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到浅处流也湍，风骚不逊细浪潭
-就知青一代的青年岁月与余杰商酌
鲁汉
文化大革命六六年始，两年过去，政府瘫痪，工厂停工，学校停学，全国枪炮四起，各地民心惶惶。在这一背景下，把那些出于无奈而在社会上游手好闲的老三届打发出城已有必成之势。到了伟大的舵手一声令下，那些学生在惊天动地的哭声中奔赴农村边疆时，可以有把握地说，其中情愿的不是没有，但大多是出于无奈。
这样讲来，再把这些青年如余君那样说成 “象野兽一样冲向农村，冲向边疆。他们加剧了农村的苦难，他们自己也成了牺牲品” ，仿佛上山下乡还是这些青年丧失理性后的自我选择，就有失公允。这些青年是时代的牺牲品，而不是那恶世的负责人。何况，在接受‘ 再教育’ 的最高指示之下，他们沦落到山上村里时更象孱弱无助的绵羊，而不是施害于人的野兽。
余君既然对知识青年有以上的苛责，不免以为促成这一代人的忏悔是义不容辞了。于是，让他感到 “欣慰的是，二十多年之后，知青一代中的部分人开始了忏悔和批判” ，言外之意，这一整代人都应当忏悔和批判。更有甚之，余君把“知青餐厅” 的成功和“红及一时” 也看作“没有任何反省和忏悔的怀旧。” 于是，在余君眼中，这一代人不是时代的牺牲品，反成了时代的罪人；但有忏悔自省之份，绝无追恋青春之理。
夫天下人性之高下，但依时势而易其表，不以年代而变其宗。悲惨世界和艰难时世之中，正如雨果和狄更斯以此命名的小说所证，尚不能泯灭了美好的人性，反而使它在黑暗中燃烧得更绚丽了。知青一代中，谁说没有以天下为己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置自身安危于不顾的娇子，又何尝没有以弱抵强，抗争凌辱的壮举。又退上一步，知青一代中有多少人在那黑暗的年代，冒着风险，涉猎西方东土的哲学政史，不挠地思索过时代的方向。
正值青春鼎盛之期，男情女爱本是当然，却受到官方意识，社会监控，和恶劣条件的多方束缚。可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一代人中却不乏痴男呆女效尤托尔斯泰的安娜，屠格捏夫的前夜，小仲马的茶花女，巴儿扎克的欧也妮，莎士比亚的罗米欧，献出了自己浪漫的初情。又有多少刚烈质朴的情侣，为抗争相爱的权力而抛弃了自己的生命。
在对知识的追求上，知青的一代中，又有多少人在一天的农牧之余，田野里，寒署中，讥腹时，油灯下，刻苦攻读，数年一日，动人之情，直比千古嘉话。其中学而有成，后来考入大学，跳上研究生院，现在科学和教育领域里成为栋梁之材的人也不乏人在。
话说人穷志短，落难之中，不能洁身自好，偷鸡摸狗，谄上媚贵，逢上僧多粥少的招工升学之类的机会就彼此倾轧之类的行径，在知青一代的经历中并非绝无仅有。更不要说抽烟喝酒，拍婆子，玩物丧志的大有人在。 但反观当代，以其金钱至上，商场上尔虞我诈，笑贫不笑娼的风气之盛，若要追本溯源的话，品行之劣怕不在父兄人下，单少了一番开脱的理由。自古至今英雄本是少数，单单为此非难于知青一代情理不通
余君尚借一位出卖过父亲的女儿之口抨击那“颠倒一切卑鄙与崇高，一切谎言与真实” 的时代。且不去推敲那个年代，荒谬则已，是否真到了颠倒了“一切” 的那个说法，但那世道的荒谬绝不能说明那一代受害者的辜行。在那个可悲的年代，被迫出卖过自己父母亲友的人既使情有可原，还当忏悔自勉是不错的。但那一代人的多数，良心在当时并未泯灭，父辈蒙难的，不为图私之机所诱，落井前拒不投石的人，数不可计。以个把大义灭亲之举，强求知青一代之悔，实有赏罚不明之嫌。余君的前言后语，透着既经乱世，行必有失的逻辑。不知在余君眼中，当今的国内世界是否已达大治？倘若不是，是否国人世人都应按那个对知青一代的逻辑也自诘忏悔一番？
不久前还有机会看一部叫作“灰色地带 (GRAY ZONE) ” 的影片，片中涉及到一些犹太人面临着毒气室和焚尸炉为苟延残喘而对同胞所做下的劣行。这部电影所引起的争议之一是如何看待那些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我想答案虽然可以各异，但不应忘记的是这些人从本质上是受害者，因而更应当得到的是怜悯而不是谴责。这种行为对人性的说明是整个人类，而不仅仅是那些身陷绝境的犹太人，值得深思的事情。更不要说，大多数在集中营的人并没有在威逼利诱之下出卖良心，不少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人性的美好留下了最令人信服的见证。
如果说知青一代走过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段黑暗的年代，那么是谁，是什么应当对那一切负责呢？是那时的当权者，是他们的爪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历史的车轮，还是万能的上帝？这个问题恐怕越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可是，不管答案是什么，把谴责放到那个黑暗年代的受害者的身上是于理不通的。
这一代人在那风雨飘摇的年代遭遇了和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磨难。这样的经历自然地在他们的成熟过程中留下了不可抹灭的痕迹。有说，“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揭示了挫难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的正面作用，本以为这在古今中外，早成定论。由此，又见余君置疑 “知青时代的‘人生经历’ 是知青们今天功成名就的前提” ，实感意外。当年的知青今天有多少可谓功成名就，且当别论，但他们回顾过去的经历，看到过去与现在的因果关联，何有厚非之处，又何有“混淆了基本逻辑推理” 之嫌呢？
彼一代，此一代，代代人有高下，
彼一朝，此一朝，朝朝各领风骚。
知青一代，虽未逢盛世，时事艰辛，人生蹉跎，但也有相当幸运的一面。他们那特殊的经历，使他们真正有权力说：我们曾天真地憧憬，严肃地怀疑，勇敢地反抗，执拗地探索，默默地忍受，怯怯地相爱，消沉地避世，深深地反思，耐心地等待。作为一代人，他们没有被经历的苦难而碾倒在地，诚实地品味着往事的苦，咂出其中的甜，而今站在这面目全非的新世界，迎来了自己的新生。他们的青春燃烧时所放出过的那耀眼夺目的光芒，毫无疑问地，将永远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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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青春有悔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余杰
究竟是“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
这是知青一代人在回忆已经失去的青春岁月时最大的分歧。在某些抒情化的文学作品中，我读到的是空洞的慷慨激昂与自私的执拗坚定，以及对苦难无比浪漫的改写。有人说，没有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没有知青们今天的成就。这种说法似乎在暗示：知青们为了今天的成就，应当无条件地感谢“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恩大德和伟大领袖的无边厚爱。二十多年之后，当年的若干知青已经重返主流社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于是，各种形式的“知青餐厅”、“知青酒吧”吸引了无数昔日的知青的光临，红极一时。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反省和忏悔的怀旧。
我不同意像“青春无悔”这样的混淆了基本逻辑推理的观点。如果说知青时代丰富的“人生经历”是知青们今天功成名就的前提，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追问：难道一个被殴打的受害者应当对殴打他的凶手感恩戴德吗——因为凶手的殴打让他今后承受打击的能力提高了？对于“青春无悔”的说法，有过知青经历的作家颜纯钩感到无法接受，他反问道：“当然，没有二十岁，也没有五十岁，但没有上山下乡，我们不是应该读更多书吗？不是应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吗？我们不是可以少吃更多苦头，有更安定的生活、更理想的家庭吗？当了红卫兵炮灰不算，还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死了残了，也不敢问一个为什么，上天对我们这一代，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最近，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这些作者都是“自己写自己”的、普普通通的当事人。他们不是专业作家，也不是名人大腕，而是默默地生活、泯然于众人的“无名者”。他们在咀嚼并反刍了苦难之后，终于拿起了笔，用最接近真实的表达方式，勇敢地书写那段不堪回首、却又必须回首的历史。《落荒》写内蒙知青的惨烈爱情，《无人部落》写青海知青的以命抗争，《泣红传》写西南知青的“占山为王”，《羊油灯》写知青内部的欺诈、叛卖与杀戮，《狼性高原》写人性沦落为狼性的历程，《审问灵魂》写蒙昧者的忏悔与哭泣……从“北大荒”的白水黑山到云南边陲的热带丛林，从青海的茫茫戈壁到内蒙的沙漠和草原，在这个没有幕布的广阔舞台上，上演了无数空前绝后的人生惨剧。
这是一套介于“小说”和“自传”之间的“心灵之书”，丛书的总策划岳建一认为：“这套文本把追溯一代人生命与精神的本真、本原作为目标，对中国知青精神作最诚实、最本色的探索，努力荟萃散失在民间的富有个人特质、生命血脉、精神容量和历史价值的文本。这是一种质地和硬度，更是一项艰辛的抢救工程。”我赞同岳建一的这种努力，也希望有更多的普通作者加入到这一“抢救工程”中来。在阅读完这套丛书之后，我更对张承志和梁晓声这一批“知青作家”的写作方式和生命状态表示深刻的质疑：这些长期以来掌握着知青一代的“话语权力”的作家，对知青的生命历程作了精心的篡改，也对年轻一代读者进行了可怕的误导。他们不反思，也不忏悔，坚持为当年的“理想”辩护。他们打着“真实”的旗号掩盖着真实，他们打着“正义”的旗号歪曲着正义。他们的文字遮蔽和改写了那些最血腥、最残酷的历史章节；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一批虚构的、错误的素材。他们真的感到“青春无悔”吗——那只能说明他们太愚昧；或者，他们只是在口头上说自己“青春无悔”——那就更糟糕了，他们居然堂皇地说谎！
当“理想主义”的光环被剥开之后，我看到的是一群群血肉模糊的身体和伤痕累累的心灵。一个名叫包庆生的知青，因为揭发康生被判二十年徒刑。队长用带刺的铁丝抽他。他胡子长得老长，浑身流着血，仍然昂着头，叫骂不绝。监管人员手持大棒抡他，给他上夹刑，戴“苏秦背剑”式的背铐。他的胳膊残疾了，腿也夹烂了，卧在屎尿堆里，依旧叫骂和抗争。铁骨铮铮的汉子后来被判处死刑。这样“先知先觉”的知青究竟有多少呢？他们因为提前醒来而失去了生命，那些精于计算的人又要衡量“值”与“不值”了。更多的知青则深陷于青春的狂野和邪恶信仰的洗脑之中，他们像野兽一样冲向农村、冲向边疆。他们加剧了农村的苦难，他们自己也成为牺牲品。在红太阳的照耀下，无数的女知青遭到了残暴的凌辱、奸污和虐杀。即便是知青与知青之间，也并非全然是纯洁无瑕的“战友关系”，他们之间的武斗并不比工人们“温柔”；许多知青与家人之间，也再没有基本的血缘纽带和亲情，出卖与仇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滋长着，正如一位出卖过父亲的女知青所说：“那是一个怎样荒诞的年月呵，鼓励告密，鼓励出卖，鼓励自我揭发，还要敢于‘刺刀见红’，直至颠倒一切卑鄙与崇高，一切谎言与真实，一切是非、常识与逻辑。”这样的时代，居然还有人要将其“审美化”，我不得不再次重复我的感叹——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远远大于人与狼、人与猪之间的差别。
然而，让我欣慰的是，二十多年之后，知青一代中的部分人开始了忏悔和批判。他们忏悔昔日的迷茫和软弱，忏悔一个时代的无知和罪孽；他们批判专制的暴虐和虚伪，批判一种思想的荼毒和腐蚀。他们由“青春无悔”走向了“青春有悔”。他们不是用文字来写作，而是用生命来写作。他们不是在创造文学，而是在保存历史。他们不再以“无知者无畏”而感到自豪，而正像一位组织集体上访的知青首领所说：“我想，我们将站起来，我们应该站起来，由此出发，走向新的生活，走向有人格、有尊严、有灵魂的生活，走向可以真实地说话真实地哭泣真实地活着的生活……”他们的回忆和写作就是这样一种可贵的尝试——撕开自己已经愈合的伤疤，不是一件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作为年轻一代，我愿意认真地阅读这些与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息息相关的文字，在向这些作者表达敬意的同时，我更愿意将我的生命与他们的生命联结起来。
□ 《观察》
- posted on 11/29/2003
Quite well written. I was actually thinking of Lu Han when I posted my previous piece on expressing nobility in literature.
Again, this is an coincidence I love to find in life. From reading Lu Han's recent writing, I somewhat have a sense that he is one of the few who still cares about writing or displaying nobility in prose writing. He still likes to express or appraise some kind of nobility in human nature, while the current trend or fashion (including Mr. Yu) is devoting its energy in exposing the dark side of human nature.
As I siad earlier, this is a worldwide trend of the 20th century, or even earlier. In fact, it already hit China in the 1940s. The vangard group in literary circle then already noticed and tried to advocate this western trend. Even in Yan An (the Communist base) the question was raised, but only to be stopped by Mao, who wrote something to the effect that It's not necessarily great to expose the dark side of socialism and it's not necessarily trivial to appraise the bright side of socialism. And that prety much ends the discussion in the coomunist era in China. The issue was never raised again until the last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In that sense, China is just catching up, and maybe we need a period of time for a fully catching up.
My question is simply this. In the long run, as a human society (in both West and China), do we ever again need this kind of affirmation of nobility in human nature in literature (novel and prose in particular)?
I noticed that Lu Han cited Hugo and Dickens in his article, and that is exactly what I cited in my previous post. Coincidence again! But it just speaks for itself. This is a question originally somewhat raised by Maya. I hope she will join the discussion too. - Re: 姹熷埌娴呭娴佷篃婀嶏紝椋庨獨涓嶉�婄粏娴江 --- 灏辩煡闈掍竴浠ｇ殑闈掑勾宀佹湀涓庝綑鏉板晢閰�posted on 11/29/2003
我要补充一点是知识青年对落后地区中小学教育的贡献。这个
无论是否出于他们的本意... - Re: 姹熷埌娴呭娴佷篃婀嶏紝椋庨獨涓嶉�婄粏娴江 --- 灏辩煡闈掍竴浠ｇ殑闈掑勾宀佹湀涓庝綑鏉板晢閰�posted on 11/29/2003
知青下乡也有积极的一面。中国城乡壁垒森严，让城里人到乡下人世世代代生活而又习以为常的乡村体验一下，也不为过。后来的许多知青作品老是把知青描述得很委屈，似乎太矫情了些。如果说让知青下乡不平等的话，那么把农民限制在乡村大约更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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