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来是早该出名的。可运气不好，“成名作”所歌颂的对象昙花一现。他自己短命不说，还耽误了我出名。
（二）
一九七六，多事的一年。
那时的国人，个个像神经崩紧了的兔子。人们机警地从报上的字里行间捕捉弦外之音，再惊弓之鸟般地衍生出颠覆性的小道新闻。尽管一再“辟谣”，“谣言”却多数成真，兔子们便更加机警。可当“中央抓人了”［１］的“谣言”传来时，因其颠覆性大大超出了国人的平均承受力，人们还是吓得不敢相信。记得是一个姓张的老师传话给我的。老师的父亲是省级干部，很有些通天的消息。他说此话时的神情使我相信一定是出了大事。他的眉毛拧成一团，嘴唇发抖，说不上是激动还是恐惧。
直到“特大喜讯”印成了铅字，御林诗人以走了调的兴奋“大快人心”，人们才如梦初醒地蜂拥上了街。再后来，是众人围在电视机前等待我们的“新救星”登基的圣典。按照传统，领袖现身时必鼓乐齐鸣。新救星当然要有新音乐，可不知是粗制滥造，还是别具匠心，新曲的前奏竟与唱“老救星”的老曲前奏如出一辙，给人一种老救星起死回生的肃穆与庄严。就在滚瓜烂熟的曲调马上要沿着惯性脱口而出的一刻，旋律突然由本应顺理成章的《东方红》［２］，峰回路转地巧变成了《交城山》［３］。与此同时，踩着拍子踱步而出的，是英明的领袖华国锋！
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了音乐的超功能。民歌，太玄妙了！仅几音之差，升太阳的地方便由陕北迁去了山西。清楚记得，一个颇有名气的作曲家激动得喊了起来：听！这就是新时代的《东方红》！
一个“东方红”时代。如果没有热情的歌颂，音乐便没了语言。而一旦有了歌颂的热情，喋喋不休的就不仅是音乐，你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像上足了发条充足了电，持续地兴奋过度。
就在领袖登基的那一过度兴奋的时刻，我立了个大志：写一首史诗性的交响曲。
（三）
翻开张老师规定的必读作品《森林之歌》，扉页上的文字让人肃然起敬。这是伟大的苏联作曲家肖斯塔克维奇［４］在接受了“党与群众的批评”后的脱胎换骨，歌颂的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的植树造林。当乐曲在“光荣属于列宁的党，光荣属于英明的斯大林”的合唱中辉煌结束，激动中生出个不该问的问题：他为什么受批评？老师吞吞吐吐，似乎有种难言的神秘。隐约听说，他好像是犯了“形式主义”，二十九岁就写了个“反动歌剧”……话题马上有声有色地转向了“但是”，—但是，肖斯塔克维奇终于认识了错误，成为“党的忠实儿子”，“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云云。
假如当初就知道，“形式主义”不过是整肃文化异己的“何患无辞”，多少艺术家因此去了古拉格，甚而消失在西伯利亚荒原，我从辉煌中感受到的，就无论如何是一种扭曲。认识只能与时代同步。回到没有“假如”的当初，对森林的全部认识，是绿色的生机盎然与建设者灿烂的笑容。
陶醉于《森林之歌》那史诗般的气派，我构画着交响曲的草图。
（四）
然而，一九七六遮不住历史。从陶醉中醒来，我有幸知道了“但是”之前的故事。
挥霍不完的才华加如日中天的名气，二十九岁的肖斯塔克维奇正值人生的峰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舞文弄墨，从而把音乐的优势——解释的随意性——丧失贻尽。读了列斯科夫的小说《麦克白夫人》，他决意写一部歌剧。可聪明过度的他不甘于仅仅作曲，而是从脚本开始写起。给他惹出大祸的，是女主人翁卡捷琳娜，一个丈夫性无能的下层妇女。她在孤寂中偷情，被常对她性骚扰的公公抓住了把柄。她害死了公公，又与情人合伙杀了丈夫，为此两人同被发配西伯利亚。可情人背叛，又寻新欢。卡捷琳娜把情敌推入冰河，而后自尽。肖斯塔克维奇在剧中嘲笑了除卡捷琳娜以外的任何人，却对一个“杀人的淫妇”充满同情。
《麦克白夫人》的上演引起了不折不扣的轰动。短短两年，演出超过一百场次，世界乐坛也为之震惊。肖斯塔克维奇的挚友，伟大的大提琴家、指挥家罗斯托科维奇曾说，他被卡捷琳娜式的“扭曲的人性”所深深地震撼。问题就出在这里。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揭示的是人性，高尔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宣扬革命。显然，肖斯塔克维奇笔下的卡捷琳娜已完全“托尔斯泰化”，由是，他堕入了一个赖不掉的结论：背弃了苏维埃给现实主义下的定语——社会主义。一场厄运已在劫难逃，年轻的肖斯塔克维奇在一九三六年的一个冬日里几乎彻底崩溃。那天早上，当不温暖的太阳像往常那样升起，《真理报》以显著的篇幅发表了重要社论，对歌剧《麦克白夫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更糟的是，他以作曲家特有的敏锐透过字里行间听到了弦外之音，一股阴冷的斯大林味。几天前领袖曾亲临剧场观看了《夫人》，并在结束前拂袖而去。再清楚不过了。读着报他双腿一软冷汗如注，没什么能形容那种绝望的恐惧。那些日子，他把生活用品收拾在一个小皮箱里，随时等待着秘密警察的光临。从此，他就再也无法摆脱斯大林的阴影。三十年后，当记者问起他的近作，刚完成了两部弦乐四重奏的他脸部肌肉抽搐了几下，顾左右而言他：“我……最近在为电影《卡尔·马克思》写配乐……”话头就此打住，他奇怪地歪着嘴，手指像敲鼓样地在桌上打着拍子。警觉已溶入血液。他似乎在手指敲打的节拍中习惯地等待。
等什么呢？以一言概括他二十九岁之后的生命，即，等待毁灭。
斯大林终于饶了他一命。可等待一个打不出来的喷嚏要比喷嚏本身痛苦百倍。据说，喷嚏之所以没打出来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一，他的名气太大，以至罗斯福也为他说情。其二，斯大林高瞻远瞩，认准将来还用得着他。也许二者皆有，但历史证明了后者更为可信。如果二十九岁的肖斯塔克维奇被送去了古拉格，也就不会再有辉煌的《森林》。
在等待的节拍中，他用手指敲打出绿色的死里逃生和建设者心惊胆颤的笑容。
（五）
你一定记不起母亲的第一次微笑。就像我记不起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的《交城山》。依稀记得，它是从五十年代的一个歌剧中风靡起来，十几岁的姐姐便成天价哼着“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如花似玉的郭兰英［５］是交城山与我相连的媒介。她演唱时的表情眼神，赋予山水以超越词曲的灵魂。久而久之，郭兰英便成了歌的一部分。本色的歌加本色的人，那魅力就没法挡得住。那会儿我大概还穿着开裆裤，竟也会染上些“郭兰英崇拜”。
后来才知道，《交城山》是明清时期的老调。交城，山西吕梁山东侧的小县。穷山恶水有其原始的诱惑，我迷上了它的拙朴，那一抖落就掉渣的土味：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浇了文水。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下，一辈子也没坐过好车马。交城的大山里没有好茶饭，只有攸面烤姥姥还有那山药蛋。”几句家常话，竟能唱得鼻子发酸。似秦腔般的高亢，如晋剧样的婉转。交城虽穷，却穷得楚楚动人。贫瘠的水土又养人，又养曲。
穿着开裆裤傻听“郭阿姨”唱歌的我当然想不到，《交城山》竟在火红的一九七六发得这般红火。交城，便姑娘出嫁似地坐着轿子进了京城，只因“英明领袖”是山西交城人。文革中吃足了苦的郭兰英重焕青春，在荒芜了十年的舞台上再唱《交城山》。记得电视上的她虽仍有几分风韵，但与小时候崇拜的郭兰英已判若两人。也许是因受迫害，在本不该五音不全的年纪，“郭阿姨”已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可她的演唱却迎来了狂风般的喝彩，原本一张嘴就冒山药蛋味的词曲也亮出了新风景：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在美。交城的大山里出了游击队，游击队里有咱们华政委。”
“委”字还没出口，一阵欢呼已淹没了歌声。虽然没赶上从《芝麻油》里提炼《东方红》［６］的年头，可有幸赶上了新《交城山》的岁月。能称得上“英明领袖”的多少年出一个？千载难逢！随着高八度的“华政委”拖出漂亮的甩腔，一个灵感让我激动得坐立不安：我要用《交城山》作为交响曲的主题。
在郭兰英没完没了的谢幕与铺天盖地的鲜花掌声中，我郑重地写下了交响曲的标题：吕梁山回想曲。
（六）
对《麦克白夫人》的围剿以肖斯塔克维奇急中生智的“认错”而暂停。
那两年，身边的艺术家一个个蒸发，苟活的也噤若寒蝉。惊恐之中，他被逼出了另一番聪明：用第五交响曲回答“党与群众的批评”。世上大概没几个人有如此认错的本钱。以交响曲的身段认错，无疑说明了他的大彻大悟。你可以从音乐中听出喜怒哀乐，但你绝听不出喜怒哀乐的理由。在无法解释或任意解释的情感背后，是肖斯塔克维奇还原自我的广阔空间。今天，第五交响曲已被列为经典，可有谁能从中听出他的忏悔？在他死后出版的回忆录《见证》中，他辛辣地为第五作了脚注：“那是威胁下的喜悦。像是有人拿棍子敲着你的头说：你真快活！你真快活！于是，你颤抖着跳了起来，一边大步前进一边念念有词：我真快活！我真快活！”斯大林羞辱肖斯塔克维奇，肖斯塔克维奇便愚弄斯大林。
合上苦涩的《见证》，云雾里的肖斯塔克维奇便走出谜团。他把固执的“夫人情结”与永恒的“斯大林阴影”化成三种痛苦的语言：揭示内心世界的晦涩语言是自我的；作为“社会主义作曲家”的颂扬语言是表态的；电影配乐中的通俗语言是糊口的。他不得不浪费三分之二的生命，以保住三分之一的真诚。
历史在原地打转。十二年后，斯大林一声咳嗽，文化界遂展开了对《夫人》的又一轮批判。此时的肖斯塔克维奇已久经摔打，练就了一身在险境中与狼共舞的绝技。他学会了节省感情的“深刻检讨”，用报上比音乐更美妙的语言口是心非地作保证。经历着卡捷琳娜式的痛苦，孤独，无奈。知己一个个死去，朋友背叛，精神迅速老化，几乎天天头痛，他想到了自杀……
再写个交响曲“认错”恐怕已混不过去。为给自己贴个“社会主义”的标签，森林在夫人的痛苦中分娩。——“我们是普通的苏维埃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光荣。假使斯大林说要这样做，我们就回答领袖：就这样。”［７］
事后他一再说，写《森林之歌》实出于被迫，他为此感到丢脸。
覆水难收。他的“丢脸”却引来了半个世界的喝彩。《森林》于四九年上演，随即在五一年被译成中文，从此影响了中国几十年的合唱创作。——“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斯大林，毛泽东，像太阳在天空照”［8］……
斯大林的死使他喘了口气。但仅一年之后，他因第十交响曲再次受到批评。大棒之后又被喂了根胡萝卜，《森林之歌》被官方定为苏联音乐的“样板”。套用一句中国的老话，这叫“以己之矛克己之盾”。
带着几分严肃的滑稽，疲惫不堪的肖斯塔克维奇苦笑着用左脸批判了右脸。
（七）
可没人强迫我写《吕梁山》。
怀着满腔的兴奋过度，我从肖斯塔克维奇口是心非的苦笑中汲取养分。钢琴上敲打出营养不良的自我陶醉。无知者无畏，一代感情的富翁，信息的穷人。
又是张老师神秘地向我透了点风声，襁褓中的《吕梁山》居然被一九七八年的“上海之春”音乐节选中。
我忐忑地去见了名指挥家陈燮阳。被我从午睡中叫醒，陈指挥显得很不高兴。他睡眼惺忪地在钢琴上读着谱子，半醒之中敏锐地挑着刺儿：“铜管和弦怎么没三音？”“大提琴干嘛和长笛奏同度？”……我结结巴巴，满头冒汗。指挥心一软，打着哈欠拿起了笔：“好吧，我帮你改。”几个哈欠后他渐入佳境，琴声也随之入耳。
如果指挥是时代的钢琴家，《吕梁山》就是个合格的琴键。
（八）
你，生活在一出活的历史里，一出惊心动魄的历史。可你却麻木得没有一点历史感。因为你不知道，没有能力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你像井底之蛙赞美着蓝天，可说不定井边正在流血。当这一节历史已被写进书里的多年之后，你从井里跳了出来。惊讶愤怒，目瞪口呆。如果有选择，你惟一的愿望是：重活一遍。
（九）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当“上海之春”在掌声中启幕，指挥家罗斯托科维奇在法国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重演被禁了四十年的《麦可白夫人》，以告慰三年前死去的肖斯塔克维奇的亡灵。
三月中的一天，罗斯托科维奇在他巴黎的寓所里忽听见隔壁房间传来妻子的惊叫。从新闻中获悉，他们夫妇俩已被苏联当局吊销了苏联国籍。几天后，当动身去伦敦指挥一个苏联歌剧时，他们已不再是苏联公民。天下着雨。潮湿的平静中，他们相依为命。
《麦可白夫人》的排练在戏剧化的尾声经历了阵痛。当卡捷琳娜将情敌索耶卡推入河里，索耶卡应发出一惊天动地的吼声。这声吼对罗斯托科维奇至关重要，他固执地寻求着久等的画龙点睛。可尽管一再努力，扮演索耶卡的演员还是叫得像夜莺。休息时，唱片制作人格鲁波对心事重重的罗斯托科维奇说：“看来你得想点其他办法。”罗斯托科维奇一言不发回到舞台，开始逐一打量每个合唱团员。他的目光停在一个长着薄薄的嘴唇与刀一样的鼻子的脸上，相视的一瞬，他似乎找到了感应。“请原谅，小姐”他温和地说，“如果我让您像临死的野兽那样大叫一声会毁了您的嗓子吗？我要的是您离开这个世界前最后的声音。”小姐犹豫了片刻：“让我试试。”
排练开始。卡捷琳娜一把将索耶卡推入冰河。一阵柔弱的心跳似的拨弦声中，指挥棒所指之处，突然传来一声撕心裂胆如野兽般垂死的吼叫。那声吼简直能让山崩地裂，冰河解冻。
全场震惊！
罗斯托科维奇呆站着。片刻死寂之后，格鲁波冲过来紧紧地拥抱着他，哭了。
他们听见了什么？世界听见了什么？是罗斯托科维奇对当局侮辱艺术家的迟来的愤怒，还是肖斯塔克维奇憋了一生的早熟的悲恸？是一个时代临死前丧心病狂的挣扎，还是人性在春天阳光下艰难的苏醒？
而就在这一声让世界哭泣的吼声中，上海音乐厅的舞台上，陈燮阳潇洒地一甩头发，《吕梁山回想曲》在激情中达到了高潮。“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游击队里有咱们华政委”……
冬末，森林已然死去。
初春，夫人正在重生。
我坐在井底，观赏着头顶上的蓝天感动。
（十）
《吕梁山回想曲》让我风光了好一阵。有人居然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以毕业作品出名的，自鸦片战争以来只有两人：辛沪光的《嘎达梅林》，我的《吕梁山》。
对鸦片战争时期的音乐史我太不熟悉，可此话让我七上八下地犯起了嘀咕。嘎达梅林毕竟是已刻上墓碑的蒙族英雄，而华国锋却正在钢丝上走得一脸的惊险。果然，政坛风云无常，不到两年，“华政委”又悄悄改回了“山药蛋”［９］。《吕梁山》就此寿终。
几年后我见到了辛沪光。以《嘎达梅林》出名后，她婉拒了留校任教，义无反顾地去了内蒙。遇见她时，这个北京女杰已完全“嘎达梅林化”，举手抬足张口闭口都透出蒙族歌舞的韵味。因“鸦片战争以来的两人”之说已没人再提，我终于没敢称她一声“师姐”。
不管怎么说，《森林之歌》为肖斯塔克维奇赢得了“斯大林勋章”和可观的奖金，《吕梁山》却没给我带来半分文。倒是由此生出的一个恶作剧使我哭笑不得地小有收益。在文化宫拉琴的朋友小齐，为追求一个拉琴的女孩子想出个浪漫的诡计：求我为他写首小提琴二重奏以参加全市汇演。卷入“醉翁”的阴谋，我从《吕梁山》中胡乱抽出两个声部编成一曲，小齐还为它起了个时髦的名字，“长征路上忆吕梁”。也许是带着别有用心的激情，此曲竟获第一名，奖金高达五十圆。不料好事多磨，有个明白人咬定此曲剽窃了《吕梁山》。小齐捶胸顿足地保证绝无此事，组织人只好找《吕梁山》的作者拍板。忽闻有人到访，说明了来由我忍俊不禁。装模做样地看了遍自己写的谱子，遂挥笔写了个证明：此曲虽与拙作使用了同一民歌，但并非剽窃。特此证。
当晚小齐兴冲冲请我吃饭，当然还有那个蒙在鼓里的女孩。我们开怀地说笑吃喝，尽情挥霍着五十块钱，《吕梁山》倒也一时有了几分可爱。
酒足饭饱中悟出个道理：水土生养民歌，民歌贵在本色。相思也罢，诉苦也罢，阿哥阿妹也罢，人家土得心甘情愿，怡然自得，你干吗非要逼她改嫁？就如交城山》扔了山药蛋改姓“华”，结果只能换酒钱。
一高兴我喝过了量，走路像踩上了棉花。小齐便劝我留宿。
（十一）
也许是这酒喝出了点思想，一整夜都睡不安稳。恍惚之中，似乎被扔上了一座孤岛。举目四望，周围是满满一海的水。海水刚才还呈灰绿，转眼却变成了红海。
想起来了，这是红海。
一阵恐惧。
慌乱中徒劳地挣扎，想喊却喊不出声来。涨潮了，孤岛越来越小。不行！不能就这么葬身红海，我得走出去！正急得束手无策，猛听得一声撕心裂胆如野兽般垂死的吼叫，奇迹出现。红海像被刀劈似地断裂，一条大路剑样地插在两堵欢腾的水墙之间，直通向远处隐约的陆地。绝处逢生之时却死活迈不开步，忽见一个人站在路口向我招手，就拔腿向他奔去。那人却走得不慌不忙，像是与世无争的野鹤闲云。刚要催他快跑，只见他优雅地转回了头。——肖斯塔克维奇？！
我失魂落魄。
他身穿黑色礼服，眼睛透过深度近视镜没有表情地看着我。他一手掠了掠挂在额前的头发，另一手搭上了我的肩膀。他的手指像敲鼓样地打着拍子，奇怪地歪着嘴。
浊浪喧嚣，红水滔天。
看着我气喘吁吁的惊愕，他不紧不慢地开了口：
“兄弟，日子还长，悠着点。”
……
（十二）
那年，我刚好二十九岁。
注：
［１］：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逮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四人。
［２］：歌颂毛泽东的家喻户晓的颂歌。
［３］：原始山西民歌。详见下文。
［４］：１９０６－１９７５，苏联最重要的二十世纪作曲家，并对世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５］：中国大陆著名民歌歌唱家，山西平遥人。
［６］：《东方红》系由传统陕北民歌《芝麻油》重新填词而来。
［７］：《森林之歌》中的歌词。
［８］：风行于中国五十年代的合唱《全世界人民心一条》。
［９］：华国锋于一九八零年被迫辞职，华国锋时代结束。
- posted on 09/27/2004
一个苏联人在纽约
·汪成用·
（一）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六日，对肖斯塔克维奇［１］而言是重要的一天。他在一个
奇怪的电话中被告知：“别挂断，斯大林要与你通话。”开始他以为这是恶作剧，
但马上就意识到没人敢拿自己的命开玩笑。果然，片刻窒息的沉寂之后，电话那头
传来斯大林的声音。就在斯大林张口的那一刻，他明白了这一电话的由来。
当时的苏联，流传着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问，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答，不会，但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会毁灭一切。随着二战结束，西方世界与苏联的
反法西斯同盟作废。斯大林以“和平”牌打响了历时四十年的冷战。唱“王大妈要
和平”那会儿我还小了点，但“战争贩子杜鲁门”却是儿时最阴毒的骂人语汇。箭
拔弩张之中，四九年在纽约召开的“世界文化科学和平大会”就是一次“为了和平
不惜战争”的大会。
斯大林使出高招，派肖斯塔克维奇去纽约。
肖斯塔克维奇是当时苏联惟一在西方享有盛誉的艺术家。原因有二：一，斯大
林亲自发动的对他的批判反使他在西方名声大振；二，他的第七交响乐被认为是为
苏联卫国战争而作。此后他头戴钢盔的画像刊登于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成为全世
界反法西斯的旗帜。派他去和美国叫板，再合适不过。
可有着几分傲骨几分呆的他却不领情。在以“身体欠佳”为由拒绝了邀请之后
，便引来了斯大林的电话。
领袖以详和的威严问他为何拒去纽约。他如实说，我的作品目前在苏联还被禁
演。
“有这种事吗？”电话里传来斯大林惊奇的声音，“可我从来也没下过这个命
令呀！”
接着斯大林话题一转：“你身体如何？”
“经常呕吐。”书呆子样的诚实。
“我马上派人给你做检查，然后把结果告诉我。”
放下电话，斯大林立即做了两件事，派医生给肖斯塔克维奇检查身体；签署解
禁肖斯塔克维奇作品的命令，并严惩下达禁令的人。当然，就连白痴也知道，没有
斯大林的授意，没人敢下这个禁令。替罪羊被领袖玩弄于掌心。当肖斯塔克维奇真
的傻乎乎地把并不乐观的体检结果通知克里姆林宫时，他从斯大林的秘书那儿得到
了这样的信息：马上闭嘴，给斯大林写封感谢信，然后乖乖地去纽约。
（二）
这样的纽约之行注定是极不愉快的经历。一下飞机，肖斯塔克维奇就受到了一
群崇拜者热烈的欢迎。可他却完全没有心情，躲都来不及。他深知此行他所担负的
重要使命。可怜了那些把他当纯艺术家欢迎的天真的热情人。
比崇拜者难对付得多的是让民主自由惯坏了的记者们。“苍蝇”样的记者把他
的到来看作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可他们却不知如何下嘴。一个记者逮住肖斯塔克维
奇缠着他问：“请问政府与党对您的批评真的对您有帮助吗？”肖斯塔克维奇略愣
了一下，马上把头点得像鸡啄米：“是！是！当然是！对我帮助太大了！太大了！
……”那个傻得可爱的记者一转身，他立刻愤怒地骂出了声音：“混帐！问我这种
问题。让我说什么？我可能说什么？！”
作为“迎战”一方的美国，派出了年轻的音乐才子伯恩斯坦。把这二位放在一
起给人的全部感觉是滑稽。一个是饱经风霜的斯大林运筹帷幄的一枚棋子，一个是
颇似格什温笔下逛巴黎的花花公子。虽然他们都是世界一流的作曲天才，虽然音乐
语言本没有国界，但你没法不怀疑他们是否能互相听懂一个字。有趣的是，伯恩斯
坦的家喻户晓的名作，被称为现代“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音乐剧《西部故事》，就
酝酿于那一年。管他外面是“热战”还是“冷战”，纽约的少爷们懒得听太高深的
语言。和肖斯塔克维奇相比，他们幸福得无法理解苦难。
“不愉快”的高潮出现在木偶般的肖斯塔克维奇起身发言的那一刻。他表情呆
板而僵硬，用略有些发抖的声音，在世界的目光下低声读一份克里姆林宫为他拟好
的谴责“战争贩子”的声明。话音未落，另一个具有官方背景的苏联作曲家纳波科
夫马上跳起来发问：“请问你本人是否同意《真理报》对西方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
［２］等人的批判？”肖斯塔克维奇再次慢腾腾地站起来，像烤肉架上的羊腿。他
满脸通红，眼睛看着地，用嘟囔似的声音说：“是的，我同意。”纳波科夫的脸上
露出了笑容。
十三年后，当已完全属于西方的俄国流亡作曲大师，“帝国主义的走狗”斯特
拉文斯基回到阔别五十多年的苏联时，肖斯塔克维奇与他，两个互相崇拜的二十世
纪的作曲巨人见了面。他们俩同是波兰后裔，又同在列宁格勒成名。几乎很少看得
起什么人的刻薄的肖斯塔克维奇从小就对斯特拉文斯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甚至认
为斯特拉文斯基是本世纪惟一称得上“伟大”的作曲家。而此刻，他俩四目相对却
无话可说。坐了好一会儿，还是斯特拉文斯基首先打破了沉闷：
“我不喜欢普契尼。你呢？”
“我也不。”
倒霉的普契尼！有口难言的大师绝非是和你过不去。这是谈话的开端，也是终
结。
就是最没想像力的人也不难揣测肖斯塔克维奇的那一刻的心情。被人逼着向自
己所敬佩的无辜者身上泼脏水，这一痛苦永恒。
（三）
纽约之行前后，大概是肖斯塔克维奇一生中情绪最低落的阶段。他不得不抹去
自我，弯曲着身子卷入“意识形态”。除了傀儡样地代表官方露面，就是写像“森
林之歌”和“阳光照耀祖国”一类的音乐。尴尬的是，他总通不过“马列主义”的
理论考试。这个在音乐上聪明绝顶的天才却在政治上少根弦。为此，他不得不请家
庭教师为他补习。
教师进门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批评他家里没有斯大林像。他像犯错误的学生样地
检讨，表示一定改正。口是心非、光说不练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从来也没把“神像
”挂起来。
最精彩的一次“补习”是他们谈论起去纽约之前斯大林来的那个电话。教师两
眼发光，满脸生动：“想想吧，你在和谁说话？——半个世界的主人！虽然你也很
有名，可和他比起来，你算什么？”
“虫子。”
“完全正确！虫子。”
教师没法听懂肖斯塔克维奇鼻子里哼出的嘲讽，他不知道有这样一首讽刺歌曲
：
“我仅仅是个虫子，和这样的人相比。他，无比卓越！”
多年之后，当肖斯塔克维奇谈起这个“笑话”时，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被问起
为何如此严肃，他沉思了片刻，说：
“我们人民中的百分之九十竟由这样的傻瓜组成。”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说，这委实是个过于乐观的数字。想想中国的文革吧，这样
的“傻瓜”何止百分之九十？直至如今，人们仍未走出文革的阴影。其实，我们中
的大多数，不都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心甘情愿地当过“百分之九十”的人？来自那
样一个时空，我们是“笑话”的见证。
纽约之行的痛苦伴随了肖斯塔克维奇的余生，然后在他死后的《见证》［３］
里还原成了“百分之十”的沉重。
今天，把肖斯塔克维奇烧烤了一生的那个政权已不复存在。
我们，何时才能百分之百地告别昨天“百分之九十”的噩梦？
注：
［１］肖斯塔克维奇 （Ｓｈｏｓｔａｋｏｖｉｃｈ １９０６－１９７５）
，苏联最重要的二十世纪作曲家，并对世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２］斯特拉文斯基（Ｓｔｒａｖｉｎｓｋｙ １８８２－１９７１），二十
世纪作曲大师，俄国人。１９１１年离开俄国去巴黎，１９３９年起定居美国。
［３］肖斯塔克维奇回忆录，在他死后由帮他整理记录的音乐学家沃尔科夫（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Ｖｏｌｋｏｖ）在美国出版。
- posted on 09/28/2004
前不久我们讨论了肖斯塔科维奇，汪先生又写了两篇肖斯塔科维奇，最近
是肖斯塔科维奇的什么日子？
肖斯塔科维奇的生命比他的作品还要传奇，这也难怪了。。。
汪先生的《吕梁山》没听过，倒是隐约听说过“长征路上话吕梁”之类的
曲名。
汪先生的两篇文章都好，尤其是第一篇，让人听到楚楚动人的黄土高原的
民歌。可惜除了《黄土地》，艺术家都没有好好使用啊。
台湾有一首民歌《思想起》，相传是几百年前建设台湾的大陆民工带去的
，又在台湾填了新词：
=====
思想起（恒春调） 许丙丁词
思啊想啊起，日头出来啊伊都满天红，
枋寮哪过去啊，伊都是枫港，嗳唷喂。
希望阿哥来疼痛，嗳唷喂。
嗳唷疼痛小妹啊做工人，嗳唷喂。
思啊想啊起，四重溪底啊伊都全全石，
梅花哪当开啊，伊都会落叶，嗳唷喂。
小妹啊想君抹得着，嗳唷喂。
嗳唷恰惨拖命啊吃伤药，嗳唷喂。
思啊想啊起，恒春大路啊伊都透温泉，
灯台哪对面啊，伊都马鞍山，嗳唷喂。
阿哥啊返去妹无伴，嗳唷喂。
嗳唷亲像辘钻啊刺心肝，嗳唷喂。
思啊想啊起，恒春过了啊伊都是车城，
花言哪巧语啊，伊都不爱听，嗳唷喂。
阿妹啊讲话若有影，嗳唷喂。
嗳唷刀轮作路啊也敢行，嗳唷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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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和歌词都很带劲，用台语唱得很有味道。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浇了文水。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
下，一辈子也没坐过好车马。交城的大山里没有好茶饭，只有攸面烤姥
姥还有那山药蛋。”
这里有一个错字“攸面”应为“莜面”（莜麦面），莜麦是一种粮食。
倒霉的普契尼！有口难言的大师绝非是和你过不去。这是谈话的开端，
也是终结。
最近终于如愿把普契尼歌剧最后一部《燕子》（Rodine）看了，音乐和画
面都尽美，但情节不连贯，戏剧性不够，让人感到老普的闲散。
汪先生解得不错，其实古典音乐迷头一回碰面，往往要说：我不喜欢柴科
夫斯基，或者我不喜欢普契尼。就仿佛说“今天天气哈哈哈。。。”
但是，私下是要听的，或者哼几曲也说不定。
既使，我还是要把普契尼的主要歌剧作品罗列一下。再怎么说，比一般电
影要强，比百老汇要强得多呢！（我感到写实是他的真功夫，很刻画、很
抒情、很现代、有些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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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 list of Giacomo Antonio Domenico Michele Secondo Maria
Puccini(1858-1924). （--这名字够长的--）
Le Villi (31.5.1884 Teatro dal Verme, Milan) 女妖（薇莉精灵）
Le Villi [rev] (26.12.1884 Teatro Regio, Turin)
Edgar (21.4.1889 Teatro alla Scala, Milan) 爱德加
Edgar [rev] (28.2.1892 Teatro Communale, Ferrara)
Manon Lescaut (1.2.1893 Teatro Regio, Turin) 曼侬雷斯考
La bohème (1.2.1896 Teatro Regio, Turin) 波西米亚人(艺术家的生涯)
Tosca (14.1.1900 Teatro Costanzi, Rome) 托斯卡
Madama Butterfly (17.2.1904 Teatro alla Scala, Milan) 蝴蝶夫人
Madama Butterfly [rev] (28.5.1904 Teatro Grande, Brescia)
Edgar [rev 2] (8.7.1905 Teatro Colón?, Buenos Aires)
Madama Butterfly [rev 2] (10.7.1905 Covent Garden, London)
Madama Butterfly [rev 3] (28.12.1905 Opéra Comique, Paris)
La fanciulla del West (10.12.1910 Metropolitan Opera, New York)
西部姑娘
La rondine (27.3.1917 Opéra, Monte Carlo) 燕子
Il trittico (14.12.1918 Metropolitan Opera, New York): （三合一）
Il tabarro 外套
Suor Angelica 修女安洁莉卡
Gianni Schicchi 贾尼．斯基基
Turandot (25.4.1926 Teatro alla Scala, Milan) 图兰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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