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2004-08-05 15:49:59

　　□本报驻京记者　师欣

　　曹天予，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他是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中的那个“不得不提及一个人”——曹秋池。在周国平的自传中，曹天予是以郭世英的出卖者形象出现的。

　　近日，曹天予因公事来北京开会。偶然间，看见《岁月与性情》，一时情绪激动，颇为愤慨。“在重大事情上，周国平故意捏造很多事实，制造假象，用隐讳的手法把我说成卑鄙小人、告密者。完全不属实。”

　　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7月份面世以来，毁誉参半。在自传中，周国平用重要篇幅讲述了他和郭世英的交往，以及郭世英之死。周国平说：“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经历了比较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化，回顾时代，进行个人检讨，是有好处的。”

　　记者：59岁，出自传。选择这样的年龄阶段，背景是什么？

　　周国平：其实我始终有这个想法，在我一生中好几个阶段都有。比如30多岁时，就想写。重要的原因是，“文革”中，我把所有的日记都烧掉了，日后总想补写出来。这可能也是文人的毛病，如果自己生命历程没有留下文字的话，感觉那段是片空白，白过了。我那时最强烈的想法，就是把我毁掉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页恢复。

　　当我在广西一个小县城———资源县时，已经开始写了一些，尤其童年和郭世英那部分。虽然写得简略，文字也比较粗糙，但是如果没有当时回忆，现在会流失得更多。我是有恐慌的，担心越往后越不容易找回来。越早写越好，因为我现在精力充沛，洞察敏锐。

　　记者：写作前，以及创作过程中，你是否有尊崇的原则，如果有，是什么？

　　周国平：其实就是我书的标题，想写本心灵自传。所谓心灵自传，是很普通的东西，真正能打动人的就是这类自传。既有经历，又着重灵魂。我对心灵的理解主要包含两条：知性生活和情感生活。也可以加上第三条：信仰生活。关键是我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所以书中没有展现。尽管我仔细读过圣经、佛经，但都是作为哲学家去阅读。

　　我对这本自传的生命力没有野心。当然对读者是有期待的，就是希望对方用什么眼光来看。我是很严肃地做这件事情。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这样写，代价太大，暴露自己太多。一开始媒体公众的反应，都是围绕私生活炒作，我很不满意。现在我们的文化氛围就是娱乐，什么都往上扯，网络上出现很多不负责任的言论。

　　其实重要的不是我所写的经历，而是我对于自己经历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每个人都可以有。一是以严肃的态度看待自己所有经历，另一是跳出来，站在比较高的位置上看。写作过程中，我确实感觉到一种自我分离，好像一个哲学家在看世俗中的我，这样就没有什么是不能面对的。

　　其实我一开始是想专门写郭世英的。但是出版社对其并不是很了解，他们对我的自传更有兴趣。

　　记者：如果写的话，你打算怎么来写一本关于郭世英的书？

　　周国平：我还没有很好地想过。在郭世英去世后，我一直有这个想法。书中也提到林铭述和我谈话，问日后能否写篇郭世英的小说。我觉得像郭世英这样的人，把他真实的东西写出来就非常感人，不一定写小说，还是纪实。我写郭世英，会特别着重两个内容。一是他在大学一年级时的思想追求，重要的不是他思考结论正确与否，而是他在思考，别人都没有思考。有人本身就没有思考欲望，再有人认为思考是没有好处的。

　　另一方面就是写他“文革”时受到的迫害，这也是他为思考所付出的代价。自传中写得很简单。

　　记者：在书中，以及很多场合，你多次表示郭世英是此生对你影响最大的人，这是一种怎样的影响？

　　周国平：他是奠定了我一生精神方向的人。这要看我上北大之前，和认识他之后发生的变化。此前我很简单，成长于上海一个普通人家。认识他以后，我的人生方向很快发生变化，知道读书学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追求。我在他的影响下读了很多书，开阔了视野，这是质的变化。我小时候很爱读书，但不知道该读什么，都是瞎摸索。认识他以后，就把我直接带到世界文学宝库前面。通过阅读，我树立了内在趣味的标准。跟他在一起，比哲学系全部课程给予我的影响还要大。我辨别了什么是好与坏，伟大与平庸。知道人生的意义在于内心充实，不在于求取知识。

　　他对我产生影响并不是说他有明确的思想体系，重要的是个性自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是接受现有结论。他是那个时代特别例外的人，也是特别优秀的人。像他那样能够独立思考，对精神问题这么认真的人，中国太少了！

　　记者：那么你认为郭世英在“文革”中究竟因何而死，书中交代的似乎不是很清楚。

　　周国平：我想是“文革”大背景和农大小环境两方面因素起了作用。如果没有“文革”，小范围势力就不能起作用。“文革”中，他如果不是在农大那个环境，而是在农场，或者在北大，都不会这样。因为北大学生素质远比农大高。农大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观念比较狭隘，他们特别看不惯高干子弟，我书里也写到。郭世英应该说是死于愚昧，环境的愚昧，一群低素质的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干的坏事。

　　像北大“六一八”事件，地点就在我住的38号楼前。我在旁边看到了，哲学系和外系一些同学把厕所里的纸篓扣在被斗者的头上，还往上倒墨水。我当时冷得发抖，绝对想象不到会发生这种事情。而他们很亢奋，像玩儿一样。平时根本看不出来，这种行为从何而来？这就是人性中的恶，还有投机心理，因为这样做是符合潮流的，通过这个可以提高身价。

　　记者：“文革”这段经历，对你日后成长有什么影响吗？

　　周国平：亲眼目睹后，我一下子对“文革”有了恐惧感，不知道还会释放出多少恶魔。

　　在“文革”中我不是弄潮儿，所以那一段并不是对我产生特别大影响的日子。我在“文革”中没有经历过大的颠簸，也不是漩涡中的人。我会作为思想家去反思，而不是作为个人反思。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也不想说这个问题，太复杂了。

　　记者：很想知道，书中有一小节《不得不提及一个人》，这个曹秋池是真名吗？

　　周国平：是化名。就是不希望太刺激人。我写的这件事情比较负面，也不是完全有把握。用化名是留有余地的做法。只有本人知道，别人不知道就行了。

　　记者：那么说曹秋池告发一事，以及述说他的“人性在非正常条件下的扭曲”，这样直言的评论，是否事先求证，或者收到有关当事人的反馈意见呢？

　　周国平：有可能会收到反馈。我的态度是，既然写出来，也希望他能看到。关于他的告发行为，毕竟我不是第一知情人，向我转述的是张鹤慈，还有我们年级的陈主任。这种转述是否符合事实，我也不能判断，因为我没有针对此事进行调查。如果他看到觉得事实不符合的话，我也希望把他知道的情况说出来，我们共同弄清楚这件事情。


　　我不是告密者

　　□本报驻京记者　师欣

　　“人格污蔑”

　　周国平：有一次，我看见他（郭世英）和张鹤慈一起把曹叫出去，曹一脸晦气。我隐约感到，是曹告发了×，后来陈老师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三十六年后，我见到张鹤慈，从他那里知道了稍微详细一些的情况。据他说，1963年三四月间，曹写信给郭沫若的秘书，可能还给公安部写了信，告发了x小团体之事。

　　曹天予：周国平在书中对我人格进行污蔑，文章中充满了“听说”，“我不知道这是否事实”这样的字句，既然不清楚，怎么能在发行10万册的书上公开？还说如果我读到这本书，发现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指正出来。先把对方人格污蔑，再说这些话，这是什么文风？

　　周国平：（郭世英自杀当天），肖肖（郭世英的女友）好像知道更多内情，但她闷闷地不说话。我走时，她跟了出来，把我叫住。在幽暗的廊檐下，她问我是否知道曹秋池的地址，使我感到曹与发生的事有某种关系。

　　据曹天予解释，郭世英之所以1968年4月19日被抓，因其当时正和肖肖在农大教室里看曹写给郭的信，“当时我们通信很多。”农大造反派发现后就把郭世英关起来，郭借机逃回家。他把以往和曹的通信都藏在父亲的保险箱里，为安全起见，全部拿出来，往肖肖家转移，结果在肖肖家门口再次被逮住。

　　郭世英死后，家里混乱一团。红卫兵到家里闹，说是包庇反革命，家里知道事情因信而发，郭沫若想知道信的内容如何。就让肖肖到上海找我。而周国平在上海的家和我家很近，就几分钟距离。我们还是同一个小学，只是我比他大4岁。周国平完全知道怎么回事，书里却隐隐约约地把事情说成我告密造成的，这是故意设计。

　　事后肖肖分别来上海找过我两次，把所有事情经过都告诉我，包括周国平肯定是知道事情真相的，肖肖现在人还在北京。

　　与郭沫若通信

　　周国平：在第一学期末，因为一件事，他们（曹天予和郭世英）的交往达于顶峰。曹让郭借来郭沫若的七种史论，据说几天就读完了，并写了一封数万言长信与郭沫若商榷。那是一个星期天，世英例外地不回家，我看见他伏在桌边不停地抄写，有时去找曹争辩几句，熄灯后又在走廊的灯下继续工作。之所以要誊抄一遍，是因为曹的字迹十分潦草，怕郭老不能辨认。下周一，郭回到学校，我发现他情绪激动，面容痛苦。在寝室放下书包，他立即去找曹。后来听说，郭老看了长信很生气，不准世英再与曹来往。

　　曹天予：他书中提到我给郭沫若写信。但没有讲前因，也没有说后果。
　　1962年10月下旬，于立群（郭沫若的夫人，郭世英的母亲）叫郭世英回家，因为北大党委向她反映，郭和反革命分子曹来往太密切，就不许我们来往。郭世英特别生气。后来他出主意，让我给郭沫若写封有分量的信，如果郭老欣赏我的才能，就没有问题。因郭沫若最注重史学研究成果，我研读了他的史学著作，找漏洞。一个星期后，我写了封长信，一边写，郭世英一边抄。书中说郭老很生气，简直胡说。

　　曹天予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据他说，父亲只是上海一家中药铺抓药的伙计。因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统治下的工会，1953年被管制一年，他不服，只有小学文化的父亲干了一件愚蠢的事情，他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小时候他曾经听说过人权保障同盟，他在信中说，要保障他的人权，自己被说成反革命，就无法参加选举，马上就要大选，意味着没有选举权了。这封信最终宋庆龄看到与否不得而知，但是父亲很快被抓走了，后来死在监狱里。从此，曹天予就一直戴着反革命子弟的帽子。

　　转天郭沫若派秘书写回信并送到北大，告诉郭世英，你那个同学尽管出身不好，但是党的政策还是一视同仁。那以后我们继续来往，还去他家里玩过几次。

　　这算出卖吗？

　　周国平：1963年5月上旬，郭刚出事，有一天，我与曹在校门外散步，他突然决定立即去郭家一趟。回来后，他向我叙述经过。据他说，他见到于立群，开口尊夫人，闭口贵公子，使于大为气恼。他还把郭沫若又娶新妇并遭到周总理责备的谣传告诉了郭本人，并指出人们一致认为他现在写的诗根本不像诗。几天后，我从陈老师那里知道，事实是他吃了闭门羹，郭沫若和于立群拒绝见他。

　　曹天予：郭世英他们要逃跑出国的事情我并不知道，还是周国平告诉我的。

　　1963年5月5日，郭家电话打到学校找郭世英，楼道里公用电话是我接的。转天一早，金捷（也是×小组的）来找我，问我见到郭没有，我也不知道。5月7日，我碰到周国平，他告诉我，×小组可能要往国外跑，他特别着急，怕郭世英出事，我也担心，还跟他说，如果出事，我们都要跟着倒霉。当时要是偷越国境被抓住可是不得了。最终我俩商议，去找于立群，让她把世英带离北京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分析主要是张和孙想跑，他们都有海外关系。

　　因我家境穷，还是周拿出1块钱，让我去郭家。那天下午我和于立群聊了两个小时，把我知道的所有事情，以及郭世英思想情况都汇报了。但是在书中，周国平又撒谎了，说我吃了闭门羹。最后于立群明确表示，郭世英是我儿子，你的好朋友，我们都为他好，我要大义灭亲，报告政府，报告组织，你也不要顾及朋友情谊，向北大党委详细说明情况。

　　曹天予认为，在此事上，不存在告密一说：“他们要出国外逃这件事情，周国平是第一个告诉我的，出于对朋友关心，我不认为是告密。我到于立群那里算告密吗？我认为不是，如果是，周国平和我是同犯，而且给了我1元钱财政资助。他把这件事情掩盖，前因后果拆开，放在不同章节里面，好多段落写得吞吞吐吐，目的就是要把我放在告密者的位置。”

　　回来我把事情经过都告诉周国平，他怎么可能忘记？第二天于立群到了北大，说了X小组的事情。直接把事情捅到公安部门的，是于立群。5月8日北大党委找我核对事实。书中说，我写信给郭沫若秘书，告发×小团体，子虚乌有。我根本没有见过他们家任何秘书，就见过一个于秘书，就是于立群，他们家里儿女也都叫于秘书。

　　据曹天予说，周和方都认为他是X小组灵魂，却没有进公安局，方小早当即就表示过怀疑。从此他们关系疏远。

　　是他出卖我

　　周国平：在批判会（1964年）上，我和小早作为受害者发了言。小早发言时有点儿慌乱，我忘记他说的内容了，只记得他宣读了曹不久前写给他的一封威胁信，开头两句是：“希望是妓女，舆论是娼妇。”我和曹接触不多，其实算不上受害者，但我心中想着郭世英，相信郭是最大的受害者，站在这个立场上声讨了一番。人们事后评论说，我的发言有力量，但暴露了对郭仍有温情。我的确爱憎分明，对郭有多爱，对曹就有多恨。我恨的是，对于郭世英这样一个纯粹的人，曹与他来往时仍怀着强烈的功利心，开始时利用他，最后出卖他。不过，尽管如此，我现在感到遗憾的是，众口一辞声讨一个人而同时剥夺他的申辩权，这种方式根本就是丑恶的、非正义的，批判“反动学生”的斗争本身就是强化思想文化专制的一个步骤，可是，由于偏激和无知，我在客观上充当了这场斗争中的一个工具。

　　曹天予：周国平书中写“对郭的爱有多深，对曹的恨就有多深”，这完全掩盖他当年落井下石的做法。1964年，学校有反修正主义任务，批判我，周国平和方小早是主要提供炮弹的人。我的罪行是人道主义，人性论。因我孤傲，加反革命子弟出身，除了他们，当时在学校没有跟任何人来往。他们所说的，都是我们私下谈话。
　　最后我被定案成反革命小集团X小组幕后黑手。1965年1月送到昌平南口劳教，我不服，要翻案，中间我给周扬写信，罪行升级。1966年5月，我被正式抓到东北劳改队。我还是不服，就绝食，不停写申诉材料，后来以保外就医名义，在家管制。

　　周国平：在这段时间里（1967年），还有一件事加重了历史投在他身上的阴影，就是曹秋池的出现。当时曹利用保外就医的机会活动平反，要求郭世英协助。他来找郭时，我刚巧也在农大，看见郭的表情冷淡。但是，他仍同意陪曹去公安部，后来也确实去了。他对我说，把曹算做X的主要成员，这不符合事实，既然找到他，他就要帮助澄清。我问起他们去公安部活动的详情，他沉默良久，脸色很不好，最后只是说：“现在不想谈。这次我又上当了，但也有所戒备。”不管具体经过怎样，这件事显然使他不快，不但把他拉回到了过去，而他正在为这个过去挨整，而且，如果整他的人发现他与曹的来往，就是现行罪行，更加罪不可赦了。

　　曹天予：1967年8月14日我偷偷到北京，当天郭世英来看我。我告诉他要到北大找聂元梓平反，他建议我要找国家机关，并主动陪同我到公安部，找当时处理这件事情的局长，那天是8月15日。

　　周国平完全知道我们来往。但是他的写法完全是撒谎。

　　1967年8月－11月，曹天予在北京，和郭世英来往密切。“至于说郭世英不愿理会我，那是周国平的谎话。”其间，曹和周在农大见过面。11月，上海劳改局把曹带回上海，曹和郭保持通信往来。

　　曹天予直到1987年才平反。其间，1983年他离开北京，前往英国留学。他认为郭世英死于自杀，而且是“冷死”———就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死亡。“因为从我们通信中可以看出，那时候他很悲观。”曹表示，时机成熟，他要写一本关于郭世英的书，记录那个时期他们的思想轨迹。曹强调：“这是我多年来，首次，也是惟一一次就X小组公开发表意见。”


　　我和郭世英

　　□曹天予　口述　师欣　整理

　　郭世英曾经带我去王府井内部书店，凭他父亲的一张卡就可以随便拿书，不要钱，只要你喜欢。郭世英人非常好，有人格魅力，对人特别真诚，说话有趣味，对朋友照顾体贴入微。既是大男子汉，又有温情脉脉的东西在其中。

　　所谓的X小组，也就是郭他们在一起写些短篇，小说散文类，感慨杂文也很多，大多是发感慨和牢骚。没有成熟的批判纲领。主要是内部聊天，互相传看自己写的东西。在当时高压政治下，一些年轻人寻找各种思想资源，企图理解，或者适应，批判当时社会。

　　当时像X小组这种情况的很多，一群大学生聚在一起，想理解“三面红旗”到底怎么回事，其实很普遍。这就是为什么X小组事件之后，全国抓了很多反动的学生。X小组现象确实有很大代表性。但是这个小组最大的特点是有很多思想资源，很多材料，这是一般大学生得不到的。所以谈论问题激烈或者深刻程度要厉害得多。

　　X小组以后，有一段时间（1963年5月郭世英被捕后到1967年我们重新见面前），郭世英痛改前非，这是他弟弟郭民英告诉我的。我在他还关着的时候，去音乐学院找郭民英，捎带一封信，抄了一首李商隐的诗，秋池的名字也来源于此，表达思念之情。

　　这段时间，我估计他对我有看法。具体什么看法，他没有详细对我说过，但他挖自己堕落的思想根源，必然（认为）有我的影响。在他接触的人中，我是惟一的反革命子女，惟一的实实在在的阶级敌人。

　　但是郭的悔过很快又被自我否定了。“文革”开始，他既拥护又怀疑。这也是我们1967年8月重新在一起的基础。

　　1967－1968年，我受他不少影响。因为我刚从劳改队出来，对“文化革命”并不了解。他给我分析运动初期，他说“文化革命”是不同寻常、伟大的革命。他反对特权阶级，反对官僚体制，“文革”中群众可以造反，行动不受控制，原来所有活动都要逐层控制，哪里还能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政治发展。

　　当时“文革”掀起一股新的光辉灿烂的运动气氛，激动人心。别说他，我看到各处大字报都很激动。我们打算写好几本有关“文革”的书。我们到处看大字报，搜集材料。我们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对其潜在的可能性非常看重。至于混乱，我们想，是打碎过去机器的必然。因为觉得可以提供新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所以热情洋溢。这个新，就是让一般老百姓参与政治，这是以前没有的。

　　他给我分析介绍当时的许多风云人物。与此同时，他也非常苦闷寂寞。除了“文革”，当时谈论最多的就是他的弟弟和爸爸。我们在一起谈郭民英自杀很多，分析到底因为什么原因，最后觉得主要是他感到幻灭。

　　郭世英条件比较特殊，他家原则上是“文化革命”重点打击对象。照理他应该有保守思潮，或者干脆当保皇派。当时他对文革没有幻灭，如果再活几年，也可能幻灭。

　　备忘录
　　●1962年9月，郭世英、周国平、曹天予进入北大哲学系就读，相继成为朋友。
　　●1962年10月下旬，于立群接到北大党委反映，说郭世英和反革命分子曹天予来往密切，限制其交往。曹天予在郭世英要求下，给郭沫若写了一封长信，商榷史学问题。郭沫若回信。
　　●1963年2月，郭世英和张鹤慈、孙经武等人结成X小组，周国平、曹天予没有参加。曹天予出席了×的成立会议，提出不成立有形组织、不出版有形刊物、不制定成文纲领、订立保密规则等建议，均被采纳。
　　●1963年5月上旬，X小组事发，5月7日，曹天予去了郭沫若家，5月8日接受北大党委调查。
　　●1963年6月，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周国平接受海淀区公安局调查，如实交代了他所知道的x的情况。最后的判决是，张鹤慈、孙经武各劳动教养二年，郭世英受到宽大，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自愿的名义到河南一家农场劳动一年。期满后，在他自己要求下，又延长了一年。
　　●1964年，北大批判“反动学生”曹天予，周国平在大会上发言。曹天予被定性为X小组幕后黑手，离开学校被劳教。
　　●1965年，郭世英两年劳动期满归来，自愿将学籍从北大转到农大。
　　●1967年8月，劳动教养中的曹天予保外就医。因不服判决，偷偷来到北京，与郭世英来往密切，郭世英曾陪同他到公安部要求平反。
　　●1968年4月，郭世英被农大造反派扣押，几天后从作为牢房的学生宿舍四楼房间的窗口坠落，落地时双臂仍被反捆，自杀或他杀至今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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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来不喜欢这一类的“争斗”，但闻周国平，郭世英名字有些熟而已。

转过来慢慢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