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里不谈政治，但洪浩写的这篇报道让我感动了。 这是一个人在争取他自己的利益。没有任何堂皇的主义、真理在衬托他。 以一人之力来对抗集体，对抗侵犯自己的人。 这样的个人英雄我一直敬佩。 因为他是一个人的，不属于任何集团。 我希望他也永远不被任何集体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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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到聯合國廣場去絕食”
《多維時報》記者 洪浩
白振俠站在曼哈頓42街最西端的丁字路口上﹐眉頭緊鎖。他的背後就是中國駐紐約的領事館﹐一個他猶豫了許久但最後還是決定來拜見的機構﹐儘管他深知這裡並不能解決他的問題﹐儘管他已經先後去過了洛杉磯領事館和華盛頓的大使館﹐都沒有得到任何讓他滿意的答復。
他手裡提著的塑料袋裡是他特地訂制的一套奶白色的中山裝﹐上衣的領口兩側蘸貼著用英文書寫的“絕食” ﹐胸前別著的圖案上印著一個藍色大大的“冤” 字﹐“冤”字下面被一把引有紅五星的大鎖鎖住﹐鎖的兩旁寫著“公正” 和“人權”﹐被一叢綠葉擁托出。他本想穿上這套衣服走進領事館﹐將它從帶子裡取出打量了一番﹐覺得那與自己此行的目的不相符﹐便又放回到塑料袋中。
白振俠另一隻手提著的書包裡放著他準備好的申訴材料﹐他曾經在另外兩個地方遞交過同樣的內容﹐而得到的只是漫長的等待﹑無可奈何的勸告和毫無結果的回復。他在等待中度過了一年多的時間﹐在這個陌生的國家﹐從西海岸到東海岸﹐他越來越清楚自己不可能通過中國的官方渠道使自己的訴求得到應有的重視。
“我要到聯合國廣場去絕食。”
這是他對領館接待人員說的第一句話﹐也是他思考了許久後終于下定決心要採取的行動。其實﹐他原本在準備行動前決定到領館拜訪的初衷﹐並不是想把他已經向別人訴說過無數次的經歷再來重複一次﹐“我覺得我應該到領館門前磕個頭。我這是要把咱中國人的家丑亮給外國人了﹐覺得有點對不住。可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在絕食行動之前﹐白振俠來到曼哈頓中領館門口求見僑務負責人。(多維資料)
2001年12月﹐白振俠住在北京西城區德勝門外的房子被強制搬遷了﹐他認為當地拆遷辦給予的搬遷賠償--7萬元人民幣--遠遠低于他那在兩間房子的市場價格﹐當左鄰右舍的街坊們在無力的抗爭之後不得不紛紛搬走的情況下﹐白振俠卻將自己套上自制的盔甲﹐堅守在屋裡﹐成了該地區最大的一個“釘子戶” 。“除非推土機將我一同鏟走﹐否則我就和你們對峙下去了。”他對門外包圍著的警察聲明。
寒冬臘月的日子裡﹐房間裡被切斷了水電﹐外面是兩輛警車﹑十多名警察和保安﹑以及拆遷隊推土機24小時的包圍和封鎖﹐不准他與任何人接近。他在屋裡與警察對峙了二十五個日夜﹐事先囤積的半個月的食物消耗殆盡﹐只能靠冷水就著乾脆面度日﹐身體極度虛弱﹐每天腹泄七﹑八次﹐近乎崩潰邊緣。然而﹐精神的損傷更大﹐造成了他精神衰弱﹐至今仍要靠安眠藥才能入睡。
白振俠與警察對峙了二十五天﹐腳上由一條鐵練固定在地上。(多維資料)
“我實在是頂不住了﹐他們一直在同我討價還價﹐價錢漲到了二十五萬﹐這是我抗爭來的啊。因為抗爭才能帶來談判﹐才能有妥協﹐雖然那遠沒有達到我的要求﹐可我實在挺不下去了﹐我只好在協議書上簽了字。可誰知﹐協議書上附帶著兩個條件﹐一是我必須進拘留所﹐理由是‘抗拒政府機構執行公務’ ﹔二是我得保證以後再也不能回西城區﹐不能找任何媒體﹐不做任何不利于拆遷公司的宣傳。這是什麼條件啊﹖這裡是我生長了一輩子的地方啊﹐就不能回來了﹖我是在刀架在脖子上的情況下簽的字﹐這能讓人心服嗎﹖”
白振俠越說越激動﹐禁不住泣不成聲﹐他已經記不得將自己的經歷向多少人傾訴過﹐住在一齊的室友﹐打工店的老闆同事﹐媒體的記者。但是﹐在領事館的接待人員面前﹐他第一次骨哽喉咽﹐眼淚順著他的臉頰流淌下來。“我沒有做過對不起誰的事﹐安分守己﹐不偷不搶﹐憑什麼就永遠不能回西城區了呢﹖這是哪家的王法啊﹖拆遷公司的三個股東之一就是西城區政府﹐這是掠奪﹐是強佔啊﹗權力保護下的掠奪。我就說﹐哪怕你想當奴隸主﹐你就是想更多地剝削奴隸﹐你也得讓奴隸活下去吧﹖奴隸們活的好一點﹐才會更賣力。我們這些奴隸要是都沒了活路﹐你們去剝削誰呢﹖”
白振俠被帶出家門後﹐被警車直接送進了拘留所﹐他央求到﹕只關一﹑兩天意思意思行不行﹖我的身體實在受不了呀。人民警察卻毫不為之所動﹕“沒有十天八天的根本不行﹐區長被你氣壞了﹐太搓火﹐非要拘你﹐要不﹐解不了心頭這股惡氣。”
從拘留所被放出後﹐白振俠去醫院作了檢查﹐醫生詳喋o胃腸道三處糜爛。他一邊治病療養﹐一邊整理材料找媒體申訴﹐沒有一家報紙願意登出他的事情。一家報紙的編輯對他說﹕“如果是個小地方的縣長區長什麼的﹐我們會給你反映反映﹐可北京的一個區長是能通天的啊。”一位採訪過他的北京《信報》的記者﹐事後受到主編的警告﹐報導沒有刊出。白振俠向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政協﹑以及中央電視臺等單位發出過十幾封申訴信﹐無一回復。
醫生詳喟渍駛b胃腸道三處糜爛的紀錄。(多維資料)
2002年底﹐他設法來到美國﹐卻從來沒有想到要留下。他一心一意要通過適當的渠道讓更高的政府部門知道他的情況﹐然而﹐一封封申訴信如石沉大海﹐根本沒有回音。他曾經不止一次地想到﹐要一死了之﹐“要不是我上有一位八十多歲的老父親﹐下有十四歲的女兒﹐我早就去死了。”朋友們勸他﹐死有什麼用呢﹖他們巴不得你死了呢﹐死了就再不會給他們找麻煩了。
白振俠並不在惜自己的生命﹐“我現在反正身體也已經是這個樣子了﹐怎麼著也是個死﹐活著可能比死還難受。可我知道﹐即使是死﹐也要死出個尊嚴來。人的尊嚴和被尊重的程度﹐是和你付出的代價成正比的。作為一個人﹐我們已經失去了許多權力﹐我們都忍受了﹐但是﹐這個最後的﹑最最基本的生存權力﹑居住權力﹐都被剝奪了﹐讓我活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值得的呢﹖”
領館的接待人員對他的情況表示同情﹐同他在其它地方得到的回答一樣﹐一方面答應他按照有關程序向國內有關部門反映﹐另一方面勸他向前看﹐“人生的路還長﹐還得向前走。”
白振俠理解領館的難處﹐“他們有他們的程序﹐有他們的職權範圍﹐”走出領館大門時﹐他說﹐“他們對我的態度不錯﹐我就已經挺感激了。我知道他們也解決不了什麼問題﹐把我的材料轉到市人大信訪辦﹖僑務辦公室﹖那能管什麼用呢﹖直接就進了廢紙簍。在洛杉磯﹐有個領事跟我說﹐想辦法留下吧。他寧可讓我流放﹐也不願給自己找麻煩。”
他是聽了朋友的勸告才來領館的﹐對他來說﹐這不過是例行公事﹐“反正我已經通知他們了﹐我主意已定﹐沒有別的選擇了﹐聯合國廣場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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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擁有的最後一點權力 ”
----白振俠絕食事件報導之二
《多維時報》記者洪浩
白振俠今年41歲﹐在北京西城區德外小市口南二條6號生活了一輩子﹐他的住所是兩間平房和一個小院﹐他利用其中一間做生意﹐開辦了《雙羽摩托車外形設計室》。他對摩托車著迷﹐做維修生意十五年﹐“北京市開摩托車的人沒有不認識我的。”他不僅修理摩托車﹐更自己開始設計車型﹐他最大的夢想就是設計一臺能夠參加摩托車比賽的車子。
日子過得悠然自得﹐他憑著一身好手藝﹐積累了廣泛的客戶群體﹐鄰裡之間相處和睦﹐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過著一種“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管把車修” 的與世無爭﹑衣食無愁的生活。
白振俠是個倔強的漢子﹐從不向權力和壓力低頭。走上社會後在第一份工作崗位上﹐他就與以權弄下的上司產生了矛盾﹐衝突爆發之時﹐上司以言相激﹐“有本事你走人。”白振俠可不吃這一套﹐走人就走人﹐他轉身辭了職﹐從此﹐開起了自己的摩托車修理店﹐再沒有為別人工作過。
西城區政府強制白振俠搬遷。(多維資料)
“那個社會不給你要求自己權力的空間﹐不給你說話申辯的機會﹐你敢多邁出一步﹐受到的就是殘酷的打擊﹐給你上綱上線。如果你只是在家哭的話﹐那沒人理你﹐你死了都沒人理你。你敢踏出家門哭去﹐就要被棒打。悲哀就悲哀在這點。” 白振俠似乎很早就看穿了世態炎涼﹐“對我們這些的安分守己的人﹑下崗的人﹑諏嵓{稅的人﹑那些‘顧全大局’ 的人﹐難道讓我們都在家裡自殺嗎﹖不給社會增加負擔﹖可我們的孩子們怎麼辦﹖社會有人管他們嗎﹖如果有人管﹐我帶頭自殺去。我要不是有那個孩子…… ”
白振俠對生活的要求不高﹐除了對摩托車“發燒”以外﹐有時間“也就是看看書﹐帶女兒出去逛逛。” 女兒是他的心肝肉﹐很懂事﹐隔洋打電話時﹐還知道問爸爸﹐“那邊挺難的吧﹖”他隨身攜帶的筆記本電腦屏幕上﹐是女兒幼年時一張放大的彩色照片﹐每次打開電腦﹐他都要對著女兒的相片凝神幾秒鐘。曾經的盡享天倫的日子﹐如今卻似乎與之相隔著不止一個海洋的距離。
這一切都源于2001年秋冬之交開始的那場風波。
白振俠在自家院牆上刷寫的口號。(多維資料)
2001年9月﹐由西城區“德勝投資有限公司” 對白振俠所住的地區進行“危舊房改造工程﹐”他的兩間房屋被做價7萬元人民幣﹐遠低于他請人估價的將近50萬元。白振俠找到拆遷辦的工作人員﹐陳述自己的實際困難﹐他養家糊口的營生全要靠這房子和房子所處的方便地段帶來的生意機會。但對方並不理會他的申訴﹐反而警告他說﹕“如果不接受﹐就強制﹐沒有商量余地。” 其中一位工作人員竟然說﹕“上吊﹐自殺也沒用﹐傷不著我們一根毫毛﹐跟拆遷公司對著干﹐就是跟政府對著干﹐決沒有好下場。”
跟政府對著干﹐說的沒錯。在2004年4月北京市發出責令盈利性拆遷公司與政府機構脫鉤的通知以前﹐拆遷公司同當地政府部門一直都是緊密相連的。“德勝投資有限公司” 就是由三家公司組成﹐其中之一的公司就隸屬與北京西城區政府﹐而德勝投資的總經理就是當時的西城區建委主任張彬。
白振俠沒有接受拆遷辦的方案﹐西城區房管局便向他下達了行政裁決書。白振俠表示不服從裁決﹐區政府便於2001年12月18日向他送發了拆[2001]35號令﹐限其一天內搬走﹐否則強制執行。他沒有搬﹐區政府便于12月20日在白振俠院子的大門上張貼了公告﹐再次限一天內搬走﹐否則強制執行。
白振俠在院子裡布下對抗的訪線。(多維資料)
白振俠當晚寫下了一封“絕命書” ﹐由管區民警衛燕民交給有關部門。他在院子的外牆上刷上“共產黨萬歲”﹐“打倒奸商” ﹐“打倒貪官” 等標語﹐在院子裡懸掛上充滿氨水的燒瓶﹐地面上鋪滿帶著鐵釘的木板。他穿上了自己設計趕制的鐵甲衣﹐鐵甲上固定了400多根鋼釘﹐只留下後背為平板﹐以方便晚上躺下休息。為了防備夜裡睡覺時被強行拖走﹐他將一根鐵煉﹐一頭固定在自己的腳上﹐另一頭固定在一根嵌在地下一米深的粗大鐵釘。
白振俠在他的絕命書中強調﹐區政府是行政機關﹐不是執法機關﹐無權對公民採取強制措施﹐而應該由法院裁決。沒有經過聽證會程序而自己代替法律﹐本身就是非法行為。他聲明﹐如果區政府一意孤行﹐“我將用自殺來捍衛憲法的尊嚴﹐捍衛憲法所賦予我的最基本的人權﹐因為這是我作為一個人所擁有的最後一點權力--死的權力。”
當開發商和警察的隊伍出現在他家門口的時候﹐看到眼前的陣式﹐一時竟手足無措。西城區公安分局對白家實行了24小時的封鎖﹐斷水﹑斷電﹑不准任何人包括白振俠的姐姐接近他。
白振俠與警察對峙之前寫下的絕命書。(多維資料)
隆冬時節，白振俠穿著鐵甲衣，裡面隻有一身毛衣和秋衣，與警方對峙了二十五天。天寒地凍，凍得他膝蓋鑽心的疼，身上的每個關節和肌肉幾乎都在疼，“晚上，為防他們突襲，我依舊穿著這身鐵甲衣，腳上鎖著一根鐵鏈，睡在鋪了鐵板的單人床上，其艱難程度您恐難以想象，而食物，隻有冰冷的礦泉水和方便面。我的精神高度緊張，已經導致神經系統的嚴重紊亂，時睡時醒，整夜失眠，最后已根本談不上什麼叫睡眠，稍稍一動就冒虛汗，眼冒金星，每天2、3個小時的睡眠也必須靠服“佐匹克隆”之類的安眠藥維持，腹瀉最后嚴重到一天十幾次，最后幾乎不是在排便，而是在向外噴（后雖經半年的休養，仍未見好轉，在北醫三院經結腸鏡檢查，腸道三處糜爛，整個腸道嚴重水腫充血）。”
白振俠在他交給領事館的申訴信裡這樣寫到﹕“我深知區長的意圖，是要熬垮我，用他們的話講，熬死你，與任何人無關，我曾給市府熱線2次電話留言，但都無濟於事，無奈，我在堅守了25天，身體近於崩潰的邊緣時，我不得不接受了他們的25萬元條件，拆遷辦的陶總當時同意給我25萬元的補償，讓我自行搬走。”
然而，第二天，陶總的口氣有有了變化﹕ “錢，不是問題，但區長咽不下這口氣，堅持要拘你，拆遷辦也沒辦法”，白振俠一再強調，自己沒違法，而且身體已相當虛弱，再也經不起牢獄之苦，否則，定會落下病根，縱使出於人道主義，區長也應該放過他。陶總和小衛卻對我說“沒辦法，區長很搓火，非拘你不可，如拘不了你，就太沒面子了，而且，區長說了，你永遠不能回西城區住了”。
白振俠身穿自制的盔甲與警察對峙。(多維資料)
“我於2002年1月15日晚被拘留，理由是‘採取爆炸煤氣罐自殺的方式拒絕﹑抗拒政府工作人員執行職務，影響拆遷工作的正常進行，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當晚，由分局的郭局長，李保虎處長，德外派出所白所長和片警小衛，外加另外兩名警察，分乘兩輛車，將我押到西城看守所，盡管獄醫檢查，我的心跳異常，身體相當虛弱，他們仍堅持將我收監。”
在看守所裡﹐警察叫他寫了一份悔過書，並再次寫下幾條保証，其中包括：保証不回西城居住，不找任何新聞媒體，不做不利於拆遷辦的宣傳等等。
“其間，一個姓張的局長，親自來威脅我說‘當時，完全可以一槍打死你，你知道你犯的什麼罪嗎？定你一個危害公共安全罪，完全可以判你幾年，這件事不算完，隻要你以后敢添亂，新帳、老帳一塊算，區長、局長都恨死你了，你小子以后做事掂量著點兒，離西城遠點兒，別落在西城手裡，明白嗎？碾死你就如同碾死一隻臭虫，隨便哪條道兒都能置你於死地，明白嗎？’臨放我的前一天，一個將胸牌翻過去的警察（后聽說是預審處長）和一個年輕警察，又將我提審，將那位局長的意思又重復了一遍，並說：‘出去以后，不許給區長、局長添亂，否則，決不客氣’並警告我，遵守所寫的保証。”
白振俠在他的申訴信裡這樣質問到﹕“他們企圖以恐嚇和人身威脅來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不是以黨的政策來服務於人民大眾，更不是以法律的尊嚴來使群眾辗谷藗兏幼窦o守法，使社會更加安定團結。在他們濫用行政權力和違法之時，卻用近乎流氓惡棍的手法威逼一個善良無助的百姓就范，屈從於他們的淫威，這簡直是無恥之極。
白振俠對多維記者訴說。(多維資料)
當他們要我寫下保証，永遠不回西城居住之時，他們的腦海裡可曾有過一絲法律的閃念，憲法的尊嚴在他們的意識裡是否存在過？他們不相信，或許從未有人，敢用生命和不惜傾家蕩產去同他們抗爭，因此，他們才膽敢這樣肆無忌憚地迫害我和恫嚇我，他們把自己幻想成西城區的一個君王，至高無上的主宰者，在他們的“王國”裡，無人敢於挑戰他們的權威，正義的懦弱助長了邪惡。他們竟忘乎所以地將我“流放”，這是多麼地荒唐，又是多麼地悲哀。”
白振俠將自己的申訴信打印了多份﹐並請人翻譯成了英文﹐他要將這些信帶到聯合國廣場上去﹐散發給過往的行人﹐散發給對他表示出同情心的陌生人﹐“我就不信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願意施捨這一點點同情﹐我不求與什麼體制對抗﹐我也不想做什麼組織的槍子﹐我只想維護自己應得的一點權益﹐所以﹐我要一個人﹐絕食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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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就要有做人的尊嚴
--白振俠絕食事件追蹤報導之三
《多維時報》記者 洪浩
9月29日早晨，白振俠告別了住所，他在這家“家庭旅館”裡度過了他過去幾個月的時光。在這個八人擠在一起的狹小房間裡，除了他以外的每個其他人都在為生計忙碌，早早就奔向各自打工的場所，沒有人感覺到今天這個日子對白振俠的重要性。
10點30分，白振俠的一位朋友開車將他送到位於曼哈頓第一大道和47街交界處﹑距聯合國大樓不遠的一個公園裡，他支起自制的簡易支架，架子上挂著他找人翻譯來的英文的申訴書﹑自己寫的一首詩﹑和大書著中英文“還我健康，還我公正，還我人權”的標語牌。他穿上那套訂制的白色中山裝，頭戴一頂白色的帽子，帽子上貼著英文的“Wrong”字﹐圖案與他胸前的“冤” 字十分吻合。
由於聯合國正在舉行代表大會，第一大道上戒備森嚴，車少人稀。據站在街旁的警察介紹，所有的示威者都被規定在這個公園裡進行，包括一周前被英文媒體相繼報道過的﹑頗有聲勢的法輪功隊伍。白振俠的南側是一群緬甸的絕食者，他們是來聲援要求釋放緬甸異議領袖翁山蘇姬和其他異議人士的，已經在這裡一個星期了﹔他的右邊是兩位法輪功的學員，用鐵柵欄將自己圍住，閉目練功。他在剛下過雨﹑尚未完全干的地面上鋪了一張墊子，坐下去，靜靜地開始了絕食。
9月29日上午﹐白振俠在聯合國大陸附近開始絕食。(多維資料)
最近幾年，隨著中國大陸各地的拆遷工程加快了步伐，越來越多的拆遷戶由於不滿拆遷的經濟補償以及不顧人權的強制措施和野蠻拆遷行為，紛紛上街抗議，請願上訪。而白振俠大概是把這種不滿和抗議帶到海外﹑向全世界表達自己訴求的第一個人。
據2004年7月19日美國之音報道，中國建設部7月4日公布，今年上半年，截至6月22日，到建設部上訪的征地拆遷人數共4026批，18620人次，已超過2003年全年的數字。
另據2004年3月國際人權觀察組織公布的一份專門針對中國強制搬遷的報告所述，許多中國公民遭遇了強制拆遷，甚至暴力拆遷，許多這類強制拆遷侵犯了中國和國際法律所保護的基本人權。該報告所陳述的拆遷及相應的抗議規模廣泛，並認為：“在一定程度上，這是中國不受約束的經濟發展及許多地方官員迫切追求加速現代化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報告中說，許多城市的居民稱，拆遷程序是隨意的，在各方面都有缺陷，因為拆遷戶得不到公正的處理程序。中國對財產權缺乏基本的保護，房產所有者和租房者一樣，都會遭到突然搬遷，並隻能得到最低程度的賠償。范圍廣泛的腐敗和地方政府中其它根深蒂固的利益關系，將有勢力的開發商和地方官員的利益聯系在一起。
白振俠絕食時胸前掛著的“冤”字。(多維資料)
自2003年以來，大陸媒體越來越多地直接報道拆遷過程中發生的惡性事件和利益沖突，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站起來，用聲音和行動維護自己的權益，從而使得中國大陸的維權邉右虿疬w活動而達到一個深入民間的﹑前所未有的高潮。在這些維權的事例中，一些人用他們的性命去對抗強大權力支持下的掠奪，他們中比較著名的有：
2003年8月22日，江蘇省南京市玄武區鄧副巷居民翁彪因不滿“黑惡勢力”摻入的野蠻拆遷而點火自焚。記者在事件后進行的調查採訪中發現，巷子裡的其他居民在被毆打`謾罵`騷擾`恐嚇之下，也有企圖以割腕自殺和自焚的企圖。
2003年9月15日，安徽青陽縣農民朱正亮因不滿強行拆遷，在天安門廣場毛澤東肖像下，將汽油潑在自己身上，然后點火自焚，被趕來的警察扑救。
同月﹐北京拆遷戶因遭到強行搬遷而自焚身亡。
2003年10月1日國慶節那天，北京居民葉國強試圖跳入天安門前金水河自殺，被救起。
2003年11月5日的中國經濟時報報道，北京朝陽區光華東裡19號到25號的六位居民，先后在國貿三期工程拆遷中因恐嚇壓力導致突發疾病而猝死。
類似的事件還有許多，充斥報刊消息﹑互聯網論壇﹑專家評論，這些事件也已引起官方的注意，從2004年初開始，一些相應法規相繼出台，但是﹐正如國際人權觀察組織的報告中引述中國問題研究員薩拉‧戴維斯所說，“憲法修正案可能會在字面上提供一些保護，但這些文字需要被落實在行動上。”他觀察到：“拆遷方有時雇用暴徒進行拆遷，受害者的房屋有時在他們夜間睡覺時被推土機拆毀，地方官員沒有執行現有的法規，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制止違法行為，而且實際上通過與開發商的緊密關系而獲得經濟利益。”
白振俠手舉“還我健康﹐還我公正﹐還我人權”的告示牌。(多維資料)
中國經濟時報2003年11月26日的社論中指出：“實際上，恰恰是行政權力的直接介入，違法，強制拆遷的肆虐給憲法和國家法律秩序造成的顛覆性破壞維系了社會的長治久安。” 國際人權觀察的報告中指出﹕中國薄弱的司法體系經常無法維護拆遷戶的權力﹐拆遷戶試圖在地方法院伸冤﹐但許多人發現法院拒絕審理他們的案子﹐因為地方官員向法官和律師施加了壓力。
白振俠當時面臨的就是這種來自行政權力與暴利驅使下的開發商雙重的壓力，從他將自己全副“武裝”和層層設防的行為中，不難看出他深知對方可能使用的種種手段讓其就範，深知隻有自己的生命才是自己最后的一條防線，同樣，他也深知自己的冤屈在那個環境中不可能得到昭雪。
白振俠在海外沒有任何親戚朋友，為買通一份商業活動的邀請函和順利取得護照簽証，他花費了大把的錢（據他說，前后花掉23萬人民幣）。
他於2002年12月11日到達美國，當月31日便向洛杉磯中領館遞交了申訴材料，一位姓張的副領事接待了他，並答應將其向有關部門轉交。在等待了幾個月不見回音后，他又將另一份材料寄給華盛頓DC的中國大使館，要求轉交中計委或國務院。而這之后，又是漫長的等待。
“那位姓張的副領事倒是經常打來電話，有時一聊就是一個多小時，沒有解決問題的方案，沒有對我提出的要求的答復，除了叫我耐心地等待，還是等待。”白振俠說，“甚至，他竟勸我想辦法留下來，就是希望我弄個身份，留在美國，把過去的事慢慢淡忘掉了，（張領事已回國述職，記者沒能與他聯系上）那怎麼可能呢？我從沒想到過要留在美國，我不懂英語，在這裡怎麼生活呢？苟且生存？那我還不如當初就在國內忍氣吞聲地窩下去了呢！”
“我曾天真地認為﹐通過住外領事館﹐中國的高層官員能夠收到我的申訴材料﹐會重視我的冤情﹐我可以很快回國。然而﹐等待讓我感到越來越失望了。”
白振俠在院子了掛起充滿“氨水”的燒瓶﹐地面上鋪上帶有鐵釘的木板﹐以阻止警察及推土機的進入。(多維資料)
2003年9月，白振俠來到華盛頓DC的中國大使館，大使館的李斯寧先生接待了他，卻也不過是勸他耐心等待，說總會有解決的辦法。幾個月后，李在白振俠的反復詢問是否得到國內的回復時，曾說，“這事他們（指拆遷辦）做得時有些不妥，可你也有些過分。”各打五十大板，卻“一直也沒有拿出一個確切的解決方案。”
“我怎麼做的過分了？”白振俠質問到，“如果有法律保護我們草民的切身利益，保護我們最基本的居住權，我還用得著做出那種行為嗎？搬遷牽扯到雙方的利益，為什麼老百姓這一方就沒有說話的權利？沒有討價還價的權力呢？你定價格，不許還嘴，還動用執法系統，強迫我們就范，這簡直就像將一個女人強奸了，隨便扔下倆錢，就把她扔到大街上去了，還不許鳴冤？有一點反抗的表現就給你推到監獄裡去。就象是你口袋裡裝者100塊錢﹐他搶走你80﹐給你留點兒﹐你還不能求救﹐不能報警﹐否則把你扔進監獄裡﹐這不是強盜又是什麼呢？流氓加強盜。”
“我跟他們說過，即使是給我35萬45萬，我也不會感激他們，因為那是刀子架在我脖子上簽訂的協議，是對我人格的侮辱。我一向恪守的格言就是：一個人的高貴，在乎其人格的高貴，在乎其為維護其人格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和犧牲。”他說。
白振俠由於身體衰弱而在打工時留下手指關節腫大的症狀。(多維資料)
白振俠真的沒有過留在美國的打算，盡管有人願意幫忙申請各種方法的避難，他也沒有考慮過。他在絕食時貼出的聲明中寫道：“盡管我非常熱愛這個偉大，自由和民主的國家，但我並不想以一個不光彩的身份生活在這裡，不想成為美國納稅人的負擔。”他在身體虛弱多病的時候，朋友幫他申請了一張美國政府給那些沒有身份的人辦理的醫療卡，他經常進醫院為自己的胃腸病求藥，對此，他心懷感激。
在那些等待的日子裡，他也去打過工，“掙點錢，能有口飯吃，就行了。”他在洛杉磯墨西哥人的修車行裡做工，“手藝比墨西哥人強多了，老板說，‘你看，我給你的錢比給我老鄉的錢還多，就這樣，你還不想長干下去，我真搞不明白。’”對此，他隻是笑笑。
身體虛弱，許多體力活都不能勝任，“我做過給人足底按摩，雖然也挺費力，但可以坐著，這樣好些。”白振俠伸出兩個手掌，食指的指關節異常粗大，“看，這就是揉腳揉的，身體不行，稍微一動哪兒，哪兒就水腫。”
“我不想在這兒打工生存下去，我想堂堂正正地生活，像個人一樣地生活。”他又激動起來，“我慢慢發現，領館不能給我什麼答復，他們隻是想拖著我，讓我漸漸地沒了申訴的力氣和精力。”
絕食第一天﹐白振俠受到過往行人的問訊﹐並接到手機裡關心他的朋友的問侯。(多維資料)
白振俠決定用絕食來表達自己的抗議之后，便開始了積極的准備。“家庭旅館”裡的室友不理解，笑他拿雞蛋去撞石頭，對此，他說：“每個人活著的目的不一樣，對我來說，活著就要活得有做人的尊嚴，有精神的自由。否則，那不成了一團行尸走肉？”
打工的同事和老板也勸解他，“這麼做值當嗎？”他說，“我看到太多的同胞都麻木了，逆來順受慣了，都不願為了自己的利益去犧牲些什麼。一個人連自己的利益都不去爭取，一個民族能成為什麼樣呢？一切都是靠別人犧牲，為自己指＠糠催^來還笑人家傻瓜，笨蛋，好像聰明人都是那些知道怎麼繞過去的人。門關上了可以走下水道。”
“我是要打碎那扇門沖出去的，因為我是人，我要走門而出。我抗爭不是為了別人，是為我自己。如果我的行為產生保護自己權益的效果，同時如果能衍生出一個副產品，使別人受益，那是別人的福氣。我對得起自己，對得起自己的尊嚴，就夠了。如果你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別人，那你會失望，痛苦，隻有你自己不會拋棄你自己。”
老板和同事無言以對，隻有回答：“到時候我們去看你，給你送些水。”
有人聽到白振俠的故事，第一個反映是“這人是不是精神不正常？”然而，當他們見到他時，會發現白振俠神志很清醒，邏輯清晰。他的臉上有一股顯而易見的倔強和剛毅，又時常夾雜著一絲無奈的痛楚。他的頭頂上已經開始出現謝頂, 眼睛下方由於長期的睡眠不足而有一環深深的眼袋，“身體不好，這兩年來精神狀況更差，心老啦。”他解釋說。他說話的聲音渾厚﹐許多話都象是經過了多年的思考之後得出的人生總結﹐不時也崩出幾句玩笑話﹐然後自己先爽朗地笑了。
白振俠在曼哈頓第一大道和47街交界處的公園裡﹐度過了他絕食的第一天。(多維資料)
在聯合國前的公園裡﹐當太陽漸漸落山﹐過往行人越見稀少﹐絕食一天的感覺還算能夠支撐﹐只是說話時不再有平日的底氣。他打開手機﹐接到關心著自己的朋友打來的電話問訊﹐他疲倦地寒暄幾句﹐“還行﹐我還行。”
………………
孤獨的絕食者
---白振俠絕食事件追蹤報導之四
《多維時報》記者 洪浩
淩晨四點鐘，白振俠被一陣冷風襲醒，他坐起來，環視了一下四周。號稱不夜城的紐約曼哈頓，在遠離鬧市的最東側，街上卻是空無一人。距他兩三米遠公園裏的一盞街燈射出昏黃的光線，頭頂樹蔭的縫隙中漆黑的夜空裏散落著幾顆星星。
他上身穿著自己帶來的羽絨服，腿上的單褲外套著頭一天《世界日報》記者採訪時留給他的兩隻塑膠口袋，身下墊著緬甸絕食人們臨走時送給他的塑膠泡沫板，“躺在上面比躺在地板上可好多了。”緬甸人對他說。
即使是長期的睡眠不足，一旦醒來，他也很難再倒頭睡回去。白振俠在第一大道和47街交界處的HAMMARSKJOLD公園裏絕食已經四天了，他的胃已經感覺到隱隱的刺痛，四天裏，經過他那已經脆弱的胃腸道的只有白水，他甚至拒絕了別人送來的橙汁。時不常地他要起來走動走動，每一次站立起來，腦袋裏便有些發懵，身體不禁蹣跚晃動。
一個人的時刻是思考的時刻，儘管思考已經成為體能的負擔，但在這萬籟俱寂的黑夜，除了自己腦海中的思緒，還有什麼能陪伴他呢？
最多進入他腦海裏的是女兒，臨出門前沒能打通和女兒的電話，這不能不讓他感到遺憾。女兒今年十四歲了，書念的怎麼樣了？生活中是否有什麼不順心？過馬路要加小心，最念叨的，不知她是否能夠理解父親的所作所為到底是為了什麼。
再有，就是過去那些北京的朋友們，他們中幾乎沒有人支持他絕食的行動，“老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啊。”朋友們曾在電話中反復叮嚀。
還有，十幾年前離了婚帶著女兒的前妻，相愛四年要不是出了強制拆遷的事已經和他共結連理的未婚妻，當年他和員警對峙時偷偷叫兒子給他送吃的的鄰居大哥，他從拘留所裏被放出來後拉著她的手流著淚誇他為大家出了口氣的街坊老太太……
還有他那心愛的摩托車……
夜裏的孤獨是可以忍受的，“因為你有預備，黑夜總是留給自己的。”
而白天的大部分時間裏，他面對著同樣的孤獨。紐約這個世界都市，人們對於身邊的任何事都見怪不怪，冷漠或許並非不願關注，或許關注過的事情太多都是有始無終，或許一個人的抗爭永遠都是太微不足道，因而反抗的人們總是要人多勢眾。每天每個人都有太多個人的事情需要忙碌，“咱不是在爭取自己的利益嗎？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利益而忙碌是不該被指責的。”他這麼說。
白振俠絕食的第三天正是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又一個節日他原本可以在家裏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又一個節日他沒能帶著女兒去看看天安門廣場上的花叢。在他開始絕食的那天，在橫跨曼哈頓的另一側，幾天前他曾拜訪過的領事館裏，正舉行著國慶招待會，共和國的外交部長李肇星在座，城裏有頭有臉的人們都被邀請而聚集在那裏，在酒香肉菜中祝賀著共和國的生日，卻沒有人理會一位共和國的子民，在異鄉異地一個僻靜的角落，用饑腸轆轆的方式抗議著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
在聯合國大樓及附近大樓裏工作的人們行來過往，戀愛中的情侶腳步輕盈，周圍居民區裏的人們經常遛著狗從他身邊擦過，畫有自由女神像的雙層旅遊巴士間或在他面前的路口停下，車上的遊人們好奇地將他攝在自己的鏡頭中。
時常，會有操著漢語的同胞遊客們走過，他們舉著各種新舊款式的照相機，對著聯合國大樓及周圍的雕塑哢嚓哢嚓地拍上一陣，從他身邊走過時卻只是好奇地撇上一眼，並不過問，然後留下一個萬分不解的眼神。
緬甸人的絕食隊伍已經絕食了十幾天了，至今還能在每天日落的時候呼上幾分鐘的口號，或是唱幾段革命歌曲，他們每天天一黑就撤走，早晨才來重新安營紮寨，蠟燭，花束，招貼板，帳篷，車接車送。“有組織就是不一樣，人多勁兒足。”白振俠望著他們的陣營，打趣地笑笑。
偶爾，有人停下來，對著白振俠支架上的申訴書仔細閱讀一遍。他們中的一些人會走近來，試圖和他攀談，但是，他不諳英文，身邊又沒人翻譯，只好把自己準備好的英文材料遞過去，說聲謝謝。
一位白人老太太囇Y咕嚕地說了些什麼之後，往他手裏塞進二十元錢，他嘴裏道著謝，卻執意不肯收下。
三位穿著得體從聯合國大樓裏走出的華人將他的張貼仔細看過，似乎不願暴露自己的身份，他們把脖子上掛著的身份牌掖進口袋裏，卻還是被他看到了沒有掩蓋住的CHINA字樣。其中一個六十來歲的長者開導他說：想開點，一切都在變，會變得更好，二十年後，會大不一樣的，身體要緊，要留著過好日子……云云。白振俠點頭應承著，他不想多做解釋，儘管他想說，好日子是要靠爭取來的。但是，他不想拂了對方的好意，嘴裏道著謝，心裏也著實感激著每一個對他關注的人。長者從口袋裏掏出一張二十元的鈔票，送到他手裏，隨行的另外兩個人也從口袋裏摸索出一把鈔票，遞過來。白振俠推辭了一番，收下了。
來的最多的是法輪功成員，幾位中年婦女和一位白人男子，先後來和他聊天兒，向他宣傳法輪功的道理，他耐心地聽她們的宣講，不過，他知道，他所做的事是一件個人行為，“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爭取以西aod上升不到多麼高的境界。他說：“我感謝她們的關心，由衷地真盏馗兄x。”
兩位民呷耸浚肮褡h政”的執行主席唐伯橋和“中國反政治迫害同盟”的秘書長周勇軍，來到他絕食的地方，唐伯橋為他帶來一床棉被和枕頭，三人坐著暢談了一個來小時。
新唐人電視臺來做了採訪，並在10月1日的電視節目中播出。
家住曼哈頓做投資工作的李先生10月2日一大早就帶著全家來到公園，“我是在多維上看到你的消息的，就想來看看你。瘦了，比照片上明顯是瘦了。精神還是蠻好的嘛。”李先生的媽媽用贊許的目光打量著白振俠，“小夥子，好樣的。”
李先生傍晚的時候又開車轉了回來，從車上搬下一堆剛採買來的物品，“這是帳篷，這是睡袋，還有雨衣雨褲，”他七手八腳地把包裝拆了封，幾個人不一會兒就把帳篷支了起來，“這下晚上不怕涼了，颳風下雨都不怕，您這得要做長期鬥爭的打算，咱們支持你。”他還買來一箱礦泉水，一把折疊椅，一支手電筒。“您想的真周到，”白振俠謝到。
李先生車子開走後，沒幾分鐘，他又回來了，這次手裏捧的是牙膏牙刷，“現在就用得上，乾乾淨淨地，保重身體。”
做房屋裝修工作的何先生是下了班後趕來的，“我也是來看看你需要些什麼，前兩天就一直想來，工作忙，明天休息，今天就過來看看。”何先生說他另外幾個朋友都會來聲援白振俠，“我們說好了，輪流來給你打打氣。”他勸白振俠保重身體，要麼乾脆就留下，他說：“我是做裝修工作的，我知道，這紐約有那麼多的房子裝裝修修的，就沒有哪個是美國哪一級政府說要你搬遷，出個價錢，你就得走人的。政府要私人的房地是要花大價錢的，哪有低於市場價格的道理？你呀，也別想著回去了，有本事，在美國總會活好的。”
望著這些好心同胞的背影，望著眼前的各種物品，白振俠有點動了感情：“這世上還是有這麼多有同情心的人啊！”他強忍著沒讓眼淚掉下來，將話題轉移開，“這下，這絕食可有點奢侈了。”他自嘲地笑了。
夜幕又一次垂下，人們也漸漸散去，等待他的是又一個漫漫長夜和無盡的寂寥，也許，越來越多的支援會帶給他一絲安慰，至少對那些關注的回味可以讓睡夢更香甜。白振俠拉開帳篷的拉鏈門，輕輕鑽了進去。
在他身後十來米遠的地方，是一個以好萊塢老牌影后凱薩琳.赫本的名字命名的花園，以紀念曾經在附近居住過的這位傳奇人物。穿過花園裏的一排長椅和茂密的綠色植物，有一座以她的畫作為膜板雕刻而成的麋鹿雕像，一向崇尚返朴自然的赫本在這裏留下了她經典的座右銘：做你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情，至少你可以讓一個人感到快樂。
- Re: 鈥滄垜瑕佸埌椹村悎??V?閶堛偨^椋熲�� 鐧芥尟?b鐫浜嬩欢杩藉姯?缃�posted on 10/13/2004
真想怎么帮他一把，给点零花钱或日用品什么，然后在他身边站一会儿,使他觉得不孤单。
国内的舆论怎么就不多报道点呢，良心都给狗吃了，tnnd! - posted on 10/17/2004
非暴力抗争在中国的前途 ·何清涟·
今年以来，在数次拆迁引发的抗争事件中，受害者选择的抗争形式表明，中国的社会冲突已经逼近公众忍耐的临界点。
笔者顺便挑选三次事件加以分析：一是今年８月１日凌晨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镇师家河村因土地纠纷引起的警民流血冲突；二是今年５月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安仁坊的暴力拆迁事件；三是从９月下旬开始北京市民白振侠因拆迁遭受冤屈申诉无门，在美国联合国广场绝食抗议事件。
从事件发生的地点、人物的社会地位及其抗争方式特点分析，这三起事件没有一处是“天高皇帝远”、没有“王法”管著的地方：北京是“天子脚下的皇城地面”，按理应该是最文明、最有法制意识的地方，受了冤以后“告御状”（上访）似乎也有地利之便。另外两起则发生于大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省会城市，西安承接煌煌汉唐文明余绪，有“西都”之称；河南号称“中原”，一向被视为中华文明的中心与发源地，两省政府在招商引资时，更是从未忘记渲染自己“悠久的历史文明”。
三起事件的利益受损者，郑州是近郊村民，安仁坊居民与白振侠是市民，从他们的抗争方式及对法律的认知程度来说，应该说代表了中国人民中等偏上水平。郑州师家河村民只因不满当地党员干部在非法变卖土地过程中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决定派人上访中央。但决定刚刚做出，当地政府就派出６００名防暴警察进村逮捕带头反抗干部的村民，并开枪镇压村民，造成３０人被橡皮子弹射中受伤，据郑州市民向自由亚洲电台反映，受伤最重的村民身中８弹，该市公安局通知全市医院，每取一颗子弹必须收费３，０００元。可见这“执政能力”往“防患于未然”之方向加强，已到滴水不漏之境。
安仁坊拆迁事件，其实是当地政府官员亲自坐镇指挥，使用黑社会手法制造的暴力拆迁事件。从安仁坊居民们散发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抗争有几个特点：第一，充分了解中国现有法律法规及中央政府文件；第二，懂得援引湖南嘉禾与陕西周至地方政府合理处理暴力拆迁事件的案例；第三，他们诉诸舆论，希望形成社会压力，改变政府的非法行为。从其材料标题可以看出他们的抗争技巧：“安仁坊暴力拆迁欺上瞒下，有恃无恐”，所谓“欺上瞒下”，是给“上级”与受雇参与暴力拆迁的学生与各种无业人员（其中可能有下岗者）留了余地，设想他们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助纣为虐的，希望打击面只集中在区长副区长几位官员身上，以便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同情。
白振侠个人的抗争则将中国民众反暴力拆迁的个人英雄剧上演到最高水平。为了让拆迁者不那么容易得手，他曾穿上自制的布满钢钉的盔甲，用铁链将自己固定于地面之上，这一措施类乎于动物界刺宀护身的方式。他也选择过向媒体反映，向所有他能够想得到的官方机构如中纪委反映的抗争方式，但无一得到回应。于是他千方百计飘洋过海，来到美国，向中国驻外领馆多方申诉无果，最后迫不得已选择了他认为“让中国人出丑”的方式——到联合国大厦前绝食，希望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为他自己及同类受害者趟出一条荆棘之路。
笔者注意到白说过的几段话：“作为一个人，我们已经失去了许多权力，我们都忍受了，但是，这个最后的、最最基本的生存权力、居住权力，都被剥夺了，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的呢？”“我不求与什么体制对抗，我也不想做什么组织的枪子，我只想维护自己应得的一点权益，所以，我要一个人，绝食下去。”这些话说明这个硬汉很知道在中国个人反抗强权的底线在哪里，为了不被中国政府习惯性地用“与海外反华势力勾结”名义栽赃，他选择了一条最孤独无助最悲壮的反抗之路。
笔者曾见到有论者分析，中国老百姓还没学会合法抗争，应该走当年印度圣雄甘地，南非曼德拉那种非暴力抗争道路。但如果仔细分析上述三个案例，就会发现，中国民众其实已经很懂得如何合法抗争，只是他们面对的威权政体与当年甘地对抗的英殖民政府、曼德拉对抗的南非政府有本质的差异。那两个政府毕竟是民主政体，这种民主政治体制给了甘地与曼德拉一定的活动腾挪余地，与此同时，当时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及支援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商业利益的关系，如今的国际社会不同于当年甘地与曼德拉面临的国际社会，中国的威权体制也比那两个政府蛮横得多，公权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与暴力合法化已经成了政府行政的特点。在这种情势下，公众的非暴力抗争，较之甘地与曼德拉要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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