒并没有触及到这个问题。严力的床被杨邪缩小为“性”，随即又被反复放大为诗歌的母题，仿佛阑尾也能变成性器官。虽然杨邪多次使用“极其形而下又极其/形而上的抱怨”、“粗鄙而崇高”之类的句式，他的诗歌却没有达到这种“二重奏”的效果。苏非舒喜欢使用瓦兰式的“无国界词语”，他试图通过大量的数字和具体的年份来进行一些限制，可惜往往南辕北辙。词语并不遵从他所指定的位置，如同空心的稻草人随风飘扬。当然，这样比较并不公平，毕竟后面两位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学徒期。关于未来，谁又敢轻易做出预言呢？
对于诗人来说，“国家的阑尾”不是万能的。但国家对于诗歌的意义，正如性、政治与诗歌的关系。它们之间可能互相伤害，也可能互相滋养。一次阑尾炎对诗人来说可能是灾难，对诗歌来说则可能是礼物。有人说阑尾可有可无，准确地说，它在有无之间。阑尾不是检验文学的唯一标准，它却是文学肌体的不多不少的组成部分。如果阑尾成为身体、或者性器官、或者消失，恐怕都不是诗人和诗歌的福音。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刘自立先生嘱我为《诗选》写序，后生小子不敢妄加推辞也不敢贸然应承。套用古诗十九首的说法，“写序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谨以此文作为与诸位未曾谋面的朋友的对话，它与《诗选》的关系，也正是阑尾与身体（不是隐喻意义上的）的关系。如果阑尾有任何越轨之处，自然应该让它回到自己应该呆的地方去。(该书已在席殊全国600家连锁书店上市）
（消息提供：凤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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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阑尾
----《中国先锋诗选》第三卷序言
王晓渔
坦白地说，“国家的阑尾”是一个有歧义的题目。用它来形容诗人们，势必引向两种不同的境遇。第一种情况指“诗人是国家的阑尾”，比如柏拉图曾试图把这个阑尾彻底割除--他的理想国里不欢迎诗人。类似的故事不仅发生在古希腊，也不仅是哲人的妄想症。1964年，一个叫布罗茨基的诗人，就被前苏联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判处5年劳动改造。第二种情况指“国家是诗人的阑尾”，仿佛患了一场热烈的单相思，“国家”几乎成为所有诗人暗恋过的对象。即使上面那个俄罗斯小伙子被驱逐出国之后，他依然无法忘记国家的阑尾炎所带来的那种疼痛感，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在“国家的阑尾”里存在着两种甚至更多种“国家”。有的偏向于政府（极权的、民主的或其他），有的偏向于人民（道具的、真实的或其他），还有的偏向暧昧不清。欠发达地区的先锋诗人，往往很难完全回归到诗歌的本体上（或者说，“完全回归”是不可能的目的地）。不管他们是否情愿，似乎总摆脱不了詹姆逊的“民族寓言”的预言。特别是中国的“朦胧诗人”，必须同时面对两种“国家的阑尾”。与颂歌诗人把文字当作资本的“物物交换”不同，他们只擅长不对称的情感交换。虽然诗人们在国家的地图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但诗歌的地图上却始终为国家留下了一席之地。
在我看来，《中国先锋诗选》（以下简称《诗选》）中的绝大多数作者，都没有幸免这场不可救药的“阑尾炎”。从时间上说，刘自立、严力、雪迪等大都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并在70年代开始写作。这就意味着他们既是“新中国的花朵”，也曾面对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疑问--后者更是一个政治学而非植物学的命题。从空间上说，严力、雪迪长年旅居海外，其他诗人也不会缺乏那种“内心流亡”的体验。借用另一位诗人孙文波的说法，他们都经历过“地图上的旅行”。同样，这不属于地理学的命题，它与诗学密切相关。当政治学与诗学发生遭遇，就必然面临一个致命的问题：“异议的诗学”是否可能。
在“先驱”黄翔那里，异议取代了诗歌，诗人被国家当作人质，国家几乎成为身体。作品标准与国家美学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同构关系。后来的“纯文学”，则假设文学是仅存的一块“净土”，“国家的阑尾”成为不洁之物被一割了之。它们分别构成文学的“集中营”和“乌托邦”，使得诗歌要么成为工具要么成为玩具。在《诗选》中，我们能够隐隐约约地辨认出一种“异议的诗学”。“国家”既不直接在诗歌中发出“最后的吼声”，也不做“沉默的大多数”。当然，具体的分贝很难被精密控制。但我们至少能发现，诗人试图让国家进入自己的声音，而不是让自己进入国家的声音。
很惭愧，虽然雪迪的名字早有耳闻，我却是第一次拜读他的作品。这种迟到的阅读，并没有妨碍我对他的偏爱。一个远离故国的写作者，似乎对母语更加敏感。诗中的词语各就各位，没有任何冗员。诗歌的完整与内心的断裂感相互映衬，如同长年居住在旅馆里的宾客，尽管房间很温暖却掩饰不住他身体的寒冷：
在碎玻璃的碴上走路。
在不说本土语的城市里居住。
雪迪--《七年》
种种劫难之后，有些人沾沾自喜地成为一名“幸免者”，雪迪却对自己的“幸存者”身份无法释怀。“幸免者”与“幸存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对于过去时的灾难，前者善于遗忘，后者更擅长记忆；对于现在进行时的灾难，前者只关心自己是否得救，后者却会对其他的亡灵耿耿于怀：
当我拿出钥匙，黑暗中
一些最优秀的人
正在我的祖国消逝
雪迪--《威金人旅馆》
在雪迪的诗中，也会发生“国家在哀叹自己的/绘图员笔下消失”的奇迹，但这绝不意味着“国家”对作者而言不复存在。国家在哀叹中消失，同时又在哀叹中复活。雪迪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招魂者”，百晓生曾这样评点他：“这些诗充满了浪漫和理想的味道，这依旧是目前诗歌的主题，但我对这种主题非常怀疑。诗中的一些词语，比如大写的‘祖国’、‘死亡’、‘女人’、‘灵魂’、‘海’，已经没有多少人在用了。幸运的是，作者在写出这些词语的时候，已经竭力将它们缩小，虽然没有小到他们应该呆的位置，但已经很贴切了，没有生硬和突兀的感觉。”
相比之下，严力更关心那些被暴力伤害的语言。为了使诗歌能够重新造血、摆脱苍白的面孔，他引入口语来冲洗意识形态句式，借助床抵制国家对个人空间的侵犯：
谁会相信
国家蜜蜂的叮蜇是为民族的面庞消肿
在梦想不与历史一起醒来的日子里
剩下的事情就是打扮那张床
严力--《裁缝》
略萨曾在一篇随笔中“庄严”宣告：哪怕您吓得发抖也好：我唯一热爱的祖国就是我妻子卢克莱西娅蹂躏的双人床。略萨的公式是“祖国＝双人床”，而严力的公式则有可能是“国家≠床”。这位中国诗人对“床”的热爱，更多地是因为对“国家”的无奈。在他那里，床无法替代国家，它只是国家的替代品。
作为一名《今天》社的“遗少”，刘自立不像那些“遗老”们充满过多的国家观念。或许，这与他对音乐、绘画的兴趣有关。稍微留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巴赫（多半是格伦·古尔德演奏的）、凡高的身影经常出没于他的诗歌。与文字相比，音符和色彩更具国际性，刘自立笔下也常常会出现“世界”。我们有理由怀疑诗人曾经经历过一次“脱胎换骨”：
熊从我的身边走过
它带走我的影子
我从前一个我的身边走过
熊在那里把我的影子慢慢咀嚼
刘自立--《熊》
一个人的影子仿佛他的国籍。“昨日之我”和“今天之我”，因为影子的消失变成陌生的两个人。当然，影子虽然消失，关于它的记忆还在。刘自立的诗歌配方也由两部分组成--九成翻译体和一成文言体。
更为年轻的瓦兰，同样拒绝在诗歌中展现“国家”。但与刘自立诗中过多的外籍词语不同，瓦兰喜欢那些没有国籍的事物，比如“土地”、“天空”、“大海”。这可能是一种被迫的选择：
内地的居民不欢迎因贫困而漫游的诗人
他被逼向广阔遥远的海洋
轮船驶入险峻的海峡，他又听见花瓣的低语
瓦兰--《花瓣》
如果说在70和80年代，在诗歌中远离国家是一种无声的异议；那么90年代以降，它的效果会不会戏剧性地变成无声的合谋？也就是说，当“国家的阑尾”逐渐退化直至彻底被切除，百晓生的问题将再次凸现出来。如何使那些大写的飘来飘去的词语，重新缩小并且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遗憾的是，生于70年代的杨邪和苏非舒并没有触及到这个问题。严力的床被杨邪缩小为“性”，随即又被反复放大为诗歌的母题，仿佛阑尾也能变成性器官。虽然杨邪多次使用“极其形而下又极其/形而上的抱怨”、“粗鄙而崇高”之类的句式，他的诗歌却没有达到这种“二重奏”的效果。苏非舒喜欢使用瓦兰式的“无国界词语”，他试图通过大量的数字和具体的年份来进行一些限制，可惜往往南辕北辙。词语并不遵从他所指定的位置，如同空心的稻草人随风飘扬。当然，这样比较并不公平，毕竟后面两位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学徒期。关于未来，谁又敢轻易做出预言呢？
对于诗人来说，“国家的阑尾”不是万能的。但国家对于诗歌的意义，正如性、政治与诗歌的关系。它们之间可能互相伤害，也可能互相滋养。一次阑尾炎对诗人来说可能是灾难，对诗歌来说则可能是礼物。有人说阑尾可有可无，准确地说，它在有无之间。阑尾不是检验文学的唯一标准，它却是文学肌体的不多不少的组成部分。如果阑尾成为身体、或者性器官、或者消失，恐怕都不是诗人和诗歌的福音。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刘自立先生嘱我为《诗选》写序，后生小子不敢妄加推辞也不敢贸然应承。套用古诗十九首的说法，“写序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谨以此文作为与诸位未曾谋面的朋友的对话，它与《诗选》的关系，也正是阑尾与身体（不是隐喻意义上的）的关系。如果阑尾有任何越轨之处，自然应该让它回到自己应该呆的地方去。(该书已在席殊全国600家连锁书店上市）
- Re: 鍥藉鐨勯槕灏�----銆婁腑鍥藉厛閿嬭瘲閫夈�嬪簭瑷� 鐜嬫檽娓�posted on 11/04/2003
嗯，有意思。里面每贴都很有意思。我向上仰望着井口，心想，今天收获不小，基本看见了“中国先锋诗派”的样子。自立有空多贴一些，或也给俺指个路。:)
玛雅真的走了。不会出家去吧？:) - Re: 鍥藉鐨勯槕灏�----銆婁腑鍥藉厛閿嬭瘲閫夈�嬪簭瑷� 鐜嬫檽娓�posted on 11/04/2003
thanks for your reading .
maya could flight to meet a god's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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