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惶然录》札记之一
《惶然录》第三篇，题名《上帝的剥削》，费尔南多·佩索阿这样写着：
“有一天，一个朋友，作为一家生意做遍全国的火爆公司的合股人，认为我的工资明显地太低了，对我说：‘索阿雷斯，你被剥削了。’这句话使我意识到，我确实如此。但是，任何人在当前生活中的命运就是被剥削，那么我的问题只能是：被V先生及其纺织品公司剥削，是否就比被虚幻、荣耀、愤懑、嫉妒或者无望一类东西来剥削更糟糕呢？”
他接着又来了一句：“一些先知和圣徒行走于空空人世，他们被他们的上帝剥削。”
作为小职员的佩索阿先生的意思很简单，既然都是处于被剥削的苦难状态中，那就实在没有必要去分辨哪种剥削更为高贵。正如同是奴隶，却要在脖子上烙上分明的印记，似乎是为了证实，二等的要比三等的荣耀一些——可无论怎样荣耀，也改变不了他们被奴役的身份；一如无论怎样去为剥削者的出发点找寻尊贵的理由，依然不能否认他们被剥削的事实。
可这只是佩索阿的一厢情愿而已。在现实中，可以说资本家是小职员们的上帝，可谁敢说，上帝是信徒们的资本家？这比尼采说“上帝死了”还让信徒们难受。在很多人看来，他们宁愿上帝高尚地死，也不愿意上帝去背负上剥削者的恶名。——或许这便是道德的力度？可道德，却正起源于上帝的手指。
这样看来，上帝莫非正是杀死自己的凶手？他让无辜的生灵们信靠上了他的神迹，为他们的人心立法，是为人类的道德，教他们辨别善与恶、美与丑——而这最终却弑杀了他自己。信徒们依据道德，依据美学，宁死也不承认自己与上帝是那种恶劣和丑陋的关系。他们不敢去直面人性的真实。这是上帝的疏漏，他在造人时，于人的心灵深处播撒下了那么多幽暗的种子。于是，柔弱的人们只会说，他们的信仰最起码也是一种美学，而绝不可能是赤裸裸的经济。
资本家的剥削被称为经济，上帝的剥削成了美学：剥削的美学，统治的美学，压迫的美学。原来那么多的宏大的语词，背后都潜藏着如此残酷的事物。特别是某些词组，一旦标上了“主义”的盛名，便张狂得连主体性的自由也不顾，干脆一脚踢开。“主义”成了丧失主体的学说，这正是思想的美学悖论。
佩索阿是真正的智慧之人，他看清了这些。同样，20世纪的很多小职员出身的家伙都是足够聪敏的，如奥地利的卡夫卡，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小职员的身份给了他们比大名鼎鼎的思想家们更多的警醒，使他们有强悍的勇气去审查世界真实的相貌。可公正的上帝也施予了他们以残忍的惩罚，让博尔赫斯失明，让卡夫卡和佩索阿早逝，并让他们在生前，就陷入了无边的虚无。
虚无的佩索阿认清了美学的真相，所以他不愿意走出道拉多雷斯大街——一条大街，或者一个人，便可以是生活的一切，他这样固执地坚持着，然后走近办公室的写字台——如同它是抗击生活的堡垒。他忧伤而无奈：“我有一种如此不可阻挡的温柔的感动，面对着我现实中的账本，面对着我给他人记数的账本，面对着我使用过的墨水瓶，还有不远处S弓着背写下的提货单，我的眼里充盈着泪水。我觉得我爱这一切，也许这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爱，或者，即使世上没有什么东西真的值得任何心灵所爱，而多愁善感的我却必须爱有所及。我可以滥情于区区一个墨水瓶之微，就像滥情于星空巨大无边的沙漠。”——在美学意义上，墨水瓶与星空的意义是相当的——对于一个生活的如此透彻的人而言。
2004年11月7日于宁波
- posted on 11/10/2004
佩索阿是真正的智慧之人，他看清了这些。同样，20世纪的很多小职员出身的家伙都是足够聪敏的，如奥地利的卡夫卡，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小职员的身份给了他们比大名鼎鼎的思想家们更多的警醒，使他们有强悍的勇气去审查世界真实的相貌。可公正的上帝也施予了他们以残忍的惩罚，让博尔赫斯失明，让卡夫卡和佩索阿早逝，并让他们在生前，就陷入了无边的虚无。
我不知道世界真实的相貌是什么 反正不该是一台电脑 一天三顿米饭的生活
这些太平庸 没有激情 无法呼唤灵魂的觉醒 —— 那灵魂是什么 他天天睡在一个叫做麻木的气泡里 睡眼朦胧的审视着周围过往的一切 有蚂蚁在雨后忙碌 有人在雨中奔来跑去 为的是同一回事 生存了 好一点的条件了 子女们的将来了 这些 当然都不是世界的真相 因为 随处可见 随处可闻 熟悉得几乎和每天不变的太阳一样（阴天 算是偶尔的花样 老天总算把忧郁的真理稍微透漏那么一点给人类）而于我
这就是世界 但他们都不是 属于真相的世界 真相的世界在别人那里 是我不知道的
那是归于虚无的 因为传说中每个人都将终归虚无 所以 结果 真理只出在死人口中
真相只是死亡——这是我们 目前可知的唯一尽头
然而 ，死是通往他种可能的一条途径
这是每个人唯一的安慰 也算作终极关怀吧 不要怕 既然我们制造出上帝渴望被他剥削为何还怕死亡来结束这剥削呢？？
一切真的都是不存在的么？呵呵 眼前的 皆真实 亲切 无论是否 是你想要的
（完了 不会表达了 。。。灵魂如果真的能够觉醒 看到的乏味世界也将使他再次睡去 这就是想说的 其实 谁都不比谁高明 不过转在一番繁华 一番怀疑 一番镜花水月中闲逛度日罢 运气好的 不饿 快乐 反之 则世人皆见之不平等 却 无能为力 哈哈 想说的 就这些 很无聊 不是么 烦 ）
- posted on 11/15/2004
虚脱的政治
——读《惶然录》札记之三
听费尔南多·佩索阿谈论政治，总是件很要命的事情。这个作家对政治厌恶的态度，比那些叫嚣着“生活于空无中”的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大师们还要激烈。譬如说某一天，充满着阳光和温暖的流云，气息宁静而寂寥，小职员佩索阿先生却听到了一条从远方传来的又有革命爆发的消息。“无论这些消息是真还是假，它们总能使我有一种特别的不安，有一种讥嘲和生理不适的混合之感。有些人以为他们可以通过政治鼓动来改造一切，真是使我头痛。”在他的脑袋里，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人类愚笨品质的一种疯癫性发作的范例——“一切造反者都像改良者那样愚笨，尽管后者要少一点挫败，因此要等而下之。”——他的刻薄与偏激，也很让人头疼。
佩索阿很坦率地承认，他不喜欢政治。他的看法依然是柏拉图式的，将行动与沉思分离开来，并毫无顾忌地主张，沉思的生命是高于行动的。在一章题为《完美止于行动》的文章里，他指出：“行动是一种思想的疾病，一种想象的癌症。投入行动就是放逐自己。每一个行动都是不彻底和不完善的。我梦想的诗篇，只有在我写下来之前才完美无缺。”书写之前，无疑是沉思的状态；而政治参与，也必然被他划归为行动的领域。政治是不够完美的，也不可能抵达完美——沉思是可以的。
“对世界的统治始于我们对自己的统治。统治世界的既不是忠诚，也不是不忠诚。统治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以造作和不由自主的方式，在自己身上制造出一种真正的忠诚；这种忠诚构成他们的力量，闪闪发光，使其他人的虚假忠诚黯然失色。一种自我欺骗的杰出天才，是政治家们最起码的素质。”这里对政治的鄙薄不言自明，比那些从正面抨击政治的肮脏的做法还要深刻几分。统治者，这些行动的战士，是虚伪的，同时也不够聪敏——佩索阿接着说：“只有诗人和哲学家才对世界有一种现实的洞察，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给予人们消除幻觉的礼物。”他很乐意接受这种尊贵的馈赠，并试图成为生产者。
所以，佩索阿会说：“以精神苦行来教育他人，预防恶俗的传染病，看来是我的最高命运，使我愿意成为一个内心生活的教师。”很明显，自我的心灵生活的丰盛圆满，是他最高的德行。从这点出发，他无情地批判革命与改良：“革命者和改良者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他们缺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是他们的一切，或者缺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他们自己的生命存在——这几乎是他们的一切。他们逃避到改变他人和改变外部世界的向往中去。革命和改良都是一种逃避。征伐就是一个人没有能力与自己搏斗的证明，改良就是一个人完全无助的证明。”我相信，这番话足以让那些热衷于政治生活的人们瞠目结舌，在大革命的年代，这也可能将佩索阿先生送上浸满血痕的绞刑架。在道德杀人的重压下，佩索阿也绝对不是无辜的。居然敢宣称革命与改良是软弱的逃避行为——总算给政治的魔爪抓住了言论的辫子，要知道，政治可是处心积虑地想着敲开沉思者的孤寂大门的。
佩索阿是相当幸运的，作为一个公司的会计，他在与数字做艰苦搏斗的同时，也可以惬意地经营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在他那个单调乏味的办公室里，不用在乎是否有人窃听，他的思想不发出声音，那是沉默的诗学。在他的思想王国里，也是有政治影子游荡的。比如说对臣民的划分，现实里的革命派，“在资产阶级与人民之间，在贵族与人民之间，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勾画出来的区别”，是一个粗糙而严重的失误；他认为，“人们能够描述的真实区别，只存在于社会的顺从者与非顺从者之间；剩下的区别则只存在于文学和劣质文学之间。”这个慰藉着他的孤独的想法，使他做出这样的排列：一边是国家首领列宁和墨索里尼，是议员歌德，是上议员雨果……一边是天马行空的莎士比亚，是流浪者但丁，甚至还有耶稣本人——“他在世界上是如此微小，以致有些人怀疑他的历史性存在”……后一个队列，是那些意识世界的创造者们，被想象中的国王佩索阿引之为亲密的兄弟。
可佩索阿能否成功地生活于沉思的氛围里，而不被行动—政治的因子干扰？从他的生平事迹来探察，似乎能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但他的文本里，特别是这本《惶然录》，也潜藏着沉思的生命与行动的生命相冲突而衍生出的焦灼。出于对诗人和哲学家的向往，他想给予人们“一种消除幻觉的礼物”——这是“生产”；对于他的读者，他想做“内心生活的教师”——这是“教育”。这里的“生产”与“教育”，因其自身的经济与政治特色，依然暗含着行动的不安分的讯号。而在他的文字的其它角落，也时时流淌着行动的渴望。他终究没有将意念付诸实施，他缺乏行动的能力，尽管这导致他“形成一种根源于形而上的煎熬”。“按照我体验事物的方式，任何动态总是意味着外部世界的一种不安，一种残破；我总是害怕，在我一方的任何举动都会搅得世界天崩地裂。”因此，“我获得了一种看待行动的至诚，自从我感觉到这一点以后，它就禁止自己与这个有形的世界有任何强有力的联系。”
至此为止，我们可以冒失地得出结论，政治在佩索阿的日常生活里，一直呈现着一种虚脱的状态，近乎虚无，但不会是幻觉。政治是实在地活跃于他身边的，20世纪初的葡萄牙，也不可能在战争的边缘安宁繁殖。可在佩索阿的文本里，我们的确很难找寻到政治的踪迹，哪怕是微弱的牢骚，也仅是稀少；他从不掩饰对行动的反感，只是偶尔有着无力于行动的焦虑。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很可能被定义为犬儒主义，或者政治冷漠症的病患者，再恶毒一点，便是极权主义统治的基石——惯常的一个说法是，正是佩索阿之类的小职员式的对国事的漠不关心，才造成了极权政治的横行无忌。从这个逻辑上看，不关心政治的小职员们确实是罪孽深重了。
对于这些指责，佩索阿该是如何反应呢？无所谓，无为——这是他最可能坚持的生活美学。我们都相信，只要政治的硝烟没有蔓延到他居住的道拉多雷斯大街，他仍然会于每个早晨，不管天气怎么恶劣，一如既往地走进办公室，继续着小会计的日常工作，同时观察着生活，或多或少地写下可能会成为永恒的文字。当然，没有人能否认，佩索阿是极其幸运的，他生活在了一个沉思与行动两种生命可以毫不相干的时代（或许就是民主的时代？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宽容到允许他漠然地远离政治生活，他不必为公民身份过多操劳什么，他可以与行动—政治彼此相忘于江湖。——这多么让人羡慕，尽管这也需要一种坚忍的心态。佩索阿做到了，他比美国的隐士亨利·梭罗先生还要坦然，后者是要为逃避找理由的：“我必须承认，当有人问我对社会有何作用——对整个人类负有何种使命时，我深感汗颜。无疑，我感到惭愧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我的四处闲逛也并非没有理由。”而佩索阿就大方地强调：“行动是一种思想的疾病，一种想象的癌症。” 而“以精神苦行来教育他人，预防恶俗的传染病，看来是我的最高命运，使我愿意成为一个内心生活的教师。”——这里高傲乃至决绝的腔调，也总让我想起我更喜欢的躺在地上晒太阳的第欧根尼，他对前来向他请教问题的亚历山大帝王说：“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这个传奇实在妙不可言：对于那些生活于黑暗洞穴里而不懂得转身的人，对于那些沉迷于政治行动中而不懂得反思自身的人，他们的确难以晓得“阳光”的意义。也正是在阳光的意义上，我认同了佩索阿所代表的小职员式生活的固执：对行动的遗弃，对沉思的痴迷。
2004年11月14日于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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