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所有时代的歌唱

西 渡

在原子时代，诗人的泥灯足够吗?
—够的，如果人们还能记得泥土。

圣-琼·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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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着20世纪混乱多难的历史，这个时代的文学和艺术也感染了绝望、沮丧的病症。如果要从我们这个世纪的诗歌中寻找一种肯定性的力量，我们所能列举的名单不过寥寥数人。圣-琼·佩斯无疑是其中最杰出者中的一位。1960年佩斯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其得奖评语是“因为他诗歌中振翼凌空的气势和丰富多彩的想象，将当代升华在幻想中”。法国著名评论家罗杰·加洛蒂在评论其诗歌时赞叹说：“我在置身于佩斯诗歌之中的同时跨越了所有的时代”，“似乎人类在经历了它所有的经验和文明之后，只产生了这首唯一的伟大诗篇，一部仅有的史诗……”

佩斯同时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外交家。自从他1914年通过法国外交部的考试步入外交界，直到1940年被迫流亡美国，他曾长期在法国外交界担任要职，参与法国外交政策的制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发生在欧洲的几次重要政治事件，他都参与谋划。在其职业外交生涯中，他以其远见卓识和人道精神，赢得了同僚的尊敬和多种荣誉。佩斯曾驻北平公使馆前后达七年之久，使他在诗歌界一举成名的长篇杰作《远征》(Anabase)正是在北京西郊的一座道观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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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琼·佩斯，原名阿列克西·圣-莱热·莱热，1887年出生于法属西印度群岛瓜德罗普群岛潘-达-毕特海港附近的一个小岛上。他父母均属于克里奥尔贵族阶层，是数代之前移居安底列斯群岛的法国侨民的后裔。家族世代经营种植园。佩斯的童年时代即在该岛上度过。在这里，佩斯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八岁便享用天文望远镜、游艇和乘骑。航行和马术后来成为他终身持续不衰的爱好。望远镜对佩斯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培养了佩斯对于远方的事物的强烈爱好，也启示了他对于远征和探险的渴望，这一份童年的爱好对于他将来从事文字和外交生涯所需的远见卓识也并非毫无意义。1896年至1899年，佩斯就读于潘-达-毕特中学，热爱数学和植物学，课余喜欢观测天象，也经常在岛上纵马驰骋或泛舟海上，知识逐渐扩大到海洋、自然和哲学。

童年生活的经验成为佩斯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佩斯的全部作品都来自这个背景，他从未停止反映得自这一经验的雄浑、庄严、新奇的最早印象。

1897年岛上发生地震与经济危机，庄园主家族破产。1899年佩斯随父母回到法国，定居于比利牛斯山下的波城。旋考入波尔多大学学习法律。这期间，他结识了诗人弗朗西斯·雅姆、保尔·克洛岱尔和雅克·里维叶，他们对他的诗歌写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1906年他进入军队服役一年。同时研究地质学并登山，当然他也没有放过任何机会去扩展并加深对大自然具体、详细而精密的知识。

1907年，他的父亲去世。他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利用微薄的收入赡养母亲和几个姊妹。1911年，在保尔·克洛岱尔的影响下，佩斯决定投身外交界。他前往西班牙、英国、德国等地旅行，实地考察矿业、工厂、港湾设施、商界和银行。这些旅行帮助他准备外交考试，也使他有机会结识当地名流，在英国，他结识了康拉德和泰戈尔，对泰氏的作品深为钦佩，并怂恿纪德将它译为法文。

1914年，佩斯通过了外交考试。1916年被派驻北京公使馆担任三等秘书。在中国的五年中，他经常到各地旅游，东北、内外蒙古、朝鲜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横越戈壁大沙漠的经验促使他写下了史诗《远征》。佩斯的外交生涯在驻华期间有了顺利的发展，1921年离任时己升至一等秘书。

1921年佩斯奉召回国。途中他游览了日本、火奴鲁鲁、萨摩亚群岛(位于南太平洋)与飞枝群岛之后，继续以双桅帆船漫游、穿越南太平详，顺由美洲太平洋海岸回到法国。不久被派往美国担任华盛领会议(1921—1922)有关海军装备与远东问题的政策专家。在华盛顿，佩斯与时任外长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同游波多马可河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使佩斯作为外交官的前途变得明朗起来。当时有位官员建议白里安写回忆录，在冷场之下，佩斯依其热爱大自然的天性，提了一个反建议：“一本书不过宣告一棵大树的死亡罢了。”此话大得白里安赞赏，认为不同凡响，此后他在外交界的发展一直得到白里安的大力推荐。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佩斯专心致力于外交工作，积极参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事务：1925年以部长办公室主任参加英、法、德、意、比五国罗加诺会议，1928年参加美法公约会谈，并出席伦敦海军会议和海牙会议。1929年任外交部政策司司长。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佩斯受命以大使衔担任外交部秘书长，先后参加法苏公约谈判，出席英、法、德、意关于恢复义务兵役制谈判(1935年)，幕尼黑会议(1938年)。在所有上述会议和谈判中，佩期始终竭力维护欧洲和平，大力抵制“绥靖政策”，公开反对张伯伦对希特勒节节让步的怯懦行径。佩斯于是成为纳粹德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大敌。到德军攻陷法国前夕，保尔·雷诺为了保住议会右派的微弱多数地位解除了佩斯的外交部秘书长之职，作为补偿，转请他出任驻美大使，但遭到佩斯拒绝，巴黎陷落前几天，他搭上英国货轮前往伦敦，在那里会见了丘吉尔并作短暂停留之后，横越大西洋，于6月14日抵美国。纳粹进入巴黎，佩斯的寓所被盖世太保洗劫，存在那里的外交档案和未出版的文学手稿全部掳去，二战以后虽经多方查找，均无着落。期间，他被维希政府取消国籍，财产被没收。

战争猝然结束了佩斯的外交生涯，也使他得以摆脱政治事务，回到中断了近20年的文学事业。1941年起他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文学顾问达十年之久。佩斯的诗歌才华在流亡期间得到了充分施展，放射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华。他完成了《流亡》(1942年)、《致异乡女》(1943年)、《雨》(1943年)、《雪》(1944年)、《风》(1945年)等重要诗章。诚如克洛岱尔所说的：“固然第三共和国失去了一位政治活动家，法兰西却得到了一位再生的诗人。”以上流亡时期的诗篇都以法、英对照本传布于英语国家和拉美地区，在法国境内，马赛的《南方杂志》和巴黎的地下刊物都刊载过他不少诗篇。

此后，作为诗人的佩斯声誉日隆。1957年发表《航标》，这部总结性的长诗被公认为法国诗歌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同年，佩斯的美国友人为他提供了法国土伦港西南吉安斯半岛上的一笔地产，佩斯由是回到了阔别十七年之久的祖国。1958年以古稀之年与杜勒斯·罗素女士结婚。1959年发表《年代纪》。越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发表《群岛》。1965年出席但丁诞辰700周年纪会会，发表《致但丁》。1969年发表《己故情人所吟唱的》。1971年出版《唱给二分点的歌》。1975年9月20日，诗人以88岁高龄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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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在外交界的顺利发展和猝然中止不同，对佩斯诗歌成就的承认与接受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佩斯的声名是在一个极小的诗人人群慢慢培养起来的，甚至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夕仍然是一个被大众所忽视的诗人。诗人最早的文学活动可以追溯至写作《给克鲁索埃的画像》时期，那时他才17岁。1910年加里曼书店出版了其处女诗集《颂诗》，其时他23岁。该书出版后完全被读者所忽略，既没有人加誉于他，也没有引起批评。可能只有一个人注意到了其潜在的文学价值，这个人正是同样长期被大众所忽视的普鲁斯特。在其巨著《追亿似水的年华》的第四部中，普氏借女仆之口提到了这部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诗集。女仆以轻蔑的口吻说这些根本不是诗而是谜。这可以说是普氏从反面对《颂诗》的价值作了肯定。在普氏的最后几年中(他于1922年去世)，曾写了9封信给《颂诗》的作者，但未获答复。

1922年，时任《新法兰西评论》编辑的安德列·纪德访问了佩斯的寓所，征询他有没有新作可以给他发表。佩斯指着一个打开的小箱子说：“你过去看看吧，也许你能找到点东西。”结果纪德在箱子里找到了一部标题为《远征》的手稿。纪德当即征得佩斯同意出版这部长诗。但在离开寓所时，纪德忽然记起外交官是不得随意用原名发表这类东西的，就问诗人用什么名字好，他很快得到了答复：圣-琼·佩斯(St-John Perse)。这是佩斯第一次使用这个笔名，此后一直未改。

《远征》单行本于1924年问世，但读者仍很少，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少数读者当中却有几位赫赫有名的人物：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艾略特等。这表明佩斯在诗人群中已经获得相当的承认。1930年艾略特将这部诗译成了英文，但也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它对英美诗歌产生重要影响还要等到20年以后。在法国境内，其时正是超现实主义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佩斯再一次被冷落了。

此后佩斯忙于外交事务，在长达20年的时间中没有发表新作。1940年佩斯出奔美国，1942年发表新作《流亡》。此后新作不断问世，这才进入其诗人生涯最辉煌的时期。

在法国境内第一次对佩斯表示集体敬意的行为则要推迟至1950年。是年法国《七星丛书》出版了圣-琼·佩斯专辑。专辑的撰稿人包括一些当时最有名的作家和诗人：纪德、克洛岱尔、布勒东、勒奈、斯彭德、麦克里许等。他们唤起人们注意这位在法国被称为“伟大的缺席者”的作家。此后，佩斯的声誉开始稳定地上升，终于在1960年众望所归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本世纪最杰出的诗人当中，佩斯无疑是最令人困惑的一位，读者先前的文学经验丝毫没有难备接纳佩斯横空出世的诗篇。佩斯诗歌的来源是比一切现存的文学更为古老的事物，他从其漫游世界的经历中，从其所熟悉的航海术和马术中，他在其中度过童年的热带海岛风光中，撷取珍奇的事物和闪光的意象。他周游全世界以寻求俘获物。他阅读他所目睹不到的东西，来完成他漫游时所获得的，同时把别人的经验吸收为他自己的。他对存在的细节与人类各种事务具有一种非凡的热望，他如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质学家、昆虫学家一样熟悉各种自然界事物。佩斯把所有这些珍贵的事物收集进他的诗篇，并记录种种令人感动的人类情绪，从卑琐动摇的世界把它们提出来，重新镶上并饰以宝石，以形成丰盈的收获：人类的想象力最终完成了辉煌的伟业，形成一部伟大的、令人惊叹的史诗。

佩斯的每一诗行直截地给予阅读者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新奇感受，而这种为奇迹所倾倒的美妙的情感将自始至终伴随着阅读的全过程。这些诗句在细节上是那样惊人的清晰、明朗、精确、坚定和稳固而又简洁匀称地支撑着整个诗的结构。局部的奇迹在这里只是整个诗章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微妙地承担着其独特的作用。每一个片断都足以炫人耳目，而整体是惊心动魄的庄严和宏伟。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奇迹呢? 奇珍异宝、珍贵的闪光、辉煌的韵律在他的笔端仿佛是无穷无尽的，足供他任意驱遣，绵绵不尽的诗句宛若天风海涛，横空出世，无迹可循。语言的魔术在佩斯这里抵达了它的极致。他的语言在滔滔雄辩和不尽的礼赞中，一不留心变成了他所礼赞和倾诉的对象本身。在叙述一支军队在沙漠戈壁中的伟大进军时，他的诗句自然具备了军队行进的节奏、青铜的闪光和马匹的嘶鸣，首领宏伟的气魄和昂扬的姿态；在向大海敬礼时，他的诗句变成了大海的呼吸，浪涛的运动，染上了海水的颜色，放射出灯塔转动的光芒；在写到雪时，它一变而为绵绵不绝的低诉和叮咛，在写到雨时，它就发出雨水的泪光，而当一场大风刮起时，它就获得了它创造和毁灭的全部力量，把一切席卷而去……

瓦拉斯·福里指出：“在本世纪中没有任何诗人比佩斯更为关心如何量度与估计诗之力量了，而且再没有哪个人的诗比他的作品更能灿烂地证明诗之力量了。”佩斯的诗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一种亘古的对话。在这世界中，“文字”是人类的一种特别赠礼与权益，也是唤醒一个深藏的应和之网的符咒。在读佩斯的作品时，我们将目睹和聆听到“文字”本身，一再重新发现其力量，并作为重新构成自然的一种元素而存在。佩斯重新唤起了文字所能具有的最崇高、最神秘的力量，也即是统一世界的力量。这些诗即是那些如矿藏般潜伏于世界之体中的力量的实现：诗人带来了今日的光之宇宙，并重新树立起了过去的、业已被深埋了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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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现代的名诗人中，奥登、斯彭德、聂鲁达都先后到中国，但说到与中国的渊源之深，没有人能与佩斯相比。佩斯驻北京使馆的前后七年中，正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激荡的时期，佩斯以诗人敏锐的直觉和外交官的远见卓识，对中国作了多方面的考察，以一个西方人的身份，为中国这一时期的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佩斯抵华伊始，就对当时西方使团的短视和自我隔离提出批评。当时驻华的西方外交官普遍认定中国缺乏蜕变的能力。佩斯则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变。他认为中国传统农村结构开始崩溃，因此有利于“社会集体主义的”滋长，“中国终会走上集体主义，非常接近教条的列宁式共产主义”。佩斯这封信写于1917年1月3日，当时中国知识界对马列思想的认识还非常有限，更谈不上什么组织力量，佩斯的预言所据为何不得而知，但却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其预见性确实令人吃惊。

在外交事务中，佩斯对中国一直抱有同情。凡尔赛条约公布后，佩斯于1920年4月21日给巴黎的信中沉痛陈言：“我为可怜、不快乐的中国所担心的一切终于发生了。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侮辱是无以复加：……山东一向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摇篮，也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圣地。全中国的眼睛都关注着这个省份。完全无法想象的是和会竟然没有一个体会到，山东问题这种不公正的处理会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后果。不出十年，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些后果的冲击……”

比起其他西方外交官，佩斯与中国民间有较广泛的交往。他和个别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建立了相当深的友谊。这其中有时任北洋政府外长的陆徵样和梁启超。他对陆氏评论是“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圈，他实在是相当特别的人物，而他的道德权威来自他超然于派系斗争的独立性”，“我很容易在想象中看到他在困境或孤独中，在欧洲的修道院度起余年”，最后一句竟完全言中，陆氏后来在比利时出家，成为天主教僧侣。佩斯对梁启超相当看重，称他为“我认识的中国人物中最为投合的其中一位”，“在这里他的外号是‘知识分子里的王子’：但这位杰出的作家，受国民责任及爱国心所驱，不时要放下他纯粹的文学工作，来介入南北之间的纷争，为和解和复苏国家而努力”。

佩斯对中国的山水风物的观感，一部分融入他完成于中国的诗篇中，在通信中也有所反映。他给康拉德的信中曾详细描述了他在戈壁沙漠的旅行经验。他给纪德的信中称北京是“世界天文中心，超越时空，是绝对的存在”，紫禁城更是“美妙的抽象，是心灵最终摸索的石阵，这个世界最后的几何聚合点”。

当然，佩斯的判断有时候相当武断。譬如他回答瓦雷里对中国诗的探询时说：“至于中国人心目中的诗，我们还是不要谈吧。我们对诗的原则的老争论，在这里全不适用。中国人的诗观一向服膺于最学院性的工整，因此没有触及诗的真正神秘根源。”我宁愿把佩斯的看法看作是对当时西方外交界盛传的“满大人善写诗”的一个回答，因为真正优秀的中国诗歌对不通中文的佩斯恐怕仍无缘接触。

还有一件佚事也可以在这里一提。1920年北京发生了张勋复辟的闹剧，时任民国总统的黎元洪仓惶逃入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家眷被复辟部队扣为人质。当时佩斯通过个人交涉，获准前往接出直系亲属。佩斯后来在通信中说，“整个事件的过程相当有趣：在民国部队来临前的恐慌中，我由大使馆的议员陪同，在紫禁城今耗费三个劳累的钟点”，结果不但接出总统的太太、女儿、儿子，连姨太太等也成功带回大使馆，“他们在我住所居留了几星期，我的窗帘还染有一个中国小孩所制造的果酱污渍”。

佩斯关于中国的记录散见于致法国外交部的公函以及和亲友的通信中，若加以收集整理，在国内出版，相信不但一般读者会感到某些兴趣，而且也有历史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