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点燃了一千响鞭炮


　　历经半年多时间，“三联风波”终于有结果了。我带着2004年9月15日的《文汇报》，来到北京。这份报纸的第九版为“文化新闻”，上面刊载着以“‘三联事件’尘埃落定”为题的报道，其副题为“现任书店总经理兼总编辑被调离”。


　　按照约定时间，在下午两点我来到位于北京中国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这是一个雅致幽静的所在。这个名曰“三联韬奋图书中心”的大楼，可谓下店面上工场，也就是一二层和地下层为书店，三楼以上为出版社办公场所。狭长的二楼咖啡厅，顾客可以来此小坐，作者和编辑们的约谈也多在这里。


　　生活编辑室主任郑勇先到，随后，三联书店原《读书》编辑部主任吴彬，三联书店党委委员、前编辑部主任孙晓林，读书编辑室主任舒炜和《读书》编辑叶彤来到咖啡厅。我拿出报纸，说明来意，快人快语的吴彬也拿出一份《文汇读书周报》，她说：这也是你们文新集团的报纸，首先要感谢你们的支持，“《文汇报》是日报，报道得快，只是那位领导不是‘兼总编辑’，而是兼副书记。三联书店已经有段时间没有任命过总编辑了。”


　　吴彬说，《文汇读书周报》报道得比较细致、比较准确。“这份周报是你们上海用特快专递送来的。”我拿过报纸，仔细阅读：今天(2004年9月14日)，中国出版集团管理委员会主任杨牧之，带领中国出版集团聂震宁、王俊国、刘伯根、宋焕起等人来到三联书店召开全体职工大会。王俊国首先宣布了中国出版集团管委会以及集团党委的决定：免去汪季贤三联书店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另行安排工作。“杨牧之指出：三联书店近两年的工作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包括刊号买卖、变相的书号买卖、程序极不严格的人事变动，以及主要领导人歪曲三联文化品牌等等，这些问题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我说：你们“弹劾”成功了。吴彬立即更正：我们不是你说的这个“弹劾”，我们实在是忍无可忍，忍不住了，才“拍案而起”的；是“为三联拍案而起”。


　　我说，汪季贤被免职，三联保卫战胜利告捷，大家都非常高兴吧。


　　郑勇回答：当然，三联上下都很高兴。这也是中国出版集团纯洁自己组织队伍的裁决。我们把这一结果看作是三联从此走出梦魇的黎明，凤凰浴火后的重生。事后，三联人在楼上燃放了一挂一千响的鞭炮，没想到的是把110警车给招来了。“这是花絮了”。三联人庆祝是因为期待太久，驱邪则是因为三联受伤太深。


　　从迷惑到恼怒，从恼怒到震惊，从震惊到爆发


　　我拿出一摞材料，这是我在周刊办公室电脑中调阅时打印的。郑勇则从随身带来的纸袋里拿出足有一巴掌多厚的“一本大书”，他说，我这才是“全套”的公开材料。我打量着这本“书”，我觉得我正在体验的，是那种极为难得的“三联书生式认真”。


　　我问：我已经看到过中国42家民营书店联合署名，在今年4月30日的“致北京三联书店暨中国出版集团的公开信”。那么，你这里有京沪两地三联离休老干部分别写给上级部门的信吗，有三联10余位在职员工写给全体三联人的公开信吗？我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前者的信，大概可以说是当前出版体制“外”的利益相关人士们写的，后者则是体制“内”、正在身临其境、有着切肤之痛的人们写的？


　　吴彬回答：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有我签名的10余位三联在职职工的信，是在2004年2月写的。“上级领导非常重视我们反映的问题，也充分肯定了我们在正常渠道内反映问题的举动。上级领导同时认为，以真实署名的方式进行举报，这本身就表明了对三联事业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体现了对三联事业的关心和热爱的感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监察检举的法律规定，真实署名的举报人将得到法律的救济，保护其免遭种种可能的打击报复。”


　　孙晓林接着说道，范用等10位三联离休干部、老领导写给上级部门的信，是在3月28日写的。老人们回顾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三联走过的艰辛及辉煌的道路，他们表述道，“无非想说明三联书店是长期在党的领导下，在邹韬奋等先辈的培育下，众所周知的一家很有声誉和影响力的出版社，也可以说‘三联品牌’来之不易。如果像三联干部举报的那样，再让违规、违纪、违法的领导人继续主持三联书店的工作，三联品牌势将毁于一旦”。所以他们呼吁：“一，立即派人来深入调查，严肃处理。二，要坚持‘三联品牌’，不被污损，不被出卖。”郑勇补充道，这10位在京老先生的年龄，加起来超过了800岁；有些三联前辈为了三联书店和中国出版事业还坐过大牢，他们和我们一样忧心三联的局面。


　　袁信之等7位在沪的原三联书店离休干部，在2004年4月22日给上级有关部门写了信。他们认为：三联品牌“是中国海内外文化人心中认同的一个著名品牌，她来之不易，绝不容许被任何人胡作非为地污损、毁坏和出卖”。他们“心存疑惑：这个在地图出版社因经济和品德上的劣迹被免职的‘领导人’，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所搞的‘改革措施’，既然没给三联书店经济上带来利益，那么，那些‘暗箱操作’、‘体外循环’所得的一笔笔经济收入究竟揣进了谁的腰包？”


　　我对着大家发问，从时间顺序看，是在座的各位首先“上书”，其后向上级写信的顺序是：在京的三联老领导，在沪的三联老同志，国内42家民营书店。具体的事情已经摆在那里了，不过，“三联书店这位刚被免职的领导，究竟是触犯了什么样的底线，才使得你们忍无可忍地拍案而起，大声疾呼？”


　　吴彬沉思了一下，说道：报纸上说的“保卫三联”，提法很是悲壮。有关三联品牌、特色和精神描述的文字是不少的。杨绛就说过：我们决定把《钱锺书集》交三联出版，我也有几本书是三联出版的，因为三联是我们熟悉的老书店，品牌好，有它的特色。特色是：不官不商，有书香。在三联书店创办60周年的时候，华东师大教授许纪霖曾经这样写道：“在我的概念里，三联的风格意味着批判性、文化品位以及革命传统，这样的传统除了文革时期，从来没有被破坏过。”“一部三联的历史就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三联最辉煌的历史是这改革开放的20年。倘若没有了三联，这20年的思想启蒙和知识分子的历史很有可能要改写。”熟悉三联最近这20多年店史的人都知道，《读书》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就是李洪林先生的《读书无禁区》。当如此崇高的荣誉和历史评价，被某一个人肆无忌惮地窜改成“三联的图书传统，一是地图，一是教材，一是文学”的时候，我们所有三联人都有瞠目结舌之感。


　　吴彬接着讲：在三联，“我们平时的人际关系并不都是走得很近的”，因为大家都很忙；但是，在我们心里，三联有文化操守，有优良的传统，有经历70多年发展之后形成的一以贯之的风格；在金钱和权力之外，三联图书建立了第三种尊严，亦即知识的尊严、思想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尊严。如今，三联“做书”的共识被否定了，宗旨被抛弃了，当我们突然面临如此荒谬的遽然变化，我们真是感到自己的尊严遭受到了冒犯甚至侮辱。“那是要把我们三联摁到污水潭里面去‘成长’。”当所有人都面临着要被污水淹没、吞噬的危险时候，大家开始自发地“靠近”，彼此携手地抗争，就成为了非常自然的事情。


　　郑勇补充：这种完全无视传统精神的胡作非为，这种对于三联人文品牌的彻底背弃，最终导致上下无法沟通，没有任何信任感可言，这也就势必破坏原有的工作环境和人际氛围，这些在后来都被事实证实了。


　　一旁的舒炜插话：刚才大家说的，是这位领导刚刚到三联时候的感觉，也就是“文化素质不配”，很有点“无知者无畏”的味道。就我们的想法，当一个人必须面临对手的时候，也希望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但是，如果将文化素质作为第一个问题，那我们马上就看到了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的所谓经营能力。我们希望他是个经营人才，能够对三联的市场营销起到推动作用。这位领导也说过许多类似大话的，什么各地的教育局长他都熟悉，在国内他有多少“套”发行网络操控在手。在后来的实际工作当中，我们没有看到这些“经营”的作用，除去使用反市场的“行政经营”手段，我们还看到，也就是后来渐渐了解到的，他使用的也就是原本在地图社时候的“私家班底”。他使用各种方式，将这个班底的人挪进三联书店，而所谓的经营则在“体外循环”。


　　舒炜继续说：接下来的问题，就很好理解了，他不做文化，他不搞市场，一个人“独往独来”，专心致志地设置自己的“小门脸”，他究竟在为谁谋利益？是在为三联，还是在为自己？说穿了，“小门脸”就是经济黑洞。


　　三联文化人的职业底线，就是维护三联传统文化品牌和体现人文关怀的合法出版、合法经营。到了违法出卖刊号、书号，甚至为此受到上级管理部门的处分和处罚，使三联蒙受有史以来从未遭遇的耻辱，玷污中国出版事业，这显然是大家无法坐视不顾的。公开的文化理念冲突，秘密的经营“小门脸”，暗箱操作的利益究竟落在何处？于是，三联人从迷惑到恼怒，从恼怒到震惊，再从震惊到终于爆发。


　　违规出版，一号两刊，“可口可乐牌子卖汽油”


　　中国出版界正处于转型期，现代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着这块文化的土地。三联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游离在市场之外。然而，人们及媒体将这一事件称为“三联保卫战”的原因，似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曾经担任、现已被调离的那位领导者的所作所为，玷污了中国出版事业的荣誉，使三联蒙受有史以来从未遭受的耻辱。三联人如是说：这次事件“是官本位用人体制和人文老店的冲突，是一切向钱看与温良典雅的老店传统的冲突，是现在社会上各种邪门歪道与还保持着老文化人宽容善良的三联人的冲突”。


　　三联人的爆发已经成为一个态势，但具体的爆炸“雷管”，却是这位领导自己提供的。


　　3月初，北京大学法学院一位教师偶然见到一本叫作《中国公务员》的杂志，刊名下方，赫然印着《读书》两字。这位教师脑海里最先出现的，是一种联想：难道三联《读书》出“官员版”了？他打电话给相熟的舒炜，说：你们这是等于用可口可乐的牌子卖汽油。


　　舒炜感到莫名其妙。舒炜来问《读书》杂志编辑部主任吴彬。吴彬一脸惘然。作为《读书》的编辑部主任，自己这本杂志什么时候出了“增刊”，她居然不知道。这本《读书·中国公务员》杂志的国际标准刊号、国内标准刊号、邮发代号，与1979年4月创刊的《读书》杂志，完全一致。吴彬怀疑道，这是什么人盗用《读书》名义的非法出版物？


　　事情总要汇报上去。在3月5日，吴彬也终于看到了这本《读书·公务员》，而且她更知道了，这本杂志已经出版到了第三期。同时，她也知道了，这本“官员增刊”是三联书店总经理“认可”的。


　　这本杂志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特征”是，这一到三期的封面，都是现任的高级领导人的头像。如果说，《读书》杂志编辑部主任和她的同仁们，对于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的杂志突然有了个“同胞兄弟”，极为不解和极其愤怒，那么，对于在封面刊登高级领导人头像的这种做法，则感到这位操作者简直是胆大妄为之极。


　　三联的人们开始“询问”这些“公务员”从何而来。


　　调查的结果让人吃惊。《中国公务员》并非2004年方才诞生，它以前就存在过，是人事部主办的一份刊物。然而，该杂志已在2003年末列入“中国报刊治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停办的677种报刊名单，11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份停办报刊名单。此杂志定于2003年12月31日停刊。


　　在《读书·中国公务员》的版权页上，该杂志的主编是柯建刚。在去年11月，柯建刚以个人名义与三联书店“就乙方(柯建刚)受聘于甲方所属《读书》杂志‘中国公务员’版一事达成合同”，由柯建刚担任该杂志主编，拥有编、印、发、人事、广告等权利，每月刊发一期。在受聘于三联书店之前，柯建刚的工作单位是“北京老报人企业形象策划中心”，该中心出函，“同意贵单位聘请我中心员工柯建刚”。《中华读书报》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中心”的法人代表，即为柯建刚本人；在调查中得知，“北京老报人企业形象策划中心”的上级单位是“北京老报人协会”，但是北京市民政局和国家民政部告诉记者，这个协会不存在。


　　《读书·中国公务员》有行无市，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读书·中国公务员》的发行方式是：“谨以《中国公务员》敬赠全国667个城市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组织部长、秘书长……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办及相应机构。”


　　这位总经理曾在会议上认为，发行量在10万左右的《读书》，应该向40万发行量进军，为此《读书》应该多发表“时尚靓装”和“吃喝玩乐”的生活类文章。此说法遭到全体编辑的反对。大概源于这样的原因，总经理就“独自操作”了。


　　事情无独有偶。其实，早在2003年10月，三联书店的一本财经杂志《竞争力》，已经出了“增刊”，刊名为《竞争力·人才·财富》。与吴彬不知道《读书》出了“增刊”《读书·中国公务员》一样，《竞争力》的相关负责人也根本不知道《竞争力·人才·财富》这个“同胞”的存在。《竞争力·人才·财富》第三期目录中有“特别关注”栏目；在内页，“特别关注”字样下以黑体字标明此为“省部领导文苑”。


　　相同的是，《读书·中国公务员》和《竞争力·人才·财富》这两本杂志的主编都是柯建刚，编辑部主任的姓名也完全一样，可以理解为这也是同一个人；杂志所在地都是“北京119信箱”，电话、传真完全相同。这两本杂志并非是《读书》和《竞争力》的双胞胎，它们自己就是双胞胎，它们的“孕育者”就是三联书店的这位总经理和那位“双肩挑”的主编。


　　对于这位总经理的“认可”，吴彬说道：我们曾经向社里反映这个情况，但三联书店这位总经理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他就说，这些杂志承包了，人家给钱。他没有与《读书》做过任何正面的交代。“它印多少，送多少，打进去多少广告费，这些我们根本不知道。”去年这位总经理还说了，《竞争力·人才·财富》承包出去，一个月6万元。如此计算，一份月刊，一年12期，只要谁能够掏出七八十万元来，就可以承包了。


　　这两份杂志一期的承包费如此低廉，在北京一家周刊记者调查采访时，在座的被采访者中便有人惊呼：你早说呀，这么便宜，你给我承包啊。


　　《文汇读书周报》记者采访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期刊处时，处长李建臣回答：“一号多刊”属违规行为；李处长建议，如有发现，可举报备案。


　　一年多，出卖100多个书号，出版近200种教辅材料


　　事情到这里还尚未为止。南京一家书店跟三联书店发行部主任叶芳联系，定购三联出版的“七市高中选修教材”。叶芳回答，我们三联从来没有发行过这套书。南京书店回话，你们海淀北洼路的“三联发行部”有这套书，你们书店总部怎么会没有？叶芳当即答复：我们三联书店没有在北洼路开设过“三联发行部”。南京书店说：看来你也不知道。


　　然而，这北洼路的“三联发行部”确有其事，是这位总经理认可的。在国内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类似北洼路这样的“三联发行部”，只是叶芳们不知道罢了。


　　2002年9月，这位总经理提出，上个世纪的三联书店编写过教材，这个传统要再次发扬。三联员工期待的是，跟正规教育机构合作，逐步建立自己的编、印、发队伍，做出三联品牌的教辅教材。但是，在没有进行过选题论证，没有专业教育类编辑，更没有专业教材编写部门的情况下，从2002年9月起，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三联书店已经出版近200种教材和教辅书籍。


　　三联书店的员工说，“这么多的教材、教辅，没有一本是三联书店开发并自主介入编辑的选题”。北京出版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人士说道：“我一点都不懂，没有专业队伍，没有专业教育部门，一年能做一二百种教材、教辅，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我非常‘佩服’。”


　　那么，这些教材、教辅是如何“运行”出来的？有北京记者对如是的《5.3宝典》(取“5年高考，3年模拟”的意思)进行了调查。《5.3宝典》是由某某书店组织教师编写的，而这个书店目前在北京有一办公室，但没有店面(已被拆除)。这位记者看到了《5.3宝典》出版协议的第11条规定：“由乙方(三联书店)提供11个书号，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北京某某书店)应先向乙方支付编校费16万元。”这是一道很简单的小学数学题，16万元买进11个书号，一个书号只需付出1.4万余元，就可以搞定。


　　同样，类似的《幼儿园素质教育丛书》、《学前班素质教育丛书》的著作权人是“湖北省丹江口市汇丰印务有限公司”。这两套丛书出版协议的第11条规定是这样的：“由乙方(三联)提供4个书号，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丹江口汇丰印务有限公司)应先向乙方支付编校费10万元。”10万元买4个书号，一个书号2.5万元。


　　而《高中生地理》(1-6册)的著作权人，则是“郑州大黄河教育书刊发行部”。


　　三联书店员工们说道，2004年的一套80本辅导读物，“运作”了24个书号；三联书店的教材、教辅，从立项到稿件提供，决审、签发，都由总经理一个人决定；来了一年多，卖了100多个书号，涉及教材、教辅近200种，涉及全国六七个省市。一个人的暗箱操作，编印发的体外循环，从稿子的选择到合约签订，全都保密，书稿来路不明，印刷发行一人操控，副总编、编辑部毫不知情。


　　印发这些教材、教辅的合作者中，有个“中教图”公司的子公司，根据深入了解，其实就是个只有两位股东的私人公司，教材、教辅就是通过这样的私人公司，在做着发行。其中的一切经营细节，比如合同的签订，费用的支出和收入，三联的受益，等等问题，三联人都是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这里面究竟意味着什么问题？”


　　三联人的“材料”，是否还会转移到“下一家”？


　　国内42家民营书店老总写给三联书店暨上级的公开信，文字有点“文”：“近期各界盛传‘内争’情状，主要为政者取财无道、任人唯亲、嫉贤妒能、恣意妄为，使三联七十余年之基业，有堕隳之虞，宇内一片哗然。我等亦深感痛切。我辈虽以贾书为业，然亦颇以传播文化为己任，私意与三联休戚一体，唇亡齿寒，敢不直言以告？毁三联者，天下罪人也！”


　　而在三联内部流传着的这位新任总经理的“笑话”，则以最通俗的大白话在四处流通：三联拟出版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和王世襄先生的《自珍集》，汪季贤发问：杨绛是谁？被问的同事红了脸，只得低低地说：钱锺书夫人。汪恍然大悟：噢，钱锺书我知道，我看过陈道明演的《围城》。接着，汪又说道：王世襄就算了，连我都不知道的人，他的书肯定卖不动。有一次，一编辑送审稿件上有“问学”两字，汪以为不通，改为“学问”；还有一次将对方的父亲称为“先父”。


　　在将近3个小时的交谈当中，我面前的5位三联人满脸激愤和蔑视的表情，但是他们的表述，却始终显得克制和理性，他们没有说出什么“厉害”的世俗语言。也许，读书人“连骂个人都不会”。他们只会气愤，气急了，就写字，随后就向上反映。


　　在今年3月29日三联的干部会议上，有上级领导来宣布初步处理决定：停止两份杂志增刊的非法出版，不予认可总经理助理的人事任命。而在这天，这位总经理的发言却是：我很抱歉，我给领导添了麻烦。对自己的责任毫无悔改认错之意。“你看看，他根本不回答其中的经济利益问题，也不向三联和三联人做出真实的解释，他觉得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向领导道歉。”


　　在另一次会议上，这位总经理说，上级知道出版《读书·中国公务员》的事情，他是打了报告的，“上级批准的”。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上级领导就坐在他的旁边，事实是上级并没有批准，他就敢这么当面撒谎。


　　三联人更加担心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这位总经理曾经在地图出版社工作过6年时间。早在2001年12月，就有地图社的12位干部、员工，署名写了一份有着32条“内容”的书面材料，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和上级“报告”。翻读这份材料，会让人有眼熟的感觉：1999年，在湖北丹江口印刷厂印制的广西教材，因为纸张和印刷质量太差，遭到广西退书……2000年、2001年使社里蒙受巨大损失。材料列举了这样的事情，以期上级进行调查：这位总经理分别以数百万元在广东、湖北、海南、安徽、江苏等地“投资”，“后面还要干什么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这里的名堂只有天晓得。”


　　郑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2001年地图社干部、员工提出的问题，有没有得到清查？至少，这位总经理“并没有带着这些尾巴来到我们三联”；我们三联人知道这些情况，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才逐渐收到了地图社干部、员工的揭发信件。吴彬接着说：地图社的继续揭发，那就是说明，这位总经理在地图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切实解决，“然而，最危险的，是他就有这样的天大的本事，实现了自己的跨行业调离。跨行业调离，厉害啊，原有的‘利益关联’，原本的人际问题，全部‘切断’，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一调了事，一走大吉，这位总经理是如何实现了从地图社到三联这样的‘安全大转移’的？”


　　将原单位的揭发材料，统统抛在身后，那位领导者“干净”、轻松地来到三联任职。而正是这样的“干净”和轻松，使得他能够再度为所欲为。


　　在座的人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位终于被上级免职的总经理，他是否还能够再继续一次名曰“安全转移”的演出？难道，我们三联的材料也要像当初地图社的材料一样，转移到下一个他又当了领导的什么出版社去？近日，他在接受《都市文化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我毕竟不是免职，而是工作调动……此话含意颇深，似可让人得到这样的印象：他只是再次调动而已，旁人又能奈何。


　　我说，这样的提问，已经超出了三联书店事件处理的范畴了。


　　应该说，今天三联出现的问题，本来就不仅仅是三联的问题，而是整个出版界的面临的课题。今天的中国出版界，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规律已经得到很好贯彻的领域，中国的出版界应当改革，我们应该如何来把握当下这个转型期的特征，出版界的改革之路究竟应该如何走下去？出版界的改革，是要具体的人来把握和执行的，在书面上，我们有这样人士在政治、业务、经济等方面应有的标准，但在实际生活当中，在实际的事业操控当中，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把握，首先是对改革领头人的素质把握？


　　这才是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吗？


　　坐在三联书店如此雅致的咖啡厅里，对着眼前诸位书生的眼神，我读到了这样的提问。撰稿／陆幸生(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