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金的小说《疯狂》里，有一个多次出现的镜头：一个小男孩被蝎子螫了，
在山边时而尖叫，时而发颤地哭喊。与此同时，小说的主人公万坚正在为国家的危
机、自己的个人前途深感痛苦。而不动声色的作家——哈金本人，也像那个长久哭
叫的乡下孩子，想要向人倾吐自己伤痛，他说：“我知道它不会是一本受欢迎的书
，但我有写这么一本书的需要。”
在爱尔兰海的轮船上，我把哈金的这本《疯狂》看完了。望着蔚蓝的海面，我
也如被蝎子螫疼一般，作家平实细腻的叙述，直抵人心最深最软弱之处。我终于明
白了作家的内心“需要”——他需要借小说这种形式，讲述一个有关个人和民族的
疯狂的故事。
小说的第三十四章是集中写六四惨案的一章，主人公万坚在北京医院看到汽车
库里堆积死者尸体，如同“宰好的猪”，他跌跌撞撞离开北京，碰到两个哭泣的学
生，其中一个女生说：“我要写一部小说，把这些法西斯分子全写进去。”另一个
男生说：“对，我们一定要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文字是否能对抗这畜生般的暴力？主人公万坚不敢肯定。但是，哈金，这个因
六四事件而决定留在美国的中国作家，怀着“忧愤不平”，经过十几年的思考、观
察与磨砺，终于实现了书中那个女生的承诺。他拿出这本份量不同一般的小说，以
文学面对现实。按照哈金自己的话说，是“将历史的罪恶在文学里存录下来”。
⊙ “疯狂”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疯狂》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是哈金已出版的作品中，最具政治色彩
的一本。它所表达的，是政治压制和个人之间的长期冲突，是导致六四屠杀的民族
疯狂。尽管政治态度鲜明，作家却回避政治结构性的大叙事，而是一如既往地遵循
其写实派的传统，从琐碎的个人经历勾勒出时代背景，朴素而自然地体现生活的本
色。
在这部小说中，哈金用他擅讲故事的才能，讲了三个故事：教授的神经失常，
学生的惶惑与觉醒，六四事件。这样相互联系的三条情节线索，交织着人际关系、
矛盾冲突的复杂网络。
故事发生的时间是１９８９年的春夏之交，地点是中国北方的一个省立大学—
—山宁师范学院，主要人物是文学系研究生万坚和他的导师杨教授。当故事开始时
，杨教授突然中风住院，作为他的得意门生和未来的女婿，万坚被党支部书记派遣
，承担其照顾的责任。于是，在冷清、肮脏的病房里，通过这个涉世未深的年轻学
者的眼睛，读者可以看到平时和蔼谦逊的杨教授，在发疯之后表现出来的令人惊异
的一切。
这位备受尊敬的老教授，开始在病房里胡言乱语，他有时滔滔不绝，编造一些
离奇的故事，有时摹仿女性唱文革中歌颂“红太阳”的革命歌曲和京剧片段，还把
自己想像成押去刑场的革命烈士，在慷慨就义前高呼“共产党万岁”。他辱骂自己
曾经不忠的太太，以肉麻的语气向情人吐露衷情，还以歌剧一样的风格，讲述他在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苦难，并背诵一些古代和外国的诗歌。不时的哭泣和怒吼，荒
谬可笑和做作的“演讲”，变幻莫测的情绪涨落，波澜迭起的感情发泄，使热爱他
的学生万坚陷入迷雾中。
最初，作为杨教授最看重的学生，万坚感到惊慌、厌恶与恐惧，他觉得很丢脸
，甚至希望自己的老师“失去语言能力就好了”，而后，他开始为疯话里面流露出
来的真情而感动，并好奇地探究杨教授内心世界的秘密，想要找出导致杨教授精神
错乱的原因。就这样，作家让读者和故事的主人公一起，面对那位胡言乱语的老先
生，去经历一场心灵的震荡。
杨教授在他不着边际的疯言疯语里，爆发出大量“政治不正确”的言辞，他谴
责学校里那些搞阴谋伤害他的共产党官僚，控诉共产党制度使学者成了“砧板上的
肉”，不但使学者饱受政治迫害，而且生活贫穷而窝囊，以致造成了自己的人生悲
剧：无意义地浪费了自己的生命。除了对当局和社会的极度不满，杨教授还曝出自
己的私生活——失败的初恋，妻子的外遇，与女学生的私通。
“人过着驴子般的生活。”书中的杨教授这样解释自己发疯的原因：“每天他
给头脑里塞进更多的思想和感情，那头脑里已经装了很多东西，但他们全都出不来
……，直到有一天他的头脑爆炸了。这就像一个高压锅，满得安全阀被塞住了，但
火还在锅底下烧着，最后，就只有爆炸。”
这样一个疯子形象的塑造，有作家自己真实生活的投影，当年哈金自己在山东
念书时，曾被学校派去照料一位中风、满嘴胡言乱语的教授，他因此获得创作灵感
。作家在书里写道：“杨先生的脑袋就像砸破的保险箱——藏在里面的财宝撒得到
处都是。”这种财宝，即杨教授曾终生隐藏的生活和感情的真实。
疯子是社会真实的揭发者，而作家是“人类心灵的渔猎者”。当书中人物完全
敞开其心灵之窗，暴露其内心的秘密，一个激情而痛苦的灵魂——个人受到集体包
围而发狂的过程，得以完全显露。这个过程，让人思考身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
境，以及这个不合理的社会的本质。小说就这样以艺术的语言，对这个发疯的社会
进行揭露和抨击。就如一位艺术理论家所说：“只有当形象活生生地驳斥既定秩序
时，艺术才能说出自己的语言。”
为了强化主题，哈金还塑造了另一个疯子形象作为陪衬。那是一个被万坚称为
“小猫头鹰”的人，此人曾是化学系讲师，在五十年代末被打成右派遭到逮捕，被
送到东北一个劳改营里。为了逃避毒打、审讯和苦役，他开始佯装疯癫，喊口号、
唱歌、学动物叫、胡说八道，还往自己身上抹泥巴和人粪。就这样，小猫头鹰终于
活下来，但二十多年的装疯弄傻，已经弄假成真。他必须继续每天语无伦次地破口
大骂。
小猫头鹰虽疯，却不像杨教授那样心灵痛苦，而且比大部分人要吃得好，小说
中万坚的同屋满韬因此挖苦说：“中国是白痴的天堂。”无论吃得如何，这些疯子
都是专制社会里的个人受害者，疯狂是这个社会的缩影。西方一首叫《疯狂》的歌
曲这样唱道：“这就是疯狂——每次都有牺牲品死亡／有一种疯狂——燃烧在盲目
者的眼眶／这就是疯狂——隐藏在憎恨和痛苦中／有一种疯狂——燃烧在疯狂者的
灵魂。”
福楼拜说：“任何写照是讽刺，历史是控诉。”在这部小说中，杨教授对其准
亲家——万坚的父亲的一席话，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长期政治运动中的命运：“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的时代一定是知识分子最艰难的时期。多少生命被摧毁了，多
少人才被糟蹋了。除了物质贫困之外，还有精神匮乏。”作为写实派的优秀作家，
哈金用生动形象的人物描述，深刻揭示了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以毫不妥协的态度，
完成了他尖锐而具有杀伤力的社会批判。
⊙ 悬念、阴谋和《一九八四》
哈金是擅长使用悬念的。在《疯狂》一开头，哈金就设置了一个大悬念：刚神
经错乱的杨教授，用粗砺、尖利的声音喊道：“宰了他们！宰了这些杂种！”这不
由得让万坚和读者都产生疑问：他要除掉的人是谁，他为什么那样恨他们？这个悬
念几乎贯穿全书。最后，杨教授在和彭书记吵架，从床上摔下来，造成严重脑震荡
脑出血，临死前他还挣扎着对万坚说：“记住，替我报仇，还有……别忘了他们。
杀、杀死他们，一个也不留！”
正如万坚所想到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单独引发杨教授的精神崩溃，而是一种合
力把他击垮。把悬念挂在那里，作家就围绕主人公的个人关系，把杨教授被要挟的
阴谋，借万坚的多重生活和心理推理，一层一层解答悬念之谜。
在杨教授的梦话里，万坚得知一个荒谬透顶的阴谋：杨先生被只读过六年书的
中文系领导人彭书记所逼迫，为她的侄儿向加拿大的教授写推荐信，申请物理学奖
学金。当杨教授声明自己是文学教授，无权推荐物理学科的学生，彭书记就拿杨教
授的私生活—和女学生的私通关系来敲诈威胁，同时要讨还杨教授去加拿大花费的
一千八百美金。面临家庭和学术生涯就要毁于一旦的压力，杨教授的心理崩溃了。
这个阴谋里还套着另外一个阴谋，即黄副校长的独生子看上了杨教授的女儿、
万坚的未婚妻——梅梅。为了拆散这对已经订婚的情侣，和黄副校长串通好了的彭
书记，故意不合常理地安排万坚出差，使他没有时间准备考试，当万坚退出博士考
试时，她又以“政策研究室工作需要党员资格”，断了万坚去做小职员的路。最后
，当万坚经历了北京六四惨案回到学校，彭书记准备材料，要把万坚送进监狱或精
神病院。之所以要这样斩草除根，是要防止万坚有重新夺回未婚妻的可能。
这一切狠毒的阴谋算计，令性格憨厚、有书生气的万坚目瞪口呆。他终于明白
杨先生临死前想要杀死的是哪些人，也发现人们是怎样以革命的名义，干各种谋取
私利、满足私欲的勾当。万坚的父亲以前在天津当编辑，因为批评专横跋扈的报社
党委书记，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去劳改，一家人受连累。万坚曾因此对未婚
妻说：“政治是险恶之地，毒如酸雨，你我这种小人物不宜涉足。”
政府当局无所不在的控制，甚至渗入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这就令人想起奥威
尔的名作《一九八四》，那里“海洋国”的政府大楼书写的原则是：“自由就是奴
役”、“愚昧就是力量”，那里的监视无孔不入，人们没有“私人生活”可言。
批评家加里·亨利在论述犹太作家威塞尔的作品中指出：“当憎恨和冷漠是社
会常态时，一个真正的人必须在道德上发疯以抗议社会的非人道。”出人意料的悬
念，就这样一步步地显示了杨教授发疯的必然性。
这部小说中的疯狂，既有个人在病房里幽闭性的疯狂，也有病房之外的社会性
疯狂。可怜的万坚穿梭于医院和学校。就在杨教授发疯之际，医院之外学生运动已
经热烈展开。他在路上看到警察增多，听说山宁师范学院的学生准备在市中心示威
。万坚还常和同屋收听美国之音，获知北京已经宣布戒严，他们议论为什么政府领
导人害怕学生。万坚的未婚妻梅梅也不断从北京来信，告知学生运动进展的情况。
在一九八九年前已经离开中国的哈金，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天安门事件，这就使
得这本书难产，经过十四年、三十次的修改才得以完成。从未在任何极权主义国家
生活过的英国作家奥威尔，能够在五十年代初，写出深刻、真确而富于洞见的反极
权小说《一九八四》。同样，在中国大陆成长的哈金，借助自己的生活积累，参考
现代影像及文字资料，也能对六四事件进行准确的描述。令笔者感动的是，哈金所
采取的一种非常认真负责的写作态度，他说：“我们不能在死者的尸体旁指手划脚
！”
为了写得可信，哈金让小说中的万坚在北京迷路，和一同上京的同伴失散，然
后，作家通过万坚的眼睛，描述了北京人民阻止军队进城的场景。中共当局发疯一
般的镇压，在哈金笔下触目惊心。例如：当万坚在天安门广场和其他人失去联系，
一个人跻身于人群中，他亲眼看到，一个下了吉普车的英俊军官，走向一个和士兵
说话的学生，“只见他一言不发就拔出手枪，朝那学生头上开了一枪，那学生应声
倒地，……脑浆溢到柏油路面上，像捣碎的豆腐；击碎的头颅里冒出一缕水气。”
并无政治意愿的万坚自白说：“随着事件的凶暴性逐渐显露出来，我们当中许
多人逐渐变得沉默。我感到孤独和悲哀。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参加民主斗争，但我
现在却卷入一场对我毫无意义的悲剧中。我当初就不该来到这里。这时我想起了那
个被我撇下的受伤的女人，她大概已经死了。为什么我不把她拖到更安全的地方？
——想到这里，我又泪如泉涌，忍不住痛哭起来。”
以一个旁观者的现场见证，作家描绘出血腥的真实。人类的疯狂有两种截然不
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杨教授式的“唱歌的疯狂”，另一种是六四屠夫们“杀人的
疯狂”。
谈到这部小说，哈金说：“天安门事件对我的震撼太大了，使我移居美国，改
用英语写作。”在美国已经有了一张平静的书桌，哈金在平静中回忆观照二十世纪
下半夜的共产党中国，试图用英语写出那种残酷和诡异。由于他获得了一种更为广
阔的眼界和胸怀。一个民族疯狂的苦难怪圈，得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 叩问灵魂追求精神天空
这是一部寻找人的灵魂的小说，作家在描绘人心的痛苦和追求上着墨不少。在
小说中，我们不时可以听到杨先生的呜咽：“我怎样才能逃离这令人窒息的房间，
这破不开的茧，这彻头彻尾的棺材？我怎样才能解救我的灵魂？我不想死得像一只
蛆虫。”这位正在走向死亡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宣称：“我一定要拯救我的灵魂！
”“我只怕对不起我的苦难。”
叩问灵魂，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经典命题。当年苏格拉底面对雅典公民法庭的死
刑裁决，仍然孜孜不倦地思考灵魂与肉体的关系。近代以来的世界文学中，俄罗斯
作家是叩问灵魂最多的一群，由于俄罗斯大地的苦难，作家们具有沉重的道德感，
他们的文学因此正视现实、关注社会、直面人生、开掘人性，形成了一种伟大而又
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
中国五十年来专制统治的现实，与沙俄时代有某种相似性，社会的压抑和苦痛
，激发了作家的写作欲望。哈金因此成为俄罗斯老师们忠实的中国学生，他和那些
大师们——果戈里、屠格涅夫、契柯夫一样，关注着人的心灵的震颤。
自从小说《等待》在美国获奖，就有评论家发现哈金小说具有契柯夫风格。笔
者作为少年时代的“契柯夫迷”，我在阅读《疯狂》时也惊讶地发现，小说的字里
行间不时闪现着契柯夫的影子，例如那简练朴实的文字风格，契柯夫式的忧郁，以
及面对灰色人生所产生的质疑：生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在小说中，受人尊敬的老教授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进行彻底的否定。他尖锐
地说：“中国哪里有知识份子？笑话，谁受过大学教育，就叫做知识份子？事实是
，人文学科的所有人都是小职员，理工科里的所有人都是技术员。告诉我，谁才是
真正独立的知识份子，那种又有独创性思想又讲真话的人？我一个也没见过。我们
都是国家的哑巴劳工──是退化的人种。”
杨教授在神志不清时所说的话，比任何时候都一针见血。当来探病的宋教授说
杨教授是最好的学者时，杨教授回答说：“我一生都是小职员，你也是。我们都是
国家的奴隶。”“我们都堕入野蛮和怯懦。现在这颗螺丝钉磨坏了，必须换掉，所
以把我当成损失，注册好了。”杨教授还编造一个故事，说一个人老想着了结一切
，想像停止这种没有意义的存在，他寻找了各种自杀的方法都失败了，他注定要这
样活下去。
生活越是残缺，人越是向往精神的天空，杨教授因此渴望某种自由洁净的空间
。就是在幻觉中和女学生调情，他也流露心声：“维亚，你不觉得我蠢吗？有时候
我多想在山脚下种土豆，而不教什么文学。如果我是个农民，我会生活得快快乐乐
。知识就是痛苦和悲哀。”在那个地狱般的病房里，他语无伦次地朗诵《神曲》中
的“天堂篇”，脸神越来越放松，仿佛“由俾德丽采引领，穿过仙境，沐浴在圣洁
的爱情和天堂的光辉里。”
在病中，这位导师给了万坚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劝告和教导，他要准备考博士的
万坚尽快离开这座铁屋，甚至去种小米，说：“书读得越多，就越容易发疯，像我
。”“做学者，你只是砧板上的一块肉，而别人是刀斧，可以任意宰割。”“我告
诉你，钻研书本没有什么用，学术游戏没有什么是严肃的。都只是玩弄文字和诡辩
。没有创见，只有老生常谈，全看你会不会耍小聪明和丢书袋。”“在这个酱缸里
，就连石头也会被腌透，失去本色，开始发臭。你应该找个有清水和新鲜空气的地
方呆下去，保养你的灵魂。”
眼睁睁地看着杨教授被逼疯逼死，万坚不得不面对凄惨的现实，不得不诚实地
面对自己。他在杨教授的遗像前哭泣说：“我不想过他那种生活，我不想含恨死去
。”他因此放弃博士考试，决定去追求官场生涯，去做一个比无聊的学者更有用的
人。他希望能够掌握分配资源和资金的权力，去帮助像那个被螫得哭叫不止的孩子
，和他在乡下目睹的那些受蹂躏的人。
与恶狠狠地表示“要吸尽人生的果汁”的同学班平不一样，万坚追求的不是物
质利益，而是某种对生命有意义的东西。然而，万坚进入官场、帮助弱者的幻梦被
现实无情地摧毁。他拒绝接受和他老师同样的命运，对当局来说就是“谋反”。他
曾经在餐馆为一个农民打抱不平，结果那个农民却把他丢下任恶棍宰割。他的未婚
妻梅梅也宣布与他分手。他走投无路了。
小说就像一首悲悯的咏叹调，万坚似乎不时在叹息：“我的心在颤抖，充满了
怜悯、沮丧和厌恶。”
此书最后一幕是，万坚划了一根火柴烧掉学生证，然后去理发店剪掉长发，从
此改名换姓。也许，这个结尾象征知识分子的觉醒，象征着万坚要掌握自己的灵魂
，将去过另一种积极的、有意义的生活。
⊙ 作家永远是一匹“害群之马”
早就知道这本书将是一本不会畅销的书，哈金仍然坚持花费很大力气去完成，
他的举动令我想起米兰·昆德拉的话：“作家永远是一匹害群之马。”这意味着，
真正的作家决不肯为了取悦大众而出卖灵魂。对于一种腐朽的制度，一个有才华也
有责任感的作家，必定自觉不自觉地去做“害群之马”，以剔除腐朽，必定孜孜不
倦地寻求文学的最高目标——探讨“人的自由”，以创造新生。
就在一些海外华人作家和港台作家争先恐后抢占大陆图书市场，一个个高雅地
“不问政治”之时，哈金，一个业已在海外成功的人，执意要写出这么一本明显令
中国当局尴尬的小说，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勿忘六四”的持守，表明自己与弱者
、受欺凌者分担痛苦的愿望。这位出身中共军人家庭、自己也曾是军人的作家，在
心灵上受到托尔斯泰、契柯夫等前辈大师的感召，义无反顾地走向反极权的人道主
义。
一如他的小说那样朴实平和，哈金对不少媒体和读者声称，他写作的原因是“
为了谋生”，谋生当然是西方生活的现实需要。然而，如果完全是为了谋生而写作
，哈金可以寻找更取巧、更符合市场风向的题材，不必如此辛苦经营，也不必开罪
强权，使自己可能失去回国风光和捞银子的机会。
爱好文学的人们一般记住了哈金说的“为谋生写作”，没想到低调的哈金还有
另外一句话：“在美国谋生并不难，但是如何让生命活得有价值就很难了。”那么
，在哈金心里。怎样的生命才是有价值呢？记得有一位读者曾经问哈金，你为什么
写遥远中国的事情，而不去表现中国留学生的生活。于不惑之年跻身于竞争激烈的
美国高等学府，历经留学就业艰辛的哈金回答说：“海外留学生的痛苦，不是没有
，但相比之下微不足道。”
触摸时代最深沉的疮疤，给哭喊着的灵魂写史，这是哈金的不同凡响之处，是
他在谋生之余，所追求的大写的作家价值观。
英国女作家伍尔芙在《论现代小说》时谈到契柯夫，她说：“如果对于别人所
受苦难的同情、对他们的爱、对于寻求某种值得心灵竭力追求的目标的努力，造成
的是一种圣洁，那么，在每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身上，都似乎能看到圣徒的特征。
正是他们身上的这种圣洁性，使我们对自己身上的那种亵渎神灵的卑琐感到惶惑不
安，并使我们的许多名著显得华而不实且玩弄技巧。”
惦记着一个被蝎子螫了长久哭叫的乡下小男孩，为浴血的悲剧和苦难做见证，
不曾高谈爱和同情的作家哈金，不露声色地，用他关爱的目光抚慰人心，使他的作
品具有某种圣洁性。然而，哈金的成功，不只是由于他吸取了俄国大师们的精神源
泉，更主要的，是他在思想上对中国现实深刻的洞察，以及其文字表现的穿透力。
他在现实中发现了黑暗与绝望，但他鼓励人们去追求明亮而辽阔的精神空间。
----------------------------------------------------------------------------------------------------------------------------------
这篇文章让我想起听肖斯塔科维奇传记时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肖去世时其生前好友，一位著名的苏俄导演，对肖的评论。大意是说，在一个苦难的时代，艺术家敏感而悲悯的心灵总能最先听到无数默默无名的苦难灵魂的呻吟和呼号，因此不得不把这种声音倾注到自己的作品中。艺术家个人若经历了一个苦难的时代，想在自己的创作超越这个时代，超越这种苦难，在作品里不留丝毫“政治”的痕迹，若不是不可能，大概也是很困难的。
- posted on 10/02/2004
跟我这样信奉享乐主义、没有经历革命风暴的人谈革命的痛苦，总有些距离。 就如同我今天跟美国孩子讲我们当年连饭都吃不饱，他们也很难relate。
兰姐的这段话讲得好，作家自己经历的苦难的确是会在作品里留下痕迹。
这篇文章让我想起听肖斯塔科维奇传记时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肖去世时其生前好友，一位著名的苏俄导演，对肖的评论。大意是说，在一个苦难的时代，艺术家敏感而悲悯的心灵总能最先听到无数默默无名的苦难灵魂的呻吟和呼号，因此不得不把这种声音倾注到自己的作品中。艺术家个人若经历了一个苦难的时代，想在自己的创作超越这个时代，超越这种苦难，在作品里不留丝毫“政治”的痕迹，若不是不可能，大概也是很困难的。
Please paste HTML code and press Enter.
(c) 2010 Maya Chilam Fou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