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鲁汉

半夜回到家，小心翼翼地把车推进来，却还是把父亲吵醒了。露着一张睡眼惺忪地脸，他埋怨我道，“你的那个姓赵的同学晚上又来找你了，又让人家白跑了一趟。” 仿佛这是一件不能等到次日再说的事。振开连续数日扑空，让待客热诚的父亲万分地过意不去。这一次坚持让我第二天在家等客人上门。

振开是我的中学低一年级的同学，但是在插队期间才有来往，有不少读书圈子里的共同的朋友，见面的话题大多是文学的讨论和朋友之间的闲话。这一次见面，振开却是另有议题。他讲到办一个杂志的设想，记着我多年前办报的经验，想请我“帮帮忙” 出面当一个编辑。

我坦率地告诉振开我大概不可能出任编辑，但不妨到他家看一下稿子。到了他家，闲聊片刻就处理正事。踌躇满志的振开拿出了一打文稿，递给我一篇关于民主墙的蓬勃形势的政论文章。“我计划用此文作创刊号的社论。请你务必给出修改意见。”
振开说，满脸的谦虚和热诚。

在沉默中，我们度过了几分钟。我的眼光不离稿子，他的眼光不离我的面孔，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我的意见。确定了此文的性质，我把稿子撂下，问了振开一个让他吃了一惊的问题，“请你想好再回答我，你有为此入狱的准备吗？” “这话如何说起呢？民主墙的形势很好，而且…” “你如果有为此牺牲的准备，我可以提供一些对此文的批评供你参考；如果没有那种准备，那么，我们这是在浪费时间。”

振开和我对情势发展的估计显然大相径庭，虽然感到难以接受，他还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对杂志的方向怀疑起来。“但我们不出社论，出什么呢？” 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性质的问题了。

“你不是爱写诗吗？你可以出版诗词啊。你也可以考虑出版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啊。关键在于，你如果没有入狱的准备，这个杂志就应当是非政治性的。”

我们的讨论又转到了杂志的名字。

“你觉得‘无花果’ 这名字如何？”

“不好，不吉利。” 我信口答道。

“噢，真的吗？” 振开脸上的笑意顿然全失，一脸严重的表情。“那么，叫什么好呢？”

“‘当代’ 不错，可惜叫人家用去了。‘今天’ 有同样的意趣，可以考虑。”

“真巧，我也考虑过这个名字。”

又过了几天，振开拿了一本毛姆的集子，问我可不可以给杂志从中译一个短篇。当我把他建议的“蓝影片” 译好交给他时，坚持他找人校对一下。后来我向他询问，他兴奋地告诉我他找到了一个水平极高的英文能手，当场就指出了我的译文的多处讹误之处。

“比如说，毛姆讲的是“坦平” ，你给译成了“平平” ，“深蓝” 误为“幽蓝” 。不过人家都当场劈里啪拉地给改过来了。”

今天的第一期是在灵灵和焕兴家付印，油印出版的。创刊号中收了那篇唯一的译文，毛姆的蓝影片的故事，译者署名不知来自何处，或指何人。有趣的是，我后来知道了那位英文能手是谁，也从此知道了他对那译文果断的校对风格后面的那个小小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