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D will close down if Bush re-elect
- Re: CND will close down if Bush re-electposted on 10/06/2004
Did Shangdong from CND come here for
捣鬼ing? - Re: CND will close down if Bush re-electposted on 10/09/2004
Shangdong is dreaming - Re: CND will close down if Bush re-electposted on 10/10/2004
昨晚看了辩论，觉得kerry还是太soft，缺少激情和煽动，有点畏首畏脚的，就像我今天一样，担心小说写不出来。
我担心他还是选不上。 他在辩论前喝点儿小酒可能就有帮助了。
Shangdong wrote:
CND will close down if Bush re-elect - posted on 10/10/2004
把CND整锅给端过来了。不代表本猫意见。 国内咖啡客看不到，不过有proxy可以。 就这一次端过来。下次就没了。以后俺这里也要被封了就玩完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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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神州】
由上访制度失灵看中国宪法的缺失
·湘 灵·
世界上大概很少有政府能够像中国政府这般言行不一。就在胡锦涛以国家主席与中共总书记这双重身份不断声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做人民的公仆”，且安然领受舆论大赞其“亲民、重民”情节之时，天子脚下的中央政府各机关，如“两办”——中办、国办，“两高”——高检、高法，“两中”——中纪委、中组部门前，却布满了大批警察、便衣，甚至还有花钱雇来的地痞流氓，专门拦挡阻截上访的芸芸众生。这一切表明，中国上访制度的功能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逆变，由解决群众疾苦冤情变成了抓捕上访者的陷阱。
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上访制度的变味正好与中国“改革”的变味同步，当一切掠夺民众利益之举假“改革”之名以行时，上访制度也就走到它的反面。一种制度如果走到了与设立之初衷完全相反的地步，这一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一些论者由于对“上访制度”所依附的政治体制之制度性缺失了解，认为“仰仗清官为民作主的思想，是被儒家文化浸透深植于中国国民骨子里的一个传统，这一传统沿袭至今便是上访鸣冤”。
其实这一评论并不符合事实，并非中国公众出于偏好“选择”了上访制度，而是中国公民缺乏西方国家公民所享有的那种宪法规定的“诉权”保护。这里所谈的诉权并非中国宪法第４１条规定的“申诉权”和“控告权”，而是指广义诉权，包括起诉权、上诉权、反诉权、再审权、申诉权等。许多现代民主国家都在宪法中规定了这项公民权利。笔者曾看到一些网友针对“截访”现象发出疑问：“美国与其他国家是怎样解决民众上访问题的？”这种疑问源于对法治社会的制度隔膜，而这种隔膜完全是中国政府那种“社会主义民主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宣传所导致的。
在中国，上访制度原本是作为威权统治的减压阀而存在，而现代法治社会并不需要上访，因为民主国家的公民拥有宪法保护的“诉权”，一切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法律争议都能够提交司法程序，通过诉讼方式予以救济。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其宪法第３章“国民的权利与义务”中明确将诉权作为国民的基本人权。美国、法国等国家虽未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诉权，但或可由宪法有关条款推导出来，或由宪法判例等方式确认。
即使与原来并列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俄罗斯，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也做得比中国好得多。俄罗斯宪法第４６条除了规定公民的诉权之外，还特别规定：在国内现有的法律手段都已用尽的情况下，公民有权依据俄罗斯联邦签署的国际条约向保护人权和自由的国际机构控诉。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到，俄罗斯公民不仅可以向国内法院提出诉讼，还可以向有关国际组织提出诉讼。而中国在批准国际人权公约时，就没有接受公民个人有向保障国际人权公约的机构申诉的权利之条款。现实生活中，中国公民如果向国际人权组织提供自己或他人受害的资讯，往往会被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罪”与“泄露国家机密罪”逮捕判刑，郑恩宠就是其中一例。
中国也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保护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条款，但这些基本权利的保护必须以公民的诉权为前提。否则，当这些基本权利受到侵犯后，由于普通法律与宪法均无明确、适当的救济途径，结果导致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形同虚设。近两年因为拆迁而导致财产权受到严重侵犯的事例在中国相当普遍，但因为没有公民诉权加以补救，在缺乏救济途径的情况下，因拆迁导致利益受损者只能选择“上访”一途。只此一项，即可明白，诉权是保障人民真正享有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的载体。
从理论上讲，设立宪法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制约国家权力，二是保障公民权利，而保障公民权利又为立宪的核心目的。但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违反宪法、侵犯公民宪法权利之举已经成了社会生活常态，更严重的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后不能及时得到法律救济。中国在第三次修宪中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但因宪法中对公民诉权无明确规定，使得公民在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特别是在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时，根本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上访制度失灵，只是威权统治下公民权利严重缺失的一个缩影而已。而公民权利的保障在中国至少还有三大步要走，第一，基本权利必须先在宪法中予以保障，比如诉权；第二，宪法规定的权利还必须被法律具体化，比如财产权利与言论自由的权利；第三，必须改变党与领袖高于法律的局面，建立法律至上、法律之上无更高权威的宪政制度。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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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台湾人 大陆人
·何 求·
我刚来美读书时，校园里大陆学生很少。看到一个华裔面孔就爱凑上去，一聊才知道，人家是台湾来的。后来有人告诉我，辨别台湾人与大陆人有一个窍门：台湾人的头发是一丝儿一丝儿的，大陆人的头发是一绺儿一绺儿的。你还别说，自打那以后，我就很少再认错人。
要说大陆人与台湾人的直接接触，大多还就是从留学时开始的。交往时间一长，就会感觉出一些台湾人与大陆人之间的不同，不过人和人的感觉又不大一样。有人觉得台湾人出手大方，不像我们那么锱铢必较；还有人说在接人待物上，台湾人率直天真，没有我们那么深的城府；也有人说台湾人有点儿小家子气，岛民意识，咱们才有大国风范呐。听到这话就会有人接下去说，那叫什么大国风范呀，不过是霸气，痞气，还有流气罢了……总之见仁见智，人言人殊。写到这儿我倒想起在八十年代，有一位叫侯德建的台湾歌手跑到大陆待了几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对台湾人与大陆人有过这样一番概括：台湾人是幸福小家庭儿女，大陆人是乱世儿女。这个比喻虽然有失简略，但也并不太离谱。那时文革的腥风血雨刚过，称大陆人为乱世儿女并不为过。而台湾正值太平盛世，说老百姓安居乐业，家庭幸福也不算夸张。
在医学上有个研究方法叫做对比试验。这种试验简言之就是把人分成两组，一组吃药，另一组吃糖丸。过一段时间再看看两组人有什么不同，以此来判断药物的作用。比较大陆人和台湾人，不妨把他们看成是两组参加试验的样本。四九年的政权更迭就像是国人的分组，一组成了大陆的毛氏臣民，另一组是跑到台湾的蒋氏臣民。五十年试验弹指一挥，现在再看看，两组人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不论好的或不好的，都可以算在我们共同的老祖宗的帐上。比如我们都重视教育，这属于好的传统；在公共场合我们都有点吵吵嚷嚷，不大安静，这就属于不那么好的习惯。而不同的地方就该分别算在蒋家和毛家的帐上了。
不同之一是，总体来说，在美的台湾人介入美国社会的层次比我们深。这不仅由于他们来美时间比我们长，更和他们对美国民主制度运作比我们熟悉有关。台湾开放党禁已近二十年，政府是“民选政府”，政治是自由竞争。虽说国会里时不时还动动拳脚，但毕竟一家独统已成历史。说起来，上世纪初国共两党都是靠铁腕起家，崇尚独裁。但是蒋家王朝到了第二代就摒弃了独裁，开放了党禁。而毛氏王朝到了第四代ｓｔｉ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ｓ（仍然找不着“北”呢），这就在开拓眼界、顺应潮流上有了高下之分。作为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毛氏王朝的臣民，大陆人习惯于“上级安排”，“组织决定”，不思“政策”，只想对策，也就不足为怪了。
几年前华府沸沸扬扬的华裔政治献金案，卷入其中的便以台湾人为主。其实在美国，各个利益集团要想保护自己，非游说、募捐不可，别无它途。正如美国人说的，这个国家听的是ｗｈｏ ｍａｋｅ ｂｉｇｇｅｒ ｎｏｉｓｅ（谁的嗓门儿大）。嗓门儿最大的当数各级议员们。而要使议员们为你说话，一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或称游说；二要使银子，或称政治募捐。只不过游说也好，募捐也好，要遵循游戏规则，不能越轨。华裔要想在这个国家与其他族裔平起平坐，只有议政参政，从基层下手，不能甘当顺民，指望别人的恩惠。仅在华人圈子里骂骂咧咧，在中文网站上高谈阔论是无济于事的。不过要说大陆人只注重业务，不过问政事也不够公平。在八九、九零年，为促成老布什保护中国留学生法案的通过，大陆人动用了令人瞠目的政治智慧和能量。不过在此之后，绿白各色卡片在手，也就偃旗息鼓，再也没听说有什么对施政立法施加影响的举动。
台湾人和大陆人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宗教信仰。台湾人信奉基督者甚众，一到周末教堂里人头攒动。我出于好奇，也去参拜过圣灵。一进教堂，一种安谧和祥的气氛油然而升。身边素不相识的人一个个过来自我介绍，和颜悦色，超凡脱俗。再仔细看看这些信男信女，绝非痴愚之辈，其中不乏高校教授，软件技师，财务专家，律师医生。笔者在大陆“受洗”几十载，笃信马恩氏之无神论，顽固不化，今生恐怕是难于弃恶从善，修成正果了。不过听说近年来教堂里有越来越多的大陆人的身影，倒是令人欣慰。其实对于宗教信仰，大可不必视为洪水猛兽。伊斯兰也好，基督也好，法轮功也好，灶王爷也好，谁有本事把信男信女赢走就是谁的，无可厚非。至于共产主义信仰赢不走人，那又能怪谁呢？
再有一点，两地的明显不同是文字。五十年代中期由毛授意，郭沫若老主持，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文字改革，简化了汉字，建立了汉语拼音。五十年后的今天，借计算机发展的东风，拼音字母的键盘输入显示了巨大的优势，尤为避繁趋简的年轻人所青睐。对于汉字简化，有些台湾人大不以为然，认为是对华夏文明的一大破坏；而开明的台湾人则接受大势所趋，对简化汉字已不再一味排斥，而是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许多台湾出的字典中已经是繁简共容，这确是明智之举。关于语言有这样一种说法：“语言不是科学，而是习惯”。对于大陆十余亿人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习惯，与其评说功过，不如顺其自然。我想，在文字上一定会殊途同归，汉语将统一为一种既保留丰富灿烂华夏遗产又便于推广应用的世界大语种。
关于文字语言的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是，大陆的口语（也包括书面语言）近十几年来效仿港台愈演愈烈。殊不知港台人自己都清楚，港台的口语相对来说单调苍白，缺乏表现力。这或许可以归咎于地域限制而导致语言上的近亲繁殖，或是外来语种（英，日）的冲击干扰。大陆丰富生动的口语，尤其是“京片子”，一直很为港台人所欣赏。记得我刚到公司办公楼报到时，楼里一千多雇员还没有一个大陆人。一位台湾同事得知我是北京人，就过来和我聊天，当听到我说的并不是“京片子”时，一副颇为遗憾的样子。不久前一位台湾朋友送给我一本台湾出的汉语辞典。我顺手一翻，很是惊讶，其收入的词条中有许多是几乎只有老京片子还在用的词汇。比如“老街坊：坊字轻读。称旧邻人，有亲近的意思”，再如“小不点儿：不字轻读。很小很小”，等等，说明人家对京片子的重视。反观大陆年轻人以港台味儿为“酷”，趋之若骛，实在是舍本求末之举。
至于有人说到台湾女子相夫教子，知疼着热，比之大陆女子更具传统淑女之美德；而在共产党强制推行的男女同工同酬、不同工也同酬的政策之下，大陆一派阴盛阳衰，女子身心都过于彪悍一类的话题，我想还是留给年轻人去讨论吧，就不在此赘述了。
最后还想提一下在做义工（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和捐助社会福利事业（ｃｈａｒｉｔｙ）上的不同。据我的观察，台湾人在这方面相对来得慷慨、痛快。大陆在五十、六十年代曾盛行义务劳动，学雷锋、做好事，当然这些都是党“号召”的。但是随着文革的收场，一夜之间这些就都被否定成“傻冒”的，荒唐的，违心的，或沽名钓誉的。取而代之的是惟利是图的天经地义。应知当今社会的正常运转只有一部分由商品经济规律所调控，而另一部分要靠社会成员无酬的关爱来实现。只有前者没有后者的社会不会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美国有非常发达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统计。有一年在报上看到各州居民对社会福利事业捐助的排名，我所在的麻州在那一年排到全美倒数第二。然后就在收音机里听到本地听众的关于“我们麻州人是不是ｃｈｅａｐ（不值钱，小气，吝啬）”的热烈讨论。我当时就想，谢天谢地，还没有按族裔，分大陆人、台湾人来进行统计，否则其结果多半儿会令我们大陆人汗颜的。那时就该轮到我们讨论是不是太ｃｈｅａｐ的问题了。
我搬到现在住的这个镇子也快有十年了。记得刚来时华人居民很少，以台湾人为主。这些台湾人非常热心活跃，建有镇华人协会。每年春节华人协会都在镇图书馆举办介绍中华文化的展览和文艺表演等活动，很受欢迎。我想，镇上的华人居民和其他族裔居民相处融洽和谐，与他们一贯的努力就有直接的关系。今年我参加了华人协会操办的春节晚会。这种晚会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去了。一去才发现，现在镇上的华人居民可比过去多多了，同时也听说台湾人反而比过去少了。协会主席是我儿子的一个台湾同学的妈妈，只见她忙前忙后，满脸通红。听我儿子说，他们夫妻俩年前都被公司裁下来了。过了一会儿，就听见有人招呼开饭了。我拿好碗碟，排进队里，和周围的人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这时就听到一位说：“人真不少啊，也分不清谁是大陆人，谁是台湾人。”这时我身边一个小伙子指着厨房用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说：“在里边忙活的都是台湾人，在外边排队的都是大陆人。”话音刚落，大家哈哈一笑。笑过之后，我就老觉着不大对劲儿。我顺着小伙子手指的方向看去，厨房里还真是一些台湾人的老面孔。我又偷眼看了一下那个小伙子，他的头发可是一丝儿一丝儿的。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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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随笔】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周 峰·
在许多年前，我清楚地记得怀揣几百英镑去英国留学的情形。几百英镑的盘缠让人舍不得吃喝。那时候我虽然很穷，但在北京的同行堆里也并不算太寒酸。那时大家都没有丰厚的积蓄。日子也都是将就着过。那时候中国科学院的一级教授一般月工资不过千元人民币，教授以下的就更少，北京中关村的街道非常简朴，道两边大多数是平房；而通往中关村的路还是中间有沟相隔的单行道。我现在还记得当时一位来自苏联科学院的同行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想不到北京还有这样简朴的街道。这是我工作和学习时北京的情况，而我的家乡所在地，一个叫廊坊的地方就更差得远，尽管北京和廊坊相距却很近。
多年以后，我从英国回国探亲。故地重游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再看北京中关村！原来的中关村街道成了车水马龙的北四环不算，就是地铁站也修到了黄庄。旧貌换了新颜！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高楼大厦，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花花绿绿的各种招牌，就连我这个整天骑着个破自行车在中关村转了六七年的人也是不识其真面目！同样，我的家乡廊坊也是焕然一新，新华路修了个宽宽敞敞不算，整个城市也扩展了至少三分之一！铜墙铁壁的城市建设使人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北京地区确确实实地现代化了一番！
但是是否北京地区真的现代化到眼见为实的地步？毛泽东先生有一句名言：想知道梨子的滋味，需得自己去吃一吃！
先说家乡廊坊，俗话说：谁能不夸自己的家乡好呢？！确实廊坊的城市建设看上去很不错，甚至可以说很棒！可如果你沿着新华路从南到北地走上一趟，约需要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在这四十分钟的时间里，在这样宽敞漂亮的新华路上我们能看到些什么景致呢？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几个算命先生，一人一块红布铺在路边的辅路上，招揽生意。然后，你又会看到一群二十郎当岁的半大小子光着上身，穿行于街市之间，如果你要看到人家啪唧啪唧打架那也不是不可能；再有你就会看到惊心动魄地自行车、行人和机动车百舸争流的壮丽场面！那确实看上去过于刺激！如果你怕这些伤着你，想老老实实地走在人行道上，那么你就会看到道路两边那些被打残疾了的小雕像！什么少了耳朵的小鹿卧在草地上休息呀，什么少了一条腿的小动物在散步呀什么的！
廊坊人特善良，特友好！这一点我总是心存感激！但是让我搞不懂的是如何诺大的一个廊坊市好像人与人之间总会沾亲带故，有没有血缘都是亲戚，吃过喝过都是朋友！更让我不但搞不懂而且曾经生气地打电话给市长的是，廊坊的公务员的严肃面孔和拒人门外的洪亮高音！那种看上去好像我欠了人家的钱粮样子确实容易让人误会。
如果你不愿意再游览廊坊市的人文景观，打算去北京一游，那确实方便得很！除了飞机不能座，你可以任选交通工具，便捷自不必说，价钱也很便宜。
只是你得提防一些不必要的小纠纷，和被别人挤、碰等小摩擦。
你可以在一转眼的功夫就到北京，但是你必须得知道北京交通拥挤的大致情况。花上两三个小时走一区的事情并不是笑话！如果你足够幸运，那么也可以留恋在北京的高楼森林之间，作猿猴状上窜下跳，因为过于拥挤哦！如果你有足够的体力，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步行，北京的公交车上都有“本车已消毒”的自白。本意是让朋友们放心乘坐，不要担心传染“非典”！但是，面对那样的交通状况，人与人那种亲密无间的样子，又实使人难免担心！
北京大学的一个学者（这人我还认识！）有云：北京交通拥挤正好反应了北京的繁荣！你看这话说得多有学者的水平！如果你没有一沓儿博士学位恐怕听都听不明白！听不明白不打紧，还是本着正事干去！
好了！如果你和我一样是吃学术饭的，那么你在北京的学术圈子里尽管不用说话。因为说什么话都有可能得罪了人！甚至是正常的学术争论都有可能被对方升级为“人身攻击”！北京的高校里有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大学者，当然这些人在中国是可以称得上大学者的。这些大学者头上顶着“海龟派”的壳子，那威风凛凛的样子！哎！我算是没法给你描绘清晰了！
我们的中国同胞喜欢分类学！既然把海外归来的分到“海龟”门，那本土的自然是“土鳖派”门了！在北京，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动物门的形态学界线，尽管可能从基因上这个界线根本不存在！
诸如此类的事情也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应该是有目共睹了！甚或熟识无睹了也罢！
在当今的中国，有很多朋友喜欢用“盛世”“繁荣”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我们自己的社会。同时我也注意到很少有朋友用“现代化”这样的词汇来标记我们的社会。我的理解是，“盛世”和“繁荣”的结论可以来自纵向比较，比如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过去比较，使人觉得“盛世”空前！“繁荣”无限！但“现代化”则更多地需要和别人比较，比如和欧美比较，那样可能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现代化，进一步从社会软件上开发新版本！
尽管我们曾经把“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定在四年前实现，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可能还需要一代以上的人才能实现。
□ 寄自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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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杂谈】
一朵小红花：我的俄罗斯情结
·华瑞言·
像其他的同代人一样，在我们知识最饥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纳入了封资修的范畴，要么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要么打群架，头破血流。对很多人来说，不是不想读书，而是无书可读。偶然遇到一本非政治宣传的图书，就像久旱的大地，遇上了甘雨，我们就是这样在饥渴中生长。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本苏联的中篇小说《一朵小红花》。严格地讲，是中篇里的短篇，而且故事情节非常简单。说的是一个战地记者，在上前线的途中，被一个流弹击中，然后被送进了医院，他作为一个伤员，在被救护的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一位已经阵亡士兵未婚妻的护士，夜半时分独自跑到医院附近的树林里，和她心中的情人幽会；一位即将死亡的重伤员，惟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女友，和一手把自己拉扯大的母亲；等等。没有豪言壮语，全是儿女情长。最后的结局：主人公伤病痊愈时，苏联红军已攻克柏林，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他回到了出征前的小镇，见到了久别的女友，然后准备一起去探视自己的母亲。出发前，他独自等在女友的起居室里，女友在洗澡间里淋浴，梳妆。待女友准备完毕，他们出了家门，在淡淡的暮色下，在公共电车接触电缆行进时发出的弧光中，融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正像书名那样，我的心中被永远种下了一朵永不衰败的小红花。
庆父升天之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华大地，苏联文学艺术和其他西方的、港台的一起，重新走进中国人的生活。文学方面，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音乐方面，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拉赫曼里洛夫等等。还有被西方改编成电影的《安娜·卡列妮娜》、《战争与和平》、《日瓦戈医生》等等。但我心中的一朵小红花，从没有被这历史巨著里的主人公所替代过。
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戈尔巴乔夫继邓小平后在东欧和前苏联开始了他的新思维，改革和开放的步伐使铁幕和坦克受到人民渴望自由的挑战。在这东欧巨变的前夜，利用一次开会的机会，我穿过了象征铁幕的柏林墙，到了东、西柏林。然后又去了莫斯科和十月革命的发祥地——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当第一次站在红场上，眺望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星时，心中感到一种十分的酸楚，不禁默念起孩提时就十分熟悉的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篇：每当曙光镀上克里姆林宫的塔尖，莫斯科广播电台就向全世界送去音乐的钟响：“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的田野和森林，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从莫斯科走到遥远的边地，从南俄走到北冰洋，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就是自己祖国的主人。”我由衷感慨的是，自己心目中如此神圣的地方，却是在它不再神圣的时候才来光临。
由于手中有硬通货（外币），我在俄罗斯时（当时还是苏联），到处受到优待，心中特别庆幸因小平的改革及时，我们才能比昔日的老大哥略胜一筹，走到了他们的前面，但绝对没有优越感。俄罗斯女子那盖世绝伦的美丽，成年男子五冠的端庄，还有那排成公里长队时的耐心和教养，那航天城里人类挑战宇宙的先驱努力，那莫斯科大剧院顶级的芭蕾舞表演和观众的欣赏水平，那就像一个个艺术博物馆的地铁车站，还有那奇大无比的“莫斯科大学”的主楼。给你的感觉绝对是，今天的俄罗斯，只是在前进的过程中打了一个小小的盹，明天她将又是一个超级大国，和别的大国平分天下。
记得一次独奏完回答主持人提问时，被《华尔街日报》评为当代能改变世界的二十位年轻之一的旅美钢琴演奏家朗朗说道，在世界各位大师的作品中，他觉得对俄罗斯大师的理解要深得多，原因是他成长在也是从事音乐工作的父母们的环境下。在当时的条件下，《红梅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充满了既欢快、又细腻的俄罗斯民族特色的音乐和歌曲，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俄罗斯的情感是复杂的。源自于俄罗斯的沙文主义，中国首当其害，被占去了无比辽阔的广柔国土；特别是二战后，又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给肢解出中国的版图。另方面，不得不佩服俄罗斯民族有那么多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还有像彼得大帝那样的改革家和政治家；还不得不令人羡慕的是，他们有那么多的永远也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
今天中国的发展，把一个又一个的工业国家如加拿大、意大利、英国和法国抛到了后面，但日本和俄罗斯，将是我们永远的和真正的竞争伙伴。感谢邓小平使我们在和俄罗斯的竞跑中早起一步，让我们共同努力，在未来的竞赛中不再落在后面。这样，我心中的小红花也将永不衰败。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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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文】
秋天的风情
·简 杨·
有一种动人的风情，是和秋天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秋天，有一种特殊的气氛，使最不浪漫的人，在著装时也增添了浪漫。柔软的围巾，在脖际绕过，垂在胸前，和那暗色的或有着花型的手套不时地变奏或配置，使得严肃持重的面容变得温暖，使得皱纹密布皮肤干燥的手显得年轻。短大衣，风衣，高领的毛衣，披肩，绒线裤，苏格兰风格的充满直率风情的长的和短的裙子，灰的黑的藏蓝的酒红的线袜，若明若暗的完美的或不完美的小腿的线条，高到膝部的靴子或齐至脚腕的用黑色鞋带装饰的鞋子……似乎凌乱，但却错落有序。一切，都让人们显得神秘柔情，甚至诗意。
这样的浪漫，别的季节没有。
我不能拒绝秋天的魅力。一个清晨，我发现自己正走在一条寂静的路上，手指尖上浸着寒意。两个人，一条狗，迎面走来。人们的脸上有些漫不经心的笑意，狗则低着头，嗅着路边的落叶，仿佛闻到了香气。落叶缤纷，在空中随风轻荡。而那些早已落在地上的叶子，在行人的脚下，早就变作了粉尘。人和狗都走得不急不躁，不像在夏天时总是要寻找着阴凉，也不像在冬天时总是得躲避寒冷。这是一个最中和的季节。我们用两种以上的语言思考，都感受到了那种轻松和动人。
我喜欢秋天。如果一个人必须选择一个季节居住，我愿意住在秋天。秋天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它的忽然柔缓忽而凝重的风讯，忽然绵长忽而急骤的雨水，为这个季节着上了最别致的色彩。而路边的参差错落的树种，一改夏季时单调统一的绿色，突然呈现出了不同的色彩。它们渐渐地红着，黄着，或在两种色彩间徘徊着，犹豫着。樱桃树的叶子，却总像一个个火种，在阳光的穿透下，再也不愿在枝条上留驻片刻，而是争先恐后地迎风起舞，落在已经干燥了的淡黄的草坪上。这一切，让一个个原本平淡的早晨变得神秘，让夏天鲜明的色彩显得黯淡，让初夏花开的气息不再诱人。
到这时依然盛开的花，是雏菊和罂粟，花中两个品性不同声名迥异的物种。雏菊纯洁无辜，在桂冠诗人的笔下是处女，青春和初恋的象征，而罂粟妖娆艳丽，是诱惑，毁灭和睡眠的象征。但在秋天百花零落的早晨，雏菊原先淡黄的花蕊有了憔悴的灰色，罂粟鲜红的花瓣也出现了黑色的斑痕，但却依然顽强盛放。它们如同两个性情迥异甚至彼此蔑视过的女人，一直无视着对方的存在，但在秋天的考验中，却因为那种相似的持久，在最后孤独的开放中，成就了友谊。
人都要步入一个这样的季节，丰盛，孤单，静美，隽永。生活中存在着无数种色彩，看上去混乱，但却有一种内在的井井有条的秩序。如果我能像选择一个季节那样，需选择一段人生长住，我愿意住在人生的秋天。有些洞明的觉性，内心不时感受着一种神秘的温暖和欣喜。在唐突无序地跨过了人生的每一步后，无论是错误还是失落，最后都失去了原先沉重的谴责。
“我喜欢我自己脸上细细的皱纹。”是哪个女子曾在书里这样坦率地平静地和别人分享，然后在书外留下长久的回声，又在我的心中，安静得像一片叶子那样降落？又是谁在轻声耳语：“我在变老，我在变老，我应该把裤角弯起……我应该穿着白色的法兰绒长裤，听人鱼歌唱，在海滨漫步……”像童心一样的纯洁，历经蒙尘的岁月，终于返璞归真？
这样的从容，别的季节没有。
□ 寄自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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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世界】
歌剧——最易欣赏的音乐
·廖 康·
没想到在ＣＮＤ上看了新闻和各种精采文章，还有意外收获。星耀，一位与我失散多年的老友，前不久查到我的电话号码，打来一个惊喜！两句寒喧后，他说：“见到你那小时候让人家谐音笑话的名字，还有点担心是哪位不幸跟你同了名。再一看那文章臭转的语气，不是你这一向崇尚张飞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傻小子，还能是谁？”几十年的间隔让他一语跨过，我们又回到“花裤俱开裆，童言议云长”的孩提时代。他是学理科的尖子，文采也相当飞扬。曾以“鉴真西来，泽尽五代八神”对“日本东出，照遍四国九州”并附半文言一则简述，把道理讲得一清二楚，已收入华夏文库。
最近，又与８９届一位学生联系上了。当年的小姑娘，如今已“罗敷有夫”，为人之母了。对我还是那么客客气气，以老师相称；只是不记得我教她的是什么课了。我当年那两句洋泾浜英语和肤浅的英国文学，还是忘掉为好。但她却记得我说过，在英国曾开两个小时车去另一个城市看歌剧；羡慕不已，原来她也是歌剧迷。
旧友新交的话题都涉及音乐，涉及歌剧。我的音乐启蒙始于文革中期，在星耀家。那时，抄家的私人财物开始退还了，乱糟糟的，难免有差错。差错也有令人欣喜的（ｈａｐｐｙ ｍｉｓｔａｋｅ），退给星耀家的唱片就比抄走的多多了。那时，文革的歌曲大家已经唱了四五年，厌烦了。劫夫再有本事，也无法把雄文四卷都谱上曲。样板戏就那么几出，一天２４小时地播放，耳朵眼里都磨出茧子了。那些老唱片，简直是新大陆！虽然多是７８转的，放起来刺啦刺啦得杂音不断，却好像将重重铁幕掀开了一角，让我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
星耀的父亲在天文馆工作。他对科普的贡献之大，已经名垂宇宙；一颗行星便以他命名。但对我们，他如此平易，如此随和，嘻嘻哈哈的，全无一般中国家庭里那种严父的样子。星耀可以没大没小地跟他爸爸开玩笑，让我羡慕之至！我们住的地方在小脚侦缉队的管辖范围以外。他父亲的心思更在无数光年以外的天体上，对周围的政治气候根本不懔；不仅让我们放那些“封、资、修”的乐曲，还和我们一块儿听，时不时点拨两句。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音乐主题一一点明；把启发维瓦尔第创作《四季》的十四行诗找来给我们读；把普罗科菲耶夫《彼得与狼》里的解说词给我们翻译出来；把他对作品的感受说出来与我们分享……就这样，我们的欣赏趣味在潜移默化中由单一的红色变得五彩缤纷。
音乐很可能是我们这代人基本教育中最欠缺的一门。经常听到有人说听不懂某个曲子，或向行家询问乐曲的意义，还有人夸赞一部交响乐伟大，因为他听出了这个或那个具体的东西和意义。大二那年，一个初春的夜晚，中央乐团的著名指挥李德伦到我们学校来讲演，普及交响乐知识和欣赏方式。阶梯教室里挤满了人，我和一哥们儿提前半小时到场，还是没座位，便打开窗户，坐在狭窄的窗沿上静听。一开口，李德伦那浑厚的男中音和地道的京腔就把我迷住了，忘记了拥挤的别扭。没一会儿，他便谈到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悲怆”，哼了一句那深沉的第一主题后，解释道：“同学们听，这不是在说，路在哪里啊？这是表现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在沙俄时代心中的苦闷。路在哪里啊？”他又郑重其事地哼了一遍那句主旋。吃惊之余，我们差点笑出声来。接着他又讲小资产阶级在当时算是革命的，云云。我们再也没有兴趣了，翻身跳出窗外，庆幸自己挤在有出路的窗沿上。回到宿舍，我们这帮毛头小子嘴无遮拦，胡批一通。真不明白，他那么一位大行家，怎么会说这音乐还有阶级性？还能表现小资产阶级？那大资产阶级是啥声啊？是用小调大调来区分吗？还找路？还求索呢！哪个音符能有这么明确的意思？随后几天，在去教室或食堂的路上，我们尽学他那句低沉的“路在哪里啊？”又煞有其事地哼那主旋，笑得肚子都疼了。连老柴那么严肃的音乐也捎带着糟蹋了。
大约一两年后，美国著名小提琴家斯特恩（Ｉｓａａｃ Ｓｔｅｒｎ）访华，拍了一部记录片，《从毛到莫扎特》（Ｆｒｏｍ Ｍａｏ ｔｏ Ｍｏｚａｒｔ），从音乐上反映中国的变化和对外开放。记得影片记录斯特恩参观的几个音乐学院，总说我们学生的技法都不错，但需要注入感情，不光用手，还要用心来演奏，并亲自示范。连我们这些混看电影的外行，都看得明明白白。其中还有一段是李德伦和他讨论一支乐曲。李跟他说那曲子表现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听得斯特恩一头雾水。
音乐本身没有意义，更不用说阶级性了。有人引用贝多芬的话来反驳：“哲学无话可说时，音乐开始了。”但这可不是说我们能够用音乐进行哲学讨论。噢，你拉一个曲调，表现“存在先于本质。”好啦，我弹一段乐曲，说明“意识先于存在。”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要说这么复杂的哲学概念，就是最简单的日常用语，也无法用音乐表达。你可以反驳说，我听到起床号，就知道该起床了。那你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固定的符号，什么是万变的语言。即便是起床号的旋律，你可以填上“起床出操，人人起早；身体健康，精神真好。”也可以填上：“哒嘀哒哒，催猪起床；我来看猪，猪在床上。”我们都知道，同一歌曲，可以有许多不同歌词。音乐能够帮助表达歌词的意义，但音乐本身并没有意义。对贝多芬的话，我的理解是哲学、音乐各司其职，音乐能表达哲学说不出的东西。音乐尤其擅长表达情感。那往往是语言说不清，道不明的，借助音乐却能够很好地抒发。正因为如此，填词也要看乐曲。硬把悲伤的词填入欢快的曲调，唱起来让人感到那要死要活的情感抒发得不真诚；这在流行歌曲里并不少见。但如果人家要表达的就是那种无所谓、愤世嫉俗的态度，那又另当别论。
还有人用艾涅斯库的话来反驳：“音乐是一种语言，它能准确地反映人和人民的精神品质。”精神品质不是什么具体意义。你可以说一曲《云雀》反映了罗马尼亚人能歌善舞，欢快的民族特性。也可以说《阳关三叠》表现了儒家学者深沉诚挚、中规中矩的木讷禀性（对不起，老夫子们，在“劝君更进一杯酒”时还这么亦步亦趋地反复呈上，令我不得不用此略带贬意的词汇）。但你无法用音乐准确无误地表达一个简单的“是”或“否”字。
音乐更没有什么阶级性。我们可以听着贝多芬的《欢乐颂》，和肤色不同的各民族兄弟手拉手共庆节日。纳粹党徒可以听着同样的交响乐把犹太人送进毒气室。你可以说有的音乐高雅，有的音乐低俗。有的悠扬悦耳，有助于身心健康。有的雄壮孔武，能激励人走向战场。但音乐决没有什么进步或反动的品质。孔夫子欣赏韶乐，闻之“三月不思肉味。”这是比喻的说法。音乐要是真有那种功能，三年困难那会儿，缺肉缺得直让科学家们研究人体如何吸收小球藻，何不挖掘出韶乐来，每三个月在全国播放一回？他老人家痛恨“郑声”，认为那靡靡之音会败坏社会风气。那也要看人们在听“郑声”时做什么。十五年前，大陆电视台曾用巴赫一首赋格曲为一个药品广告配乐，使得许多人再听到那赋格就想上厕所。在电影《１０》里，那位被评论家按１—１０打分竟打到１１的银幕上最诱人的女性珍尼（Ｂｏ Ｄｅｒｅｋ饰）对男主角乔治说，拉威尔的《波莱罗》（Ｒａｖｅｌ’ｓ Ｂｏｌｅｒｏ）是配合做爱的最佳乐曲。无数观众从此便难以摆脱那话的影响，无法正常地欣赏这支经典乐曲。
这类联想的意义当然不该说成是音乐本身的意义。更不必说还有“无标题音乐”（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ｍｕｓｉｃ），它与《标题音乐》（ｐｒｏｇｒａｍ ｍｕｓｉｃ）相对，无意表达任何思想，不愿让人联想到任何事件，更没打算帮助讲述什么故事；就是纯粹的音乐。其实，很多乐曲标题并不是作曲家给的，而是别人加的。比如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月光》，就是因为德国诗人路德维希·莱尔什塔勃把轻柔的第一乐章比作瑞士琉森湖上粼粼波动的月光而得名。这名字的广泛应用，仅仅是为了方便，决不反映乐曲的内容。除非月球上发生了火山爆发，否则你无法解释第三乐章的沸腾和狂怒。
由于音乐本身没有意义，而大多数音乐爱好者和我一样，并非研究或从事音乐工作的专家，对曲式、调性、音色、配器等了解得有限，所以欣赏交响乐往往停留在表层印象上。总地来说，由于不知道音乐表达的是什么，听无标题音乐，接受的东西有限。在此意义上，我认为歌剧是最容易欣赏的音乐形式，因为歌词告诉我们意义，剧情让我们知道人物情感的发展变化和故事的背景及气氛。歌剧作曲家往往依据剧情和歌词创作音乐，指挥和乐师因了解其意图，知道该注入什么感情，如何用心来演奏，而不仅仅是理性地照谱宣音。比如贝里尼的《梦游女》第三幕阿米娜梦游惊醒后那首咏叹调《快乐充溢我心》，知道了她那稚弱的心灵是如何在极度失望后，从愁苦中解脱出来，自然有助于欣赏她情不自禁唱出的愉快和兴奋。而且，若不知道在此之前她刚刚走过什么险途，不知道她刚经历过什么误解，恐怕难以理解为什么听众竟然会为她颤巍巍凄恻的一句“让我回到梦中”而感动得热泪盈眶。
既然有这么好的帮助我们欣赏音乐的拐杖，就应该充分利用它。听歌剧前，一般都要熟读剧本。我以前去歌剧院听新作品之前，总是先要看着剧本，把唱片听上好几遍。这样，在歌剧院就不必看简介，可以全神贯注在演出和音乐上。最多在演出之前，看看演员介绍而已。当然，很多歌剧院会打字幕，帮助只懂英文的听众。但还是先熟悉剧情才好，以免兼顾不及；让字幕起个提示的作用就够了。有的歌剧院，比如纽约的大都会，通常不打字幕。有一次和朋友去看柴可夫斯基的《欧根·奥涅金》；法语教师“命名日”那段唱处理得诙谐，全然不像以往那样庄重，逗得听众笑起来。由于那首咏叹调用法语，朋友不熟悉，便问我唱什么呢，这么好笑。我忍不住臭显起来，给他解释，致使前排一位票友回过头来嘘了我一声。想起来，至今还记得那责备的眼光，令人羞愧！歌剧票友当然不需要提示了，跟京剧戏迷一样，同一出剧，他们可能看过几十遍，上百遍；早已倒背如流。我在英国的导师是当地歌剧爱好者协会的主席，曾带我开两小时车从阿伯丁到格拉斯哥看苏格兰歌剧团用英语演唱莫扎特的《魔笛》。几周后该剧团来阿伯丁演出，他又去看。有人问他那部歌剧看过多少遍了，他说那个团的演出看过七遍，歌剧嘛，记不清了。一年２、３次，３０多年了，近百次吧。
与这类票友相反，多数人看歌剧是偶然为之，是非常特殊的享受，当然应该充分做好准备。但即便读熟了剧本，他们对歌剧往往还有这类指责：咏叹调 （ａｒｉａ）有的还好听。可放着正常的话不老老实实地说，非要唱什么宣叙调（ｒｅｃｉｔａｔｉｖｅ）！不就是说：“我的手绢掉了，这儿黑灯瞎火的，帮我找找好吗？”有什么好唱的！另一个不喜欢歌剧的主要原因是英语歌剧较少，尽是意大利语、法语、德语的。还有人说，经常在音乐会和广播里听到的一些咏叹调还不错，什么“今夜无人睡眠”啊、“今夜星光灿烂”啊、“偷洒一滴泪”啊、“祝酒歌”之类的，意思也差不多知道了，就买几张歌剧精采片断的唱片不就完了吗？干嘛花那么多钱去听全剧？到了儿，还不是得等到唱完著名的咏叹调或二重唱（ｄｕｅｔ）什么的，才鼓掌吗？那鼓掌也是，剧演完了，也不加一段，拍那么半天巴掌，累不累呀？真有那么好吗？人家谢幕都快谢趴下了！要是电视，我早调台了，可站在观众中我还走不开。得，这也算开眼了，以后爷们再也不来了。有这种经历者，可能不少。这么说出来，是直率的。更多的人，嘴上附和：“嗯，真够水平！你听人家那女高音，那高音Ｃ，每回都上去了，多有穿透力！”（男高音上Ｃ不易，女高音是起码的要求）其实心里叫苦不迭，心疼那钱花得冤枉。以后再也不去歌剧院了。
歌剧并非全是用唱来取代说。轻歌剧（ｏｐｅｒｅｔｔａ）就有说有唱，因为插科打诨实在难以唱出效果。只有大歌剧（ｇｒ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才大量运用宣叙调，基本上只唱不说。其目的是为了保持音乐流畅不间断。对滥用逗号，打断语流，奥伯瑞（Ｊｏｈｎ Ａｕｂｒｅｙ）曾挖苦道：“好像野猪撒尿，一顿一顿的。”（ａｓ ａ ｂｏａｒ ｄｏｔｈ ｐｉｓｓ——ｉｎ ｊｅｒｋｅｓ）用它来比喻歌剧里说话打断音乐，话糙理不糙。如果为了语言交流而把音乐停下来，从音乐角度来看，那也是一顿一顿的。我们不能用话剧的形式来要求歌剧。普普通通一句话唱出来了，那是出于音乐的需要。听歌剧，要注重的是音乐，那才是其主要语言。剧情只不过提供一个故事框架，在其上，镶有表达喜怒哀乐的独唱、对唱、重唱、合唱，用流畅的宣叙调把它们连贯起来。在此意义上，不如把歌剧称为“剧歌”。
真正把歌剧变为“剧歌”，或编个更恰当的词，把歌剧变为“剧乐”的是瓦格纳。他与众不同，一向是自己编剧、自己作曲。他的作品更强调音乐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是有剧情、有人声、加唱段的大型交响乐。正因为他把音乐提高到史无前例的崇高地位，多数专业音乐工作者和评论家更欣赏瓦格纳，认为他为歌剧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而一般爱好者，包括我自己，则难以欣赏瓦格纳的作品。短的几部还好，但听他那长达十个小时的四部尼伯龙根指环系列，前面的主题（ｌｅｉｔｍｏｔｉｆ）演到后面早忘了；我还一直没有完整地听过。帕瓦罗蒂虽是最棒的男高音之一，但不识乐谱。他曾说过：“让我唱瓦格纳？那可得上帝帮忙了！”尽管瓦格纳较复杂，我还是能感到他的音乐大气磅礴、行云流水的魅力。早晚要坐下来，看着剧本好好听两遍其指环系列。
歌剧作曲家中，我最喜欢威尔第。我毕竟不是行家，就这点深度。他自己也说，４０岁以前，他经常谈论自己；４０岁以后，他只谈论莫扎特。他的音乐当然比莫扎特浅显；但无论是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还是仇杀、嫉妒、牺牲、背叛；无论是儿女情长、悱恻缠绵，还是英雄命短、壮怀激烈，他都能够谱之以恰当动听的曲调；一听就喜欢，而无需认真学习，反复聆听，才能欣赏。也可能是在我兴趣形成的阶段，由于对独立自由关注，使我从第一次听到《纳布可王》（Ｎａｂｕｃｃｏ）中的合唱，“思想，乘着金子的翅膀翱翔，”便爱上威尔第的歌剧。巴比伦能够锁住犹太人的身体，却锁不住他们自由的思想！那深沉动人的音乐，一下就把我攫住了，就像１８４２年攫住在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人一样。他们走上街头，把这首歌唱遍全国，唱成第二国歌。这首歌也伴我熬过六四后无数孤苦不眠的夜晚。威尔第的作品我们比较熟悉，我只想提一部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伟大歌剧《命运的力量》（Ｌａ Ｆｏｒｚａ ｄｅｌ Ｄｅｓｔｉｎｏ）。有两部精采的法语电影，上集Ｊｅａｎ ｄｅ Ｆｌｏｒｅｔｔｅ、下集Ｍａｎ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都采用了《命运的力量》里的主旋作主题曲。看过影片者一定体会到其中之妙。
很多评论家认为１９世纪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中普契尼胜过威尔第。我也很喜欢普契尼，但我没有资格评说一二。我相信，文无第一，各有所爱。亚洲人偏爱普契尼情有可原，因为他十部作品中有两部取材于亚洲。近来，提到《图兰朵》的文章比较多。我只想说，听过歌剧的人应该记得，那首茉莉花可不仅仅是女仆柳儿的主旋。普契尼让茉莉花的旋律贯穿全剧，运用得无以复加。有时庄重威严，有时凄婉哀怨。通过不同的配器在不同的场景营造不同的气氛，够我们学呢。可惜他没有把歌剧写完便因喉癌和心脏病而撒手人寰。其中，还有个真实的故事。普契尼家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仆，惹得河东狮吼，醋缸打碎。人言可畏，那纯洁的女仆受不了那些闲言碎语，竟自杀了。这也是普契尼写到柳儿自杀后无法完成其歌剧的原因之一。他的朋友佛兰科·阿尔方诺从那里接续，完成了全剧的乐谱。托斯卡尼尼看不上阿尔方诺，在１９２６年４月２５日于米兰首演时，指挥到此，竟然停下来，转过身对观众说：“大师到此住笔。”然后，继续指挥演奏。很多人不加分析，将此事作为美谈津津乐道。但我认为此举对普契尼虽是怀念，对阿尔方诺则大为不敬。从音乐欣赏的角度来看，托斯卡尼尼打断了音乐的流动，让个人意气冲断剧情，更不应该。
英语著名的大歌剧有布瑞登的《彼德·格兰》（Ｐｅｔｅｒ Ｇｒｉｍｅｓ ｂｙ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Ｂｒｉｔｔｅｎ）。但说实在话，我更喜欢吉尔伯特和萨立文，曾译苏立文，（Ｇｉｌｂｅｒｔ ａｎｄ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合作的轻歌剧。前者作词，后者作曲；一百年前，风靡世界。如果宋朝曾经“有井水处，皆吟柳词”，那维多利亚王朝的日不落帝国一度有过“说英语处，皆唱吉苏”的辉煌年代。时至今日，英美各地，几乎每所大学，仍有吉萨协会Ｇｉｌｂｅｒｔ ａｎｄ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各种改编、简化或原版的演出层出不穷。在英国文学史上还有件趣事，唯美主义最杰出的作家和代表王尔德（Ｏｓｃａｒ Ｗｉｌｄｅ）曾来美国作巡回讲演。入关时，他半开玩笑地声称：“除了我的天才以外，没什么要申报的。”（Ｉ ｈａｖｅ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ｄｅｃｌａｒｅ ｅｘｃｅｐｔ ｍｙ ｇｅｎｉｕｓ）这位老兄，无论走到哪里，碰到什么场合，都能以他雄辩的口才和绝顶的机智从容应付；处处留下一串玑珠妙语。他的服装和发型也引人注目，对当时的土包子老美影响极大。其实，他是让剧团（Ｄ’Ｏｙｌｙ Ｃａｒｔ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送来做广告的，让美国人了解唯美主义是怎么回事，以便他们欣赏随后上演的，拿唯美主义者开玩笑的轻歌剧《佩兴丝》（Ｐａｔｉｅｎｃｅ）。英国人很有意思，平日里谦谦君子，看球时比谁都疯狂，愣能把人家看台弄塌。在吉萨的轻歌剧里，我们可以见到刻板的英国人的另一张面孔，体验到英国式幽默的另一层面。
仅以《国王陛下的围嘴》（Ｈ．Ｍ．Ｓ．Ｐｉｎａｆｏｒｅ，军舰名）为例，这部轻歌剧讽刺粗鲁的船长假充礼貌；讽刺海军大将无功受禄；讽刺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后面永远跟着七姑八姨；讽刺他口称在爱情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还是要看出身和社会等级。所有这些讽刺都是用那么欢快上口的曲调唱出来的。保证你听一两遍后，就会跟着哼唱不停。艺术模仿生活，生活也模仿艺术。人们只要用口哨吹出那些旋律，就是讽刺生活中的同样现象，带来会心的微笑，使伪善者不得不深深隐藏其伪善。去年，我在芝加哥看了一部全新的改编，音乐基本未变，但英国的海军大将成了美国的参议员；女主角成了男身女心的小伙子，他还真唱到了高音Ｅ！歌剧主要讽刺政客在同性恋问题上的虚伪。吉萨二人合作共创作了１３部轻歌剧，除以上提到的两部以外，还有Ｔｈｅ Ｐｉ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Ｐｅｎｚａｎｃｅ，Ｉｏｌａｎｔｈｅ，Ｔｈｅ Ｍｉｋａｄｏ，Ｔｈｅ Ｙｅｏｍ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ｎｄｏｌｉｅｒｓ，尤其精采，很容易欣赏。特意提一句，《天皇》Ｔｈｅ Ｍｉｋａｄｏ首演前英国竟然担心那会激怒日本。剧团争辩道，那《哈姆雷特》也不能演了，会激怒丹麦；方才说服政府。剧中一支自鸣得意的歌曲“我有个黑名单”（Ｉ’ｖｅ ｇｏｔ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ｌｉｓｔ）把打小报告的讽刺到家了。中国真应该上演这出轻歌剧。
当然，也有些人去歌剧院主要是炫耀式消费（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ｏｕ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他们才没有心思读剧本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是让别人，尤其是其同类（ｐｅｅｒｓ）看到“我也来了”。幕间休息时，必定排五分钟队，要一杯酒。老派常客装束得雍容华贵，走动时气宇轩昂、风度翩翩，把事先读熟的评论对朋友，尤其是生客，背诵一番。一不小心，把下一幕的演出先评定了。新贵太太们打扮得花枝招展，说话时声嘶力竭、肆无忌惮，惟恐旁人没注意到她们在场。“是呀，我们定了季票呢！座位还凑合，Ｄ排１５、１７号，稍微靠边了一点。我们刚从意大利度假回来，定票晚了两天，最好的票让你抢先了吧？但我们在米兰歌剧院看了罗西尼的，嗯，罗西尼的，耷伶，罗西尼的什么来着？”歌剧院的休息厅是他们附庸风雅，展示地位，炫耀时装钻戒的场所。如若事先没有养足精力，她们在最后一幕演出时就可能发出鼾声，引起邻座皱眉斜眼，以肘轻撞；弄得鼾声断断续续，更加烦人。奥伯瑞再世，还不定用什么比喻来损她们呢！这些歪倒在前排雅座里，嘴角挂着一丝涎水的阔太太当然不如那些前倾在顶楼椅子上，眼里噙着泪水的穷学生更会欣赏歌剧。
是的，歌剧票价格不菲。但歌剧决非只属于富人。在英国，所有的严肃音乐，无论是音乐会、歌剧、甚至最雅俗共赏的芭蕾舞，对学生都有折价（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二到三镑一张票。至少１７年前，我当学生时是这样。在美国虽然没有这么大的折扣，开演前的廉价票往往在１０美元左右。不比电影票贵多少。而且有人来退票，花１０元钱经常能买到几十元的好座位。即便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花十几元也能买张站票。不少歌剧院是筒子式的，有五六层之高。顶楼的票就更便宜了，但音响效果并不差；带上望远镜一样看得清楚。而且下面总会有上百元的座位空着，看好在什么位置，第二幕时就放心去坐好了。
数年前，我也加入了有产负债的行列。看歌剧，听音乐会，不必再考虑票价了。但住在小城边，山脚下，又拉家带口，哪还能再开两小时车去看歌剧呢？也只有趁出差或开会来到大城市时，才囫囵来一次精神会餐。歌剧、话剧、芭蕾舞、交响乐，赶上什么是什么。先胡塞海吃一顿，再慢慢消化。回家后，反复放几天刚听过的曲目。反刍似地一段段玩味，甚至再读一遍戏文。有时看了新剧，回来才第一次读剧本；跟以前恰恰相反。一周后，大餐吸收了，还得吃家常饭。听ＣＤ毕竟比在歌剧院看演出差远了；没有吊灯缓缓拉起，大幕徐徐拉开的庄重；没有华丽的服装；没有精制的舞台和道具；没有与众人同喜共哀的气氛；更没有随时可能出错，也随时可能有新星升起的真人演唱。退而再求其次，索性放起ＤＶＤ俱乐部Ｎｅｔｆｌｉｘ寄来的电影。为此，也仅仅为此，我羡慕住在大城市附近的人。
后记：
在文革中，交响乐因大、洋、古受到过重点批判。林彪事件后，开始松动。记得伦敦爱乐乐团是第一个访问红色中国的西方乐团，演奏了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和舒伯特“未完成”交响乐等作品。后来又遭到由江青带头所进行的批判，矛头尤其指向无标题音乐。即使在７０年代末的中国，公开谈论交响乐已经是闯禁区了。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学生去听讲座。李德伦致力推广、普及交响乐，不得不在夹缝中寻找出路。不说几句能够糊弄过领导的话，就休想谈论交响乐，更不用说去高校作讲演了。当年我们这些毛头小子，站着说话不腰疼，哪里知道李公的无奈！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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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焦点】
写在《中国农民调查》获尤里西斯大奖之后
·美利坚和·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日，中国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撰写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获得由德国《国际文学》（Ｌｅｔｔｒｅ）文化杂志主办的尤里西斯国际报导文学首奖（Ｌｅｔｔｒｅ Ｕｌｙｓｓｅｓ Ａｗａｒｄ）。美国之音、ＢＢＣ、香港《大公报》等数十家新闻媒体和网站，迅速做了广泛的报道。
创办于２００３年的尤里西斯奖是唯一的国际级报告文学奖，首奖奖金高达五万欧元。其创办者为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国际文学》，该奖宗旨是鼓励全球作家真实反映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和苦难。
２００１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获奖者德国的葛拉斯（Ｇｕｎｔｅｒ Ｇｒａｓｓ）就曾为设立一个报导文学的“诺贝尔奖”大声疾呼。柏林《国际文学》杂志社筹备尤里西斯奖时，葛拉斯成为该奖顾问。尤里西斯奖目前虽只举办了两届，但已在国际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正如评委之一赵鑫珊先生所指出，这个奖就是报导文学的诺贝尔奖。
《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春桃夫妇经过三年艰辛的农村调查，完成了反映中国农民现状的报告文学。作者以极大的勇气，不惜政治压力和个人风险，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农民挣扎于独裁、掠夺、恶霸、贪污、暴力之下的悲惨处境和血泪故事，全方位地记述了在中国农村的那些“想像不到的贫穷，想像不到的罪恶，想像不到的苦难，想像不到的无奈，想像不到的抗争，想像不到的沈默，想像不到的感动和想像不到的悲壮”。《中国农民调查》发出了处于困境的中国农民从来未能发出的心声，获得大奖当之无愧。
《中国农民调查》获得尤里西斯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首先，这是中国大陆作家有史以来在国际上荣获的最重要的文学大奖之一。这个褒奖将鼓励中国作家继续克服困难，更广泛地反映中国重大的社会问题，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其次，此奖有助于唤醒世界对中国农民处境的关注。此前，世界对中国农民问题知之甚少，所以中国当局在此问题上所受到的舆论以及道义之压力几乎微不足道。然而，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中国二十余年的社会进步，从来都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道义的谴责密不可分。
最后，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农民问题的出路何在？
《中国农民调查》获奖了，我们首先要感谢本书作者和尤里西斯奖评审委员会。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为本书入选尤里西斯奖在幕后做出努力的朋友们。
定居英国的诗人杨炼先生，是本书入选的推荐人。杨炼自七十年代开始写诗，是１９７８年著名地下文学杂志《今天》的主要作者之一。１９８３年以长诗《诺日朗》轰动诗坛。诗人流亡国外之后，继续文学创作，其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并多次获得国际诗歌奖。
早在２００４年４月，杨炼便着手此奖的推荐工作。当时，杨炼心中的选题是中国爱滋病问题。因此，当杨炼读过杜欣欣女士为陈为军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纪录片所写的观后感之后，便辗转与杜欣欣取得了联系。杜欣欣是位多产的网络作家，其网文多发表在《华夏文摘》、《彼岸》等刊物。她写的游记和散文，深受网友的喜爱和好评。
受杨炼之托，杜欣欣开始搜集报道中国爱滋病的文学作品，但她并未能找到符合评奖要求的著作。于是，杜欣欣向杨炼推荐了《中国农民调查》，杨炼认为这是一本反映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好书。
由此，他们达成了共识：中国的爱滋病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由于中国政府对境内爱滋病的无动于衷和刻意掩盖，爱滋病的泛滥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但是，爱滋病毕竟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各国都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研究和控制，中国境外的媒体也对中国艾滋病问题有所报道。而鲜为世界所知的中国农民问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更为重大的社会问题。甚至可以说，爱滋病就是中国农民问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爱滋病在农村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与贫困中的农民卖血感染密切相关。从此意义上说，反映中国农民问题的报告文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中国农民调查》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由于两人手头都没有这本书，杜欣欣请她在国内的阿姨戴言迅速将此书邮寄往英国。邮寄之后，戴言发现地址中有个字母拼写错误，这位七十多岁的退休老人再次买书邮寄。昂贵的国际航空邮费，使老人前后花去数百元人民币。
然而，时过半月，杨炼仍未收到寄自中国的这两本书。当时，送选的截止期已经日益逼近。焦急和无奈之下，杜欣欣在网上发出紧急求助的呼吁。美国溪流出版社（Ｆｅｌｌｏｗｓ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得知后，设法与杜欣欣取得了联系，并立即将书寄出。杨炼事后对杜欣欣说：“你不觉得非常感动？我们为一本书这么一联系，引出了这么多热心人，我相信他们都不是为了那个奖，而是为了我们苦难中的同胞（我知道这说法太陈旧，但这是真的）。我看到你发来的一条条消息，好象看到那本书在许多手上传递着，这些手、这些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竞赛、得奖之类，你不觉得那里有某种真正的生命——中国还没死去的东西在？！我真的非常感动，但更感动的是那些爱滋患者和农民。我觉得我们已经得了奖了——这些心灵就是最大的大奖！”
杨炼收到此书之后，即刻交与旅英作家马建获奖作品《红尘》的翻译者佛罗拉（Ｆｌｏｒａ Ｄｒｅｗ）。其后三个月，佛罗拉投入了紧张的翻译工作。最后，佛罗拉不负重托，《中国农民调查》的英译本终于及时地提交给尤里西斯奖评审委员会。
《中国农民调查》获奖过程值得称道。杨炼、杜欣欣、戴言、溪流出版社、马建和佛罗拉等在这个过程中紧密相连，都为道义的伸张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当然，这是《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特别值得向世界推荐，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农村的现实，切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民的心声。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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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目录】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三三）
—— 增刊 第三九七期 ——
（二○○四年十月四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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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zk04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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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武斗的结束，怀疑的开始 徐友渔
〖史海钩沉〗 “七·二七事件”述评 唐少杰
〖往事如烟〗 老红卫兵刘卫东 廖亦武
〖难忘岁月〗 “文革”万花筒：武斗 江岩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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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三四）
—— 增刊 第三九八期 ——
（二○○四年十月五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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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zk04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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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者言〗 １９６６年的北京市委 吴 德
〖历史文献〗 在天安门上的两次讲话 林 彪
〖大字报选〗 “高干俱乐部”是修正主义的安乐窝
触目惊心的高薪阶层
高干子女的特权思想与资本主义复辟 向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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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编辑： 华新民（美 国）
- posted on 10/10/2004
这条新闻有趣。
多维时报》记者邹兴睿报导／孙哲坐在第十排一个相当不错的位置，望向美国大选第一场电视辩论赛的主席台，这是9月30日晚，在迈阿密大学布什和凯利的首场辩论现场。和孙哲坐在一起的，还有其他四位中国学者，他们是应美国共和党辩论委员会主席的邀请，在美国中美教育基金会的组织下，在来美国实地考察观摩美国总统大选的。(chinesenewsnet.com)
首场辩论现场的票一共只有400张，共和党和民主党各200张，很多给两党捐出几百万的人都没有这种机会到现场，可谓“一票难求”。现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博士生导师的孙哲告诉多维，中国学者能有这样难得的机会确实令人鼓舞，这也是一位和他一起合作了4年之久的美国第一位驻外华裔大使，及一位现任共和党竞选委员会主席的功劳。曾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暨国际关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孙哲在美国生活了10年，其间经历了1992年和1996年的美国大选，但亲身到现场观看总统辩论赛，并在华盛顿和迈阿密等地与美国国会议员和专家进行探讨，这还是第一次。孙哲告诉多维记者：“这次被邀也侧面说明美国认为，请中国学者来实地观摩美国竞选是对其有好处，有促进作用的。”(chinesenewsnet.com)
布什“一上来就站歪了”(chinesenewsnet.com)
“在现场看辩论的第一感觉，就是和这段时间的经历和周边的宣传有不少反差。”当多维记者问到孙哲教授经过这段时间的考察和观看了这场辩论后，什么是他最想说的，他脱口而出的两个字就是“反差”。(chinesenewsnet.com)
孙哲和另外四位学者，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张睿壮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环太平洋研究中心庄建中教授、东北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戴冬冬讲师以及正在华盛顿做访问学者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庆四一行，在出席迈阿密大学的首场总统选举辩论之前，先期到华盛顿拜访了共和党竞选委员会主席，听取两党的一些专家介绍了大选选情，会见了很多人，从民意测验中的多种指标当中获得的强烈印象表明，共和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尽管不是压倒性优势，但布什的竞选团队介绍，他们不仅是志在必得，而且是稳操胜券，据他们介绍538张选票中，他们已经拿到240张，而当时民主党争取到的为196张，共和党只要能争取到270张选票，就可以获得胜利的决定权。多方面的反馈都表明布什在辩论之前是占足优势的，然而在现场的表现中，布什的表现不尽人意，令孙哲等人感觉反差很大。(chinesenewsnet.com)
首先，就是辩论反应当中和切身经历的共和党稳操胜券的强烈印象的反差。当时现场辩论结束后，一位共和党的朋友和孙哲他们开玩笑说，“小布什在辩论中感觉一共只有30分钟的想法(idea)，只不过是分成了90分钟来说。”这也足见他们表现出来的不满，不过据孙哲说大多数共和党人都不愿意说小布什会输，只不过换了一种说法讲“凯利的表现还不错，”或者“布什发挥的不是太好。”(chinesenewsnet.com)
在对布什的个人印象上，孙哲也觉得和自己的心理期待有一些反差。布什1米75的个子，和凯利比起来还是显得不够高，尤其是没有想到他非常瘦，感觉很单薄。孙哲评价说，布什交叉着双脚，依着桌子，“一上来就站歪了”的身体语言，让他看起来不象凯利那么严肃。另外，布什的语言显得比较罗嗦，在应该阐述自己的政纲和一些观点时，使用了几次“你们都知道我的观点”这样的话，孙哲认为，这在辩论上是很忌讳的。那天辩论结束后，等待人流涌出会场时，与他们坐在一起的人评价说“从辩论本身来说，凯利显得更有总统相。”不过，共和党认为他们今年改变了辩论的规则，使凯利不能直接批评布什的说法和观点，而要通过主持人，两位辩论人也不可以太接近，就不象上次总统大选辩论中，戈尔可以直接走到布什面前质问，共和党认为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的新规则在技术上是取胜了的。(chinesenewsnet.com)
另外一个反差，相对令孙哲他们有意料不到的收获，那是在辩论结束后共和党人的反应。虽然小布什首场辩论的表现差强人意，但共和党竞选团队基本没太当回事，共和党代表主席还举了个例子说，1988年同样不善言辞的老布什在辩论结束后反应也是平平，但后来还是赢得了竞选。他们提出，“大选辩论本身很重要，而更关键的是看媒体怎么来报道和评价这件事情。”孙哲也提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把辩论全程看下来，可能只看15分钟到半个小时，对两位竞选者有个概念，三分之二的人确实分不清两个人的政策细节，不能看真切他们的不同领导方向。“真正影响他们决策的是那些媒体的报道，评论家的说法，重要主持人的节目的导向。”孙哲提到他们在关注接下来几天之内的美国不同电视和新闻媒体的报道时，发现媒体引用的三个代表性的说法为：第一，觉得凯利略占上风；第二，认为两个人是平分秋色；第三，看过电视辩论后还没有下定决心把选票投给哪一方，没有直接点明布什是输掉选举本身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从美国的媒体和大选本身的导向上看到学到了很多东西。”(chinesenewsnet.com)
关心焦点：台湾问题和对华政策(chinesenewsnet.com)
尽管首场辩论中，布什和凯利的主要焦点都是围绕伊拉克问题，但孙哲向多维表示，中国民众和学者都很关心布什与凯利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有何微妙的差别，以及在具体实施中是否会有所不同。他说在这次辩论之前，双方同意的议题除了国土安全之外，还包括外交政策，因此很多中国人期望在辩论当中听到对中国的一些探讨和评论，然而事实上，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一点都没有涉及。(chinesenewsnet.com)
“小布什在外交政策中或多或少的提到了中国，但是两次提到都是和朝鲜问题相关时在地区安全问题中提到，并未涉及具体的对华政策；凯利基本没有提到。”孙哲分析说，尽管这个中国人比较关心的焦点在这次辩论中没有被提到，但这也说明中国现在不是美国的“主要矛盾”，而且也不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这对中国来说，其实是个利好消息，因为这说明中美之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合作余地，不管是他们持着“合而不统”还是“分而不离”的态度，学界都认为他们在对中国的政策上不会因为总统的变化而有太大的变化。美国的三大派别，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协作以及多边主义，对中国都有不同的益处。(chinesenewsnet.com)
至于在台湾问题上的差别，孙哲认为，共和党对于台湾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态度，早早就挑明了与台湾的关系；凯利则称即使台湾有什么变数美国也未必会出兵，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个细微的差别。孙哲说在台湾问题上，与其说不少中国人对凯利抱有希望，不如说是中国人对台湾问题报有希望，凯利本身支持以一国两制的态度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反对台湾独立，甚至说“美国不允许台湾宣布独立，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事”。包括他对中国入世等问题的一贯表现，让人们对他有了不同的认识。(chinesenewsnet.com)
而布什新政府可能吸取和按照克林顿政府的经验和做法，在中国问题上采取一种更加长远策略，从更高的层次制定一套比较完整的对华政策，避免忽左忽右、摇摆不定的对华政策，这又是一种看法。(chinesenewsnet.com)
中国百姓倾向凯利(chinesenewsnet.com)
对于中国老百姓怎样看这两位候选人布什和凯利的问题，一直从事中美问题研究的孙哲告诉多维，尽管布什和凯利在中国问题上都是要和中国建立合作，同时促进中国内部的改革，但是他们之间仅有细微差别。现在，中国的老百姓不少人是倾向凯利的。“这和大陆现在的媒体宣传分不开，”孙哲特意提到这一点。现在中国公众接受到的信息，都是凯利以一国两制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和反对台湾独立的报道，因此公众受到的都是媒体对这一讯息的引导；而媒体又常常是抽出一句话来大加渲染。他们这些作为专业的政治问题研究者，却必须要看得更全面，甚至联系整个的大背景来分析。中国大陆媒体对于攻打伊拉克的报道和宣传，引起了中国老百姓对布什外交政策的反感。情绪上的反战潜意识让中国公众对布什怀有敌意，而对凯利寄予了更多潜意识上的希望，这种情绪上的东西让老百姓并不刻意的去了解两位候选人真正奉行的政策。(chinesenewsnet.com)
孙哲也提到他在美国接触的华人，基本上对布什和凯利的态度是基本一半对一半。有不少人支持凯利是因为他对台湾的态度，或者民主党对少数族裔的重视，而还有相对也是一半的人支持布什，原因同样也很简单，比如布什的减税政策对消费者有利，也有的就是出于对布什个性的认同。他指出有人开玩笑说共和党很聪明，用减掉的几十美金来拉选票，不过这也确实是一些在美国生活的人最关心的。孙哲分析说华裔在美国只占到2.5％，然而在美华人表现出的是普遍对政治比较感兴趣，但参预感和参与意识并不强。(chinesenewsnet.com)
前段时间，有消息称中国政府更希望布什当选。孙哲说，布什曾经两次访问过中国，中国政府对他的行事已经比较熟悉，任何事务都有其延续性，包括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工作，以及布什政府和中国一起进行的工作，在这一点上对布什上任后的工作会比较连续。不过，凯利提出的多边主义，以及他对中国加入WTO的态度，也都有着良好的基础。所以，孙哲说，不管谁上台，中国政府都会有不同的应对，因为他们两位现在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对中国来说，都是有利的。换句话说，不管是报道中提到布什全家对北京烤鸭的喜爱，还是凯利推出姐姐收养的中国外甥女，都是在争取中国选民和中国政府的重视，对中国政府来说是站在主动的地位和有着灵活的空间的。(chinesenewsnet.com)
为中国引进政治技术(chinesenewsnet.com)
孙哲说作为美国问题和政治方面的专家和学者，除了关注实地的大选情况，也更多的在选举技术，制度和形式上作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讨，也或多或少的参与一些国内各种机构和不同的选举，他们此行也更希望在这些方面做些考察。(chinesenewsnet.com)
“撇开选举本身不谈，在一些选举技术，成熟的经验的借鉴上，看哪些有益的东西可以为中国所用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课题。”孙哲说，60年代的美国，黑人和妇女都是不能参加选举的，这种情况的慢慢改变和完善当中，都有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反思和解剖美国经济以及从伊战上的影响，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形成的巨大反差，和其矛盾的发展。他提到在如何制定选举策略，如何分析选情，怎样组建竞选队伍，如何在选举中报道选情，如何争取中间选民等做法，对中国来说都是有很多经验可以学习的。他们这次和当年里根时代组织竞选团队的主席，号称白宫沙皇现任布什竞选团主席卡尔·罗夫打交道并探讨，他曾帮助布什父子参加过三次总统大选，有着丰富经验，孙哲说在华盛顿和迈阿密他们这个团队进行了很多这方面的研讨。(chinesenewsnet.com)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20几年了，商业技术，经济技术以及一些商业推广都在中国得到了很好的推行，包括一些请观众和公众互动的活动，都有了很活跃的反应，这使得中国民众在政治生态上越来越成熟。”孙哲提到，现在的中国大众传媒很发达，很多地方都在活跃的搞类似的活动，比如温州人大和电视台合作的面对面选市人大代表的“实话实说”节目很受公众的欢迎，参与的人也不少，另外在深圳和其他一些地区也有了类似的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chinesenewsnet.com)
孙哲对多维说，结合中国的发展能在这些内容中学到很多东西，这些实际的调查，以及一些政治技术的应用，包括现代政治动员，议会的听政，对选举人的包装等内容，还有美国大选中如何争取象弗罗里达这样摇摆的州和一些农业州的做法，都是他这次来美实地考察在思索和探讨的问题，他以后也会在这些问题上做以研究和论述。“这样我们能看到这些经验对中国的启迪在哪里，从而在这个领域也能享受到一些全世界共同享有的现代技术和经验。”(chinesenewsnet.com)
孙哲在回去的时候带了一些参考书，大多是去年和今年出版的新书，其中包括流行的《两个美国》以及《卡尔罗夫传记》，还有一些美国竞选团队的策略和群众选举互动方面的书籍，他说会深入研究一下这些内容，这也是了解真正美国的一个重要途径。
title_b5http://www.chinesenewsnet.com - Re: CND will close down if Bush re-electposted on 10/10/2004
洛丽塔二世
Maya is the landlord of this shop and she is going to be involved in politics just like the Shangdong. Please stop doing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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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CND整锅给端过来了。不代表本猫意见。 国内咖啡客看不到，不过有proxy可以。 就这一次端过来。下次就没了。以后俺这里也要被封了就玩完咯！！！
- Re: CND will close down if Bush re-electposted on 05/1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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