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受难者――


（北京）刘自立


下地狱的勇气

“认识”王友琴先生，是在近十年前了。因为我所在的一家报社的国际部，是可以订阅
国外港台报纸的，就养成每天浏览内地被禁报纸的习惯；这是一点小小小的特权。一日阅读
台湾《联合报》，忽见一篇写文革时期学生打老师的文章，署名王友琴。我很震动，因为，
文里涉及被害者，刚好是我们熟悉的卞仲耘伯母。卞的丈夫王晶尧先生，是在我父亲文革罹
难后，少数来看我妈妈的人之一。王，卞，我父母，都是燕大校友，），且是学生激进组织
“民协”的成员。王先生（我自然称王伯伯）看望我母亲的一幕，很有悲剧情节。当时，我
们家住在前中宣部院子的北端新北楼。1969年秋，这个楼的黑帮尽数扫地出门，整幢楼房里
只剩下我妈妈一人。我们都已四散各方地流放了。

王伯伯是循著楼房里唯一的灯光，就是我妈妈房里的孤灯，来访的。他们是老友，学友，
难友。我后来知道了，王的夫人卞伯母的死，比我父亲的死早了一天，是1966年八月五日。
而王友琴，是第一个将这悲剧一幕记录在案的人。于是，在二王的共同努力之下，卞仲耘先
生的材料由少渐多，逐步完善化，完整化。毕竟，这是文革中首例残害无辜老师之罪行的发
端。近来看到她后来有关此案的文章，增加了一些至关重要的段落，不同于原来刊出的文章。
对于卡玛等人制作的电影《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王坚持了她的批判态度；指出宋等当时
的红卫兵没有忏悔；而参与打人者，却只是言之其父刘的被迫害，不讲中国宪法、共党党章
之危害，而没有勇气承担其责，给卞校长一个说法，一个道歉。而邓，作为一个当时地位受
到威胁之领导，在其对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的讲话里，没有排除卞是四类分子的说法，形成红
卫兵大打出手的合法外衣。这个残酷的事实，在他们高干子弟的各类传记里，或者顾左右而
言他，或者避而不谈。

个中缘由，王经过一番反思，终于打破她过去之缄默，而有名有姓地直指其过，其胆识，
比1990年代更有过之。也是我们极为钦佩她的地方。后来辗转知道，她也是卞的学生。我即
寄文给王思（卞仲耘的二女儿）。王思电话里告知我，收到复印件，看到她妈妈的名字，未
及读全文，就已经泪流满面了……这里发生一个卞案是否结束的疑问。当年卞的追悼会，与
会者众，八宝山礼堂为之不容，许多人站在外面。王晶尧和他的儿女接受了一次庞大的追思
和慰问。卞仲耘的骨灰也安放在八宝山骨灰堂之第四室。迄今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这件事情是完成式，还是未完成式？一种看法是，是结束了。一种看法是，没有结束，远未
结束。原因是，卞的谋害者究为谁人，没有说法；二，直接参与者无一人道歉，悔过――不
是说要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向王晶尧先生及其子女做出道歉，是无论如何也是必要和必须的。
作为一个人，卞仲耘和刘少奇，贺龙，彭德怀没有丝毫差别。在某种意义上说，刘等人的事
情结束了，也没有结束。我不久前看到赫鲁雪夫于1956年发表的反对个人迷信的报告。那是
国家对于最高迫害者的审判。无论是托洛茨基，布哈林，还是索尔什尼琴，布洛斯基，还是
数以百万计之普通民众，都是在这个报告的精神之传导下，先后被正名平反的。这是一个启
示。文革的主导者没有被彻底清算之前，不要说卞之案未完成，就是刘，贺，彭等人，还是
有七分冤屈藏在坟墓里，呈死不瞑目之状呢！所以，其实赫鲁雪夫是很伟大的。那份报告说
明了颠覆苏联集权制度之发端。

卞的惨死，是一种类似酷刑的折磨而死，身心俱遭重创，今天思之，亦有惨不忍睹之状。
而我当时读到的友琴的大文，却有一种直面往事，极度冷静，不动声色的社会学论文的味道，
就知道作者有很好的学术研究的功底，但是，她何以会有如此的冷峻呢？以后，到她的一系
列文章面世，她的“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的面世，才知道，她是一个有著进入记忆之地
狱的魄力的学者，有著佛家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大抱负的人，是一个以道献身，
而活在记忆之中，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天天面对亡魂与之对话之大悲苦的人。她的研究态度，
不是靠五分钟热情产生诗人灵感的态度，其实也非一般学者冷血寡情的书斋讨论，而是藏在
冷峻后面的，所谓韧性战斗。今此，她的书的面世，只是她研究里程碑上的一个刻度而已。
我们当然期望她有著比现在更多的业绩完成。

前几天，我们通过电话，她说，苏联对于冤死者的记录多达一百三十万人，而她，只是
做了六百多人的记录。我们都读过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普氏妙笔生花，记忆和联
想之创造惊人。但是，他的记忆之聚焦，是他的个人人性之张扬，并由此涉及当时的法国社
会各色人等；而王的记忆，却始终是放在他人身上。虽然，也许，他们捕捉记忆之方法是一
样的，就是要在点点滴滴的现实之层面的激发下，看见往事。对于普氏而言，那是他乐此不
疲的幻觉/现实世界的再生；对于王氏而言，却是要以一个人的记忆，对抗几亿中国人之遗
忘（苏晓康语）。这里没有普氏的万花筒般的不可言喻，扑朔迷离，却有著一板一眼的铭心
之述，刻骨之论。一个是呈现记忆之璀璨，一个是回到黑暗的星空，等待黎明。笔者觉得，
后者，更加具有殉道精神，更加俱有佛家之“惟我独尊”之精神――当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
惟我独尊；那是一种，没有特殊的意志和毅力很难坚持到终点的素质之表现。因为，她面对
中国人的遗忘，这件事情，是有很大风险的，有著面对世人之不解，和面对自身失落常人生
活氛围之风险。再有，是她面对的遗忘，是和另一种可怕的记忆之复辟，相呼应，相对峙而
存在的――这个记忆，就是官方强化的，对于毛的正面宣传之记忆，对于红色经典之记忆，
对于被歪曲的中国近，现代史料的记忆，等等。这个记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言，是王友琴
一个人，对抗毛的阴魂不散之大阴霾局面的记忆。这个较量，何时有结局，何时才是王完成
其使命，而我们中国人，也可以从我们的逝水年华里摆脱出来，稍稍喘一口气的时候。我们
此生有无这一天，不好说！所以，起码我作为一个读者，会坚决地站在王友琴这一边，企望
她筚路蓝缕，完成使命，以扼住遗忘之命运的咽喉。

驯兽纪的始末

深而言之，这个遗忘不自今日始。一个记住历史的人，记住历史的民族， 往往有比较
好的判断力，对事，对人皆如此。“正如柏拉图曾经写道的那样，一个接受了正确养成训练
的人，将会成长为一种神圣的生灵；反之，错误的养成会使此人沦为一头可怖的野兽。”
（请注意，柏拉图使用的是个体单数称谓，而毛时代则是纯粹的人群，沦落为野兽，这是柏
拉图始料未及的！）而一个数典忘祖，活在自己荒诞世界中的人，或者说，被某种专制制度
加以变态驯化之人，之群体，则有一种历史实用主义的恶习。就是，他们的历史，是历史的
异化，是现实政治之延续，为之所用，为之所需之历史，是历史的假像，与真实的历史南辕
北辙。这种没有历史，或者只有伪历史，假历史感觉的民族，是无望的。这牵涉到一个如何
教育民族，人群正确对待历史之课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法则，历史的内涵，是
一种对于人们无形和有形的陶冶和约束 ，并让人们在其中看到是非优劣，形成道德方面的
见识和生活中必须具备之常识；这种常识，为许多大学者所重视，认为超过一般的哲理说教
――如托尔斯泰。而王友琴面对的文革史，尤其是当时中学生在当局的唆使下，丧尽天良，
一日之间，由人而兽的行为之历史，做其深入探究，问一个为什么！就是在对这种历史的失
落，做一个亡羊补牢。这个局面的出现，自然是和中学生当时所受的“教育”有关1960年代
后期，所谓阶级路线，阶级斗争的政治教育，也就是遇罗克后来直言的政治层面种姓歧视的
形成，潜移默化地孳生一种驯兽效果。这个效果呈现两个方面的结局：一个是绝对服从；服
从中涵盖一种怪异的创造性，就是，在服从中发展这个服从的内涵，甚至有超越之，即违背
常识的危险。笔者记忆，那时候作为一个中学生，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思考当时的时
事的。我们的观点，直接来自《人民日报》或者《红旗》杂志。我们做梦也不会对某种官方
的观念产生怀疑。这是驯化之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我们同辈的，被过度驯化以后出现的，中学生的反常之举；就是说，在
领会一般而言可以容忍的说教和教唆以外，当人们的嗅觉闻到一种血腥，驱使他们真的要变
成野兽的时候，他们的思路也不会有任何的返转，依然是一往直前，而且在领会和执行时，
还会更加激越，更加野蛮，更加愚昧地完成一种超常识，超道德规范的，史无前例的恶行―，
就如友琴记录的那些悲剧一般。于是，正像有些作者指出的，“由狼奶喂大”的中学生，开
始在红八月前后，做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罕见之举：学生打老师――而毛，正如王氏指出的―
―说要拿学校教师“开刀”（和斯诺讲话）。中国的一部分女性――许多中学女生――如师
大附中的女生――在红八月的表现，就是如此。我们看到，历史上的中国女性，从花木兰到
鱼玄机，从柳如是到秋瑾，虽遭遇悲惨，却因悲惨而美，而善良，加上她们偌大的才华，胆
识，真是可歌可泣。但是往日的可歌可泣，今天忽然让位于纯粹的兽性，一句“要武嘛”的
唆使，竟然让女性本来应该具备的善良和谦和，转变成为蛇蝎一样的恶毒和豺狼一样的疯狂。
怪不得老辜鸿铭要预言，民主有朝一日会变成民疯――德谟克拉西变成了“德谟克拉贼”
（democracy 改为democraze――见唐振常文）。那是没有制约的，诱惑人民堕落的所谓大
民主；是亿万奴隶转变成为毛一人一君之奴才的民主。我们一向所说的多数暴政，究竟是一
个人的暴政，还是亿万人的无产阶级暴政，倒是值得深思之。

笔者近来看到许多如何规范君主行为的论著，如伊拉斯谟和马基雅维利的书。那都是讲
给皇帝听的。简单说，就是，你君主，首先要接受规范与上帝之约束的教育，不然，你就有
成为暴君之可能；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君主，其实根本少有可能接受这样的谆谆
教诲，如尼禄，他就不听其师塞内伽的任何教导。但是，是否也有一些君主受制于老师之道，
行为有所约束，思想有所启迪呢？当然也是有的，如，伊拉斯谟尊称的查理皇等。是的，如
果暴君自称为师，而师――上帝也好，别的什么形而上存在也好――不成其为师，问题就麻
烦了。“四个伟大”一说，就更本没有了上帝之约束了；岂止没有上帝，连佛祖也被嘲弄了。
他自己就是神了。于是，出现以下的局面：历史上，上帝虽然可以和恺撒分享权利――如圣
经所言，但是，上帝何在，他如何具体应用其监督之道，如果尼禄，克里古拉之类对此道嗤
之以鼻，你上帝和上帝的几个代表，又有何法术约束之！这个问题就很难对付了。毛，就是
这样一个很难对付的人。他的上帝，他的老师，对于他，形同虚设，没有权威，他是唯一之
唯一。所以，他开始“驯兽”，就可以放开胆量，为所欲为。周恩来，刘少奇没有办法，远
在美国的腊斯克，约翰孙，也没治，联合国？“你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你呢！”于是，上行
下效，驯兽正式开始。

正如古老的伊拉斯谟所言（他的话，好像是针对1966年的历史所言）：“以驯兽师习惯
上对待野兽的方式来对待全体人民，这正是暴君之标记，其实是一种见不得人的欺骗。因为
驯兽师首要关注的就是留心什么能让野兽安静下来，什么又能挑动或者平息这些野兽以求方
便自己。柏拉图已经强有力地强调了这一点。这不是在考虑民众的感情，而是在滥用民众的
感情。”当然，后来哈耶克也传习了这个观点，把它更加具体地应用在集权社会中。不是毁
灭，而是利用；这个利用，是变相的毁灭，人们却以为不是毁灭，而是新生――当时的中学
生，就没有感觉其政治热情是被利用，被毁灭。尽管我们也道听途说了许多的悲惨传闻。老
实讲，我们即便那时听到了卞仲耘的惨案，也只是哑然而已。因为我们的思想基因里没有独
立思考的因素。

人们常常谈到文革的罪责，应该由谁来负的问题。一种很普遍的说法是，毛以外，人民
也要负责。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我不同意说，因此可以开脱毛的责任。只是说，在驯兽
之怪圈里，超越之人除非是先知先觉，没有办法挣脱这个链条，这个权利链条。而这个怪圈
就是：君王类人物不接受上帝的驯化，而群众却接受了他的驯化，驯化后的人就成为非人，
再从非人中产生新的暴君，等等。那么，接受驯化者何时，以何条件，挣脱和看穿驯兽师之
图谋，而成长为一个反驯兽者？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是要洞穿野兽之举的非法和荒谬，而王
友琴，就是要揭穿这个驯兽师的一人。

二是，人们要有一个发现自己是人，不是兽的过程，才会中止这个野蛮的游戏。而中止
之之首要，看来简单，其实很难。学习，读书，就是实事求是，史实求是，似乎可以解决问
题。而在那个体制里，如果没有书，怎么办？

不许你阅读有关的书籍，怎么办？人们看不到真相，真相已经掩盖，怎么办？所以，没
有勇气和智慧，是无法获得主动的。而这个过程的开始，正是真相露出端倪的时候；这个过
程，其实已经在林彪死后开始。因为林彪，这个兼有驯兽师和被驯兽为动物者，他，在 某
个角度上发现毛，不是上帝。应该指出的是，如果人们一开始就具备非上帝化的自由观念，
一开始就看见人之存在的前提，应该是人，是人间游戏主动的规则制定者，那么，伪基督也
好，假佛祖也好，四个伟大也好，就没有市场。思想的国有化问题一旦解决，人是人而非兽
之问题，就可以解决。这是显而易见的。换言之，就是，当暴君不能成为良主，就由人民或
者民主制度抗衡之――这个道理恐怕说了几千年，从柏拉图，西塞罗那 些人，就开始说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之所以引用西方的先哲而不引用我们的祖先，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说
过有三种政治体制的话。这三种政治体制就是君主，贵族和人民民主体制。而西方人的确早
我们两千年就明确此道了。）民主制度的讨论机制如果可行，毛如何发动驯兽运动 呢！不
可能！！！

对于中国人的耻辱，文革这个国耻，应该面对之的态度也是这样。从毛而言，他统治的
是一个兽性之国，这个国家对于他而言，对于国际社会而言，都无光彩（“对于哑巴牲口和
遭受奴役之人进行统治并无光彩而言”――色诺分语）；对于中国人自己而言，也无光彩。
道理很简单，国之为国，应该是人之尊严位于首要，而非兽之败坏定为首要。统治者率领一
群野兽和被野兽残害之人群，不光彩；被率领者更无光彩可言。这也是一个国家要尊重人，
尊重人权之故。在这个意义上说，王友琴开拓了一条让中国人回归人性之途。虽然步履维艰，
但是，相信看出此道者，会渐行增加。而这个看法一旦普及，文革中的是是非非就会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澄清。

中国人才会真的从耻辱中走出来。也就是说，中国人选择民主，是国人获得尊严之起码
的选择，如果暂且不论其他种种存在的话。

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前此我们在一些文章里谈到，文革研究的一个误区，就是官方引导人们只是关心文革受
迫害者里共产党大人物的命运，如刘，邓等人。而毛的文革之主导动机，也许确实是为了打
到他们。而他为了打到之，却采用了运动群众和杀死百万计无辜的做法。这个做法，使得王
友琴采取了针锋相对之态度。她偏偏要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面对文革。这个角度就是为受难
的老百姓――而非只是包含官员――建立一座迄今为止纸面上的纪念碑。

这个发现之意义很大，就像人们发现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动，而是相反。我们宁可围被
文革害死的老百姓而思考，忽视那些多少为恶之大人物于文革研究中。这也是我们要澄清文
革迫害真正意义的一个阐释。因为正是这样的阐释，才可以还原何以1949年后发生的无数涂
炭生灵的杀人游戏，及其始作俑者之罪责。可惜，少有人关注此事。其实，使人担忧的，不
是刘，邓的命运，或者说，不只是其命运，而是为此牺牲的老百姓之命运，含卞仲耘这样无
辜的老师，还有难以记数的无辜的“地富反坏右”之命运。这个估计的本质意义是，毛本来
以为他可以这样对待国人，他以为，对中国人，生，赖以他之恩泽，死，赖以他之惩罚，舍
此无他。七千人大会上，面对数千万人饿死，他也是戏谑而言，轻描淡写。人之为人，或者
人之不为人，只是在他谈笑之间，就可以轻易定夺的。远而论之，一个个政治运动，除了几
个，几十个著名人物惨遭罹难外，无数无辜百姓为之陪绑，却少有人出来为之辨正，伸冤，
正名。而王友琴，偏偏反其道行，她笔下没有什么大人物的厄运记述，只记述普通人的罹难。
这个角度，一反官方文革之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在为刘，邓平反以后，万事大吉，完事
大吉了，你们以后就不要纠缠了。这个看法本身就说明，我们刚才说过的驯兽运动并未终结，
因为小百姓未得伸冤，还是躺在地下，忍受对他们的遗忘，和某种复辟旧潮带来的对其之蔑
视。人之尊严，活的时候遭到践踏，死后，还是穴之一隅，无人问津。这当然是悲剧的继续
和延伸。在此意义上，文革没有结束。王友琴的书，刚好是和那无辜死者的对话。她一个人，
面对千万灵柩，千万墓穴，来为老百姓之死，讨回公道。

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百万，千万老百姓的冤魂得到昭雪，还应该是人民之昭雪，不是
朝廷之昭雪，才是中国人得到真正公正对待之一刻。就如我们也来制作一部中国的《辛德勒
的名单》一样，我们在最终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时候，不是以纪念刘，邓为其主调，而应该是
以纪念千百万罹难者的亡魂为其主调。是什么力量在摧毁他们，一代代无辜的死者呢？人民
自己，要负责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就有一个人民之反省甚至忏悔，和追究主犯，两个方面，
而非一个方面。因为，同样按照权利链条说（见福柯），一个国家之命运，是由上下两部分
构成的；毛的指挥，固然是一个方面，人民大众的欢呼回应，不能不说是事情相互作用的另
一方面。我们看到王晶尧一家人的遭遇，就是看到在“民疯”运动里，无数保持缄默和愤慨
甚至蔑视的一群，良知未泯的一群，不合作甚至反抗的一群。他们，就像是那些躲在纳粹壮
观检阅之群众和军队边缘，怒目而视之一群，在红旗招展的广场边缘，怒而不发的一群。这
是被时代忽略的一群。王先生告诉读者，1966年八月上旬，他们一家人，在把卞伯母的遗骨
移往一处墓地，而走上北京的街头时候，他们的身边，就是红旗招展，人头攒动，像过节一
样参与所谓革命的人群，这就是所谓的“多数”。

现在，我们来看看古人是如何评估这个多数暴政的吧！虽然，笔者不在中华帝国，而在
古罗马，他们的著作，也是两千年以前的著作，但是有趣的是，他们毕竟是在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文革里发生的问题――“西庇阿 当多数人愿意对它所愿意的任何人施加惩罚的时候，
当他没收，保留和浪费任何他愿意的东西时，……你能够否认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共和国吗？
――这是一切都属于人民，而我们给共和国下的定义就是”人民的财产“（即共同财产，转
义为共和国commonwealth――笔者）。

“莱利乌斯 对这样一个一切事情由多数人的权力来决定的政府来说，我会比其他任何
政府都要更断然否定共和国这样的称号……我看不出共和国的名称如何更适用于多数人的专
制……你所提到的那 种汇聚肯定是暴虐的，这和一人统治的暴虐差不多，甚至是更为残暴
的暴虐，因为没有什么比假冒人民的名义和外表更为可怖了。”

这就是古老的西塞罗在他的《国家篇法律篇》一书里做出的批评。

尽管后来许多作家，如托克维尔等人，发挥了这个思想，但是没有表现更多的智慧。而
尤其让我们惊讶的是，西老好像参加了文化革命，或者俄国和法国革命，他的先知先觉，揭
橥了所有这一切。是的，毛的把戏其实没有什么高招，可以一眼看穿。他的多数，和他的一
手遮天下的主义，思想形成一体，就是多和一的关系；就是，一（毛），等于多（暴民）。
这其实也是小儿科。但是，他居然拿此小儿科，成功地控制和摆布了多数，我们中国人的多
数；这当然有赖于我们的愚钝和无知；有赖于他对文明的封锁。我们庆幸自己终于看出了这
个魔术的阴暗心理。毛把中国人变成“多数”，而他自己藏在多数后面，行使他的个人意志
――这个判断，已经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我们老百姓要负的责任在哪里？我们要负多大
的责任――因为这牵涉到打死卞仲耘的学生之罪责，以及她们的被宽恕，在什么条件下，可
以被接受这一课题――而我们几十年来，甚至迄今为止的沉默，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成为
其同谋和其罪行的庇护场，也值得深思。

一如前言，主导者的身份和角色是清楚的，由他制作的“红色车轮”的轨迹，也是清楚
的。由主犯制作一个教唆的教育程式――由受教育者接受并被驯化――再由他们，完成教育
中灌输的目的论――由他们大打出手――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将其收入瓶中（下乡，插
队等）。于是，整个游戏结束了。关于多数暴政和个人专制之一人暴政之关系，也在数学和
政治两个意义上，归于完成。游戏的完成，并不意味著无人反思其是非，也许，反思刚好起
始于对于毛，对于多数暴民暴行的反思，王友琴站在反思者的前列。和王的思考略有不同的
是，我们同时注重普通中国人文革中的做为，对于他们/我们在绝对的意义上成为帮凶和帮
闲的作用进行反思。其实，这一作用，没有因为毛的死掉而有所突变。认为不应该反思文革
之人，认为不应该“过度诠释”文革之人，甚至认为文革还是好的，毛有好动机之说法，比
比皆是。说明，西赛罗们的哲理没有人读，没有人思考，或者说，他们被囚禁在所谓的知识
人的圈子里，不被传播；也说明，体制里有了书读，但是劣币淘汰良币的过 程仍在继续。
正是因为如此，笔者以为，王的著作，对于打开人们的记忆之门，思索之门，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或者说，问题的提法应该是，是书籍敲开这扇理智之门，还是只有
制度更新后，理智之门，才会向思想敞开――号这是一个顾虑。这个顾虑的后续思考是，我
们说的官方的驯化游戏是否结束？回答是：没有结束。他们变化手法的野兽驯养术，今天之
内涵如何？人们是否接受二次驯化？我想，这个把戏很简单，很丑陋，就是，物化教育和道
德文明沦丧。这是回到更为古老的金钱崇拜的驯化里。这个驯化同样导致精神诉求的失落。
极度可悲的是，受害者里，也有变成物质中人的，他们甚至连追究杀死自己亲人的责任感也
已经荡然无存。他们会接受王友琴这本书吗？！

理智之门，还是只有制度更新后，理智之门，才会向思想敞开――号这是一个顾虑。这
个顾虑的后续思考是，我们说的官方的驯化游戏是否结束？回答是：没有结束。他们变化手
法的野兽驯养术，今天之内涵如何？人们是否接受二次驯化？我想，这个把戏很简单，很丑
陋，就是，物化教育和道德文明沦丧。这是回到更为古老的金钱崇拜的驯化里。这个驯化同
样导致精神诉求的失落。极度可悲的是，受害者里，也有变成物质中人的，他们甚至连追究
杀死自己亲人的责任感也已经荡然无存。他们会接受王友琴这本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