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四五十年代的两位着名文学批评家豪威和威尔逊年轻时都是支持苏联的极左思想家，后认清斯大林的极权本性，转而成为社会革命家。

　　五十年代初期，我自密苏里州来纽约定居，当时正是麦卡锡参议员反共跋扈时代，年青朋友间讨论政治情况热烈。我在格林威治村与布禄伦高地结识了一些朋友，都是思想左倾、初出茅庐的艺术家或作家，其中一个名叫卡洛儿的犹太少女，特别聪慧，读过不少文学作品，谈文论艺头头是道。每个星期日早晨，我在布禄伦高地她的公寓中阳光照射下，一起□咖啡讨论乔伊斯，亨利米勒，以及我们所喜爱的两位权威文学评论家：爱德蒙威尔逊与欧文豪威。最近一本豪威新传记的出版，令我不禁想起这两位曾经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后来对斯大林实践失望的社会主义理想家。

◎　豪威五十年代成为着名文学家

　　这本新书名为《欧文豪威：一个充满热情异见的生涯》（Ｉｒｖｉｎｇ　Ｈｏｗｅ：Ａ　Ｌｉｆｅ　Ｏｆ　Ｐａｓｓｉｏｎａｔｅ　Ｄｉｓｓｅｎｔ）作者Ｇｅｒａｌｄ　Ｓｏｒｉｎ是州立纽约大学历史教授。豪威（１９２０－１９９３）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移民家庭。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造成不少思想激烈份子，豪威受了当时进步文学与政治思想的薰陶，后来在左翼文学杂志《党派评论》撰述文学批评，于五十年代成为最着名文学评论家之一。他拥有许多读者，但由于他的思想偏激，也在文艺界树了不少文敌。在青年时期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这本新传记就是解释他如何从一个极左思想份子转化为对苏联极权主义失望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过程。

　　在四十年代后期与五十年代初的时代，要想从共产桎梏中脱离出来并非易事。当时有「纽约知识份子」（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之称的纽约一批知名文人大多是犹太裔，并多是马克思主义信徒，豪威是一位。不过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数年中，他的信仰慢慢转变，终而割断了他与教条性共产主义思想的脐带，转化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于一九五四年创办了「异见」（Ｄｉｓｓｅｎｔ）杂志，鼓吹民主社会主义，他总不忘指出：没有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有民主社会主义，而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能没有民主。

　　替豪威思想启蒙的乃是文学作品，他于十三岁即开始阅读英国诗人济慈、弥尔顿、华兹华斯的作品。他对托洛茨基主义入迷也起始于阅读托洛茨基的文学批评（以唯物辩证法为理论根据）。他对政治与文学的并行兴趣助成了他于一九五七年出版的第一部着作《政治与小说》（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一本在二次大战结束后数年内透过文学镜片的政治思索结晶。

　　作为一位纽约知识份子，他没有忘记犹太裔之神，他成为具有马克思思想的国际主义者似是自然而然的事。他在幼时学了意第绪语（Ｙｉｄｄｉｓｈ），从意第绪文学作品中更熟悉了犹太传统，后来将意弟绪文学编译为英文介绍给英国读者。第一部文集就载有波兰犹太难民艾萨克Ｂ。辛格（Ｉｓｓａｃ　Ｂ　Ｓｉｎｇｅｒ）的短篇小说《愚人金波（Ｇｉｍｐｅｌ　Ｔｈｅ　Ｆｏｏｌ），译者是青年作家索尔贝娄（Ｓａｕｌ　Ｂｅｌｌｏｗ）。当时无名的辛格与贝娄后来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意第绪文学成为纽约犹太知识份子（多出身于来自东欧的移民家庭）的精神食粮。在美国的所谓ＷＡＳＰ（白种、英裔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主流社会中，犹太知识份子祖传文化的渗入，大大改造了美国文化性质。豪威于一九七六年出版的《我们祖裔的世界》（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Ｏｕｒ　Ｆａｔｈｅｒｓ）阐述了犹太裔社会主义思想者移民在纽约的历史。豪威就成长在这种气氛中。

　　值得注意的是，豪威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支。他早已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一下子改变社会全貌。他的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异见》杂志就吸引了不少对共产主义失望的知识份子读者。归根结匠，豪威乃是思想家而不是革命家。他的最后职位是纽约市立大学「杰出文学教授」，对年轻同僚的情绪化的学术态度常常不以为然。

◎　威尔逊是正统ＷＡＳＰ

　　豪威的事迹令我想到五十年代的另一位权威的文学评论家：爱德蒙威尔逊（Ｅｄｍｕｎｄ　Ｗｉｌｓｏｎ，１８９５－１９７２）。相似者是他们都是于青年时醉心于马克思主义而后来失望的作家，所不同者是豪威是纽约犹太移民知识份子，而威尔逊则是新英格兰出身的正统ＷＡＳＰ。威尔逊年纪较豪威大了一辈，于一九三一年即出版了一本讨论现代主义派作家的《亚克塞尔的城堡》（Ａｘｅｌ’ｓ　Ｃａｓｔｌｅ）而成名。在思想上，他对矿工与劳工阶级贫苦发生兴趣，不过他的野心还是在写小说。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引起他对劳苦阶级的关注，同时他以为华尔街金融倒坍引起资本主义死亡未始不是幸事。从此他就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虽然他从未加入共产党，但他确信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地帮助劳工阶级。他一生着作甚多，包括评论、小说、散文、诗歌。可是对我而言，他的有关社会思想两本书最有意义，一是一九四零年讨论革命意识形态的《往芬兰站》（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ｎｌｎｄ　Ｓｔａｔｉｏｎ）、一是一九五八年讨论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地震》（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　记述苏联革命历史的《前往芬兰站》

　　我因自己一生思想的转变，常对所仰慕的名作家思想过程发生兴趣。威尔逊于一九三五年动笔写作《前往芬兰站》时，尚在劝告那位对共产主义热情已冷却的朋友约翰派索斯（Ｊｏｈｎ　Ｄｏｓ　Ｐａｓｓｏｓ）：「斯大林乃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他正在俄罗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

　　不久他就去苏联访问，回来后写了报导，开始对苏联的「民主」起疑。到了一九三八年他写道：「他们甚至尚没有民主机构的苗头……他们所有的只是受一具政治机器控制的极权主义社会。」一九三九年十月他决定了新书之名《前往芬兰站》（当时苏联恰在侵吞芬兰）。

　　《前往芬兰站》于一九四零年九月出版时，托洛茨基恰于一个月前在墨西哥遇刺，而一年前苏联刚与希特勒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的政治大清算也使世界着名左倾作家对共产主义失望。法国的安德鲁纪德（Ａｎｄｒｅ　Ｇｉｄｅ）美国的派索斯都曾去苏联访问，英国的乔治奥威尔（参加过西班牙内战）都发表了对苏联表示异见的文章，而左翼刊物（党派评论》于此时已成为「反共的左翼」，（参阅本刊去年十一月号拙作《美国左翼文学时代的结束》）。

　　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往芬兰站》只销了四千余册。此书于一九七二年威尔逊逝世时再版，才又引起读书界注意。威尔逊于临死前写篇新序有言：「我根本没有预兆苏联会变成为世界前所未有的最骇人暴政之一，也没想到斯大林是个最无情、最残忍、最无耻的俄罗斯沙皇。这本书可以当作忠实报导革命家们自以为在『替改良的世界』做好事的纪事录。」

　　问题不在斯大林，而是在作者对列宁的重视，他把列宁视为「知识份子兼活动家」的人物。列宁给他的印象（根据他所读的共党材料）是个「毫不自私的人道主义者」，而其实，列宁乃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政客。威尔逊文友纳博拜夫（Ｖ　Ｎａｂｏｋｏｖ）于一九四零年读了《往芬兰站》后告作者，列宁乃是「一桶表面满装了人道、底下躺了死鼠的牛奶。」不过威尔逊在新序中并未说明斯大林的恐怖暴政（大清算，西伯利亚集中营等），实际上乃起源于列宁。

　　记述苏联革命历史的《前往芬兰站》，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威尔逊指出拿破仑背叛了法国大革命，但在书的终结时没有同样地指出列宁背叛了马克思社会主义。他的结论虽给斯大林恶行作了检讨，对列宁却取宽恕态度。他相信他所写的是有关把思想概念（马克思主义）转化为行动（革命）、把想像转化为现实的成功史，但是（往芬兰站》归底结底还是一个有关革命失败的故事。我们已不再是因为要知晓俄罗斯大革命而读此书，我们被吸引的是书名的副题：「一个对历史记述与行为的研究」。威尔逊指出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托洛斯基都相信历史把持了对生活意义的关键。当他开始写作《往芬兰站》时，他也相信历史乃是关键：世界经济大萧条引致共产主义思想的蔓延。

　　虽然对苏联革命失望，他还是敬仰马克思，他的文学批评就透露了他对历史辩证法有修养的痕迹。他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以文学评论着称，要研究他的思想过程，我们非读《往芬兰站》不可。

　　在今日的美国文学评论界中，没有一个达到威尔逊与豪威的权威地位。威尔逊当年在《纽约客》杂志发表文章，今日最具深刻见解的文学评论可在《纽约书评》双周刊（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ｏｏｋｓ）找到。而《纽约书评》也被视为「左翼」刊物，取代了刚停刊的《党派评论》地位。

权威评论家传记出版纽约／董鼎山二零零三年五月一日于纽约

〔摘自２００３年６月号《开放》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