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宫西宫》是由张元导演，王小波编剧的一部电影，据说也是中国大陆出产的第一部同性恋电影，讲的是发生在北京某个公园派出所警察小史和同性恋者阿兰之间的故事。这部电影在美国的小电影院公映的时候，我还在学校读书。那天晚上我正好有事，因此也就和这部慕名已久的电影失之交臂。第二天在校园里碰到同班同学凯文，他告诉我他昨晚倒是去看了这部电影，我便问他感觉如何。本来我以为他一定会喜欢这部电影，因为他是同性恋，而且自己也写些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结果，他的回答很出我意料之外，他说他没看得太懂。本来他是期待去看一部关于同性恋在中国如何受压迫的电影，也就是说一部含有质朴人道主义意味，像《霸王别姬》那样的电影。结果他看到的好像并不是那么回事。电影虽然也反映了同性恋者在中国的困难处境，但阿兰那种逆来顺受的性格似乎含有强烈的受虐倾向，而且在电影结尾阿兰还靠自己的柔顺征服了性格粗暴并对同性恋抱有满脑子偏见的小史。总之，他觉得自己不太明白这部电影的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我很想说服凯文喜欢由王小波编剧的这部电影，但当时我既没有看到电影，也没有读过王小波的原著，因此也就没多说什么。
后来，我有机会读到了王小波写的小说“《似水柔情》以及他与张元合写的电影剧本《东宫西宫》，有了很多感触，也有如凯文一样困惑的地方，很想写点东西。但苦于没看过电影，所以迟迟没有下笔。一直到最近，我才根据一个朋友提供的线索在一家出租中国录影带的店里找到了这部电影，这才觉得时机比较成熟了。
据导演张元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东宫西宫》这部电影的构思来自于北京东郊民巷派出所的警察在１９９１年对该地区同性恋者展开的一次搜捕行动。片名“东宫”和“西宫”指的就是当时北京市同性恋聚会最频繁的两个地点：天安门东西两侧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内的公厕。张元本来是打算用纪实手法将它拍成一部反映中国同性恋处境的社会题材电影。结果因为王小波参与了编剧，增加了施虐／受虐及控制／反控制的内容，使影片的心理空间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此外，从艺术手法上来讲，王小波也将其小说的一些基本风格引进到电影中，诸如几个故事并行的多层次叙事结构及颠倒时序、迂回曲折的叙述风格等。这种迷宫似的繁复结构及作品中广阔深厚的思想内容往往导致读者可以从各个角度切入其作品并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由于这个原因，我对王小波的作品一直采用一种力所能及的“管中窥豹”式的分析方式，也就是说在一篇文章中仅就一个问题作尽可能深入的剖析，这篇当然也不例外。
王小波在《东宫西宫》里一共给读者讲了三个故事：阿兰和小史的故事；阿兰和中学女同学“公共汽车”的故事；还有一个古代的女贼和衙役的故事。第三个故事是阿兰写的一本书，因为阿兰还是一个作家——当然是那种不持作协会员证的体制外的作家。其中阿兰和小史的故事是主线，其它的两个是对主要故事的说明和注解。如艾晓明女士在“爱情的最美好之处”所指出的：“在他的人物中，一个想象的世界几乎是不可缺少的。这个想象世界对人物的现实处境是一个说明，也是一个补充，是人物对自己的注解，象征他的欲望、匮乏和解脱。”在这三个故事中，卷入三对施虐／受虐关系：小史／阿兰，衙役／女贼，阿兰／ “公共汽车”。在王小波的小说中，虐恋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除上面提到的的三对外，我们还可以举出Ｘ海鹰／王二（《革命时期的爱情》）、军代表／王二或批斗群众／陈清扬（《黄金时代》）、Ｆ／我舅舅或公司写作部／我（《未来世界》）、小舅妈／王二（《２０１５》）等等。为什么要将这种在常人看来纯属病态的东西加到人物的关系里？许多读者对此不理解，我在刚开始读时也有这种困惑。不过，尽管不理解，我还是不赞同一些读者认为王小波写性、写虐恋就是哗众取宠、赶时髦的说法。理由非常简单，因为王小波是一个艺术态度极为严谨的作家。大凡具有一定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在一个严肃小说家的笔下，任何游离于作品主题之外的材料及细节都会显得刺眼与多余。也就是说，哗众取宠的东西在一个严肃作家的笔下根本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我一直坚信，这世上存在着一把打开王小波作品之谜的钥匙，只要找到了这把钥匙，就可以进入由他构造的这座在幽幽曲径上爬满牵牛花和蓝蜻蜓的花园迷宫。俗话说，解铃还待系铃人。有一次，我在读王小波的一篇杂文时受到了很大启发。在这篇题为《洋鬼子与辜鸿铭》的杂文里，王小波提到了他在匹兹堡大学读书时读到过的一本书，书名就叫《一个洋鬼子在中国的快乐经历》。读这本书对王小波来说无疑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体验，因为他说阅读此书使他丧失了天真。书中讲的是清朝末年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游历。这名美国人是双性恋加性虐待狂（ｂｉｓｅｘｕａｌ ｐｌｕｓ ｓａｄｉｓｔ），这样的人在我们常人的眼里看来当然属于不正常之类的。好在他们通常也不来骚扰正常人的生活，而是和与他们一样有毛病的一种叫做受虐狂（ｍａｓｏｃｈｉｓｔ）的人成双配对，在僻静的地方（或曰密室）玩种种性游戏。这名美国鬼子在中国见到男人留辫子，女人缠小脚，还有三磕九拜的礼仪，就兴奋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在密室中就常玩类似的性游戏，当然他们还没有想到如此有创意的主意。书中还特别提到中国的司法制度，审判大堂里，老爷端座在上，罪人跪在堂下哀哀地哭诉，而且还有打屁股的刑罚，这简直和他们在密室里常玩的主子鞭笞奴隶的把戏一模一样，只不过在中国可以公开玩，还以制度和仪式的形式固定下来。总之，当时的中国对那个美国佬来讲简直就是一座虐恋者的大密室，处处充满了妙不可言的性游戏和性仪式。Ｓ／Ｍ密室里的施虐和受虐者之间的主仆关系，在中国社会的男人与女人、皇上和子民、老爷和罪犯之间都能找到对应的存在。王小波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里说：“清王朝垮台后，不准纳妾也不准打屁股，但这种精神还在，终于在‘文革’里达到了顶峰。”
这篇小小的杂文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王小波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已经在思考权力和性之间的对应关系，并试图从这一新的角度来阐释中国历史及其阴魂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延续。他在中篇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的序言中说：“这是一本关于性爱的书。性爱受到了自身力量的推动，但自发地做一件事在有的时候是不许可的，这就使事情变得非常的复杂。”这种不许可当然是来自权力的干预。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即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ｄ，是王小波十分喜爱的一个哲学家，另一个是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说过，性是没有任何一个权力能够忽视的资源。也就是说，权力会利用对性的控制来控制人，给人留下较小的自由空间，使权力得以最大限度地膨胀。因为性作为在两人之间发生的一种及其隐密的活动，与人心中的情感及人脑中的思想一样，都是权力难以企及的空白地带，也是任何极权政治都会绞尽脑汁地加以控制的领域。问题在于，性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欲望，是任何极权政治都难以完全控制和消灭的。因此，假如人不被准许从性的活动中获得快乐，他就将从其它的渠道获取这种类似的快乐。比如在《黄金时代》中，公众通过开大会斗破鞋获取性心理的满足，而被批斗的破鞋陈清扬在每次被斗完后也会情欲勃发；对王二陈清扬进行审问的人员也总是不厌其烦地询问他们搞破鞋的细节，其目的当然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假如那个双性恋加虐待狂的美国佬在文革时又来到中国，看到满街穿制服的红卫兵，站在高台子上五花大绑的罪犯和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的黑五类（制服、捆绑、舞台化的戏剧性场景、刑讯及类似高帽子红袖章这样的道具，都是虐恋活动的一些基本要素），一定会同样地感到“性”奋莫名，认为自己正处在一个妙不可言的性感时代。因此，我们可以说，王小波和文革后出现的其他大量写性的作家有一个重大的不同，那就是他并不将文革看成是一个无性的清教徒时代，而是将其看做一个性被权力彻底榨取和吸收的时代，一个性借助一切可能的方式曲折地诉说自己的年代，一个权力被性感化的时代，因而也是一个极不正常的年代。
权力关系的性感化是虐恋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任何一种虐恋关系中，都存在着权力结构中的统治与屈从关系。王小波的特异之处在于他敏锐地捕捉到权力和性在中国的错位及其荒谬之处，也就是说，中国的权力握有者实际上是在用一种虐恋的方式治理民众。必须指出的是，王小波对虐恋者本身并不存偏见，正如他对同性恋者也不存有偏见一样。他所嘲弄的是这种错位。他在短篇小说《茫茫黑夜漫游》的结尾曾说道：“这个故事拿Ｓ／Ｍ‘搞笑’，但我对有这种奢好的人不存偏见。可笑的是，既不是这种人，又不是这种事，还要这么搞。”通过在小说中套用虐恋的形式来描写人物关系，王小波成功地完成了对权力的颠覆和反叛。
为什么虐恋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呢？这里我们必须从虐恋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谈起。
虐恋（Ｓａｄｏｍａｓｏｃｈｉｓｍ）一词是由心理学家艾宾（Ｒｉｃｈａｒｄ ｖｏｎ Ｋｒａｆｆｔ－Ｅｂｉｎｇ）根据最早的两位虐恋作家萨德（Ｓａｄｅ）和马索克（Ｍａｓｏｃｈ）的名字创造出来的，是一种将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或者说是一种通过痛感获得快感的性活动。这里的痛感不仅指肉体痛苦（如鞭打导致的痛感），也包括精神痛苦（如统治与服从关系中的羞辱所导致的痛苦感觉）。王小波的小说中虽然也有大量刑罚场面的描写，但他关注的主要是第二种痛苦，也就是由统治屈从关系中的羞辱感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其实，通过刑罚对肉体施加痛苦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引起精神上的痛苦。对现实生活中的正常人来讲，无论哪一种痛苦都是难以与快感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虐恋活动中，由于统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快感，统治者所使用的权力并不是真正的权力（它是权力的形象、话语、服饰、道具和脚本等），因而虐恋活动便具有强烈的游戏性质。这里，请允许我再次引用福柯的研究成果（戴锦华教授在一篇谈王小波的文章中曾提到，假如一定要寻找某种理论背景作为开启王小波作品的密匙，那么它并非弗罗伊德，而是福柯——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福柯认为，虐恋活动创造了一座娱乐性的权力关系剧场，将惩罚的权力从理性的自然法规的产物转变为社会的非理性产物。李银河女士在《虐恋亚文化》一书中又对福柯的话作了进一步阐释。她说：“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关系是固定的，不可随意转化的；但是在虐恋活动中，权力关系是开放的，主人可以变成奴隶，奴隶可以变成主人，这对于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尝过权力滋味和权力过多成为重负的人来说，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且它虽然只是在游戏中颠覆了权力，但对于现实中的权力的性质——它们常常被标榜为自然的秩序，权力自身当然很愿意相信这一点——也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如前所述，它对现实中的权力至少是不大尊重，拿它开了个玩笑。而这正是虐恋关系的讽刺力量之所在，也是权力不愿意接受的。”
俗话说，知夫莫若妻。李银河女士这段话，真是可以作为对王小波小说的最好阐释。这段话中还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第一，假如说虐恋活动“对现实中的权力至少是不大尊重，拿它开了个玩笑”，那么，王小波在小说中公开地描写虐恋，并把整个中国的权力结构作为一个虐恋剧场来描写，那就不仅仅是“不大尊重”了，而是简直不把现实中的权力当回事。第二，李银河在文中指出，虐恋活动的参与者通常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尝过权力滋味和权力过多成为重负的人，这点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在电影《东宫西宫》中，看见的正好是这么一对：警察小史无疑握有极大的权力，虽不至于掌握人的生杀予夺的权力，但可以任意抓人审人；而同性恋者阿兰从童年开始，一直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边缘的人物，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尝过权力的滋味。
也许，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东宫西宫》就容易理解一些了。公园里的那家派出所在漆黑的夜晚显得诡秘孤立，完全是施虐／受虐者喜欢使用的密室的翻版，当然，它又不是一个私人使用的密室。这里，作为国家权力象征的派出所和虐恋者密室合而为一。警察小史每次值夜班时都要到公园里逮一个同性恋来审一审，让他们交代自己的“活动”，以此作为自己在漫漫长夜的消遣解闷。小史的这一行为在中国警察中并不少见，这种行为我们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一行为含有明显的施虐倾向，只不过小史本人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一夜，他抓住了阿兰。他对阿兰印象深刻，因为他和阿兰以前有过一次交锋并在交锋中落败。他打算在那一夜好好整治一下这个“犯贱的孙子。”他会让阿兰蹲在派出所的墙根下，对他进行呵斥、训戒，或许还会让他自己掌自己的脸——假如他不老实的话。这些中国特有的对罪犯，特别是对所谓流氓犯罪分子的惩戒措施目的在于激发他们的羞耻心，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卑贱与可鄙。故事说到这儿已经有了一点悲剧的意味，因为我们有句古话说：“士可杀不可辱”。小史就是这样羞辱阿兰和到公园里鬼混的那些同性恋的，因为在他眼里这些人当然是不能被算作“士”的。但是，故事到这里有了出人意外的转机，因为阿兰是个有受虐倾向的同性恋，而且对高大英俊身穿威武制服的小史早就心生爱慕，巴不得有这么一个作彻夜倾心交谈的机会，因此他满心欢喜脉脉含情地跟在小史后面。正如影评家Ｓｔｅｖｅ Ｗａｒｒｅｎ在评论这部电影时所说的：这是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问题在于：谁是猫？谁是老鼠？（Ｉｔ’ｓ Ｃａｔ ａｎｄ Ｍｏｕｓｅ，ｂｕｔ ｗｈｏ ｉｓ ｗｈｉｃｈ？）
从表面上来看，当然小史是猫。他和阿兰书中写的那个古代的衙役一样，不仅身体强壮，心智正常，还是国家权威最直接的代表，照王小波另一部小说《我的阴阳两界》中的说法，他是属于阳的一面。他对自己的绝对权威也充满了信心。但是，在审讯这一具有强烈心理战意味的活动中，小史却遇到了阿兰这么一个貌似柔软且地位卑贱其实内心却强硬无比的对手。两人之间的问和答完全变成了一场暗地里试图征服对方的拉锯战。阿兰时而柔情似水，时而热情如火，充分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挑逗审讯者；小史时而和善，时而暴戾，无论如何，都挽救不了自己节节后退的命运，直至最终处于完全被动的境地。其实在审讯的开始小史就处于下锋。因为小史的目的就是要阿兰意识到自己的“贱”。当小史向阿兰厉声喝道：“你丫贱！你丫欠揍！知道吗？”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阿兰的回答是：“是，知道了，我从小就是这样的。”既然阿兰承认自己是一个贱人，并以充满激情的合作态度叙述自己“犯贱”的经历，小史的审讯不仅失去了意义，而且显得荒唐可笑。影评家Ｋｅｖ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在为洛杉矶时报写的评论中写道：
“Ｎｏｔ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ｌｙ，Ａ－Ｌａｎ ｈａｓ ｈａｄ ａ ｈａｒｄ ｌｉｆｅ ａｓ ａ ｇａｙ ｍａｎ ｉｎ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ｈｏｍｏｐｈｏｂ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ｕｔ ｉｔ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ｈｉｍ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ｈｉｍ ｓｅｌｆ－ｒｅｓｐｅｃｔ． Ｗｈａｔ’ｓ ｍｏｒｅ，ｈｅ＇ｓ ａ ｗｒｉｔｅｒ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ｄ ｏｆ ｐｏｅｔｉｃ 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ｈｅ ｃａｎ’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ｓｈｙ ｒｏｍａｎｃｅｓ ｈｅ ｗｒ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ａ ｌｉｖｉｎｇ． Ｂｒｕｔ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ｓｈａｐｅｄ Ａ－Ｌａｎ＇ｓ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ｖｅ，ｅｖｅｎ ｍａｓｏｃｈｉｓｔｉｃ 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ａｓ ｓｕｃｈ ｈｅ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ｐｏｗｅｒｌｅｓｓ，ａ ｍａｊｏｒ ｍｏｔｉｆ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讲，这样一种充满自尊的彻底屈从也许比奋起抗暴更具有颠覆性。我们在电影结尾看到的是小史满脸的茫然及踽踽独行的被击垮的背影。这一教条最著名的信奉者有甘地——他领导的不抵抗运动最终将英国殖民者赶出了印度；或许还有白雪公主和灰姑娘，她们如阿兰书中写的那个女囚一样，在饱受侮辱之后最终获得了幸福和平静；还有我们在革命时期的偶像牛虻、保尔·柯察金、拉赫梅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的主人公之一）、江姐及许云峰等。不过，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王小波笔下具受虐倾向的主人公尽管和那些革命时期的偶像们一样具有舍弃肉体的献身激情和忍受磨难与酷刑的坚强意志，却没有保尔·柯察金和江姐们的崇高革命目标，这使得那些革命者的献身激情多少显得有些滑稽可笑。因此，我们可以说，王小波在小说中不仅用对虐恋形式的戏仿消解了中国政治的权力结构，同时也对革命时期的英雄偶像进行了不太恭敬的调侃。
- Re: 鏉冨姏涓庢�х殑涓囪姳绛掆�曗�曚粠鐢靛奖銆婁笢瀹タ瀹�嬭皥璧� (寮便��鏅�)posted on 05/22/2004
我一直坚信，这世上存在着一把打开王小波作品之谜的钥匙，只要找到了这把钥匙，就可以进入由他构造的这座在幽幽曲径上爬满牵牛花和蓝蜻蜓的花园迷宫。
你看这句话，跟“虐恋”一文的标题多么相象。我不能指称那写手完全抄袭了弱智的文章和思路，至少可以说，他多半在网上见过弱智的贴文。八成是写前用Google查出来的。网络使世界急剧变小。那个可怜的写手，还是让我们发现了。他贴文的水平可远不如弱女侠茶余饭后写出的CND江湖之贴啊:) - Re: 鏉冨姏涓庢�х殑涓囪姳绛掆�曗�曚粠鐢靛奖銆婁笢瀹タ瀹�嬭皥璧� (寮便��鏅�)posted on 06/21/2006
找出若之的这篇来,这是我的虐恋"启蒙"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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