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松的伟大在于历史之中，因为他的“决定性的瞬间”，对当时跟着绘画亦步亦趋的摄影理论来说，无疑是构成了一个相当进步的纲领。只是如今人们对真实、真相、真理这些概念不再报以启蒙时代才有的纯真期待，于是任何以真的名义进行播放的概念，都会被质疑一句：真的是真的？
布列松声称自己不干扰被拍摄者，只是用尽方法来捕捉完美构图。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是：第一，完美构图的诸多元素来自客观世界，第二，判断完美构图诸多要素的关系来自摄影家的主观世界。这正如布列松本人说的：“当我的右眼向外张望时，我的左眼就向心中回视。”
无论是《积水的路面》还是《柏林墙边》，布列松无疑在构图和光影上注入了大量自己的观念，这些观念有来自美学上的，也有来自政治上的，但不得不承认，它们不是来自客观世界的，因为客观世界只有事实，没有观念。
然而，当一副在形式上充满力的均衡和光的和谐的照片，很成功地抓取观众视线的时候，传递给观众的信息将只能是伪造的真实，即便这伪造的真实也是来自客观世界的元素提取，并且作者也没有打扰对象，但是，由于这些完美的元素分布不具备典型性，于是，就只能被遗憾地判定为做作，判定为艺术摄影，而不是纪实摄影，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大部分就是平庸的，如果强行着要从平庸中提炼出超凡入圣，那么，这就无法成为过硬的纪实摄影。
当然这样的要求对布列松所处的那个时代是过分的，但我们无法因为时代的变迁而不对此做出来自当代的评价，因为我们除了布列松，我们还有索性撕开这些装模作样贵族姿态、将照相机当机关枪使用的克莱因，以及那个在满天炮火中，根本无所谓光圈、焦距、快门最后踩了地雷身亡的卡帕。在他们面前，布列松决定性的瞬间顿时成了软弱的瞬间，而在由饥馑、屠杀、污染等等交织在一起的人类苦难图景前无言以对。在《苦难的眼睛（1948，南京）》之前，今天的我们甚至能脱离当时的语境，直接进入到布列松制造的美妙的光影处理中。
在后现代洪水般的话语冲击前，任何坚持说绝对真实的做法都显得有些心虚，但是，看上去真实和有偏差的真实还是有区别的，对今天的纪实摄影作者和纪实摄影观众来说，默认有偏差的真实是更可取的，这将不仅仅能抵御住来自虚无主义的无理质问，守护住纪实的价值核心，也能让我们为我们观察到的世界做出解释和辩护时，更加的诚实。
尽管如此，布列松仍旧是位值得赞誉的摄影大师，而他的逝世也因此会成为摄影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瞬间”。
2004-8-6
- posted on 08/06/2004
好莱坞电影尽管被以法国为首的富有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媒体界给批评了个体无完肤，但它的叙事策略却已经成了观众们既定的审美方案，一旦有关于某个阴谋的电影，其导演似乎总是掌握了政府禁止公开的档案资料，于是，窥私、猎奇、求知欲以及幸灾乐祸总总感觉混合在一起，成了人们争相去观看的心理驱动引擎。人们总是想知道更多，在这里，政治事件成了魔法师那下一个跳出动物让你猜的黑帽子，《华氏911》尽管导演个人政治倾向已经浓得失去了纪录片该有的客观立场，但热爱帽子里跳动物的观众们，并不在乎魔术师的表演是不是有哗众取宠的嫌疑。
由于美国政府向来是被美国的电影文化嘲笑惯的，所以在一些关于美国政府的纪录片里，对它的情绪嘲笑转换成了事实抨击，这在以前《刺杀肯尼迪》里就已经展现无疑，此时，政治纪录片无疑就是专题新闻和专题访谈的视觉化综合，为的是提炼出一个观众期待的幕后阴谋。
同时，那些被这个政府打击的国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一场争斗总是有双方在参与，更何况另一方往往充满了东方神秘。《坎大哈》里那种鲜艳的沙漠是很令人向往，因为那里炎热的气候已经被不能传播气温的电视机设备所隔绝，看电视的人尽可以在空调房间看着那群可怜的换假肢者。同样，《墙》这个种族隔离的隐喻本身，就能在文化上引起中东以外所有观众的好奇心，因为新闻直播里，我们永远只能看到以色列士兵端着枪，巴勒斯坦青年扔石头，沙龙胖成圆柱型的身体，以及阿拉法特的骆驼脸。但这些都是事件碎片，受电影美学熏染的观众们，需要的是一个有情节的故事。纪录片在这一点上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因为好的纪录片，就是告诉你一个好的故事，并且给你以此乃真实的保证。
好了，有了阴谋，有了情节，又有了安全的观赏场所，政治纪录片就这样完成了它的政治文化功能，拉什迪事件之后，反正大家都知道：反美是时髦，但反伊斯兰就有可能被追杀，虽然这一点说出来挺没意思，但拍纪录片的人却心里都有杆秤：他们清楚揭露美国人的罪恶，要比揭露美国人的对手的罪恶，付出成本要小的多但得到赞赏却多的多。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纪录片导演也不例外，至于观众，他们也明白批评小布什要比批评哈马斯任何一个成员都要威风，这道理跟揭丑就揭好莱坞大明星的丑，一样。
所以我们应该很庆幸我们拥有乔姆斯基先生，因为他能身为美国人而不断在对美国进行批评，很难想像一直以法兰西文化而骄傲的法国政府能有这样的胸怀气魄，他们永远怀着嫉妒的心情在文化上严防死守，结果做出来的娱乐大片，水平连印度的宝莱坞都比不上。在这样的心态下，最近巴黎能同时热映四部关于批评美国强权的纪录片，也就不足为奇。
2004-8-3
- posted on 08/06/2004
•缺憾•
诺贝尔猜中了前头，可是他猜不着这结局。因为他当年以一个炸弹专家的素朴直觉，来做出“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的定义，在今天这个除了地球本身还没有四分五裂但地球上的一切都已经四分五裂的境遇里，已经成了一句毫无解释效力的废话。
什么叫做理想主义倾向？什么叫做最佳作品？
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要是落进后现代主义的那一套阐释系统里，立刻就可以加工出几大卷令人看了昏昏欲睡的学术专著，其反复唠叨以资提醒我们的无非就是：这个世界的文明和文化是多元的，在全球化带来的冲突和机遇面前，说最佳作品时应该具体深入到本土环境中去，并同时注意这么说的时候的身份、立场和对象等诸多其他因素。
或者一句话挑明了，那就是谁都可以有资格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么一个根据当下经验世界的特性而推导出来的观念，在物理学奖、生理学奖、经济学奖等领域里推广起来是有些困难的，因为有那么多的数据元素和逻辑结构摆在那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来自我们主观世界的任意推定，而和平奖呢，由于我们人类的野蛮根性这么多年来是那么明显地无法根除，所以无论谁获得它都是一件令人尊敬的好事，但对文学奖来说，上述的这个观念却深深渗透了进去。整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员会被这观念所深深左右，他们就像好莱坞的那些制片一样，为了保证自己在政治上正确，所以在影片里必须注意：好人不能全部是白人，必须要有黑人或其他族裔也出演正面角色。但同时，委员会又得时刻为自己辩护，辩护词通常是：我们的眼光是全球的，但我们的标准却是唯一的。
同样，这个观念也进入了我们观察家的视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评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时，我们在关心谁获得了这项荣誉之后，接下来的反应已经不再是他写了些什么作品表达了些什么精神，而是在乎起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不仅仅在中国，在整个世界的学者们都开始喜欢拨动地球仪：要是这次得主的国籍落在欧洲，那么他们就要怀疑评委会是不是想重新搞欧洲中心主义，要落在美国，那么就是新霸权意识，要落在日本，那么就是重视亚洲经济政治力量的影响，要落在冰岛之类地球仪上很难发现的地方，那么就是东方主义势力在抬头。
然而发生以上这一切变形的责任，真的能怪罪今天这些已如惊弓之鸟的敏感观察家的头上吗？我们为什么不想想，为什么偏偏是文学对这么一种奇怪的观念，缺乏任何的免疫力？
难道我们的文学本身这种样式，其生产行为和行为结果就没有任何一点可以检讨的地方了？这么多年来，天体物理学领域里的知识积累已经到了即便是科普读物也让人们望之生畏的地步，而文学领域里又有什么知识可以让我们足够自豪地说：嗯，库切，你这小子的作品在观念和技术上已经遥遥领先当年的苏利•普吕多姆了。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文学的定义仅仅在于用文字写作，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最有文学创造力的那批人，如今其实已经不再分布在传统的写作图景里，想知道他们在哪里么？他们在诸如《黑客帝国》、《最终幻想》、《人工智能》、《无冬之夜》等等各条生产电影、游戏的生产线上，正在把无以伦比的想像力和道德情感，投入到让我们匪夷所思的视觉图景里。
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会衰落到要靠政治正确来左右自己决策的根本原因：传统的文学书写习惯已不再是主流力量，但从事这项生产的人，却数量庞大死而不僵。
•成就•
既然诺贝尔文学奖还没有告老还乡，那么它存在的积极意义将还会延续下去。虽然从艺术本身的角度来说，这个奖项已经变得可有可无，但如果我们重新捡拾当年那位炸弹天才关于理想主义所定义的最素朴的理念，那么对于那些面对极权和暴政奋起反击的作家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项伟大的文学化了的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永远记得帕斯捷尔纳克，虽然他拒绝领奖，同样，我们也会记得肖洛霍夫、罗素和高行健，这些为了抵抗我们人类血液里一直流着的野蛮根性，而不惜将自己全副智力和精力投注进去的作家，无论他们当代和身后的人如何以各种客观事实去否定他们的行为，也无法为他们所处那个时代那个地域的黑暗做任何有效的漂白处理。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就是政治，即便无数的纯文学爱好者不断在抗议说文学必须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当你面对的是希特勒或斯大林那种阴沉无情的处决命令时，你就应该明白只有消除了极权者心中那些愚蠢的暴力观念，为艺术而艺术才有在现实中实现其语法结构的可能。
然而，直到今天，我们消除了我们一直警惕着的人类的野蛮根性了么？或者说，我们人类真的能在他们还存在的这段历史时日里，完成这个很有可能是消除我们本性的浩大工程么？如果这一切都不可能，那么，文学就有必要以诺贝尔这老头当年期望的那种方式继续下去，无论其表现手法已是多么落旧，但其凸现的这种执著，是任何极权或后极权的社会所害怕的。
每一个国家或地域，由于其政治空间发育上的差异性，使我们对每个国家的作家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使命期待，当然对具体的每个作家本人而言，他完全可以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写任何他喜欢写的东西，可是作为第三方，我们对某个特定国家或地域的作家，却会有一个超越你作家本人的群体期待，比如对于法国，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的是萨特和贝克特，但这样的期待我们不会给予以前的苏联。
这就是为什么是索尔仁尼琴他们三个代表苏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在人类最最起码的良知面前，即便文学是政治的，那也是应该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拘禁在古拉格群岛上的人，去叙述一个关于洛根丁或弗拉基米尔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多么百无聊赖的故事呢？能活着出来，并公之于众，让斯大林劳改营里31种刑讯逼供招数在全人类的良知面前无地自容，就是索尔仁尼琴他们的胜利。
躬身自问，在今天这个中国经济政治结构急剧转型的时代里，我们对中国作家群体的期待，到底又是什么呢？而这些作家他们对自己的作品期待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因为害怕或麻木不仁于是始终回避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将和我们的作家一起，有幸成为一具具写了也白写、看了更白看的文学植物人，而被我们的后代所严厉批评。
2003-12-10 - posted on 08/06/2004
郭沫若在写这篇文章时，国民党的腐败已经到了要是不严厉批评就无法让民众解恨的地步，而对当时已经颇得民心的共产党来说，这篇文章的寓意也非比寻常。当时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在“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古训下，郭沫若这篇文章一直被我们引用着，似乎明王朝的灭亡就在于横征暴敛不得民心，而李闯王的失败则在于纲纪松弛以及不重用李岩。历史就这样被一群没有现代史学理论支持的文科学者给加以了浮皮潦草的解释，似乎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完全在于为上者是否拥有一颗仁慈的心。
出于这样的明君决断论，解放后枪决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就成了必然的一个整肃事件。在今天，讨论这两个人贪污的金额是否到了该杀的地步是学术内的事情，整个舆论还是倾向于杀得对杀得好的，不过令人担忧的是，判处死刑这应该纯粹是一个司法事务，然而由于明君决断论的影响，整个司法程序中经过了毛泽东的批示程序。
按照这样的程序，那就在逻辑上意味着：倘若毛泽东不批示，那么这两个人就不一定会死。
郭沫若的思路就是这样的思路，在他看来，一个王朝的兴亡完全取决于帝王一人，而刚刚解放后的新中国，在思路上也没有摆脱这样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当我们回顾历史，赞赏当时惩治腐败的英明果断时，我们不得不要反思的是：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当明君不再存在时，缺乏司法独立制度的社会空间将必然走向腐败。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党或政府都无法超越的问题，哪怕你自称自己掌握着最终的真理。因为来自道德和宗教世界的约束永远是靠不住的，能靠得住的，必须是独立于任何个人的律法体系。这个体系不受任何其他组织的领导和管辖，也不允许任何其他组织以各种伟大的理由而介入。
所以我们与其去幻想历史中的崇祯或李自成是反腐倡廉的，还不如脚踏实地去完善中国的现代司法制度。三百六十年过去了，我们没有理由再把希望寄托在明君的批示上，而什么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都能自觉意识到这一点，那什么时候我们才有资格去讨论现代性。
2004-2-9
- posted on 08/06/2004
这不是一件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情，正如当年苏联解体时，有人深刻评论说：这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整个人类的失败。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和共产主义虽然进路完全不同却同样理想高远的思潮，随着诺齐克的老去而逐渐失去了学术上的声音，本来，作为首先提出个人权利优先一切的诺齐克，是应该对最低限度国家（ultraminimal state）做出更全面的逻辑陈述的，但他却草草了事，于是中庸而勤恳的罗尔斯最终胜出，成了如今政治哲学里的显学。
失去诺齐克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如同失去羁绊的自由之马，它实验性地大胆跨出了人类在地球上的一小步，即放弃最低限度国家这个概念，照很久以前博丹的说法，就是“个人有权管理自己，其权利不容侵犯，任何政府的存在都是对个人权利之侵犯。”或者就索性如斯宾塞说的那样直截了当：“绝对自由等于完全无政府。”
这是何等乌托邦的一个想法啊，从空中之钩、永动机、集体公社、生态球一直到无政府，人类真是将他们最最纯真的向往全部祭献到了不切实际的事物上，这些事物要么就是光明万丈的，要么就是沉穆永恒的，但不管怎样，它们都是不可能的。
越是美好，越是不可能。
这是理想主义的一贯命运。
事实上，从丹麦的这个无政府公社出现了第三个居民开始，社群关系就不得不被引入，而以后的发展也证明，“月亮鱼”酒吧门上的那些规则是必须的，虽然没有名义上的政府，但规则的制订者以及执行者和维护者，无形之中其实就扮演起了守夜人的角色，他们不知不觉地回到了诺齐克的纲领里，虽然他们始终在不屈不挠地抵抗。然而，他们忘记了：让小孩从小唱“克里斯蒂安娜战歌”，这却是强制性的，即便是国家统治下的人民，也不一定有义务接受这样的强制，更何况是无政府公社。
但现在这个实验终于结束了。人类又一个乌托邦计划失败。依靠抽象概念设计出来的美好家园，原来仅仅是个头脑中的天堂。现实中的政治生活再怎么不尽人意，至少它是强壮的。
丹麦政府的好奇心和宽容心令人敬佩，但社会学家有义务提醒政府：社会学不是一门实验课程而是一门实践课程，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领域内做一个关于社会结构稳定性的实验，除非那里与世隔绝。
所以，中国政府也有理由得到同样的提醒：比如南街村那样的社会学实验，你们到底打算坚持多久？
2004-2-24
- posted on 08/06/2004
想来哈维尔在七十年代给胡萨克总统的那份公开信真的是很了不起的，虽然他说的是捷克，但在今天看来，有关意识形态物质化的威胁的确处处存在，倘若王晓明的“新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听上去还很时尚的话，那么当年哈维尔的一针见血似的言论，更能让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坐立不安，他说：“当权者欢迎和支持这种转向私人领域的能量的溢出。但这是为了什么？因为它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当然，这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目前政治宣传的全部精神，都在平静而有系统地欢呼这种能量的转换。他们在其中看到心理学的意义：从社会领域的一种逃脱。”（摘自《哈维尔文集》 崔卫平 译）
当鲍德里亚面对消费主义社会光怪陆离的种种景象时，他破罐破摔着说，好，很好，就让它彻彻底底烂掉，这是唯一可以根治它的疗法。而其他那些专家学者并没有他那么情绪化，他们勤勤恳恳地对物质化了的人与事进行着批判和反思，希望他们的语言和行为能够在这些类像之前保持一份本真的清醒。
然而不同于王晓明、哈维尔以及许多文化意义上的左派的是，我们始终找不到任何解构像“成功人士”这样的世俗图景的道德基础。因为如果在逻辑上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就是被媒体同一复制了的成功人士以一种集体的中产阶级力量，向这个社会提交他们在经济满足之后的文化需求菜单和政治需求菜单时，接受他们所提交菜单的侍者（即以前我们时常称呼的人民公仆），会不会在态度和动作上要比对待工人、农民或者臭老九更加谦卑和认真些？
因为货币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让成功人士和大众一样沉陷在物欲之中，也可以让他们腾出手来对物欲之外的世界说：“我就喜欢”。
最近“我就喜欢”的广告词为麦当劳争了不少脸面，它让很多年轻人把麦当劳里的买卖当做了一次很轻松的游戏活动。自然，像吕新雨薛毅他们这些坚定传承法兰克福衣钵的老师肯定对这种说法一百个不满意，因为这说法就等于是在向物质主义投降，是对文化研究老鼻祖的背叛，而真正的文化研究者应该有义务去提醒这些年轻人，说他们不知道其实他们的自由被消费快乐给愉快地拘禁掉了。
然而《黑客帝国之革命来临》却给予了人们一个强有力的视觉化了的设想：假如你们所给大众揭示出来的所谓真实的自由，竟然还不如一个幻觉化了的拘禁，那么请问究竟那种生活下的民众才算是幸福？
说到底，还是要把选择权交给民众，那么既然我们放心这么做，我们为何不放心也同样把选择权交给这些成功人士？也许他们看多了MBA教材写多了OOP程序，所以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后极权主义什么是后社会主义，但是，如果我们还相信马克思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命题，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给自己一点信心和耐心，等成功人士们形成一个更具备商业合法性的阶层时，再去批判或提醒他们说：嗨，你们是不是考虑过什么是自由？
公共知识分子只有在猛烈抨击一个稳健的阶层和一个成熟的政府的时候，这样的猛烈抨击才是对双方都具有建设性的，否则，除了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传统就有的“浩然之气”外，真的有可能是在白白地焦虑。
所以呢，如果中国将来渐渐会有一个新兴的“成功人士”阶层的话，我虽然讨厌他们一本正经，连戴个耳环或挂个MP3或跳段街舞都不会，但我还是会说：我就喜欢。
2003-12-1 - posted on 08/06/2004
当老一辈开始张罗着拔光鸡毛鸭毛、洗净青菜香菇、沥干熏鱼烤夫、并埋怨没什么菜可以做得技压群芳时，那就是意味着春节快到了。年轻人为了配合父母，也都各自回到亲人身边，但他们电话手机email忙个不停，桌上的菜再丰盛也赶不上他们平时拥到必胜客去狂吃一顿海陆香鲜。在这里，春节成了一个毫无内涵的概念摆设。
在十多年前，当电视机里那群衣着鲜艳的演员们，使劲气力表演着各种节目以拚命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吉祥如意气氛时，我们其实已经可以预计到春节这些传统节日正在逐渐走向没落，它和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历史久远的民俗节日一样，最终都会慢慢走向只剩一个空壳的结局。之所以会如此并非是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商人不够努力，没把春节等节日像推广圣•范伦泰节一样加以热情推广，相反，从电视媒体到车厢广告，无数政府行为和商业行为其实都在兢兢业业地忙乎，只是他们都没有料到的是：在城市尤其是一些大城市里，像春节这样的节日，仅仅意味着一次悠长假期。
从节日降格到假期，这其中被抽取掉了什么不言而喻。在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中被迅速剥离其母体而现代文明夹带西方文明强势进入的时代里，组成民族共同体的符号元素正在被替换之中。本来，一个家族坐在一起吃团圆饭，这个仪式不仅仅是形式的，同时也是富有内涵的：这个家族的长幼之序通过座位安排而得到再一次的确认，比平日丰盛许多的菜肴强化了血缘间的亲密关系，晚辈给长辈送礼和长辈给晚辈子女压岁钱满足了馈赠行为的双向交易要求，最后，守岁时点燃鞭炮让这家族的亲情在一片热闹的噪音中达到高潮。年复一年，节日本真地保存并延续了中国人最真实最自然的生活状态。
但是电视对以上这一切固有的仪式做出了第一轮修改。它让一个家族成员间的内部交流，转换成了家族对一个国家的外部交流。这个修改在表面上看来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因为这国家的确需要有无数个家族去支持它，但是，我们这片土地上的社会关系，向来是通过家族为基本单位维系起来的，但电视这个奇怪的插入者却在破坏这维系，它利用春节联欢晚会的窗口，依靠特有的视频编辑手段，将大量与家庭成员亲情无关的信号传播给他们。十多年以后，这种模式所产生的弊端人人都看得见：即便实际上节目质量一直在提高，人们照样越来越挑剔春节联欢晚会，因为人们对电视节目的要求仅仅是好看，而不会要求有其他类似亲情的感觉，就像你看别人的孩子就仅仅要求是聪明，而不会产生癞头儿子自己好的心情。
各种洋节日则对传统节日仪式做出了第二轮修改。不少人都在奇怪为什么是情人节而不是中国牛郎织女所拥有的那个七夕节会让年轻人如此痴迷，事实上这个道理简单的一塌糊涂：情人节里可以吃到巧克力还可以看到蜡烛，但在七夕节，我们除了知道这是抵抗王母娘娘的阶级压迫暴政外，就一无所有，倒是一水之隔的日本，每年这节日里又扎竹子又挂灯笼，实足让我等羡慕。
由于我们过于热衷于将整个中国的社会空间结构现代化，而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又对自己的老祖宗进行了一次毫无建设内容的文化大革命，以至于当我们真的拥有了假期、闲钱、资讯和朋友之后，忽然便发觉：我们的传统节日已经迁移到其他地方了，我们的精神已经找不到它了，我们只好过得很快活，但这种没有根的快活，实在是这个世界上最最令人无奈的快活。
要把我们的传统文化请回来是相当困难的，这绝非电视里让几个扮演村姑傻妞的舞蹈演员扎着朝天辫摆动她们那些天真的脑袋就能做到的，还不如将计就计实事求是，让春节联欢晚会展现我们的工人、农民、军人和知识分子本真的自然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态，老百姓不是傻瓜，节日是他们的，他们有权看到他们应该看到的，一个知道事件真相后的满足笑容，远远胜过笑后依旧一无所知。
2004-1-20
- posted on 08/06/2004
由于新闻界内部的激烈竞争和商业利益的外部介入，不少美国本土评论家都开始指责起整个美国新闻界的堕落，似乎普利策奖已经成了可以并排供奉在十字架旁的另一座可膜拜的偶像，它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最多吃素，但毫无疑问，它和商业利润划清界限。
然而要是我们追溯普利策本人的传奇经历，我们不难发现，他并非是以绝对的正义和天然的良知在起家，相反，刻意盯住政府，大量抛出各种腐败丑闻，对他而言仅仅是一个手段，其目的只是为了挤垮竞争对手，让自己成长为业界老大。
然而，正是因为目的在道德上的无涉，使得普利策精神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反而大了起来，它培植起了关于什么是好新闻的业界标准并为公众所认可，客观、真实、公允等抽象概念从竞争手段逐渐内化为道德意识，并进而使得普利策新闻奖成为了人类良知的集中体现。
所以走到今天，当批评界以自己后来神圣化的普利策奖来占领道德制高点，对当前的美国媒体进行不遗余力的猛烈抨击时，他们恰恰忽略了他们所占领的这个道德制高点，就是来源于他们所抨击的地方。
对于新闻来说，客观正确永远是它的生命，但这个生命体本身是有私欲的，为了保护自己排斥他者，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能做到对自己有利的客观正确，而做不到对人人都有利的客观正确，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大公无私到一个超道德的境界，在那个境界，也许它可以唯一见到的伙伴，是那个谁也没看见过的上帝。
因此我们才需要大量的互相作对的媒体来维护他们各自的客观正确，并在这一系列有偏的客观正确中，用我们自己的阅读眼光去获得一个综合的无偏印象，而这，不正是今天美国媒体所能达到的一个高度并且是一个值得其他国家新闻媒体值得去参考学习的高度吗？从水门事件到伊拉克虐俘事件的报道，这里面无疑都有人类的良知在参与，但是，它更需要有私欲的媒体去为了满足它的私欲而无视政府的脸色，即便这个过程中出现种种丑态百出的闹剧包括制作假新闻来媚众，但是，高度并没有改变。――这个高度意味着新闻的高度专业化，而非意味着高度伦理化，一个高度伦理化的媒体空间是做不好其本职工作的，它最多成为当时主流道德的传声筒而沦落为无耻的宣传工具，相信纳粹时期的德国新闻媒体应该对此感受比谁都深刻。
一旦我们去掉我们强加给媒体的一个个神灵光环，那么这就等于我们同时替它们去掉了一把把道德枷锁，当媒体恢复其原本的世俗面目之后，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批评者们才是不自觉地去扮演了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法利赛人角色：他们凭想像去勾勒并固定出了一个绝对的超验的媒体，然后就能顺理成章得将美国媒体给贬个一无是处。
2004-5-25
- posted on 08/06/2004
我们得承认，情人节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充满着野性的浪漫，很难想像要是换成夫妻节，人们依旧可以保持如此旺盛的劲头。在这里，道德规范不得不给节日仪式让一小步，而享受这个节日的年轻人，更多考虑的也仅仅是爱情而非爱的对象是不是合乎情理。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当时人们还是性交崇拜的信仰者，所谓 “中春三日，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讲的就是大家男男女女在一起找对象然后野合，东方如此，西方也不例外。在他们的神话记载里，当时在酒醉后的狂欢里，国王的母亲阿高厄率领众多妇女将其儿子的头颅拧在树枝上，并将之幻视做狮子的脑袋，兴奋地穿出树林。
今天的人们不会依旧如此放纵和野蛮，但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那种群体狂热症却并没有完全消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流行情人节并非非得被解释成什么文化上的侵略，倒是宁愿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人性大同的结果：我们都是人，所以我们需要纵欲式的热闹。
文化在这里起到了重要作用，凭借各种现代商品，性欲被一层又一层地替代、补偿、投射，最后成型为赠送鲜花、巧克力以及烛光晚餐。
新闻报道说，今年韩国流行女孩在自己男朋友的脸上涂抹巧克力，这个性象征已经相当含蓄了，一个带有游戏意味的文明动作，将远古时代男女双方通过体液交换来满足快感的底层需求，转化成了性交行为完全被抽离、只剩下替代体液的巧克力和替代情感的心形图案。
我们不必因为知道以上这些结构主义式的分析而忽然对情人节尴尬起来，我们应该像医生一样，明明知道爱情不过是体内一些激素的过量分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去恋爱和结婚。
然而现在的问题并非就到此为止了。我们要问的是：既然人类这种群体寻欢作乐的习惯古已有之，那么为什么偏偏是后来的情人节而不是先来的元宵节，成了韩国、中国、新加坡等一些受东亚文明影响的国家的主打节？
起源于中国的元宵节是一个以看灯猜灯谜的集会活动，据说在那个时候，青年男女都聚在一起，表面上是在猜谜，实际上都在注意别人，或者在注意谁在注意自己，一些女孩子是在丫鬟的陪同下偷偷溜出来的，如果他们互相看上了，他们可以一起去吃当时的烛光晚餐，比如五味元宵五辛元宵。前者是用肉馅、豆沙、芝麻、桂花、果仁制作而成，后者则是用葱、芥、蒜、韭、姜制成。虽然他们彼此没有巧克力赠送，但是题了字的扇子、绣了花的香囊，也是很好的礼物呢。
但如此美好的节日，为什么就渐渐退居二线了呢？
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因为西方文化太强大了，它把所有人的视线都吸过去了，但是，我们能否去仔细再深入想一想，它到底凭什么法宝，能够变得这么强大呢？
现在随便你去问韩国、中国或新加坡的哪个时尚青年，问他们情人节是几月几号，他们一定能在第一时间报出正确的答案，但是，你要是问元宵节是几月几号，他们就大多回答不上来了，在有元宵节的国家尚且如此，更不必提没有这个节日的日本等其他亚洲国家了。
不是他们不肯记这个元宵节是哪个日子，实在是因为这个日子是变动的。
因为我们现在亚洲国家用的是西历，在西历里，情人节每年都是2月14日，但元宵节却由于历法换算的原因无法每年都在固定的日子上。――谁会去每年跟踪记忆一个变动不居的日子呢？尤其当这个日子还是不放假的时候呢？
事实上，按照中国历的话，元宵节的固定日子应该是1月15日。但因为我们大家都跟随西历去了，所以中国历就松脱出了历法链条中，成了一种记忆上的累赘。
全球统一用西方的日历，固然有助于人类文明的交流与进步，但是，带来的损失却是：那些放弃自己传统历法的民族，同时也失去了嵌在传统历法里的节日，而这将导致群体民族性记忆的丧失，表征之一就是我们的元宵节成了一个行将死亡的节日。
幸好，在韩国，除了纪念那些政治事件的节日比如光复节之外，我们还有阴历四月初八的浴佛节，还有阴历八月十五的中秋节，这些节日都是放假的，所以虽然我们都记不住具体会是哪一天，但只要有放假，我们就会记住，因为这一天可以不上学不上班。
所以，如果我们要和情人节在文化上有所对抗的话，那么，恳请政府首先在元宵节尝试着放假一天吧！
2004-2-11 - posted on 08/06/2004
一、
查理一世这位英国国王的不幸在于：他是如此秉承或者说恪守一切传统的王室价值规范，比如任意给人民征税、任意解散议会、以及享受帝王级跪式服务等等，以至于和当时局势发生严重冲突而最后失去了他那颗苍白的头颅。
现在回顾17世纪中叶那场弑君运动，实在难以有可以让我们拍手称快之处。
当穷得手上连军饷都发不出的国王被克伦威尔这个来自民间的暴力派英雄给打得落荒而逃、在苏格兰被出卖被捕后，英国议会与苏格兰议会经长期讨价还价达成了协议，协议保证英国向苏格兰偿付40万英镑军饷欠款，苏格兰则将国王引渡给英国议会，并退回苏格兰本土。诚如国王本人所言：“我是被卖出和买进的。”
在货币面前，国王也是商品，这就是当年英国资本家、平民、王室、教会四者玩政治大富翁时的奇特规矩。下议院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其应该表现出来的份额，以至于审判查理一世成了一场毫无程序正义可言的闹剧，在当时，资本家要求处死查理一世的理由很简单，这国王除了会戴个王冠收税之外别无他用；被压迫的平民也要求处死查理一世，他们拥有的是愤怒的民意，其背后代表的是无穷的劳动力资源；王室反对没用，它匮乏货币；教会懒得出面，反正工业文明也能带来不菲收入。
在查理一世之前，已经有斯特拉福伯爵上了断头台了，人们只是为了见证一下当王权降价之后下议院究竟会拥有多大能量，所以，只要能把这查理一世也推上断头台，那么，这就算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于是下议院趁机排空上议院权力，发布宣告称“人民是一切公正权力的源泉，人民选举的代表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下院宣布或制定的任何法案都具有法律效力，所有人都不得违背，即使这些法案没有得到国王或上院的批准。”瞧，多么掷地有声，多数人的暴政往往在语句上比一个人的暴政更加讲究修辞的艺术。
这就是为什么当死刑判决下来后，查理一世只能很轻柔地向最高法庭庭长布拉德绍这么说：“先生，判决，我说，先生，我要……不让我说话，别的人还能指望有什么公道啊。”
当然，克伦威尔先生和布拉德绍先生需要的并不是公道，而是要尽快将这个家伙的脑袋砍下，否则他们所代表的利益空间将随时会被王室所反扑吞没，所以死刑执行书上还有几个签名竟然是被强迫签上的。而且，他们也需要砍下这颗脑袋以顺应当时的民意。勒庞在他的《乌合之众》一书里对人类群体的非理性狂热做出了不遗余力的嘲讽，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也对群体性的狂热做出了很冷静的史料叙述，现在，我们要做的只是静下心，重新翻阅1649年1月30日这天的历史记录，看看当时的英国人民是怎样的兴高采烈，并理解他们的这种狂欢心情。――看杀头，古今中外的老百姓都有这恶癖。这无关政治立场，只和动物本能有关。
倒是查理一世表现出了国王应有的风度，出去前，他要求侍从给他多加点衣服，免得因为天气冷而发抖时，观众们还以为他是怕死。而在行刑台上，当有人碰了一下那把斧子，他的反应是回头请他们别碰坏斧子，否则会让他受刑时遭受更大的痛苦。在和主教做祷告时，他说他将从一个暂时的王座前往一个永恒的玉座，在那里权力不会受到人世间的那种侵害和骚扰。而他最后的一句发言是：“把砧板放牢靠一些。”
行刑的砍下他头后，说的是：“看！这就是叛国者的脑袋！”
其后历史前进得也有些拍恐怖片的感觉。克伦威尔和布拉德绍已经腐烂了的尸体被从坟墓里拉出来吊上绞架再又被砍头，奥兰治这个外姓贵族开始讨伐起自己的岳父。好在这次货币交易中国王是非卖品，所以就被称作为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并且，这次革命还诞生了一个今天看来极其珍贵的政治制度：君主立宪制。
可见，我们的历史就是这么在野蛮中前进的，无数恶行成就了最终的一个美德。
二、
虽然我们对托尔斯泰夹杂在文学作品里那些长篇大论反感已久，但得承认的是，他对历史究竟如何前进这一点的看法上，却比当时谁都看得深入。在《战争与和平》最后的尾声里，他写道：“如果移交权力的条件在于人民的财富、自由和教育，为什么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能在王位上太平无事，得到善终，而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却被人民送上断头台？史学家回答这个问题说，路易十四违反政纲的行动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了报应。但是为什么不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身上得到报应呢？为什么刚好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报应呢？这种报应的期限有多长呢？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也不能得到答案。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不能解释，为什么那意志的总和一连几个世纪掌握在某些统治者及其继承人的手里，然后突然在五十年间就移交给国民议会，移交给执政内阁，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亚历山大，移交给路易十八，再度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查理十世，移交给路易•菲力普，移交给共和政府，移交给拿破仑三世。”
偶然性因素在人类历史中向来是个让史学家头疼不已的问题。虽然历史上总不时会冒出一些学者（比如黑格尔或马克思之流）以其可怕的想像力和少之又少的案头材料来总结陈词一些所谓的历史规律，但人们却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历史就算有规律也不是身在历史中的人可以英明无比正确无比地加以把握的。在这方面，布罗代尔先生给我们的贡献是巨大的，这将使我们不会空口白牙着说：哦，因为英国人民比较克制，所以吸取了查理一世的血的教训，以后就搞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直到宪章运动，而法国人民比较狂野，所以他们从路易十六一路杀到巴黎公社，直到1968年他们还在玩街垒游戏。
即便对东方专制主义而言，今天的法国和英国在政治文明上没什么高下之分，但就我们人类的美好愿望出发，我们还是可以在价值层面上，肯定宪章运动而反对巴黎公社。革命能不流血就不流血，在政治斗争中实现零伤亡，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普适规范。因为人类各个等级间的利益冲突是始终存在着的，但博弈论却能指出什么是最优解。在今天生命是最宝贵的这个命题已经达成共识的背景下，无疑丧失生命是所有革命策略中最不经济的一个策略。
问题是要避免最不经济的态势出现不是博弈中某一方的事情，而是博弈中双方或所有方的事情。把话往浅里说，就是你退一步的前提，必须是我也退一步。
但愿查理一世先生那颗苍白的头颅留给我们的警示将能深及到这个程度。真的，要做一个充满正义感的群众实在太容易了，只要你跟着大多数人喊口号就行。
2004-1-29
- posted on 08/06/2004
这次中国公民在伊拉克的人质事件，是一个非常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信号。它不仅仅是在提醒我们外交工作是多么的重要，同时也在明确表明：随着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沟通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化，以往在电视报刊上见到的外国人人质被绑架的事件，如今已经不是和中国人毫无关系的山海经。
公民这个概念往往在世界性事件中会凸现出民族－国家的属性，在吉登斯眼里，区别于传统国家的民族－国家拥有着更强的领土意识，即便中国在一些西方社会学家眼里，更多的是属于“文明－国家”类型，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系列国民教育，已经让大部分中国人具备了比较现代的国家意识。在这次人质事件中，国内民众的反应体现出了这种意识属性，它表现为清晰划分出国家的领地范围、识别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对所属国的归属情感。在2004年4月13日新浪网一篇《中国驻伊外交负责人详解遭绑架公民的获救过程》新闻报道的后面，当天留言评论共有213条，去掉重复粘贴的内容，统计下来，认为当前中国政府伟大及强大的共有23次，埋怨福建人乱跑到其他国家的共有18次，感叹伊拉克人民是我们兄弟的共有14次，庆幸日本鬼子倒霉的共有11次，这前四位出现次数最高的内容共占了所有次数的46.5%。
细读以上四种意见，不难发现，民众对自己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心理位置经这次事件后有所提升，长此以往，这将会促使人民对一个国家的认同转化为文化上的认同，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结构将进一步被强化，在内部团结的同时也在外部做出有选择地排斥性反应，比如对日本人质的扣押，没有一个留言是流露出同情态度的，在这里，世界公民意识退其后，民族－国家公民意识占据了前台位置。中国人、伊拉克人、日本人经这次事件后，彼此之间的民族想像性认同特征中被凝固，在这里媒体报道时切入点的选择起了关键作用，这些报道强调了伊拉克人扣押中国人质是因为对伊拉克人而言，中国人和日本人长得很像，而并没有指出：无论是扣押哪个国家人质，这对每个人质个体而言都是在侵犯人权。在这方面，媒体的报道意识也停留在了民族－国家状态之中。
而从康德到凯尔森到哈贝马斯，这些德国人所推崇的世界公民意识，在今天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后盾下，已经具备了实质性的内容，即已经去干预了他国被定义为不合理的内政，而不是仅仅如马克吐温笔下的科格兰所吹嘘的，只要到各个地方去旅游猎奇，不要任何归属情感就算都是兄弟。科索沃战争开了先例，伊拉克战争则是这种理论的延续。很明显，这样的理论在中国的市场非常小，统计中仅有2次意见，认为中国应该派兵去伊拉克保护自己国民，相反，倒是有高达18次的意见是埋怨福建人乱跑，可见，中国人应该在中国的想法和中国政府一贯的不结盟态度彼此是遥相呼应的。
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无论世界公民这个概念究竟属于崇高还是属于罪恶，它都是或迟或早会进入到我们的视野范围，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中国人所要关注的国际事务会越来越多，韬光养晦并不是一个持续不变的外交政策，我们会逐渐学会从世界公民的角度去看待美国和日本，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仅仅是从中国公民的角度去看待他们。
附：
新浪网《中国驻伊外交负责人详解遭绑架公民的获救过程》的留言内容统计
2004年4月13日
中国政府伟大及强大论 23
埋怨福建人乱跑 18
伊拉克人是兄弟 14
庆幸日本鬼子倒霉 11
对这个事件报道真实性进行质疑 11
肯定这个解救事件 9
反战政策导致善有善报 9
感谢大使馆工作人员 8
关心福建人状况 6
批评大使馆工作人员 5
分析这是伊拉克人的策略 4
否定这个解救事件 4
质疑帖子被删 3
为福建人外出打工辩护 3
中国应派兵过去 2
怀疑是被美国人所救 2
批评美国军事干涉 2
伊拉克这地方危险 1
抨击西方资本主义 1
肯定中国政府珍惜公民生命 1
其他 5
2004-4-13
- posted on 08/06/2004
相比1944年死于胜利前夜的22岁法国青年工人史巴泰来，1968年的那次骚动中法国青年显然无比幸福：后者不过是在一个表现浴血奋战的剧本里过足了一把革命者的干瘾，成熟而克制的法国政府让这批狂热的家伙安全度过了青春期，比如当年的头号学生领袖学生领袖柯恩•邦迪，今天就成为了欧洲议会和绿党成员。但可怜的史巴泰，和1944年的德国侵略者斗争的史巴泰，这位法国马努尚地下抗敌组织的成员，却在绝笔中写道：“亲爱的妈妈啊……我加入了解放者的行列，就在胜利的光芒已经开始闪耀之际，我却要死去了……不一会儿，我就马上要与23名同志一同被枪决了。”
所以五月风暴充其量不过是一次政治时尚，“要作爱，不要作战”、“社会是一株食人花”、“商品是人民的鸦片”、“让想像夺权”等等涂鸦标语，让我们看到了杯子里的革命究竟能掀起多大的风暴，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有的政治理论不过是些洞里老虎，只有当它在资本主义这个洞里面时它才感到安全于是它才有勇气凶狠一把。
没有枪声的革命，可能是一次文明的革命，但也可能是一次虚伪的革命。没有危害并不等于它就值得自我吹嘘，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这种华而不实的政治走秀，不过是站在离后极权这头老虎五百公里之外，摸它的臀部。
2004-5-11 - posted on 08/06/2004
相比1944年死于胜利前夜的22岁法国青年工人史巴泰来，1968年的那次骚动中法国青年显然无比幸福：后者不过是在一个表现浴血奋战的剧本里过足了一把革命者的干瘾，成熟而克制的法国政府让这批狂热的家伙安全度过了青春期，比如当年的头号学生领袖学生领袖柯恩•邦迪，今天就成为了欧洲议会和绿党成员。但可怜的史巴泰，和1944年的德国侵略者斗争的史巴泰，这位法国马努尚地下抗敌组织的成员，却在绝笔中写道：“亲爱的妈妈啊……我加入了解放者的行列，就在胜利的光芒已经开始闪耀之际，我却要死去了……不一会儿，我就马上要与23名同志一同被枪决了。”
所以五月风暴充其量不过是一次政治时尚，“要作爱，不要作战”、“社会是一株食人花”、“商品是人民的鸦片”、“让想像夺权”等等涂鸦标语，让我们看到了杯子里的革命究竟能掀起多大的风暴，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有的政治理论不过是些洞里老虎，只有当它在资本主义这个洞里面时它才感到安全于是它才有勇气凶狠一把。
没有枪声的革命，可能是一次文明的革命，但也可能是一次虚伪的革命。没有危害并不等于它就值得自我吹嘘，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这种华而不实的政治走秀，不过是站在离后极权这头老虎五百公里之外，摸它的臀部。
2004-5-11 - posted on 08/10/2004
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坚信这么一个奇怪的论调，认为体育应该和政治分开，甚至连那小泉也这么振振有词，一时间，似乎能做出如此逻辑区分的人算是理智的，而在球场内对着日本队嘘嘘以及在球场外焚烧膏药旗的行为，就算是少数过激球迷。
我得说，以上这种论调本身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鸵鸟语言。鸵鸟看来非常健忘，它忘了以前满清刘长春在田径场上的饮恨是归结为满清的腐败无能，它也忘了当年周恩来如何用乒乓球推动了中美建交，它当然也忘了中国队首次拿到十枚奥运金牌时，媒体是如何喋喋不休得描绘这十块牌子的金光闪闪及来之不易，自然当中国女排和聂旋风分别横扫日本女排和日本围棋时，整个国内沉浸在振兴中华的欢腾气氛里它也忘了个一干二净。
这个小心翼翼的健忘政府，这次让它那俯首帖耳的媒体制作出了一种看上去大度的氛围，似乎我们整个国家都是那么的克己复礼。显然它非常恐惧让对方知道其实我们都仇恨日本人，因为我们从清朝就一直在打败仗，就只能在体育上偶尔出几口恶气，而一旦恶气出不了，就赶紧祭起体育精神独立于政治的幡子，生怕日本鬼子再次扛着上了刺刀的枪冲进村子，将我们的老百姓杀个精光。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在以体育的名义下，日本人手脚并用，将毫无杀气的中国足球队杀了个三比一，并最终成功得让膏药旗在工人体育场冉冉升起。场外四万名北京人和场内三万名北京人，这七万个平时看上去喝了酒就能跟你翻脸的大老爷们和大老娘们，就在这一刻屈服于中国的警察、特工和治安人员的弹压之下，让膏药旗就这么轻而易举地飘扬在工体上空。
日本人又一次战胜了中国人。足球就是和平时期的战争，日本军队就这么用一只足球再度打败中国军队，让全体中国人蒙羞，然这个政府竟然还在喊：量中华之气度，结日本之欢心。
当然，电视直播时，电视台的人还是明智的，他们没有将膏药旗升起的画面传给所有中国人，因为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膏药旗毕竟还是升起了，因为日本队是冠军，根据足球竞技的规则，我们必须让它升起。
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根据民族尊严规则，冲进场子，将膏药旗扯下，以我们的血肉捍卫比体育精神更高贵的民族气节？平时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怎么唱的？难道就是为了集体练练嗓子吗！
自然有人会说，当年杀中国人的鬼子多着呢，是不是这就意味着以后美国旗法国旗俄国旗都不能升了？不是的。那些国家和我们国家的恩怨，我们是有办法和他们达成谅解的，但我们和日本这个国家的恩怨，是我们没有办法达成谅解的。
那是一个永远自认为自己的民族是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最优等的民族，而支那人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等而下之的民族，当年中国台湾和大陆政府先后放弃对日战争索赔，更是让日本人瞧不起：看，你们为了自己政府的利益不顾国家的利益，这样民族还有什么希望？
钓鱼岛事件，无论谁是谁非，国内媒体一律被告知不许报道。
亚洲杯，中宣部自作主张，又是延迟播出，又是声音处理。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当官的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你们知道不知道顾全大局的反面就是卖国求荣？知道不知道这么做反而会让日本人错误地认为我们的确是低他们一等？
而要让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扭转以上这种错误认识，或者要让我们自己也相信以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就至少该以实际行动，向整个日本施以我们的力量。可现实呢，现实是我们竟然在一个狗屁的体育要和政治分开的论调下，再一次放弃了对日的示威。
日本人说，中国政府利用反日情绪在转移国内日益严峻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没想到中国政府竟然为了不让这种说法成立，就不转移了，就内消化了，真是让人不服不行。
一个国家要强盛，就必须对外烧杀抢掠，这样才能让在国内竞争失败的群体通过对外扩张获得有效补偿，多少年来的战争史无一不告诉我们强国就是这么诞生的，凭什么到了现代，中国好不容易有了点实力就被限制住了？凭什么只能不让台湾独立却不能去攻占日本？谁给我们定下了不许侵略他国的政策？
很多人从小就受儒家以及儒家的各种变体思想教育，一心把和平这个语词抬上天，甚至“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样不切实际的民间祁愿也成了国家的外交纲领。谁想要战争？谁想去当炮灰？每一个人都这么诘问的理由十足，可问题是，你身边的日本政府和他领导的人民是不是也这么想？博弈计算上是不是有和平民族和战争民族能唇齿相依的解？如果都不是，那么就别做千秋大梦了。还有那些整天为天下开太平的知识分子也好醒醒了，天下就算太平也不关你们的事，你们整天在教育一批又一批的顺民出来，却从来没看过日本当年民治维新时，他们的知识分子譬如福泽喻吉是如何强调领土扩张之重要性的。
我们没有必要找一套其他什么理由，比如为了将来的和平必须现在战争，这样的理由进军波兰的希特勒找过，进军朝鲜的毛泽东也找过，但对付日本这个国家，根本就不需要，因为摆在面前的现状就是：不是我们灭他们，就是他们灭我们。
从阿富汗到伊拉克，日本人派出的军队一拨又一拨，他们知道未来的战争就是在眼前。就我们中国军队了不起，躲在家里练兵，整天就画饼充饥着在想要收复台湾，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军队就是这么培养出来的，等到两败俱伤让日本人以美国为后盾来收拾残局，难道这就算是维护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爱国思路？
想当年，伍子胥苦口婆心劝吴国国君，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那晋定公小布什或其他什么大国国君，而是你身边的邻国越国。夫差耍大牌，一心想着扬名立万，最后被勾践纯一郎干掉。
如果我们以战争立国，那么日本政府必然就会恐惧，这是一个比我们精致的国家，也是一个比我们文明的国家，正如南宋害怕金、西夏与蒙古一样，落后并没关系，重要的是野蛮。谁野蛮，谁就能胜利。
我们野蛮起来的目的就是要让日本有所忌惮，这是一个不会屈服的民族，当年就算两颗原子弹落在他们本土上，日本人民也没有屈服，要不是天皇投了降，他们的确会拚到彻底玉碎。我们不可能让他们屈服，但至少要让他们清楚我们也不是能屈服的民族。如此这般硬碰硬，才能让中国人不受日本人的凌驾。
韩国就是个例子。一个亚洲国家，就得像韩国这么硬，才能让日本不至于太硬。
这不是什么政治时尚，而是一个群体的血性。如果我们这个叫做中国的中国人群体还有些血性的话，那么，请从今以后，不要再嚷嚷要日本反思和道歉了！因为只有软弱的民族才需要敌人的反思和道歉，坚强的民族永远是用拳头去回答。
但愿8月7日这天能让我们的政府清醒一下，当你们看到膏药旗堂堂正正在工体升起的时候，请记住再这么懦弱下去，总有一天它也会在你们的天安门城楼上升起！
2004-8-10
- posted on 08/11/2004
七格过劲，如果我没误读的话，新的一轮军国主义舆论就此出炉了！
不过我喜欢的是个人，象卢梭和贝多芬一样的个人，然后是小团体，哲学艺术或
哥本哈根之类的小团体。当然最棒的是一台歌剧，从民俗人类学到小说创作，到
诗词音乐作曲家，到舞台布景，到指挥乐队，到男主角、女主角和配角群众，到
歌剧院歌剧迷到一般观众，到书籍、报纸到CD/DVD。。一台戏，实不容易。
诚然一个球队也有类似的东西，但不能比拟。
而国家的本质呢？诚如马克思的爆力机器一说，就看她养了那么多军队、警察还
有法庭监狱就知道了。当然还养了那么多大学，那么多人研究高科技和武器，还
有一大批寄生在大学里的舆论工具。
美国人喜欢说：没有免费的午餐。
就连我们手头的电脑和互联网，也都是二战和军工直接的产物。
这么说我们都是嗜血的生命。。。
- posted on 08/12/2004
但我还是必须这么去写。
有个回贴是我刚写着回应另外一个论坛的自由主义者的，贴这里，也是对自己言论的一个解释吧：
＝＝＝＝＝＝＝＝＝＝＝＝＝
这不是个数量问题
作者：【Sieg 】 发帖时间：2004-08-12 14:44:05
发言内容：
而是个特征值问题。
你不能把日本这个符号均匀掰碎到每一个日本人头上，然后针对每一个独立样本时，根据它们不同的个体差异性提出不存在一个厌恶整个群体的结论。
一个共同体，我们是怎么判断的？我们绝对不是根据你上面的做法去判断的，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是通过他们共同表现出来的一些可提取公因式的要素，组成一个集合，由这个集合与其他集合的区别，进而判定它是个共同体。
战争永远是共同体和共同体之间的行为，虽然行为者是个体，但由于这是具有组织的个体，所以，你就不能抛开组织去单独说每一个具体的人。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说，是日本对中国发动了战争，而不是说，是一个个日本人对一个个中国人发动了战争。
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才可以说，虽然我看不惯中国政府和很多每一个具体的中国人，但当一切抽象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状态时，我就只能依据想像中的国家，即集合之间的利益关系来进行推断。
这么做的危险所有自由主义者都很清楚，但问题是，正如施米特的思路一样：临界战争状态下你不能还按照日常生活状态去考虑一些问题。
分析这些集合内部，你也很容易看到，动员每个个体并让他们尽可能地产生相同的特征值，能实现的利益之一就是可以保护他们每个个体的一些独立属性。在早期蒙古，当一个部落要求对另外一个非蒙古联盟的部落发动战争时，另外17个部落就会来响应，这绝对不是什么有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仇恨在做因果性，而是这个18个部落联盟的抽象的共同利益在起作用，因为最后的战利品是分属于大家的。
我在这里违背我的天性鼓吹战争，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战争，而是因为这里太多的人常年受各类和平思潮的影响以及农耕民族特有的脾性熏染，已经没有人会提及战争了。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局势下，就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这个令人着恼的话题。
这是一个生存问题，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在前一个问题状态下，仅仅谈论基于个体的自由主义而不谈论基于群体的国家主义是奢侈的。
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质疑这个国家的合法性问题，这个国家发动战争的合法性问题，但是，这些都已经和个体喜欢不喜欢这样的说法毫无关系了，记住：战争不是喜欢不喜欢，而是必须不必须。
- posted on 08/12/2004
最终还是人口的问题，人类学的问题，生物学的问题。。。
看来人类文明在整体上并没有进步，但我从不否定个体上的进步！
个人与集体的问题，至今我只能思考到一个摇滚乐队、一部戏那么大的范围。再
大的体系，无论是费米子还是波色子的统计，就象美国国家统计局里有位专家说
的：手头上的数据，想怎么统计，就怎么统计。
也就是说：“你”想要什么东西，我就给你什么证据。（付款！）
看来列维＊斯特劳斯在人类总体上的观点并未过时。（上回卢梭贴中的）
http://www.mayacafe.com/forum/topic1.php3?tkey=1058993708 - Re: 浣犺鐨勬垜閮芥槑鐧�posted on 08/12/2004
想起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想改进世界？先改进你自己。这是他当时对四处演讲热衷社会改革的罗素等人的态度。
当然罗素们的热情也值得尊重。虽然他们有点像伏尔泰讽刺的憨弟德。
我对社会的完善没有信心，但觉得在个人上能够一试。
xw wrote:
看来人类文明在整体上并没有进步，但我从不否定个体上的进步！
Please paste HTML code and press Enter.
(c) 2010 Maya Chilam Fou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