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的故事
我在这里所说的巴黎公社的故事，是关于其原则即巴黎公社之原则，被我们这些文革时的年轻人所主张，所捍卫，所幻灭的故事。
几天前，我阅读了俄国人写的有关无产阶级专政和巴黎公社及苏维埃国家兴衰的文章（载2001/5[国外理论动态]），不由得想起我们在文革当中对于此一课题的思考.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几年，但是问题的解决尚在未来.所以，我要请读者回到事情发生的1967年的夏天。
我们这一代人在文革当中的分野，是分成为我现在看来的所谓在野派和官方派的.其实，那时候，我们北京中学生的组织大概可以分成老红卫兵，四.三派和四.四派.虽然四.三和四.四都是官方派的一种变形，但是在四.三派里，是冒出过一些准在野派，抑或说是一种在野的苗头的.我本人在那个时候提出的既不同于四三派，也不同于四四派的所谓反革命的观点，其中就包括老马的：“取消常备军！”
这个观点一出，北京，特别是东城区的学生和红卫兵各派大哗，说，怎么在中学出现如此反动的观点呢！这不是要毁我长城，明显要打倒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吗！加上我的其他的反动观点，鄙人在那一年的八月份，随即啷当入狱，当了十个月的学生犯。
解散或者取消常备军的说法，自然不是我的发明.我一，无此智商，二，无此胆识.是我在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时，在思考我们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并且根据当时的形势分析----那时的红卫并组织，是经常要进行形势分析的----而得出的结论，或者说，是一个试探性的结论。
较真马列原教旨主义的文字，你是得不到什么救命盗草的.我的意思是，从1960年代的中叶，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和对于毛的林彪式的解读，有了大概在1965年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毛的思想和社会地位已经是高高在上于马列.他们之间若有分歧，判断的标准自然是要看老毛的，而不是看马列的.但是由于家庭影响和我们所在的小社会的影响，老马和老列的书籍对于我们这些人，还是至高无上的，是可以和老毛的话做一个比照的.虽然我们因此而受到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批判.我的被逮捕，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鉴于此。
再有，我们和中宣部的陆定一，有一种差不多的看法，就是，不可将毛主义和马列主义庸俗化，简单化和实用化；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喜欢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并用他来指导我们在文革中遇到的各类问题的；而这，也是我们这些人的最大的不识时务之所在。
记得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社会上兴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热潮.喜欢将文革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加以理解的我们，一如将文革理解成为对于平等和公正的诉求一样，我们认为，已经到了该分析一下，何以要揪军内一小撮的理论基础的时候了.我们在记忆和新阅读中拿到的最好的论证即列宁和马克思的关于巴黎公社的一切论述.其中尤为著名的关于公社原则的论述，让我大开眼戒/界（这当然会使读者想其那部电影的名字）。这些论述就是我在这几天重新阅读的，我们过去的苏联老大哥们，现在的战略伙伴们发表的，有关此一主题的回顾性阐述.他们大概的议论就是，老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和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马克思关于打碎国机器本身的主张，并非企望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或者说是对于旧的国家机器的更新，这完全是两个概念；而偷换这两个基本点，是和老马的原教教旨完全违背的.马克思是将国家放在历史的终结----这个意义上去判定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他看来，是一个过渡阶段；而这个过渡阶段，是和消除"国家本身"同步进行的.在老马的论述中，只要国家存在，无论是旧的国家还是新的国家，就都是原有意义上的国家，都属消灭之列，最多是逐步之消灭；而这个逐步的过程，也并非遥遥无期，而是可以预期的和可以在人们的有生之年看得见的，也当然不是一个相当长的近百年之事。
而要根除旧的官僚主义机构的核心-----它几乎是一切国家形态的命脉，也就是常备军------则必在取消只列！
是的！取消常备军，这一点，和我们三，四十年前的主张完全一致；我们和他们遥相呼应，相见若旧啊！只是时间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我们和他们的主张难道真的心有灵,而不单貌似，而且神似吗？！
现在，我将无拙以藏地出示我在1967年春天写的，取消常备军的小字报，那是在我们的油印小报上公开发表的——
常备军，资产阶级的组织形式
列宁指出，最能表现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和常备军，无疑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的组织形.无产阶级专政以前几千年来，常备军是统治阶级赖以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镇压人民革命的御用工具.为了把出于工农的士兵培养成日益脱离社会的寄生虫和人民的独立面，不允许他们和人民接近.在他们的头脑中，灌输奴隶主和**思想的混合体。********（字迹模糊）殉葬于反动的统治阶级.从人民中来；脱离民众；**********这种恶性循环继续了几千年。
解放军的组织形式无疑是常备军，这种组织形式的继续.虽然组织形式是由政治内容决定的，但我们不能否认，它给政治内容以自己的反作用力.苏联红军的蜕化变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常备军的组织形式和人民****----这个伟大的历史课题，马克思没能解决，列宁也承认自己**来得及解决；但他们杜坚持巴黎公社的伟大原则，即，取消常备军用人民的武装代替它.是毛主席制定了闪耀着公社原则的*****方针政策，在理论和实践山日益把巴黎公社的原则变成了现实。
——（署名）公社原则
再有一篇是——
浅谈：支左意义（摘录）
。。。。。。军队虽然处于工农，但由于长期脱离工农，政治***相对独立时期一旦过去，政治态度就要有所改变.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所以要用人民的武装取而代之.当然，这种改变是逐步地，有条件地。
马克思说，“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代替它。”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坚持了巴黎公社的这个正确原则，并且创造性的发展了它.伟大的五，七指示提出了军工，军农，军学，军民的伟大号召，在文化革命中又提出了三支两军的伟大号召，我们深信公社的原则必胜。
。。。。。。。。。。。
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掌握了一部分国家机器，一部分政权，一部分军权，一部分党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军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千方百计的要把我军变成资产阶级复辟的工具.军内走资派是当前革命造反派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
总之，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就是，强化和改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军队，彻底摧垮资产阶级司令部，把第一次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
革命的四三派！改造资产阶级常备军组织形式的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业已义不容辞的落在了我们的肩上.马克思所钦佩的伟大科学家布鲁诺说："高加索的冰川也冷却不了我心中的火焰。"革命的异端必胜！
——（署名）井冈**
此后，我听说，我的观点引起了官方的类似红旗杂志社的人员的关注，以至于他们将我的观点看成是一个反动观点，还是一个有得利用的观点，至今无案可查.要期待今后的文革史家的注解了。
现在想来，这个观点在当时居然可以半公开地发表，的确说明我们当时所处的一人之下，为所欲为的政治环境，也就是所谓的大民主，一个特定的大鸣大放的空间；而当这个空间的人们，一旦居然说穿了事情的某一方面，那末，对不起，你所享受的鸣放就要大打折扣了！而且一旦打了折扣，有时就会一直折到底，折到完蛋！由于我的发言，是和毛思想毫无共同之处的，我的言论空间理所当然地被取消了；我的红卫兵组织，也因我的被逮捕而被批判。
囹圄在身，我面对提审员的问话，的确无言以对；因为我无法证实我的"取消"（因为我还来不及解释是要改造，还是要如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企图，是如何的合理和合法.虽然，我堂堂正正地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也绝对无济于事。
不满成年的我，在监狱中何以解释常备军是不是人民解放军呢？
何以解释，是老马们的取消主义对呢？还是我们的钢铁长城对呢？（这一点，又让我想入非非，何以枪杆子出了老毛；而在我们的下边，一个甘地，凭着他的不抵抗主义，居然也取得了他们的独立和政权！）
是的，老人家，在他的任何文字中，也不曾有过要解除常备军的说法.而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他最大的显学！
我们现在也许可以用一个比较哲学的方式，来探讨这个仍然被东西方的社会主义信徒几乎是无限关怀的问题。
在文革的时候，我们以为，文革的目标，是要铲除和打倒走资派；用我的语言来说，是要铲除和打倒党内外的，包括社会上的一切特权阶层（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共产党的宣传文章里，是不承认党内有特权阶层的！）因为那时的我们，是完全不了解文革和老毛的真实目的的.也许，就像苏联人，那时也并不了解列宁的，全部的或者部分的目的。
中国革命，在其黄埔时期，就已经存在苏联人的影响，而且是很大的影响，包括影响了孙中山.而在孙中山的国民党和陈独秀的共好产党之间，他们的一个消除歧见的共同看法，就是中国革命的反封建性质.而反封建的性质，其实和列宁的革命，已经不是同一的性质了；而和马克思的革命，就更加风马牛不相及了.其间的衔接，出现了一种艺术的加工.我们无力对此加以繁复的论证，因为，社会主义一百年，她的变化实在是超过了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简单来说，马克思的观点，是要在西方自由主义的进步进程中，等待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成熟的程度，而后再有所作为.在东方的人们，忍受这样的进程几乎达于极至！他老人家甚至要求我们中国人从鸦片的麻醉中苏醒过来以后，才能逐步地发现社会主义的曙光；而这，也是我们在了解老马的中国文明说和印度文明说以后，所大吃一惊的原因。（我们后来看到一个东方的西方学者萨伊德的同样的观点！）
但是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在老列那里，就开始变化了.中止西方自由主义的无限的发展，或者说几乎是无限的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打开缺口，成为列宁主义的一大发明！列宁，成为马克思主义中间的新人类.这是一个历史的微笑，起码看起来是如此。
列宁的“退一步，进两步”的革命幽默观，不但将俄国1917年的议会选举无限期地推迟了；不但将那个重视行人是否对他行注目礼的小布尔乔雅赶下了台；伟大的列宁，还和从英国回来的孙文连手，制造了马克思想也想不到的革命，即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
这样一来，我们在考证十月革命的时候，如果说，还有一个可以遵循的马列主义的原则的话，那么，中国革命的性质，就离开老马的巴黎公及其原则，有十万八千里了，连孙悟空，也无能为力了。
于是如此推论下去，我们的文革，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呢！
我们这些在法兰西内战和雾月十八中，分不清哪里是北的一般小小的书生，又如何可以准确理解老马，老列们的真蒂呢！
就拿最为要紧的农民的土地问题来说，在法国革命前的路易时代，十四大人，就已经将土地三自一包了！（见托克维尔！我们今天不是刚刚做到了将土地包给农民弟兄几十年吗！所谓的耕者有其田，是一个伟大的租约可以代替的吗！）
如此等等，说明我们在1967年的看法，认为在1966年的中国就可以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了，国家和官僚，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文攻武卫和大鸣大放，就可以去之而后快了，这真是白日做梦！（说的多一点的是，我最近买来一本二十年代出版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书.题目叫[革命的先驱]。克鲁泡特金和巴库宁们，美国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争取者，殉难者和俄国的革命女杰索菲娅们，他们的理想主义的牺牲，还是受到列宁们的赞许的.克氏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岁月中死去，列宁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说明了革命者（和后来的反革命者）的一种献身的共性！我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我在文革的时候的体验。
当我引经据典和大声疾呼的时候，当我自以为是将老马老列奉为如来大佛的时候，我是革命者；当我啷铛下狱的时候，当我和监狱的寂寞和革命群众的审判做一个微不足道的抵抗的时候，我想到了列宁和乌里扬诺夫一家这部电影里的情景；甚至可以说，我是在家里坐以待捕而丝毫没有感到，我会是一个文革的反对者，是一个中学生里的反革命，是现行反革命！
从那时起，到今天，我们的思考是有了一点点的进展的.但是我们的思考并没有完全的进展.这样的思索，是完全不能和老列的和老毛的辉煌的革命生涯相提并论的，是一种书生气的灰暗的幼稚病.是和生命之树常青这样的说法相去甚远的一种怪怪的人生。
而在2000年代的今天，这些书生们，还在以不同的方式，讨论着类似巴黎公社原则的公正和理想的问题.他们的语言和思维是在进步着，而他们的结论却仍然是语焉不清的.因为正如伯林的说法，乌托邦的存在与否，好像是人类的存在之必然.是一个有趣的，也许不太有趣的悖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1967年的思考，才稍微有了一点意义。
那么，在我们的---一度是苏联老大哥的----理论伙伴那里，事情在朝向何处发展；我说的是他们的理性的和理论的发展方向；他们的对于他们的俄罗斯的哲学空白，将最终取向何方！是像别林斯基和赫尔岑那样，极大地关注老黑格尔，还是像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那样，极大地关注马恩！
我们也完全不可能了解这样一点，如果苏联和布尔什维克的失败，而不是成功，会给俄国带来什么！是否如美国哲学家胡克所说，其社会民主党人，也完全有可能掌握局面；因为社会党人也提出了和平，土地等关键的社会问题.只是布尔什维克阻止了俄国如期进行议会选举，才使得武装起义及其成功变为现实。
二，如果列宁在芬兰遇刺，事情也会寻着同样的轨迹发展。
三，问题正好是我们现在所考虑的.如果列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来进行他们所说的，在实施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的同时，取消资产阶级的官僚国家机器，并且取消常备军，取消特权阶层，实行无产阶级民主，那末，苏联的事情是否会变得好一些呢！
抑或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否定斯大林的层面上重张列宁主义，事情会变得好些？！其实，于其说赫鲁晓夫是在重张列宁主义，不如说，他的反对个人迷信是瓦解苏联意识形态基础的老拳出击。自那一天，苏联人的政治哲学思维开始了取消苏维埃思维的不归路。
而在文革当中，取消常备军的可能性，和在全中国实行列宁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可能性，又当如何呢！
在俄国，我们看到，列宁的政党斗争，是他们的苏维埃革命的存在的前提.事情的提法只能是，由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来设立和创造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请注意，他们说过，无产阶级自身只能产生无政府工团主义，云云。（我不禁想起，一位海外的老知识分子，对于用“分子”这个词所抱的不满！他说，应该叫“知识人！！”）
于是，在无论是由托落茨基还是列宁，是由马尔托夫还是由斯大林领导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当中，革命家即职业革命家的出世，无论在革命成功以前以后，都势必成为革命的领袖人物，这和老马说的由职业工人来出任类似苏维埃政府的非官僚公仆，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也就是说，是什么样的力量，才能使职业革命家在他们的革命成功后，像孙中山那样悻悻离去呢！而只要他们的不离去成为必然，那末，所谓的国家的逐步消亡，不就兴亡无定，是牛非马了吗！
我们的苏联同志所说的，是老斯背叛了老列和老马的主义的观点，不是有一点点可笑的成份了吗！
同样的，我们的同志们还是记得“群众，政党，领袖”这个三位一体的列宁主义学说的。
记得在文革时期，林彪说过的话，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这个观点，是他这位功勋卓著的战将，在政客面前自甘堕落的表达.这和马基亚佛利的表述，和塔列郎的表述，看来是异步同归了。
世界上的国家形态和国家学说，无异于两种大的区别，一种是列维坦，一种是天赋人权.我们在周游了所有这些学说以后，再度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对于马，尤其是列的（在[国家与革命]一书）论述，我们对于巴黎公社的梦想又当如何处置呢！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中国革命的走向，在1949年的前后呈现出一屡曙光.正如毛本人那时候所说的，要在中国实行所谓的新民主主义，而不是实行社会主义.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定义，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在那个时期，不是使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让后来所谓的走资派们，来参加革命和健设，实行私有化和公有化的合并.这样的社会的公正性如何，是一个几近资本主义的社会公正问题，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问题.这个理想，当然和巴黎公社的原则相去甚远.在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人们也很难想到，让资本家和国家机器中人，拿熟练工人的工钱，等等.国家的存在是一个长期的事情，也几乎是无可置疑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说法不是一种斗争策略的话；如果我们的社会，居然可以像刘少奇所说的那样，实行五十年新民主主义的话，社会上和思想上的事情，反而会正常一些.这也就是对于理想发展成为理想主义的疏离感，所带来的好处。
否则，按照我们的国家的已经发生过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事情可悲的反面。
社会主义的人们（是极大多数人）几十年的赤贫，和后来的社会主义的极端的暴富（据说有几千万人），已经在各种意义上证明，社会主义再一次被严重地修正了.虽然，我们对待修正主义的看法，和半个世纪以前完全不同.我们知道在哥德堡会议前后的新老伯恩斯坦们，考茨基们的主张，已经不是让跻身于欧洲的托落茨基们深恶痛绝的那种非主流的革命造反派了.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工党，们，社会党们，他们的革命性已经大大的改弦更张了，而且是进入到非非常状态社会生活中去了。
而文革的事情，也正是在一种超期或者过期的理论呼唤下，派生的一个所谓的理想的和革命的怪胎。
而所有这些，是我们这些当时的少年人所无知的。
是的，在抽取了俄国革命的所有并非不是必要的前提以后，所产生的命题是：如果列宁和斯大林不是简单的继承并且延续了旧的国家机器，而是真的将它彻底粉碎和抛弃，代之以巴黎公社式的人民政权，并且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公务员拿熟练工人的薪水，等等，那末，苏联的命运真的就会逆转吗！
真的像今天的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说，那就消除了前苏联和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弊端吗！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如果是建立在所谓的巴黎公社原则基础上的，文革的假民主和苏联的真专制，果真会得以避免吗！
。。。。。。
是的，在我们少年时代的梦想里，是进行过如此这般的绝对理想主义的理论探索的.我们多多少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在思想上的收获是，我们在敲定了中国的国情以后，这样的政治幼稚病，是多少有些治愈了；虽然，我们今天还是在一种并不完全确定的梦想中尝试各种思考和实践.而我们的思考是和我们现在的怀疑紧密联系的，而这个怀疑是和人类的对于各类国家学说的讨论遥相呼应的。
巴黎公社的原则的提出和她在整个国家学手的演变当中究竟处在什么一种地位当中，是我们应该比较关心的问题.大而言之，此一原则之确立，和历来的人们关于国家的政治设之间究竟又处在什么一种关系当中呢！人！在这种或者那种国家设计当中又会如何安排其命运，或者被安排在一种无奈的命运当中.这是我们从我们打开我们的视野的一个必须的思路。
首先，我们看到，巴黎公社的国家学说的设定，是和历史上的许多的国家学说的设定并不一样的.因为她的历史之短暂是前所未有的；她的理想的实现，不如说是她的未能实现.她的官员或者公仆的出现，对于历史的影响和作用，是几乎无足轻重的，等等。
影响巴黎人的，或者说，是一些对西方产生影响的人物，如日内瓦的卢梭，就不是仅仅从一种臆断，来说明他的国家学说的.而他的国家设计，虽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起码在比如说罗素那里，他的学说就几乎是没有确切的新意的推断.他所谓的对"总意志"的服从，倒是和我们的对于另一个总意志的服从，殊途同归了。
然而卢梭的斗私，是和我们的大不一样的.因为"所有这些'自私的'的引力只要相异就彼此抵消了，剩下的是一个朝向地心的合引力。“所以，卢梭是主张要有一个社会的空间来吸纳人们的私利的.也就是要有一种社会的公共空间，虽然，总意志是要服从的。”
于是二，我们如何看待是谁具有所谓的总意志的介定权和解释权呢？
在我们的文革当中，这一点是先验规定的，无须赘言的。
但是，在将思想贯彻到底的思想家那里，这个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
最好的专制也是比无政府状态要好.在我们陷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的意志是由我们服从的一个整体意志提出来的.在我们即将进入结束无政府状态的时候，我们又被一种新的意志所要挟.而我们主张的巴黎公社原则，当然是在文革的第一个时期.而在后来的那个时期，这种提法本身，就已经显得时过境迁了.所以，公社原则的诞生和死亡，和我们看到的过往的一切社会的契约论，产生很大的隔阂.我们也从未因为个人的存在而考虑过什么.只有当革命结束的时候（包括伪革命！）。人们才想起来，要规定人，个人在历史和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孙中山和华盛顿走了以后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是按照什么样的新的原则来组合政府的问题……而巴黎公社，在这个问题上是无解的。
回归毛的思想，是在主流和非主流，政府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牛体上游刃有余的.文革的一开始，直到其结束，可以一言以蔽之，“主权者起初一选定，人民就退场了”！
巴黎公社的原则，是不是这样一种上场和退场的游戏呢！作为过来的人，我的感觉是，我，从来就没有在场。
- Re: 宸撮粠鍏ぞ鐨勬晠浜�posted on 07/20/2004
人热烈生活于意识形态中的时候，总是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这个俺也坚信不移。
如果再来一次文革，俺没准是要去抢姚文元那个角色的。当然抢不到也会很后悔的。:) - Re: 宸撮粠鍏ぞ鐨勬晠浜�posted on 07/20/2004
嘿嘿，说不定又是一个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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