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坛巨匠达·芬奇的读者对他的名画《最后的晚餐》一定不会陌生；熟悉《圣经》故事的读者对达芬奇在这幅名画里用神笔刻画的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也会了如指掌：中坐者是受难前的耶稣，两边环绕着他的是圣经里常常提到的耶稣十二个信徒。但是，最近在美国媒体造成轰动效应的一本畅销书小说《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对画中紧挨着耶稣、左臂和耶稣的右臂构成V字形组合的人物提出了大胆的反传统的异议—“他”秀发披肩，面目姣好，很难和公认的男使徒约翰挂上钩，相反，因为达芬奇的画一向暗藏着多种隐秘和象征，这个人物应该是耶稣的另一位“亲密”伴侣、《圣经》里一个扑朔迷离的女人玛丽亚·抹大拉（MARY MAGDALENE）。小说更进一步使耶稣和抹大拉的关系复杂化：玛丽亚不仅和耶稣是名正言顺的夫妻，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为了躲避罗马人和正统基督教派的双重迫害，曾躲藏在一个隐秘教会，达芬奇后来也成为这个隐秘教会的活跃分子。

照理说这样的的异议在与此有关的美国学者之间早已不是新闻。但当它被畅销书作家丹·布朗（DAN BROWN）以高超的写作技巧穿插在惊心动魄的故事之中从而在读者中造成了强大的影响力，这一点引起了各方媒体的重视。美国三大公共电视台之一的ABC专门制做了一个题为“耶稣、玛丽亚和达芬奇”的节目，还开了一个专题讨论会，邀请了宗教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各方人士参加讨论。美国《新闻周刊》在十二月八号刊登了一篇封面文章（以玛丽亚·抹大拉的放大头像为封面照），探讨《圣经》里的女人，特别是玛丽亚·抹大拉故事的现实意义。

玛丽亚·抹大拉本人在《圣经》的“新约全书”里的形象，和许多其他女性在《圣经》里的形象一样，不仅着墨不多，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负面的：不是哭哭啼啼，就是神经兮兮。当然这和学术界公认的西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一神论和排斥女性的本质有关。所以，有圣经里关抹大拉的记载大都是对耶稣治病救人和受难复活的陪衬和点缀。比如：“路加福音”里说耶稣曾从她身体里赶出七个恶魔；她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罪人，曾手持贵重的雪花石膏香脂盒子，闯入一个晚宴，边哭边替耶稣洗脚抹油，期间，她长发纷乱，挥香如土（据说那时香料十分贵重），让旁观的男信徒和晚宴主人嗤之以鼻，倒是耶稣对她袒护有加。大概后来一些文艺作品和流传的故事里把她当做妓女，由此些场景判断而来，不过，《圣经》里并没有任何文字特指或暗指她是“妓女”。相反，许多圣经学者认为她是耶稣及其信徒的主要经济赞助人。“约翰福音”记载着一件抹大拉的崇拜者们十分看重的事情：抹大拉是耶稣复活后亲睹他面容的第一人。这后来成为公元二世纪左右“真知教”教派推崇玛丽亚的主要证据。普林斯顿大学的神学教授依林·培格斯（ELAINE PAGELS）曾在1979年出版的真知派专著《真知派的福音》（这本书被列为“美国二十世纪非小说类100强”）一书里专门提到玛丽亚·抹大拉因为和耶稣关系亲密而遭到其他使徒嫉恨等事。真知派的教徒们曾在《玛丽亚的福音》一书记载抹大拉和耶稣及其使徒的一些故事。

众所周知，《圣经》是人写的，而且绝大多数的篇幅是男人写的，《圣经》其实是一部犹太人造神的历史，而它和东方神学甚至希腊神话最大的区别在于：在这个造神的过程中，女人自始至终是被排斥在神坛之外的。一些圣经的学者和现今的女性主义者在玛丽亚·抹大拉的名字里发现了另一个神秘隐含：“玛丽亚”这个在《圣经》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女性名字，象一条看不见的线，连系着另外两位《圣经》里十分重要的女性，这些女性都是因为对男权含有威胁性而被压制。她们是：旧约里帮助摩西率领卖身为奴的犹太人走出埃及的摩西的姐姐米丽亚姆（MIRIAM）和新约里耶稣的生母“圣母玛丽亚”（VIRGIN MARY）。

“米丽亚姆”在英文名字里是“玛丽亚”的另一个变异。圣经的学者们认为米丽亚姆不仅性格刚烈，而且勇敢、聪明、坚强，是犹太人的精神领袖：是她早期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婴儿的摩西转送到安全的埃及公主家里，避免了摩西被屠杀于襁褓的命运。她的名字米丽亚姆暗含着她的命运，被一些人解释为“苦海”，迦南人水神的象征，希伯莱传说中的“米丽亚姆水井”与此有关。据《圣经》记载，米丽亚姆是个女先知，在犹太人逃出埃及人的追杀后，她领着人们载歌载舞，庆祝自由的胜利和欢欣。但后来因为和族长摩西发生口诀和争执，在身患麻风病的厄境下被她的弟弟摩西赶出族落，最后惨死在荒漠。据说她死后，沙漠的旱荒接踵而至，人们怨声载道，随后上帝禁止摩西踏进他辗转追寻的“应许之地”。米丽亚姆这个名字现在已被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和诗人从《圣经》里挖掘出来。美国著名诗人学者阿丽夏·奥斯翠克（ALICIA OSTRIKER）在她的圣经改写本《父亲们的裸出》（THE NAKEDNESS OF THE FATHERS）一书里以一首题为“米丽亚姆之歌”的长诗记念她。

和不见经传的米丽亚姆相比，“圣母玛丽亚”的名字在东方西方，宗教内外都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但专家们称这种“有名无实”的现象为“雪花石膏效应”，用培格斯教授的一句话概括：在西方神学里，她只是“神之母亲”而非“母亲之神”。不过，她的圣洁形象足以让古今中外具有想象力的艺术家们创作出许多传世之作，以此抚慰人们对女性和母性的渴望和期许。

对于玛丽亚·抹大拉和耶稣的亲近关系学者们已不再有太大异议，但有些人对《达芬奇密码》把她描写成耶稣的妻子难以接受。这便是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的不同。正如神学教授克拉森（JOHN CROSSAN）在《新闻周刊》那篇专题报道里指出：“玛丽亚·抹大拉并不是因为是耶稣夫人而显得重要，就象希拉里·克林顿不是因为她是总统夫人才显得重要一样。这两个女人自身就已经很重要了”。在解释和想象玛丽亚·抹大拉这方面，丹·布朗既不是开创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人。美国偶像级女诗人H. D. (HILDA DOOLITTLE) 曾在她的代表作《三部曲》里（TRILOGY）赋予了玛丽亚·抹大拉这个名字一个现实的意义：“我是玛丽亚，香树上的香花”，“我是玛丽亚，香消花榭之后/我会变成一座塔”。玛丽亚·抹大拉此刻就象一座高塔，在消失了近两千年后的今天，仍能引起我们情不自禁的仰望、对比和沉思。

2003-12-26于新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