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精神沙化"的时期?

南方周末　 　2005-03-17 16:10:39

　　■综述
　　□本报驻京记者　夏榆
　　
　　2月19日，乙酉年春节刚刚过去，批评家吴亮传给作家陈村一篇新写的文字《顺手记》。在电子邮件中，他明确表示这篇文章针对《上海文学》今年第一期刊登的《精神的背景》，“装腔作势，概念混乱，陈词滥调”，同时批评《上海文学》“找了几个人为这篇文章唱赞歌”。吴亮决定在网上发表他的批评檄文，他认为现在传统的纸介媒体发表、转载或采访已经过时，不仅慢而且规矩多。确实，就传播的能量和速度而言，互联网以远优于纸介媒体的强劲优势成为第四媒介。陈村把吴亮的《顺手记》和张炜的《精神的背景》一起贴到自己主持的文化论坛“小众茶园”，立即引起网友的关注并产生激烈争锋。这场争论很快延伸到知名文化网站“世纪中国”和“文化先锋”，并且在互联网上迅速蔓延开来。
　　吴亮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曾经风头甚健，以犀利而敏感的批评而著称。当时他曾对张炜称赞有加，认为后者的《古船》不止是外部历史的记录，而且是心灵史的记录。吴亮高度评价这部小说：“它给了我们极大的真实感并使我们联想到很多，同时也应将它看作一种博大胸襟的杰出虚构。”进入1990年代之后，吴亮从文学批评界消失，重新进入读者视野的是一位艺术批评家和随笔作家。他观察和体验着被商业化浸润的都市，把事物、语言和隐喻结合在一起。张炜也是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并且至今活跃在中国文坛。1995年华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书系把他和张承志等作家形容为文化英雄。那时知识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已经开始沉寂，有人把这场讨论形容为“知识分子面对市场经济可能丧失话语的惶恐，集全国之知识分子之力产生的一批学术赝品，如同燃尽后的横陈的黑色火柴杆遗体警醒世人”。在这个书系的张炜卷《忧愤的归途》中，则有这么一段前言：“张炜，站在大地梦想的中央，以不宽容，不容忍，不退却，不背叛，不投降，仇恨和永远战斗，回答了痛苦时代诗人何为的巨大质问。”
　　2005年初，因为《精神的背景》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张炜再次引起关注。在这篇文章中，张炜把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描述为“精神平均化时期”、“沙化时期”、“卖掉一切的写作和出版”、“在背景中显现的文学”。在《上海文学》为《精神的背景》召集的座谈会上，主持人陈思和说：“一如10年前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张炜所发出的‘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的呼喊，面对消费时代的写作及当下的精神背景，张炜再一次发出呼吁：在一个精神‘沙化’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坚持自己的精神立场，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超越当下的精神困境？”　　
　　参加座谈的其他上海批评家也大都对张炜的文章表示肯定，并把它与1993年轰动一时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联系在一起。只有毛尖表示了她的质疑，她不赞同张炜对商业文化的批评，举证香港商业文化有很迷离很迷人的地方，也有自我批判的地方。她也不同意张炜对“精神沙化”的观察，她说：“去问年轻一点的孩子，肯定会说现在是很激动人心的年代，会有张爱玲在《中国的日夜》里表达的那种快乐。为什么在孩子们看来叫人兴奋的年代，在张炜笔下却那么沮丧？是不是张炜自己对当代生活的加入还是不够？或者说，他首先拒绝了当下？”
　　看到座谈纪要的吴亮声称自己的脾气发作，继《顺手记》之后，吴亮又写出《世界是有些混乱，但批判不可以混乱》，直接点将向张炜提出挑战和质疑。他指出《精神的背景》没有理清自己的基本思路和概念，没有掌握并使用必要的(更不要说充分的了)证据，没有了解(更不要说熟悉了)同代人关于同类问题或相关问题的大量研究著述。这位淡出文坛已久的批评家，如此高调复出，自然引起文学界的普遍关注。而吴亮也特意把自己在1986发表的称赞《古船》的文章找出来，表明这场争论并非意气之争和人事之争。由于吴亮不太擅长使用电脑，资深网虫陈村承担了帮他转贴文章的义务，他把自己称作“起哄一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陈村表示自己“一向头痛庞大、抽象的命题，没有意见可发表”。但他同时也表示：“张炜的小说十分精彩，我20年前就发现了。吴亮是职业批评家，既然看了不满意，批评一下也很好。大家鄙视‘红包批评家’就应该鼓励这样的文章，不批评怎么还是批评家呢？我觉得这样很健康，如果彼此不能批评只能捧场，文坛更不卫生了。”
　　这场突起的文字风波也引起旁观者的兴趣。山西作家李锐也在给朋友的公开信中表示，诗意化、道德化地对待历史是张炜一贯的立场，这不妨作为他个人的文学追求；但是如果要把这个文学立场变成道德立场来提倡，就需要修辞立其诚，而不是满足于“道德的自我感动”。湖北作家刘继明认为吴亮的文章“充满了个人的情绪化陈见”，实在有失厚道。广东作家林贤治则认为《精神的背景》回避和掩盖了问题的更重要方面：张炜强调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忽略了一个主权国家固有的东西，后者对我们的精神构成的影响更大更深。他还质疑所谓“精神的沙化”，如果是事实的话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历史的延续性？林贤治不同意吴亮对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过分辩护，而是更为赞成法兰克福学派对其负面影响的批判；他也不满意《上海文学》所邀请的批评家对《精神的背景》的发言，形容为“空洞、没内容、太经院气”。他同样把《精神的背景》跟1993年中国知识界“人文精神大讨论”放在一起，认为当初只是提出了命题，没有能够深入讨论，使得困境依然还是困境。“讨论的目的是找出问题的根本所在，寻找问题解决的可能性，而不是流于文人的高谈阔论。”林贤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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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转一方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