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1935年6月)
二十年前，美国"展望周报"(The Outlook)总编辑阿博特(Lyman Abbott)发表了一部自传，其第一篇里记他的父亲的谈话，说："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阿博特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一句评论，他说："我父亲的话是不错的。但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他老人家的算术还有点小错。其实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还只是名词上的争论。"
这几个月里，我读了各地杂志报章上讨论"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的争论，我常常想起阿博特父子的议论。因此我又联想到五六年前我最初讨论这个文化问题时，因为用字不小心，引起的一点批评。那一年(1929)"中国基督教年鉴"(Christian Yearbook)请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题目是"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抵抗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沦。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那部年鉴出版后，潘光旦先生在"中国评论周报"里写了一篇英文书评，差不多全文是讨论我那篇短文的。他指出我在那短文里用了两个意义不全同的字，一个是wholesale wesr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一个是，wholeheartcd modernization，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 的现代化。"潘先生说，他可以完全赞成后面那个字，而不能接受前面那个字。这就是说，他可以赞成"全力现代化"，而不能赞成"全盘西化"。
陈序经、吴景超诸位先生大概不曾注意到我们在五六年英文讨论。 "全盘西化"一个口号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评，引起了不少的辩论，恐怕还是因为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点语病。这点语病是因为严格说来， "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全盘"。其实陈序经先生的原意，并不这样，至少我可以说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我一时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几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
所以我现在很诚恳的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沦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 "充分"作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
我的提议的理由是这样的：
第一。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例如我此刻穿着长袍，踏着中国缎鞋子，用的是钢笔，写的是中国字，谈的是"西化"。究竟我有"全盘西化"的百分之几?；本来可以不生问题。这里面本来没有"折衷调和"的存心，只不过是为了应用上的便利而已。我自信我的长袍和缎鞋和中国字，并没有违反我主张"充分世界化"的原则。我看了近日各位朋友的讨论，颇有太琐碎的争论，如"见女人脱帽子"，是否"见男人也应该脱帽子"；如我们"能吃番菜"，是不是我们的饮食也应该全盘西化。这些事我看都不应该成问题。人与人交际， 应该"充分"学点礼貌；饮食起居，应该"充分注意"卫生与滋养！这就够了。
第二，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赞助。例如陈序经先生说：
"吴景超先生既能承认了西方文化十二分之十以上，那么吴先生这所以异于全盘西文化论者，恐怕是毫厘之间罢。"
我却以为，与其希望别人牺牲那"毫厘之间"来迁就欠的"全盘"，不如我们自己抛弃那文字上的"全盘"来包罗一切在精神上或原则上赞成"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的人们。依我看来，"充分世界化"的原则之下，吴景超、潘光旦、张佛泉、梁实秋、沈昌晔......诸先生当然都是我们的同志，而不是论敌了。就是那发表"总答复"的十教授，他们既然提出了"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的三个标准，而这三件事又恰恰都是必须充分采用世界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的，那么，我们在这三点上边可以欢迎"总答复"以后的十教授做我们的同志了。
第三，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历史的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你尽管说基督教比我们的道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实上基督教有一两百个宗派，他们自己就互相诋毁，我们要的哪一派？若说："我们不妨采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是"全盘"了。这些问题，说"全盘西化"则都成争论的问题，说"充分世界化"则可以不成问题了。
鄙见如此，不知各位文化讨论者以为何如？
原载天津大公报1935年6月21日。据罗荣渠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选自台北出版的《胡适选集-杂文》，1990北京大学出版社页552-554
- posted on 01/04/2005
自立兄也看胡适的东西啦？引而不论，看来还是赞赏的成分居多。若论社会文化，其时还是胡适的见解为第一，浅而不薄，全面均衡，颇合进化的韵律，有种自然而然的力量。胡适的解法是可以长久的。
现代中国，凡是真正促进国家发展和变化的，能落在实处的进步，无不是全盘照搬西方而来。比如科学技术，一切的一切，凡是成系统的理论，成方法的技术，直接影响每个人衣食住行教育医疗而决不可或缺的东西，无一不是全盘照搬来自西方。政治体系虽然建立于群体的主观意志之上，受文化传统缕缕朽气的影响，还有文化自尊和面子的问题，难度要大一些，但那也应该只是早晚的事。本来这应该是胡温之辈当政后自然轮到的责任，现在看来，是悬了一些。
当然，真照搬，说来简单明确，实施起来实在是有行可循、无法可依。还得靠自己积累和摸索。胡温主政的board里面，听说唯一留学的委员是朝鲜金日成大学毕业的。唉，任重道远啊。
在俺这个少读闲书的普通人眼里，新文化才子们真是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奇迹。清末西方对中国的撞击，造就民初众星璀璨。无论是深是博、是才是情、是中是西，众才子们只言片语皆尽显性情，如今再看，虽几度夕阳红，反倒显青山忆旧在。也许我们这会儿走得还不算离那山太远，其实也看不出高低。以后时广走得远了，再回头，也许就能看出它的其实高度和形状了。真没准，能比得上春秋前秦时代的辉煌。:)
自立多保重，希望咱们今年底再多聊几句。无论国家大政，还是老夫少妻，有话头就行。:)
- posted on 01/04/2005
自立多保重，希望咱们今年底再多聊几句。无论国家大政，还是老夫少妻，有话头就行。:)
老夫少妻腻烦死了，“搞搞新意思”，还是谈谈老妻少夫吧。
大家都以为俺最近精神好，八卦黄色一个都不少地看，令胡居然也这样说。唉，谁解其中味啊，越是头痛越八卦，越是感冒越不怕冷。令胡还说我们的特务论不值得推敲。
想起一段“古”。话说当年小妖精嫁给了媒体大亨默多克，大家也有特务论一说，而且绘声绘色，捕风捉影。 一次聚会，遇见当时与邓MM耶鲁同班的同学。讲起伊来，说，不过是个周末包包饺子，悄没声儿，平庸之极一小村妇。特别形容其包饺子的姿势。笑晕。想来想去，包水饺与女特务怎么也不搭界；后来又出来一个陈文英这个女特务，又说伊稀松平常，既无姿色，又无头脑，只贪图钱财。大约当今女特务太多，才艺缩水。 - posted on 01/04/2005
令胡兄好，俺昔年愚妄之言过多，新年会更多，呵呵，也许是老了，就固执了，更固执了。
玛雅那里也多有枉言。是我的毛病了。
胡适的问题我想过。余英时近有本书是讲胡适书信的。书信四百万言。余概括分析，很精彩。胡也提到老夫少妻。杜威八十岁离婚和她秘书结婚，胡适在米国时候和她暧昧一番，到胡老年才透露，余才解读。
我倒是想起郭兰英是少夫老妻的；是我姨妈邻居，七十年代时候了，他们也骂得厉害。
胡适问题还让我想到，自由主义只有和蒋介石辈，经国辈，赫鲁晓夫辈，甘地的对手英国政府辈。。。。。也就是只有讲宪政宪法辈，才有戏。不然，就像见了鬼子那样，言说是没戏的（我近来写了一篇拙文谈这个）。
又重读英国政治类书。英国宪法不成文，可以传世，可以施行，可以有威信，真不简单。令君以后多介绍一下英国人是咋回事情，吾侪可以多得益。
无赘，拜年，向玛雅，令胡拜年！ - posted on 01/05/2005
大约三年前读过余英时论胡适学术思想的一篇论文，找了找当时的一些评论文字，以应自立的贴。有人跟我说胡适的主义就是没有主义，他的思想就是没有思想。对其不屑。我下面的文字大概是回答这种态度。三年前的贴文，粗糙得很，自立兄包涵 -
当然，太中庸太平稳太reasonable的人不易有创见。但总比一心想改造世界改造他人的fanaticism要强。设想当时若无老毛，中共被老蒋招安，日本人赶出去后，中国按老胡的意思，一个接一个的解决问题，稳健发展，中国人的灾难是否会少得多？也许早就成百姓安居乐业的民主社会了。
不过不管老胡有无思想，他提倡白话文学在我看来对中国的影响是极深远的，因从它开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才产生改变，和西方和现代接轨。后来林语堂提倡“性灵文学”都是在它的基础之上的。另外，新文化运动不但解放了一批文人的思想，也与普通百姓有了接轨，中国的社会结构不再是“士”阶层高高在上，与“民”截然分开了，那时的文人真正出自内心地开始关注小老百姓的世界和悲欢，不再以救世主自居。所以说，胡适之的文学革命是一次货真价实的民主和启蒙运动，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正面的影响，而毛润之的工农革命则相反。后人褒谁贬谁，自有公断。
历史上暴力革命往往就是倒退。激进主义者总是目光短浅的一群。当然，事过之后，我们谁都会这样说。在当时那个救亡危急的时代，能沉得住气改良的人是极品。早晚也会被众人挟持入革命洪流。
还有，胡适的全盘西化主张我认为无何不妥。现在有人反全盘西化不知是反的什么？现在人口中的全盘西化到底是指什么？象西方那样树立对个人生命的尊重和对自由的维护，有何不对？这与同时又从孔孟老庄学做人处世之道并不矛盾。全盘西化不等于丢掉祖宗，忘掉传统，至少胡适的全盘西化不是这样。五四时喊打倒“孔家店”，其实孔子的思想在今天还有很多可取之处，我昨天还在想，汉武帝“尊儒术”是不错的，错的是“独尊”，把其他的学说思想都给禁了。怕就怕思想垄断，孔子好好的一套想法最后给折腾成灭绝人性的僵化教条，说明再好的思想一但被“独尊”也会走上绝路。人类群体社会，一怕思想垄断，二怕狂热激进，毛的革命结合了这两条，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深远无穷尽，到现在还无法清除。
老胡在美求学时师从杜威(Dewey)，Instrumentalism or Experimentalism。是实用哲学，认为任何学说理论在未经实践证明前皆不可信，理论是求知的工具，而不是答案。我觉得英国的经验主义的本色就是英国人的理性和务实的态度。英国人狂热的少，走极端的少，很难想象fanaticals会是英国木头。英国的国民性值得我们好好学学。
- Re: 鑳￠��posted on 01/05/2005
我大致的看法，也是内地一些学者大致的看法是，胡适的西化即自由主义是正面的；他的白话运动问题多多，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的戕害——如书屋杂志上有李汝伦的一篇文章详细讲到这一点。所以慢板关于主义的看法鄙人赞成；关于白话的有保留。
拜年！给慢板拜年！ - Re: 鑳￠��posted on 01/06/2005
李汝伦的文章自立能否给个连接？很想拜读一下。书屋我听说过，知道是好杂志，但这边读不到。 - posted on 01/06/2005
http://www.housebook.com.cn/200411/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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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派否定中国传统是从文学开始的，改良之不足而革命之，革命之不足而连坐及妻孥、九族。“中国事事不如人”（胡适语），中国应该“全盘西化”，当此口号受到多数国人责难时，他就改“全盘西化”为“充分世界化”，两者有区别吗？没有。既然事事不如人，就要事事皆如人，那就是把自己化而成“西”。那时形成一股浪潮，否定中国的一切，包括中国人身上、嘴上、手上、脑子里的一切。
一、取消汉语，用英语或法语代替（刘半农、钱玄同）。
二、废除汉字：
1．欲使中国不亡，非取消记载道教妖言的汉字不可（钱玄同）；
2．汉字不废，中国必亡（胡适）；
3．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菌都潜藏在（汉字）里面，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鲁迅）；中国古书，页页害人。……汉字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鲁迅）；
4．语言学家设计出第一个汉字罗马化方案。后又出现汉字拉丁化方案。
5．中国文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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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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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淡却浓《学衡》云烟
李汝伦
一九二二年在南京出版了一本叫《学衡》的文学理论刊物，为《学衡》撰稿的一帮人有共同的立场、观点、情趣和理想，因此他们被称为学衡派。这批学者与新文化派异趣，也可以说他们是为反对新文化派才创办了这一刊物。学衡派人物大部分的学问素养，比之新文化派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没一个人朱紫其衣，黄马其褂，他们从未依附哪派政治强人，终生奔走，风尘于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桃李满天下，有重大成就者，不计其数。
八十年过去了，他们当年的主张、观点经得住历史的验证。
《学衡》的格局
胡适、陈独秀是以否定中国文化起家的，但其言论，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并没有市场，尤其是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其中以梅光迪为最早，梅和胡适是安徽同乡，二人关系很好，以兄弟相称，二人常在通信中讨论学问，梅对胡很是钦敬。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开始以朋友的口气讨论、相劝，但无效。二人关系越来越僵，口气越来越不好听，可以说中国两派的交锋，是在美国开始的。后来，胡适的态度，特别是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人加入战团之后，使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们愤怒，张鑫海愤慨地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学问未成，同志未集，大约就是《学衡》到一九二二年才出版的原因。梅光迪曾引春秋时楚国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子能覆楚，我必复之”。《学衡》的创刊意味着“鏖战”已经开始。
《学衡》首先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建立了基地，受到实际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曾是美国西北大学学生刘伯明的支持，刘也是位博士。梅光迪、吴宓及胡先骕合议创办，由吴任总编，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三三年七月（一九二七年停刊一年）共出版七十九期，合共十二年，比新文化派任何一个刊物都命长。它没有官方背景，没拿官方津贴，经费主要靠募捐或自掏腰包。有官方背景的章士钊曾主动捐助一千元大洋，但被他们拒收。刊物没有经费，投稿者虽然一篇篇大块文章发表，但没有“收大洋××元”的记账。他们志行高洁，谋求的不是私利。请看他们的发刊宗旨及办法：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以切实之功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煮其旨要，以见吾国文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博取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致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
《学衡》有一个整齐精粹的作者群，除了梅、吴、胡三人外，尚有刘伯明、吴芳吉、刘扑、易峻、曹慕管、张鑫海、李思纯、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郭斌凳龢、马宗霍、汤用彤、黄华、萧纯棉、柳诒征、徐则陵、张其昀、王焕龢、徐镇颚、束世征、向达、刘永济、刘盼遂、林损、王易、王浩、黄节、刘善择等。
还有大师级人物：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
光有这一作者群，就能略知《学衡》的学术水平。
攻城与略地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
中国二千年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是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胡适就是根据这样一个荒乎其唐的前提，得出个文言当废的结论。世界上各个有文字的民族，都有口头语、书面语的区别。“母病速归”是文言的书面语，用口头语则当是“老娘病重了，快些回家来”。中国文言是古代的书面语，它和古代口头语，落差不大，从《诗经》中的《风》诗可以看出，文言书面语，简洁概括，为口头白话所远远不及。在这一认知里，学衡派与章士钊、章炳麟、林琴南等古文保卫派是一致的，但有很大区别，区别在于学衡派并不反对白话文。梅光迪说：“夫革命者，以新代旧，以此易彼之谓。若古文与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之变迁，尤非革命也。”这显然是十分正确的。新文化派又以八股文为古文罪状，其实这二者完全是两回事情。八股的结构初时并非一无是处，使之框住一切文章，它就成了坏东西。梅光迪说：“夫古文与八股何涉，而必并为一谈？”清末废八股并未废古文。古文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创作了无数优秀篇章，显露了古代作家们的思想才情。梅光迪说：“盖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的价值”。
当时新文化派相信进化论，进化论成了他们研究文学的根据。胡适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套自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初听似乎没错，每个时代的文学都会带有它所处时代的时代色彩，问题在于他们要求时代只有一种文学，以前存在的文学都是死的。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这本是生物界的规律，套之于文学，就十分荒谬。
遗憾的是学衡派极少甚至没有选取这一角度予以辩驳，而花了太多的笔墨说明文言文之不可废。用文言文本体的优秀作品为例证，那才是最强有力的辩护，因为那是文言文的实践，而文言文的实践最足检验文言文的真价值和真生命力。
学衡派并不反对白话文，但他们主张的是艺术化了的白话文，学衡派主张革新而非革命。他们主张文言不必废除，可以保存，因为文言是中国数千年文学的载体，也是记录一切文化、典籍的工具。白话文当初面世时，与古文并行不悖，否则就没有了宋元语录、宋元戏曲，以及那么多文学名著。《学衡》上就发表过好几篇白话小说，包括《学衡》主编吴宓的一篇、所谓学衡派反对白话是子虚之论。
白话文由来已久，历史近千年，小说中产生过像《金瓶梅》、《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白话并非胡适所发明。正如梅光迪所说：“所谓二十世纪之活文学，并非二十世纪人所创造，仍系数千年来祖宗所创造者”，它们同是祖孙。
梅光迪所主张的文学改革是“改革第一事只须改革其流弊，而与其本体无关。如足下（指胡适）言改革，直欲将吾国文学尽行推翻，本体与流弊无别可乎？”保存的要保存，革除的要革除，区别对待，这才是正确的科学的态度。
徐世昌为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时，曾下令小学课本采用白话文。胡适自我感觉良好，大概认为这是他提倡白话文的胜利，但他不满足，立即主张中学课本上也只载白话文不要文言文。但因白话文好的太少，难选，就主张用他所喜欢的白话小说代替，包括《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白话小说。这主张真够荒唐透顶，这么多中长篇小说塞（实际上是代替）入中学课本，学生还有时间学习其他功课吗？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时曾激烈批评这一主张。梁认为学生读小说是自然的，禁也禁不住，但决不能将之列入正课，占用正课时间。学生的正课时间本来是不多的，他主张中学生要多读古文。
梁启超认为作好白话文，“文言的功夫应该很深”，这看法在当时是有共识的。朱光潜在《雨天的书》中就说：“想作好白话文，必要读文言文。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得力于古文。”朱光潜先生说：“他们也许不承认”。别人没表态，惟鲁迅表态不承认，并指责这是复古思潮，是新文艺的自杀。说他自己“自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较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于死命”。鲁迅说的“旧营垒”，就是指他读过的中国书、古文。抗战时在战时首都重庆，林语堂在一次演讲中，有一青年向他发问，提到鲁迅说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的问题，林语堂回答了一句：“鲁迅先生读的中国书比谁都多。”
一场双簧戏，半个独裁者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然而没有出现宋明以后那么多的遗老遗少，这原因很简单，不必细说，他们大多“咸与维新”了，少数的归老林泉，吟诗、书法、玩鸟、看戏，如陈宝森、陈三立、罗振玉、郑孝胥、康有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倡白话，废古文，对他们来说，毫无兴趣，没有出面一争的勇气。正如鲁迅所说“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赞同，并且也没有人反对，我想他们感到寂寞了”。正如一位演说家，既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喝倒彩，冷冷清清，有些耐不住，因此组织了一出双簧戏。先由钱玄同、刘半农“克隆”出了一个王敬轩，由钱玄同扮演，出面痛诋新文化派的荒诞不经，再由刘半农出面，狠狠地痛斥了“王敬轩”一通，大力宣传了新文化派的应天顺人，应时运而进化。世界上还没见过用这种办法自产自销，用这种级别的趣味来宣传自己和搞学术辩论的，怕是正经学人所不齿，何况堂堂大学的教授。新文化派津津乐道如何“骂倒王敬轩”，现代文学史家们当作有趣的轶事或花絮描述一番，我却为之一羞。
“骂倒王敬轩”原来倒下的是个稻草人。胡适收到梅光迪寄给他的《学衡》创刊号，他说“我没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一本《学骂》”。并指胡先骕的文章是谩骂（可见他已全看过了，不看又何以知道是学骂）。其实那《学衡》并无所谓谩骂，全是说理辩难的学术文章，骂而不还口，不是由于度量而是由于理屈词穷，避开实质性的论战。更高明的是鲁迅，避开对方的说理，只在对方文章中找几句欠通或有余波的文字，指为不通，不配与之一争。
如果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由和梅光迪辩论而促成，那么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则是接受了陈独秀的鼓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一出，首先响应并表示全力拥护和效命的是陈独秀，他立即写了《文学革命论》，文章以极端激进的语言，痛诋中国文学，提出了三个推倒，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文中除了说《诗经》的《国风》和《楚辞》斐然可观和肯定马东篱、施耐庵、曹雪芹之外，全部文学作品都是应予推倒的对象。认为从韩愈到曾国藩全是载道之文，抄袭孔孟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与八股一致。又说元、明、清小说也“为妖魔所扼，未及出胎，竟而流产”，又提出所谓十八妖魔，其文无一字有存在价值。为表示效忠的决心，陈独秀扛着上书“文化革命军”的大旗，“明目张胆地与十八妖魔宣战”，“愿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即为“吾友胡适”之前驱。
胡适既然有了“文化革命军”，有“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的人做“前驱”，胆子立即壮了起来，有了将“改良”改为“革命”的勇气，扩大化了陈独秀要推倒的中国文学，扩大成二千年来只有没有真价值、真生命的死文学。
陈独秀在文章中信心十足，他声明，文学革命“其是非甚明，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决定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的，“不容更有异议”。陈独秀也曾鼓吹过自由，但自由只归他独享，他人不得分羹。当时他还是非党人士，且未掌握枪杆子，只能算半个独裁者或口头独裁者。陈独秀虽然如此赤胆忠心地愿为胡适的“前驱”，但胡适对他的这一套却并不欣赏，立即写信给陈，指出这是专制主义作风，这话太偏执了，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
陈虽如此专制，仅面孔而已，偏有一群学衡派人士不但纷纷出来表示异议，乃至直截了当地极力反对。胡适曾指责《学衡》“谩骂”，但新文化派的《新青年》又何尝不骂，汪懋祖就指责《新青年》“如村妪泼骂，其何以折服人心？”村妪之骂加上专制之风，使外人和自己人都心凉，教授、大学的学长，风度何在？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对陈独秀表示了正当的不满。当陈将成为一个政党领袖的前夕，他被捕了，众多人为他求情，为他作出保释的签名。胡适就告诉他签名者有两位他痛骂过的“桐城谬种”，即古文学家马通伯和姚叔节，胡适说：“我怕这种不容人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之地了。”更希奇的是陈最后一次被捕，替他做辩护的律师，竟是甲寅派首领古文家的章士钊。其辩护词随后在上海《申报》发表，标题是“党即国家乎？”说陈“非危害国家也，国民党不能代表国家，是为二物。陈氏反国民党，不反国家，何危害民国可言乎？”词用的文言，党非国家，于近百年前由一古文家说出，真令人慷慨生哀。
诗、文与说话
诗是胡适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首要问题，中国文学之被否定，诗是第一个受害者。“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话怎么说，文就怎么写，诗则同样“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了。
大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诗文有别，正如男女之有别一样，如果诗向文向说话看齐，诗也就灭绝了。
胡适的这类观点早在他在美国留学时就提出来了，他受到同在美国留学的梅光迪的批评。胡适曾在信中与梅相约：“愿与足下责善规过，交相勉之”。但在实际问题上，胡适根本没考虑过梅的意见，空闻责善，不值规过，反而变本加厉，上了梁山，搞了个《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来。这篇文章标志着梅、胡友谊的正式结束。
梅光迪首先提出“足下谓‘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梅颇不以为然，诗文截然两途”。文是文，诗是诗，“诗之文学（protsedicloin）与文之文学（protsedicloi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他举华兹华斯（Wordsworth）为例，认为华兹华斯也曾力主诗文一体，且谓“诗之文字与寻常语无异，然观其诗则诗，非文也”。梅指出“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梅反对“诗家成为古人奴婢，无古人学术怀抱，而只效其形式……”定非真诗。他指出“大抵改革一事，只须改革其流弊，而与其本体无关”，“是足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本体与流弊分别对待是对的。他说“诗者，为人类最高最美之思想感情之所发宣，故其文亦需最高最美，择而又择，选而又选，加以格律音调以限制之，而后始见奇才焉”。梅光迪嘲胡适之白话自由诗如儿时所听的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命者”。他说欧美也有类似的大举革命旗者，他劝胡适“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
梅光迪对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可谓做到真正的“责善规过”，极尽诤友之义。可惜胡适昧于一偏，无法逆转。他没有像陈独秀那样不容人提出异议，毕竟是胡适的胜人处。
学衡派的又一大将胡先骕有一篇长文《评〈尝试集〉》，有人责他文中只很少一部分提到《尝试集》，似乎离题，实则作者一开始就声明了评《尝试集》必须评其诗论，如新诗之短长并古今中外之论诗之说等等，实则并未离题。作者把古今中外的诗论摆了出来，目的在于和《尝试集》及胡适之说作出对比，以证胡适理论实践之荒谬。
胡先骕说胡适主张的八不主义中如不用陈言套语，不避俗字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几条，早已是古代诗人之共识，并非胡适之首创，其实中学老师教作文时，也经常言及。至于不用典、不对仗、不模仿古人“则大可商议”。
胡先骕具体分析了用典的优劣得失，他反对用僻典和堆砌典故。胡先骕指出，胡适不知道外国诗也一样用典，荷马诗中的神话故事，已为文艺复兴以后的诗人用了又用，几于用滥。到莎士比亚、弥尔顿的诗作出来，则几乎人人都引用他们诗中的情事。问题是要看用得是否恰到好处，用得好的起到暗喻、含蓄、耐人思索的作用。胡适在后来谈不用典时，谈来谈去，也是这个意思，但胡适不认错，坚持不改“不用典”的提法。
胡适提倡白话诗，坚持俗字入诗。其实俗字入诗也不新鲜，历史上很多大诗人都曾如此。胡先骕说，俗字之能否入诗，必以能入诗者为限；即入诗后能增强诗感诗味，而非什么俗字俗语都入诗。胡先骕举了很多例证，然后问到“何胡君之白话诗不如郑子尹郑苏庵之白话诗乎？则由于胡君但能作白话而不能作诗之故”。他说胡适《尝试集》的新诗，仅仅是白话，而非白话诗。“夫诗之异于文者，文之意义，重在表现（denete），诗之意义，重在含蓄（counate）与暗示（suggest）”。
胡适之白话诗，实际是取消诗文差别，以文为诗，以白话本身为诗，诗的特点全部取消，只保留着从外国诗借来的分行排列。胡适《尝试集》流弊之大，人所共见。
胡先骕是位大植物学家，哈佛大学博士。他对我国植物学的研究有开创的功勋，我国第一间庐山植物园即由他一手创办。但他对中外文学之熟悉与研究，足使许多专家逊色。可惜那个时代给了他一个殉道者的定位，他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而死。
吴宓是《学衡》的主编，为刊物的编辑出版，他抛洒了比他人多几倍的心血。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学比较文学，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创者，被尊为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之父，曾先后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又为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自称有龙虎豹三大弟子，龙为钱锺书，虎为曹禺，豹为李健吾，晚些的弟子有季羡林、周一良、梁实秋等大家，他与大师陈寅恪有着感人泣下的生死交情。他曾放弃东北大学五千元的月薪，而自愿到东南大学去领月薪两千元，为的是编《学衡》，《学衡》的发刊宗旨等显系出自他手。为支撑《学衡》出版，他曾自掏腰包。
他不但学兼中外，渊博而精深，涉猎了新文化派不曾涉足的领域，同时还是位优秀的诗人，在诗论中他创“三境”说，自成一系，他认为胡适倡导而众人跟进的白话自由诗，是暗效美国的自由诗（freeverse），我们所熟悉的惠特曼就是其代表。笔者记得郭沫若有诗：
啊啊，惠特曼呀，
太平洋似的惠特曼呀，
啊啊，太平洋呀，
惠特曼似的太平洋呀。
一阵空喊，令人想起唐人“六郎似莲花”和“莲花似六郎”的正反比喻。
惠特曼的自由诗一出，便受到众多诗人和读者的抨击，出版社长期不予出版，但惠特曼这种不要格律音韵的自由诗在部分青年中却有市场，正如吴宓所说“今日美国虽有作此种新诗者，然实系少数少年，无名无学，自鸣得意，所有学者通人，故不以次为诗也”。
吴宓不主张诗走老路，他特别注重内容，他坚持说，改造中国诗的关键是充实其内容，即诗中应能容纳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五大洲的山川、风土、过谦、民俗、法政、科学、理论……名家著述、英雄事业、儿女之艳史幽恨、奇迹异闻、自极大以至极小”等等无不使之入诗，即他所说的，“熔铸新材料以入旧诗格律”，这就使诗扩大了它的题材，丰富了它的内容，表现更多事物，这当然会使中国数千年来的格律诗发生历史性的新变，“若无新变，何以代雄”（《文心雕龙》），“掇莎米之精英，扬李杜之光焰，创为真正的新诗”（莎指莎士比亚，米指弥尔顿）。吴宓眼中的新诗，就是这样的新诗，而不是非驴非马毫无中国诗气味的大白话。
“旧瓶装新酒”，这是新文化运动中闹腾了一阵之后，后来的人们为诗歌实践出的一条路子，因为它一不排斥新题材、新内容，并坚持诗歌的民族形式民族格律。但首位提出这一思想的，应是吴宓。
吴宓说：“诗者，以切契高妙之笔，具音律之文，表示人生之思想感情者也。”诗能“振兴民气，导扬其爱国心，培育其进取之精神”，使“民德进而国事兴”、“故善为诗者，既博学行德，以自成其思想感情之美，更揣摩谙炼，以求得韵律格调之美”。这里提出以内容美促进和影响形式美，以内容影响民心和国事，他如胡先骕一样，系统地比较了中西格律、节奏的异同，从而证明诗与文之有别，无论中外都是一样的，从而证明诗文一致不符合文学实际。这种研究无疑是学衡派对诗学的贡献，大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不用说新文化派，八十年来很少有一位诗歌理论家做下这一工作。大多数翻译诗出来不讲外国诗的格律，而把外国格律诗译成中国自由白话诗，让广大诗读者以为如此这般的洋货，土产也就可以照样炮制。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还在说“以发展新诗为主”，大讲诗词格律在“束缚思想”。
在诗文之外
新文化派否定中国传统是从文学开始的，改良之不足而革命之，革命之不足而连坐及妻孥、九族。“中国事事不如人”（胡适语），中国应该“全盘西化”，当此口号受到多数国人责难时，他就改“全盘西化”为“充分世界化”，两者有区别吗？没有。既然事事不如人，就要事事皆如人，那就是把自己化而成“西”。那时形成一股浪潮，否定中国的一切，包括中国人身上、嘴上、手上、脑子里的一切。
一、取消汉语，用英语或法语代替（刘半农、钱玄同）。
二、废除汉字：
1．欲使中国不亡，非取消记载道教妖言的汉字不可（钱玄同）；
2．汉字不废，中国必亡（胡适）；
3．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菌都潜藏在（汉字）里面，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鲁迅）；中国古书，页页害人。……汉字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鲁迅）；
4．语言学家设计出第一个汉字罗马化方案。后又出现汉字拉丁化方案。
5．中国文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
三、废除中国戏曲
1．至于“打脸”、“打把子”二法，尤为暴露我国野蛮暴戾之真象，而与美感的技术立于绝对相反的地位（陈独秀）；
2．造成义和团大乱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打脸谱演儒释道教义的中国戏”（陈独秀）；
3．废唱而归于白（胡适）（即学西方话剧）；
4．裸上体之跳虫们，挤在台上打个不止，衬着极喧闹的锣鼓，总觉得眼花缭乱，头昏欲晕（刘半农）；
5．中国戏是极野蛮的“方相氏”的变相（钱玄同）；如果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化的戏，戏馆全部封闭，要全数尽扫，尽情推翻（钱玄同）；中国戏本来算不得什么东西，……我们作新青年的文章，是给纯洁的青年看的，决不求此辈赞同百兽率舞的怪象（钱玄同）；
6．周作人以《论中国旧戏之应废》为题的文章，说“中国戏没有存在的价值”，“收起三千年的老谱”。“民族不能老作野蛮”，“终于建设一面，也只有兴欧洲式新戏的一面。”
7．“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历史的遗传不去，创造的意境不来。”“旧戏本无一驳的价值，新剧主义原是天经地义的”（傅斯年）。
四、废除中医中药
废除中医中药不自新文化运动始，清未维新派吴汝纶即提出“西医精绝，中医自古即是妄说”“医学必取资西人”，新文化派自然赞同之，以胡适为主，说：“中医之学不是‘赛先生’不足信也。”汪精卫也是中医的取消派，鲁迅更根本不信中医。此风影响极坏。
打倒孔家店的文化后遗症
新文化运动始于一九一五年，开始时主要是否定中国文学的诗文问题，至此才逐渐扩大，扩大到更广泛的文化领域，也到此才可以叫新文化运动，此前则不过是新文学运动。由以上各项可以看出，胡适、陈独秀关于文学的议论，已煽动起一批人，在社会上文化上形成了一股狂潮，极像“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是钱玄同。他原名钱德泉，在北京大学教音韵学。此公性情古板保守，反对维新派。对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或洋化人物看不惯，称为假洋鬼子，有次在饭堂吃饭，忽一位西装革履的留学生坐到他的对面，他鄙夷地端起碗离去。但对官府却极其惊惧，某次，一军官访问学校，他竟以为是捉他到官里去，急忙逃走。可在新文化运动中，不知他中了什么邪，忽然化为“左”徒，前后判若两人。胡适的《尝试集》一出来，他第一个出来批评，“未脱尽文言窠臼”；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出，他千分万分拥护，并且“最赞成”陈独秀那种不许人讨论，“不容他人匡正”的专制作风。胡适主张废除诗的格律，他和刘半农更主张废除填词，以白话诗为正体，韵文不可为正宗。张厚载写信批评他对戏曲的否定，钱玄同无理可讲（他不懂京剧），回信说：“我现在还想做点人类的正经事业，……张君以后如再有赐教，恕不奉答。”钱玄同被胡先骕讥为“舍旧学外不通欧西学说者也，乃言中国学术无丝毫价值，即将中国载籍全数付之一炬，亦不足惜”。可这位不通欧西学术的先生，对欧西学术偏偏无论什么都崇拜得五体投地。
还有一位放弃自己的专长，跟着新文化派鼓噪呐喊起哄的是柳亚子。他响应反孔言论，主张“非孝”，说父子应以兄弟相称，写诗给儿子柳无忌：“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效尔公。”既称儿子为“小友”，连兄弟也不是了，却叫“小友”呼他为“爹”（公）。不特此也，他还进一步主张废除伦常，他《次韵张天方》说：“共和已废君臣义，牙彗羞他说五伦。种种要翻千载案，堂堂还我一完人。”民国肇兴，君臣一伦当然已废，他如父子、兄弟、夫妻等也要废除掉吗？他所说的“完人”，实是没伦常的原始人、野蛮人。
柳亚子是南社的原始天尊、掌教人，但他非常支持白话诗运动，赞成废除旧诗，说五十年后就没有人懂平仄了。可他一生，直到逝世，旧诗一首跟着一首，却一首新诗也没有试过，又是一位言行相违的君子。
新文化运动发动的又一重大战役是反孔批孔，打倒孔家店。孔子本是儒家，而竟被抬升为儒教，孔子是当然的教主。其实孔子何尝像穆罕默德、释迦牟尼等那样创立了自己的教宗教义，自任教主。孔子之被奉为教主，正如老子的被奉为道教教主一样，都与他们的“教”毫无关系。蔡元培先生早就主张把孔孟的学说和后来的儒教区别开来。新文化派反儒教，无非是反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守节事大饿死事小、缠足、纳妾，还有某些封建的繁文缛节，这些全是从汉儒到宋儒搞的新产品，与孔孟无任何瓜葛，但罪名却要他们承担。
孔孟的学说是人类最好的学说，但极少被人彻底实行过。孔子学说的中心点之一是“仁”，“仁”就是人，人的双倍价值，人的道德，人的尊严。孟子主张“仁政”，但没有皇帝施行，也没有皇帝——哪怕是暴君敢于反对仁政，只有极个别的独夫民贼才公开反对仁政。如果有哪个皇帝实行百分之五的仁政，那皇帝就堪称“有道明君”了。孔子要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几千年中给人的都是“人所不欲”的东西。“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数千年来，几乎处处有人不择手段地要抓住那朵浮云。
人们以为新文化派种种过激主张是出于爱国，“爱之深，责之切”，恨铁不成钢吧，我不反对这一估计，但他们的爱国真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我只担心，国家能否经得住这么一顿热吻？那热吻里充满着敌意之心，切齿之声。如按照他们的主张，中国早就被爱得彻底灭亡了，岂仅亡国，还要灭种。试想，一个民族不要了他们的民族语言，打杀了他们的民族文字，取消了他们的民族医学、民族的戏曲、民族的文学，剩下一具赤条条的一丝不挂的像把干柴的瘦肉，再给他从外面加上一些从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这个民族还存在吗？
学衡派极端憎恶攻讦中国文化的这类言行，梅光迪说他们“日以污蔑祖国名誉，繁衍外人为事”，“日以推倒祖国学术为事”，“要亡汉文”，实为亡民族。说他们“真非中国人也”。
杜威曾来中国讲学，胡适作翻译。胡适是杜威的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曾详尽地向中国人民介绍过实验主义，从创始人皮尔士到詹姆士直到杜威。杜威被胡适称为哲学上的大革命家，他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他的实验主义。胡适不亏是杜威的高足，他把师尊的这一套，结合清代儒学家“无征不信”“不以人弊己”的观点，赫胥黎的不可知论和存疑主义糅合而成为他的观点，高度概括为“大胆的假设（或怀疑），小心的求证”。他要把一切都怀疑下去，“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明的东西”；“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至“宁肯疑而错”。胡适的大胆，首先引起当时的疑古主义，以他的弟子顾颉刚为代表，对中国的上古史，史前史等等做了怀疑，怀疑它是否真实存在过。胡适自己就认为“东周以前的历史没有一个字是可信的”，东周以后也大部分是伪史。鲁迅似乎并不怀疑中国的古代史，但他的《狂人日记》里却感到一切存在，一切人都被疑为吃人的家伙，一切言行都被怀疑为准备吃人。在书中他只看见三个字：人吃人，在仁义道德的缝里藏着。豺狼之残，狮虎之凶，但不食其类，唯中国数千年来却在人吃人，中国人连兽类都不如？！小说中狂人的怀疑是清醒的，作者也是清醒的，虽然他并未小心求证过。
胡适对中国文学“大胆”之后，尚未充分“小心”一下，就匆忙地下了“死文学”的结论。不知胡适用什么证据证明“全盘西化”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用什么证据证明“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是否中国亡了，天理就有了？
学衡派和新文化派不同，他们都有个共同的信仰对象，那就是哈佛大学的白璧德教授。白璧德是人文主义的大师。人文主义发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它是人道主义的基础，是对中世纪神学、经院哲学和封建主义的革命。人文主义反对禁欲主义，崇尚理性，崇尚道德、人性，要求建立健全的真实的人生。白璧德尊敬中国的儒家学说，特别是孔子本人，说孔子配称中国文化的代表。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的人文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人，人的尊严，人的道德、修养，而不是上帝，不是神，不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白璧德受到一大群中国留学生的尊敬，其中包括因倾慕他而来的梅光迪、梁实秋、陈寅恪等。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吴震苊、张荫麟等或著文或翻译，介绍白璧德给中国。文章后来结集成书，由新月书店出版，书名为《白璧德与人文主义》。
吴宓在胡先骕所译白璧德谈人文教育一文所作前言中说，白璧德十分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有关中国书籍无不寓目。他的人文主义是感于近代科学大昌、实业大盛，而道德思想衰落，人们唯利是图，道德全失而缘起的。他说，西方之文艺复兴与传统道德分离，而中国所谓文艺复兴（按指新文化运动）走的是西方老路，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是不明智的。白璧德认为中国应该有工业革命，国家应富强起来，以免列强侵略，但“须知中国在力求进步时，万不可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与浴水而倾弃之。简言之，虽可力攻形式主义之非，同时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
白璧德说“吾每谓孔子之道有优于吾西方之人道主义者”，认为中国之大学“应以孔子之《论语》与亚里斯多德之《论理学》相比较讲授，而美国各大学宜聘胜任之中国教授，教授中国历史及道德哲学”。梅光迪到哈佛大学之前在美国西北大学读书，后慕名拜访白璧德，发现白璧德对中国的儒家和早期道家思想有全面的理解，而且对儒家学说中纯粹的人文主义大加赞赏，看到早期道家和现代西方自然主义之间有相似之处。梅光迪说“在西方能成就于此者，白璧德要算第一人，并对白璧德品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弱点，并非熟视无睹，他密切地留意真正意义上的儒家学术的复兴运动。这种运动支持历史继承性和中国国民生活的自主性，其中也融合了一定的现代西方的因素，以进行合理的调整”。
可以说学衡派的全部活动及动力，都受到白璧德有力的影响，使他们对祖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关注，对其精华优秀的部分产生了由衷的深情，要给以维护，使它不遭受毁损，要加以继承，而不致中断。这之间必然有所扬弃，有所否定，这一点他们很明确。
中国文化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到世纪末，屡次蒙难，伦常乖舛，人性扭曲，人与人之间只许存在阶级性。后来，整个社会投入市场，市场规律指导指挥人的行为，“小人喻于利”，争权于朝，争利于市，“上下交征利”，贪得无厌，腐败遍于国中，黑道披倡，道德沦丧。金钱被赋予万能，拜金主义猖獗。科教兴国，但教育中可有人文主义内容？“文革”前就取消了人文学的院士，科学能制造机器人，不进行、不重视人文主义教育，人也会变成机器人。数字、程序可输入电脑，但人情、人欲、道德不能输入电脑。只有重视和进行人文主义教育，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才能提高，民族优秀文化也才能继承、弘扬和发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才可以存在，可以骄傲。
回目录
- posted on 01/06/2005
谢谢自立。李先生的文章很好，知道了不少新文化运动的内幕。也谢谢这个书屋的联接，以后会常常上去看看。
我隐约记得余英时评胡适时是赞赏新文化运动的。可惜忘了那本书名。
其实胡的全盘西化和新文化运动也很难分开的，他们那代人对中国文化如此恨之入骨，让人惊讶 。。。但胡的诗我是读过的，喷饭，若那也叫诗，我一夜能写出一箩筐。又前阵读了些郭沫若早年使之成名的诗，除掉感叹词，剩不下几个字，当然能感觉到青年人纯洁的热情。那时白话诗真正下了功夫的，内容和形式都完美的，还真不多。
对了，白璧德这中译名多次见过，恕我无知，英文是什么？ - Re: 涔﹀眿鏉庢睗浼︼紙浠栨槸璇椾汉锛屽彧鍐欏彜浣撹瘲锛屽湪骞垮窞寰堟湁鍚嶏級鎵瑰垽鑳￠�傚拰浜斿洓鐨勬枃绔�posted on 01/06/2005
Got it. Irving Babbitt - posted on 01/06/2005
自立第二个引文的前大半部蛮好！别的我不懂，谈到诗，我以为吴宓
讲得好，于我心有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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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不主张诗走老路，他特别注重内容，他坚持说，改造中国诗的关
键是充实其内容，即诗中应能容纳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五大洲
的山川、风土、过谦、民俗、法政、科学、理论……名家著述、英雄
事业、儿女之艳史幽恨、奇迹异闻、自极大以至极小”等等无不使之
入诗，即他所说的，“熔铸新材料以入旧诗格律”，这就使诗扩大了
它的题材，丰富了它的内容，表现更多事物，这当然会使中国数千年
来的格律诗发生历史性的新变，“若无新变，何以代雄”（《文心雕
龙》），“掇莎米之精英，扬李杜之光焰，创为真正的新诗”（莎指
莎士比亚，米指弥尔顿）。
吴宓眼中的新诗，就是这样的新诗，而不是非驴非马毫无中国诗气味
的大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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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胡先骕分析《尝试集》也不错。
胡先生作为大植物学家我已久仰其名。西方的诗人都精通植物学，比
如上回自立转的关于策兰的贴子就有海德格尔与策兰讨论植物（哲学
家也不例外!）。
别的如歌德、华兹华斯、济慈等皆是。
说到旧体诗，只可惜我大学结束就与五七言断缘了，原因还是“天鹅”
和“巴音布鲁克”不入旧体，再说也找不到喜欢的梯队。
因为喜欢音乐，我也本着词曲与民歌的精神以及东西洋诗体尝试一些
新的韵律。目前我不急着走现代，至少在巴洛克的歌剧还没听完，听
腻，现实生活中还有平白的感动，中外历史上还有那么多好诗未亲尝
其味前，我不急着走什么现代主义。
&再&再&再&再&再&再&再&再&
西班牙殖民者要征服印加人，首先毁灭印加的文化传统：宗教、祭祀
的偶象，圣地，古迹，碑刻，文字，典籍。。中国人倒好，不等殖民
者来就先毁给他们看，可惜殖民者吓得不敢来了。。。
十多年前在新疆拜访维族人，蒙古族人，看到他们的小学课本中的阿
拉伯字母和蒙古字母，再看成年父母辈嗜酒如狂。。。
几年前去阿拉斯拉，那里的印弟安人人数锐减！嗜酒如狂。。。
去年夏天去拉布拉多，那里的伊鲁人除了乞讨（白人说他们懒惰），
便是嗜酒如狂。。。(大部分种族已灭绝)
这回去火地岛，土著只剩下一个人了，一个八十七岁的老妇。。。
嗜酒如狂。。。他们都曾经嗜酒如狂，然而在他们的文化里本无酒啊!
伊斯兰教禁酒，佛教禁酒，基督教嘛，应该是比较开放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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