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本芭娜娜是那种少年得志、一帆风顺的作家。1988年，24岁初出道就以《厨房》获得日本海燕新人文学奖，并被拍成电影。之后更是春风得意，十分高产，屡获各种奖项，作品除了日本，还畅销于欧美。似我等潦倒文人便不禁怀了恶意地疑心，这与她半美女作家的身份（虽然照片不算漂亮，但《厨房》后记里提及坊间关心她是否处女的问题），父亲又是著名评论家脱不了干系。笔名“芭娜娜”（英语香蕉的音译）更是大撒其娇的明证，据她说取这个笔名是由于喜欢香蕉的花，不过恐怕大多数读者都不会作如此联想。
战后日本重塑了一个小康社会，也塑造了一大批心理纤维特别细嫩、偏偏倒背卡夫卡萨特加缪如流，搬弄沉甸甸的文化母题举重若轻，适合小资/中产人士泡在播放爵士乐或60年代摇滚的格调咖啡室里阅读的作家。村上春树固是佼佼者，芭娜娜亦不甘后人。《甘露》是她94年的作品，获紫式部文学奖。这部小说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少女若林朔美的妹妹真由自杀死了，家庭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糟糕处境，弟弟成了有幻觉的通灵童稚作家，看见飞碟，还能和死人对话，而朔美自己则跌下石阶撞伤了头部，失忆兼性格大变。不过她托失忆之福，很快就和妹妹的恋人（一个纯文学作家）上了床，还联袂到塞班岛旅游。在大段添加了神秘调料的反反复复冗长生活流的叙述之后，朔美顿获感悟——生活既象一团白色碎纸或厄运般糟糕，但亦是“甘露”amrita，幸与不幸，俱在时间中慢慢发酵，熬成甘露，“要生存下去，就得大口大口地喝”。
我们还是别谈寓意了，寓意象征之类常常是作者欺骗我们兼且欺骗自己的主要手段。村上津津乐道的善恶二元对立范式是从琐罗亚士德教义剽窃来的。我从吉本信手拈自印度神话的题旨也无法发现其生成的必然性。除了生硬的点题之外，看不出 “甘露”（阿摩利陀，提婆与阿修罗搅乳海所得之永生圣饮，实系苏摩的汁液）在文本里起到关键词应有的枢纽或辐射作用，如果说有，那么就是芭娜娜把整个文本（流畅的叙事，没有质感的语言，生活的琐碎及其轻松变奏，一点点超现实，大量可爱的都市神经质，忧郁症，必备的流行音乐）与蓝山咖啡、龙舌兰酒一道，调成了小资生活者们的甘露饮料。要从威尼斯高脚杯盛的麻黄口服液尝到诸如“死亡”、“救赎”之类的味道，原是挺困难的事，起码我就只能喝出一副几近公式的配方。
准确地说，小资与中产原有不同，根据毛泽东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将“中产阶级”界定为“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份东西洋留学生，大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而“小资产阶级”则是“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这两个涵盖面甚广 、上世纪初被视为“半反革命”或至少其右翼“近似半反革命”的阶级，到了世纪末和千禧年，借国家主语的市场泡沫泛滥，显然在精神上合二为一了，不但再度蓬勃壮大为一种趋之若骛居之不疑的主流价值体系，更暗物质般有力地牵引着文学场的演化。该阶级最先进的生活模式可透过港剧日剧摹想，而稍次的形态已如空气般在我们身周无处不在了。由于长期混文学网站之故，连我这个出名的穷人竟也有幸认识了两位女性小资朋友（大学讲师和月入过万的乐评人），在她们铺梨木地板、装潢很有格调的两居室套间里，听昂贵的音响放Piaf，翻翻满柜子摇滚乐、电影及艺术理论的书籍，看看壁上挂的尼泊尔面具和西藏旅行的留影，坐在大毯子上吃意粉，喝红酒和金酒，聊聊奥登，毕晓普，马列维奇，博尔赫斯与博尔赫斯书店，我遂有逸致釐清小资文学传统之底蕴，并顺带为其杜撰了半份家谱。众口一调地派定安妮宝贝，卫慧之流堪与小资作语义互换，显然是目光短浅的，显然没注意到八十年代那批伪先锋大部分已经跟她们结为姻亲了。陈染，林白，陈村，马原，格非，苏童，叶兆言，孙甘露，等等等等，投入小资曹营的转身轻盈迅捷，或者他们根本就是异质同构甚至是同质同构的关系，只因眼疾才令我们看错了？至于名气大点的王安忆上海系列，刘震云的手机，名气小点的慕容雪村及以郭敬明为代表、一块砖头能砸死十个的80后，小资得汹涌澎湃，即使白内障都看得一清二楚，毋庸多说。仅用“时尚化”来囊括小资写作的诸般特性无疑视野过窄。四川诗人周伦佑1992年抨击诗坛存在着“以前所未有的广泛，写下许多过目即忘的文字”、“创造力丧失的平庸”、“从存在的中心和四处溃散，没有中心的溃散”、“飘忽无根的词语相互拥挤着”、“作清谈状、作隐士状、作嬉皮状、作痞子状……一味地琐碎，一味地平淡，一味地闲情”、“对力度与深刻的惧怕或不敢问津”、“在轻音乐的弱奏中，一代人委蛇的分行排列”、“用有限的词语互相模仿”、“一个劲地贫乏与重复，使琐屑与平庸成为一个时期写作的普遍特征”的白色写作现象，今天看来完全适合评价整个汉语言文坛。——又何止汉语言？弗朗索瓦·萨冈，玛格丽特·杜拉，鲍里斯·维昂，菲利普·图森，米歇尔·乌洛贝克，博尔赫斯……小资的先知们在彼岸早掀起了滔天白浪。这些异质同构者或同质同构者贫乏的不是形式技巧，而是灵魂的深度，思想的力度。八面玲珑复杂如中国套盒但坚持无害化的白色媚雅写作是这些文学僭主的共识。在他们身上，恰恰见证了缺失颠覆性的创作才华如何导致了艺术的无足轻重、苍白、自我贬黜、边缘化。这个话题至少可以扯出三百篇论文，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只把唾沫星儿喷在大东亚的文学共荣共辱圈里吧。村上春树凭天赋的猎奇本领从先知书和存在主义列王纪中随意撷取了些许意象，以君临之姿一只脚踩在严肃文学的屁股上，一只脚踩在通俗文学的头上，不费吹灰之力便赢了珊瑚海之役。可爱的吉本香蕉花小姐实力未必更雄厚，但时势造英雌，弄潮于波澜壮阔的小资文学运动巅尖上，想不漂亮地再下中途岛一城亦不可得。这次没美国佬什么事了——胜的是读者和吉本芭娜娜这方，败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和大江健三郎那方。
顾客是上帝，读者是顾客，所以读者就是上帝。能够解亿万上帝之渴的，也就只有《甘露》这种配方简单的可口饮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