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托——犹太隔离区

南方周末　 　2005-02-03 09:00:08

　　□赋格

　　在177个岛屿缀合而成的威尼斯，它可能是最小的一座：不规则的五边形，边长不超过100米，五面皆环水，被城壕似的运河紧紧缠绕。河边楼房连绵高耸，像一圈结结实实的城墙，隔断了岛内岛外两个世界。

　　我数了一下，岛上楼房有的高达七八层，立面除窗洞外毫无装饰，这在威尼斯实属罕见。威尼斯有水陆两套街道系统，运河水巷算是阳关大道，所有建筑临水的那一面都精雕细刻，满是哥特式或文艺复兴式的繁复装饰，正门也总是面朝运河，岸上的街巷只配与朴素的后门小院连通。威尼斯建筑很少有超过三层的，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布满了高层建筑的小岛，非常突兀。

　　150年前法国“高蹈派”文人泰奥菲尔·戈蒂埃(ThéophileGautier)见到这个岛时，首先让他惊奇的是宗教符号的缺失。威尼斯随处可见的神龛没有了，街角的圣母像和十字架也都不见了。他在《意大利游记》里写道：“这里的一切看上去都显得陌生、阴郁而神秘，男男女女形貌古怪，鬼鬼祟祟、无声无息地紧贴高墙边沿游荡，带着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息……”

　　建筑的高度异乎寻常，戈蒂埃也注意到了。他形容这里的楼房“像巴别塔一样层层叠叠耸入天空”，龌龊阴湿的墙面像长满了水疱、疖子、坏疽的皮肤，灰泥一片片剥落，而且所有的房子都盖得歪歪扭扭，“没有一条线是直的”。被这圈高楼团团包围着的，是一片开阔地，威尼斯人称作Campo的广场，空地中央有一口威尼斯常见的水井。终于，戈蒂埃在广场一角的一幢建筑上发现了一行铭文，他认出那是希伯来字母。谜底揭晓了：“这散发着脓水般恶臭的地方，原来就是所谓的格托———威尼斯的犹太隔离区。”

　　出于同样的宗教敏感，任何一个欧洲基督徒对这个“非我族类”的犹太隔离区大概都会留下类似的恐怖印象。而在我看来，格托就如一所阴森的水上牢狱，周边河道、高墙环绕，中间的广场好像供囚犯放风的场所，三座不起眼的小桥从三个方向伸进围墙，沟通岛内岛外。

　　在威尼斯共和国后期，从16、17世纪的“反宗教改革”时期到1798年拿破仑“解放”格托，两个多世纪里，格托确实具有监狱的某些特征：两个城门(当时还没有第三座桥)白天开放，夜间关闭，白昼里格托居民可在整个威尼斯活动，天黑前必须返回；每逢基督教节日，格托居民自行关闭城门，犹太教节日时威尼斯人从外面封锁；法律规定，犹太人必须头戴红色或黄色软帽，以便识别；守门的卫兵都是威尼斯人，他们的薪资由格托居民支付。也就是说，犹太人必须雇人来看守自己。这也是法律规定。

　　威尼斯格托不是欧洲最早的犹太隔离区，类似的犹太聚落早已在德国、波兰、西班牙等地存在，但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格托”(Ghetto)这个专用名词还是要追溯到威尼斯。公元1516年，威尼斯共和国将全市犹太人驱入一座铸造枪炮的工厂内，使他们与外界隔绝。Ghetto在威尼斯方言里就是“铸造厂”的意思。威尼斯的“经验”后来被欧洲各国仿效推广，纷纷在各个城市里设立犹太人隔离区，均沿用了“格托”的名称。

　　格托建立时计有居民700人，此后200年里，来自西欧其他国家和地中海各地的犹太移民不断集中到这个城中之城、国中之国。16世纪末，大批西班牙、葡萄牙籍犹太人后裔涌入威尼斯，半个世纪后又添许多黎凡特(东地中海)犹太人，格托人口暴增，达到5000以上。尽管犹太商人在17世纪中叶已基本掌控威尼斯共和国的对外贸易，犹太医师、律师和学者也在社会中担当起重要角色，但犹太人仍旧是威尼斯的二等公民，仍然不得在格托以外的地方居住。在人口急剧膨胀，居住范围又严格受制的情况下，格托惟一的出路是像20世纪的纽约、香港一样，往垂直方向发展。于是，在地基不稳的威尼斯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六七层甚至八层高的楼房。

　　既然生存条件如此恶劣，又备受歧视，为什么犹太人还要心甘情愿地从欧洲、北非、西亚迁往威尼斯，进驻这小小的格托？最重要的原因是，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在几百年时间里对犹太人始终比较宽容，当犹太人在英、法、西、葡等国被驱逐、火烧，沦为奴隶时，威尼斯总督不但允许他们生存、从事商业，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保留他们的宗教信仰。许多在其他国家被强迫改宗天主教的犹太人，一到威尼斯就恢复了本民族的宗教信仰。

　　格托居民来自五湖四海，虽然都是犹太人，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和社会成分使他们内部产生许多细微的分化。格托里有五座犹太会堂，分别供德国犹太、意大利犹太、西班牙犹太、黎凡特犹太使用。每个会堂既是宗教祈祷的场所，同时也是一所贸易行会(Scuola)，这种情形颇像我在东南亚一些贸易城市见到的华人会馆，几乎每个华人聚居的城区都有广东会馆、潮州会馆、福建会馆、琼州(海南)会馆等，每个会馆里通常都设有小型的佛堂或妈祖庙，兼有宗教场所的功能。其实，犹太人在文化上的顽固个性和他们在商业上的非凡才能，的确跟中国人有些相像。

　　格托，作为中古时期流亡犹太人的聚落，同时是集中营和避难所。问题是，威尼斯共和国为什么能给异教的犹太人以庇护，而不是像欧洲其他地方那样对犹太人残酷迫害？约翰·拉斯金在《威尼斯之石》里曾谈到基督教与威尼斯的关系，可以看作对上述问题的一种回答。拉斯金认为，威尼斯最有趣的现象莫过于宗教的二重性。一方面宗教在个人生活中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它在公共决策中无关紧要。同时代的欧洲国家大都充满了宗教狂热，威尼斯却不是这样。她对宗教的冷漠态度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动机，那就是她尽心尽力去维持的商业利益。当周边国家陷于宗教战争时，威尼斯却坐收渔利，占尽贸易上的优势。从这点上说，威尼斯人其实和犹太人非常相像：信教与经商并行不悖。格托在某种程度上也像威尼斯的一个缩影：孤悬水中，周围是虎视眈眈的异国异族，它凭借贸易与外部世界维持着脆弱的平衡。

　　拿破仑军队的到来结束了威尼斯的独立。欧洲城市的格托在18、19世纪之交被相继“解放”，犹太人的生活范围不再受到限制。但在法西斯时代，格托再次出现，并成为集中营、死亡营的预备营。1943年，威尼斯有200名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战后生还的仅余7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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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格这篇写得草率，倒也谈到一些真实的问题－所谓“坐收渔利”。

我不喜欢这个词，这个词不入诗。

犹太人漫长的苦难积累了相当的智慧，这个智慧被威尼斯学去了，被
西班牙学了，被英国人学了，也被美国人学。

但懂得学的人其实更有智慧。

文中谈到的海外华人，与犹太商人类比，我也早有此思。不过，我觉
得华人还是比犹太人幸运，至少还有一个家可以归啊。

以前美国黑人在忍辱负重时流传一句话，叫：把所有痛苦与眼泪都带
回故乡去。。。那是他们永远归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