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华：试论南中国汉人及汉语的来源

1．关于南中国汉人来源问题的跨学科思考2．南方汉人来源的语言学新解3．考古学文化“交互作用圈”与南方汉语研究

人文科学的最新研究表明，将南中国汉人看成是北方汉人传播产物的假设值得重新思考。在语言学上，将南方汉语方言的多样性说成是北方汉人南迁时代层次差异的“线性演化”的语言史观已经过时，闽、客等南方汉语是土著文化互动以及北来的汉主流文化“地方化”的结果。在考古学上，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多元“文化交互作用”现象已经学术界共识；本人主张“汉语非‘汉’”说；认为存在“古南方汉语”。南方文化区包括几个区域性的文化，构成一个南方文化交互作用圈。这是南方汉语形成的基础。南方汉语的形成既非完全是“土生土长”，也绝非完全是“北方迁入”。这是一个多元结构体，是南北族群经过长期的语言文化的互动过程的结果，它的来源是多样，多层次的，包括：1，古百越语（如古南岛语、南亚语）；2，百越民族后裔—壮侗、苗瑶语；3，自汉、六朝、唐宋各个时期由于科举等“文教传习”作用而南播的北方汉语文读系统，这也包括北人南迁传播的北方汉语。这是南北方汉语同源的根本。

1．关于南中国汉人来源问题的跨学科思考

在学术界关于中国南方汉人的研究中，汉文化以南迁的北方汉人为载体，向南方传播的观点，居于主流的地位。这一影响在历史学、语言学以及人类学中几已根深蒂固，并成为目前各种研究的先验假设。但以田野调查的认识为基础，站在边缘的立场来审视汉文化，反思那一先验的假设，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1）人种问题：林惠祥认为原南岛人系南方蒙古种南下与尼格罗种(小黑人)、高加索种吠陀支混合而成(包含今闽、粤人)。更新世古人类化石材料表明，更新世东南亚与华南人类的同一性是冰期浅海成陆时人类迁移、文化传播的反映，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反映东亚人种的两个地理亚种，而安徽和县猿人则被看成早期古人类基因交流的证据。可见，人类间的交流远至旧石器时代。最近有的古人类学家根据人类基因的研究新成果，认为南中国人的来源路线是：非洲—印尼（爪哇）—华南。
（2）考古学问题：新石器时代的区域类型表明，生态环境与早期人文具有密切的关系。例如中国东南以几何印纹陶遗存为核心的早期土著文化的地带性格局，反映统一格局中因时空差异所造成的多样性，如长江下游的平原盆地地带、沿海丘陵山地地带、海岛地带。而大小区域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又使文化传播成为一种现实；百越、荆楚、濮僚、夏、夷之间都有交流的证据。例如山东东夷文化中的陶规就曾在广东石峡文化的地层中发现。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自六朝唐宋以来，考古学东南土著文化遗存的缺如和断层，这与历史文献上有关土著族群活动的大量记载不适应，就此应作正确解读。
民族考古学证明：闽越及其先民的语言文化不同于中原的华夏系统。林惠祥早在40年代《福建民族之由来》即认为“闽越族”及“先住民族矮黑人等”被“汉以后陆续南来的汉族”同化，成为现在的福建人，“其固有之语言与汉语混合而成为今闽方言。”福建早期土著民族发展史的大致线索是：传说时代是苗蛮集团的东支—“三苗”；商周时期是诸“蛮”；东周以后出现“百越”。《逸周书》《周礼》开始有“七闽”“八蛮”“越沤”等东南土著民族的记载，“山海经·海内东经”载：“瓯居海中，闽在海中。”“闽”即分布于福建一带的周代土著。商周以来，汉文献已有闽、吴、越、沤、粤、瓯等共存于东南土著支系的分类。到了战国秦汉时期，汉文献开始出现“闽越”“东越”“南越”“干越”“扬越”等不同支系的“百越”民族名称，“史记·秦始皇本记”有“及至秦王，…南取百越之地”。“闽越”“东瓯”合称“东越”，是福建、浙南间的百越支系。最近的研究表明，“闽”是福建商周土著，“越”是商周江浙土著，“闽越”是周代以来因越人的南迁吴越文化与土著的闽文化融合的产物。闽越与江浙吴越族有文化上的渊源关系。
秦汉以后，百越民族大部溶入汉文化中，但有部分越人逃避山里，成了东汉以来活跃于东南山地的“山越”。在唐宋文献中，这部分人被称为“峒蛮”、“峒僚”，其后代即今畲、瑶、壮、侗等少数民族。
福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 闽东、闽南沿海“面向海洋的文化圈”和闽西、闽北内陆“面向内陆的文化圈”，构成福建早期古文化的两大体系。仰韶时代，福建的原始文化首先发生在以闽江下游为中心的东部沿海，龙山至商周时代古文化分布扩展至福建全境；西周以前，土著文化的统一性、多样性和原始性非常鲜明；两周时期，由于商周、吴越文化的传播，闽中考古文化大变，呈现出土著文化因素与吴越、商周文化的不同程度的融合，形成以“复合文化”为特点的闽越文化形态。战国秦汉时期，闽越文化受楚、汉文化的影响，发生融合过程。两汉时期，福建文化仍然是以闽越文化为主体，反映汉、越两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在聚落文化上，越族与周汉式的建筑特色有机整合，而铜铁器皿等先进技术形态则全是汉文化范畴，但丧葬习俗和日常器具则完全是东南地区的越文化传统。其文化性质是汉化过程中的闽越族文化。至六朝，“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大量汉人南迁入闽促成福建民族成分发生最根本的改变，汉文化已经成为闽越故地民族文化的主体。但汉化过程是逐步的、长期的、分地域的、最重要是互动的。
客家族群历史上居住于闽、粤、赣交界的山区，与历史上畲族的聚落地相重叠。我认为畲族是唐时的土著“山越”与外来的“洞庭苗蛮”相融合的结果。商周秦汉时期，闽西的土著文化与整个闽越文化连为一体，反映出闽越文化主体特点。但闽西竟没有发现或罕见六朝隋唐宋的典型汉族文化遗存，如墓葬。客家几乎就是宋元时突然冒出的汉人族群。我认为客家是晚唐五代至宋元时，南迁的北方汉人与闽、粤、赣交界的山区的畲族融合而形成。宋元时闽西南漳、汀地区土著畲民力量仍很强大，南宋刘克庄《漳州谕畲》指出：“然炎昭以来常驻军，于是岂非以其壤接溪峒，菀苇极目，林箐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先朝思患豫防之意久远矣。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瑶、曰蛋、曰黎，在漳曰畲。”福建各文化区域比较起来，闽西南区汉人入迁迟，土著汉化迟；而闽北盆地和以闽江、晋江下游为中心的沿海平原则早在六朝时民族文化结构就发生根本性改变，闽越族已基本融入南迁入闽的汉文化。
（3）历史学的问题：传统的史学认为南方汉人系北方汉人的移植，但南方各地汉人在坚持“中原正统”的基础上各有地方性的解读版本。例如：闽南人的“来自河南固始陈元光说”；福建诸地的“来自河南固始王审之说”；客家人的“宁化石壁说”；广东人的“南雄珠玑巷说”等。如果我们认可闽南人的形成早于客家人和广东人的话，“中原正统”的代表地就从中原(河南)变到原为蛮荒的福建、江西等地，这变化的轨迹正是王明珂教授“华夏边缘”所描述的族群演变关系。另一方面，历史上地方文献明确指出，福建的几个最大姓如林、黄、陈均系闽越土著，直至元代，闽北黄姓大族领导的起义，其头目仍被当地士大夫描写成“断发文身”之状。随着土著对汉族群的加入和时空的漂移变动，汉人的族性认同意识也在不断地变化中。
（4）人类学的问题：自宋元以来，闽、粤地区“突然冒出”大量的汉人宗族和族田，一般的解释是北方汉人的大量移植结果，故有所谓“历史上北人五次大迁徙”的说法。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北方移民的功能被大大夸大，早期汉人移民有明显的“土著化”和“在地化”的倾向。华南的汉族宗族形态是北方人与土著的泰系民族系统妥协的结果。自龙山期文化以来，中原华夏文化即自北向南扩展，特别是秦汉汉人政权的确立，经历了由拘縻到设土官置厅县的过程。汉文化与土著文化在其间几度交锋，几度怀柔，终使南方土著认同汉族群的政权。因此，那些“汉化”的土著是南中国汉人的最重要源头。
（5）语言学的问题：一般的认识是南方汉语方言是历史上北方汉语的南迁移植，其内部的异同可从迁移的时空差异来解释，这与史学解释同步。事实上，闽、客、粤等南方汉语的多元性、多层性很强烈地反映其“多元一体”的“混合”性质，其语言基础是“土著”的。语史研究要有强烈的时空观念，现在的主流派认同的六朝“中原祖语”或“六朝古江东语”是南方汉语方言的源头的观念，有根本性的缺陷。
南方文化区包括几个区域性的文化，如楚、吴越、闽越等，这些区域性文化地域相连，彼此长期交往，构成一个南方文化交互作用圈。这是南方汉语形成的基础。而各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则是南方闽、吴、粤语形成的基础。汉语南北差异自古而然，隋代韵书《切韵》作者就曾讨论过“古今通塞”和“南北是非”，从音韵角度提出南北汉语的差异问题。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也谈到南北方言的区别。清楚指出南北汉语分别以金陵与洛下的读书音为标准。因此，整个汉语史南北平行（局部是独立的）发展必须得到正确的描写。
关于南北汉语关系问题：本人主张“汉语非‘汉’”说， [1]南方汉语的形成既非完全是“土生土长”，也绝非完全是“北方迁入”。这是一个多元结构体，它的最底层系以古百越语言为基础的南方“区域共同传统”，其中又可划分为若干个文化区系，如福建的闽越，广东的南越，江西的干越，江、浙的吴越等；这是现代南方汉语方言分区的基础。但先汉以前（即秦汉以前），南方与北方，南方各区系之间的语言文化交融已很频繁，例如闽越、吴越与楚关系密切，反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特点。秦汉时期，随着汉人中央政权的确立，南北关系实质上表现为一种“中心～边缘”，“华夏～蛮夷”，“中央～边陲”的关系。此时的南方土著更多的是在文化和政权上认同北方，随着六朝、唐宋时期大量的北方移民迁移南方，南方民族成分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量南方土著变成南方汉人；但这并非意味北方汉语消灭或同化了南方土著语言，而是南北族群经过长期的语言文化的互动过程，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古南方汉语，它的来源是多样，多层次的，包括：1，古百越语（如古南岛语、南亚语）；2，百越民族后裔—壮侗、苗瑶语（例如由壮侗、苗瑶语混合而成的畲语）；3，自汉、六朝、唐宋各个时期由于科举等“文教传习”作用而南播的北方汉语文读系统，这也包括北人南迁传播的北方汉语。这是南北方汉语同源的根本。
关于南北汉语同源关系问题：南北方汉语既有同源，也有不同源的地方；其同源主要表现在：1，历史上各个时期由于各大文化区系间的“文化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同源。2，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由于一直处于强势的中原汉文化向南扩张，南人对北方政权和文化的认同，因而引入北方汉语文读系统，这主要反映在南方汉语各大方言音韵系统和“文化词”里。其不同源则主要表现在：南北方不同的“地域文化传统”，由于自然生态，经济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以，各自存在一套不同的基本词汇体系，即特征词系统不同。

2．南方汉人来源的语言学新解

在我国东南地区，由于幅度广大、环境复杂、历史悠久、民族杂居；以闽客族群方言文化特征最为复杂，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地域性文化及语言变异。以往的学者多以传播或移民的观点，来解释闽客族群的方言文化特质现象，而少有人试图去探讨闽客族群方言特质成因与族群互动的性质，族群互动在闽客方言文化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来说，奉行的仍然是传统的历史主义演化论理论；认为闽客族群的方言文化特质及其地域性变异是北方汉人南迁的结果，其呈现出多样化的地域性方言变体可以从汉人入闽的时代层次不同来解释，或者是由于闽客族群母文化本身的祖居地域来源不同。这种理论观念在中国语言学研究领域占着主导地位。最具权威代表意义的就是李方桂的上古音体系。李方桂试图用这套体系来解释古今汉语南北方言的差异。许多学者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来解释闽客族群特质的方言文化特点。丁邦新认为闽语在许多现象都比中古音早，必须结合谐声系统，通过构拟一个上古音形式来解释后代的音变。张光宇认为，汉语方言的南北关系仅仅表现为北方汉语的古今关系，指出南方的文白音韵都源自北方，而有时代先后之别。现代南方方言是一种由北方汉语文白异读的双言现象所引起的音系综合。具体说来，所谓南方大抵以长江天堑为界。南方的白读源自古代北方，是随移民带到南方来的。南方的文读是南方人在新居地生活了相当时间之后，由于文教传习的需要从北方借进来的。现代的南方话就是古代北方与近代北方，或者说文白叠置的产品。现代的北方话是古代北方经过近代北方的后续体。“从客家人的历史经验看来，所谓古南方汉语的假说实属子虚乌有。闽客方言非无关系，但其关系发生在东晋太湖流域。司豫移民与青徐移民融为一体，然后南下成为闽语。换句话说，闽语中的‘客家’成分得自司豫民，并非原有什么古南汉语提供给闽客方言一些共同质素才使两者搭上密切关系。事实上，闽方言的古汉语质素来自中原东西，谓之为‘古北方汉语’尤为恰当。”
我把这种语言史观视作“线性理论”，即方言文化的形成发展是自祖语文化一条直线贯穿下来，其间与族群互动，地域文化传统关系不大，我们主张用“非线性理论”来解释方言文化的形成和演化，重视族群互动、地域文化传统或文化底层的重要作用。
我认为闽语形成于汉唐，其底层反映较多的原南岛语成分；这有一批基本词汇即反映基本生活、生态，身体部位最常用的固有核心词作证据。客话的音韵系统属于宋代北方中原音韵，而词汇系统则是北方汉语和南方土著民族语言混合而成，土著的比例甚至更大。
我认为方言的音韵特征，音韵层次及音韵现象的演变都有其地理因素，跟方言的区域性文化特征关系密切，并不能简单地归为北方汉语的南移。即使是古闽语的源头，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北方汉语，而是区域性文化交互作用的产品。现代闽语是由不同时代层次的音韵特点组成的，而这种音韵特点并不全是北方汉语南迁时带过来的。这种情况虽然也有，如鱼虞分别，保存重唇等。但绝不能忽视地域文化特征对闽语形成的重大影响和作用。因此，方言特别语言现象及方音史的研究，必须跟古代文化区域之间的交互作用联系起来考虑。

考古学文化表明台湾新石器文化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存在相似之外"，同属共同文化系统。张光直认为大坌口文化与东南沿海史前文化关系非常密切，原南岛语的老家是大陆东南沿海。凌纯声认为：古代亚洲太平洋区域南岛语族或马来波里尼西亚语族系统的民族，古代居住中国长江流域，尤其在中游，左洞庭而右彭蠡为中心区域，最早见于中国古史者名九黎，其后在西南者曰百濮，在中南者为百越。从考古学材料看，古代中南半岛及整个亚洲太平洋区域的文化与中国南方的濮僚系统民族及百越系统民族有较密切联系。与楚文化亦有关联。
因此，本人主张从族群互动，语言接触及与地域文化特征的关系的角度，利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和考古学的新近研究成果，提出并论证自古即存在“南方汉语”的假说。对古南方汉语及方言文化的形成，及其与中原汉文化及周边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作一个尝试性的分析和讨论，以期建立一种方言文化特征与地域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的语言演变理论。因此，本人不认为南方汉语仅仅是北方汉语的沿续，不主张用“线性”的历史主义演变理论，通过构拟一套上古音体系来解释古今南北语言的交汇与融合。迄今为止，国内外的许多学者仍视历史比较法最高的成就便是构拟一套完美的上古音。本人实不敢苟同这种线性的语言史观，认为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可以确认“古南方汉语”的存在，而解释“古南方汉语”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时，可利用艾伯哈特的“地方化和地方文化”的理论。解释这种南方汉语区域性差异可以有三种途径：一是原本来自原居住的母文化，从闽、客祖居地及迁徙地文化加以考察。但这不能解释为何闽、客均来自中原汉人移民。而文化分野如此大，也不能解释同样来自中原的闽语内部如闽南跟闽东、闽北的地域差异。二是汉人社会移民垦拓过程中所面临的物质、经济环境不同，自然也有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即是一种环境适应与经济生态的假设与解释。第三种假设是考虑早期汉人移民与居于原地区土著住民的互动，认为土著文化亦对汉人文化造成相当的影响，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融合过程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行为，这是一种文化接触与族群互动的假设与解释。对南方汉语地域性差异的最好解释是，中原汉人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是双向的，一方面中原汉人主流文化透过“往下渗漏”的机制影响各个地区的地方文化，另一方面地方文化透过“往上传送”的机制成为闽、客主流文化的一部分。闽、客等南方汉语的地域差异不但是因为原来的地方文化与其邻近的地方文化进行文化合成的过程，同时也因为主流文化在与地方文化进行文化合成过程中“地方化”的结果。

3．考古学文化“交互作用圈”与南方汉语研究

根据考古学研究，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华北出现的三个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仰韶、北辛一大汶口和新乐文化。在华南，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坌坑文化(以台湾北部的大坌坑遗址为代表，但其遗址沿福建、广东海岸都有分布)。这五种文化之间以不同的程度互相连锁，仰韶和北辛一大汶口文化之间非常相像，分别代表着中原和东方文化传统。他们不但可能是同一祖型文化的平行后裔，而且它们位置相邻。另一方面，河姆渡与大坌坑则形成与仰韶和北辛一大汶口均不相同的一组文化，即百越文化区域。百越语言是南方汉语的基础，而其生态基础异然不同。简言之，从文化的大分类上说，中国在公元前第5个千年至少有两个主要的文化传统，很可能是承袭着公元前10000年到5000年前那一段的同样的两个文化传统下来的，即北方文化传统与南方文化传统。
可是到了公元前4000年，这五个新石器时代文化显然都在地域上向各方面扩张而彼此作了有意义的接触，而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自此开始呈示规模广泛的类似性，这些类似性指明这些文化之间形成了一个交互作用圈。这些类似性特征应该包括语言类似性特征。这些语言类似性特征，在南方文化区域里，长期存在发展，与本地区的百越语言相结合，从而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南方汉语方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以后中国历史文明便是从地理上说在这个公元前4000年前便已显形的一个交互作用圈之内逐渐形成的。
考古学文化区系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史前时期南方和北方的古代文化各有特点，彼此又有密切联系。因此，南方和北方都是中国的文明的发源地。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组合与重组可追溯到夏王朝的建立，但夏王朝文明并不是一花独放的。除了地处黄河中游的夏朝之外，“夏有万邦”，“执玉帛者万国”。先商、先周也各有国家。在夏王朝时代，实际上是众多国家的并立，周人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时还只是一个理想的“天下”。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才是实现了一统的中国。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形成经历了从共识的“中国”(即相当于龙山时代或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广大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流，各大文化区系间的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三代的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因此，我们在探讨汉语形成的时候，应着眼于史前各大文化区系间的“文化交互作用”。同时，语言学的证据也反映中华文明是由多元组成的。一般认为《诗经》代表的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文化传统，但《诗经》中部分词源与南岛语、南亚语、壮侗、苗瑶语族相通，反映区系文化交流事实。我们只有借助文化史的证据才能解决究竟谁借谁的问题。如“牙”**ngra/*nag/ya，比较：越南语：“象牙”nga，：原始孟高棉语：*ngo'/a。原始台语：“獠牙”*nga。很显然，“牙”的上古汉语形式跟原始孟高棉语的*ngo'/a形式很相似。罗杰瑞认为这是来源于原始澳台语的借词。理由是：①最早的汉文献(甲骨文)记录是“齿”，“齿”的词义范围包含臼齿、动物獠牙、长牙、象牙。②“牙”不见于甲、金文，相对于“齿”晚出。③最重要的是，北中国曾有过大象，安阳殷墟曾发现象的遗骨，但在商周时很稀少，而且很珍贵。象牙主要是从长江中下游的越人地区进献的《诗经》“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禹贡》上说淮扬一带盛产“齿革羽毛”。显然，“齿”即指象牙。《韩非子·喻老》：“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这样，就可圆满解释为什么汉语“牙”的形式会跟澳台语形式相似，这是物资文化借用的结果。又如“弩”，*na/nuo/nu,比较：越南语：ha;proto-Mnong:*So'na;原始台语：*hnaa;侬语：thena;Moso;tana。“弩”是古越人最常用的武器，考古发现古越人地区有大量的新石器石弩，但据学者研究，汉人广泛使用“弩”是在汉代(徐中舒《弋射与弩之渊源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释》)，而汉文献上关于弩这类兵器的记载(机括、发机)最早不超过战国时期，公元前3～4世纪，弩由越人地区传入中原地区。
又如《诗·小雅·谷风》“维风及颓”，“颓”的词源是什么呢?据《尔雅·释天》“焚轮谓之颓”。《毛诗故训传》和孙炎《尔雅注》释“颓”为一种旋风。据近人闻一多考证，“焚轮”即丰隆，“颓”应指“雷”。闻说极是。屈原《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宠妃之所在。”丰隆即雷义。这是个南方语言的词语，其音义至今仍保留在壮侗诸语言中。
又如“木”，《诗·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玩。”邢公畹指出：诗经里的“木”可以跟壮傣语支诸语言称果实为ma:k７比较。“木”字上古音为*muk。壮傣语支诸语言里的-a:k,-uk韵里的一
部分字可以跟汉语上古音屋部字相对应。侗傣语修饰成分常在被修饰成分后，如“桃子”泰
语称为ma:k7muan6，直译即“木桃”，可知远古“木瓜”、“木桃”、“木李”这种词法是跟侗傣语一致的。邢说可以成立。
闽、客语至今保留一批活的口语常用词汇来源于古南岛语，例如“骹、囝、鱼、肉、哨笛、蜘蛛、穿山甲、坂、寮、蛇、舌头、火。台刂、母亲、蟑螂。柚子”等一批方言里“有音无字”的词。例如：
骨交 ，《广韵》平声肴韵“骹，口交切，陉骨近足细处。”李贺描写古越人《黄家洞》诗有“彩巾缠足孝幅半斜”句，“足孝”即“骹”字，可知古越人称脚为“骹”。比较：
印尼 拉德语 排湾 壮 布依 傣西 泰 侗 毛难 回辉
大腿paha pha dapal kal kallau4 xal khal pa1 pja1 kai11
我（1993,1994）曾论证过这是一组证据确凿的同源词。显然，闽语“骹” kha 是古南岛语词。而这种身体部位的核心词，最能反映闽语的底层。长期以来，语言学家只注意到闽语有”古江东层”,却根本忽视了闽语的古南岛语层。
《左传》：“虎，楚人谓乳毂，谓虎于兔。”郭璞《方言》注“于兔”条下注：“今江南山夷呼虎为兔，音狗窦。”罗杰瑞构拟原始闽语为*klag.比较南亚语系“虎”：munda:kul,kula.mon:kla.sedang:kla.高棉语khla,越南语khai。闽北“虎”#khu当来源于古越语。
《广韵》荠韵：“妳，楚人呼母，奴礼切。”“妳”在古楚青铜器上广泛使用。但
“妳”字却未见《说文》收录。“妳”在闽、粤、台语、苗瑶、南亚语中普遍使用，是同源词。比较：福州#nE，建瓯#nai，广州nai%，侗nai4，水ni4,湘西苗ne7,标敏瑶ｎa2。南岛语：邵ina,布农ina,鲁凯tina,阿眉斯wina,排湾/ina.南亚语：甘塘nai33，胖品nai31. 母亲, mE4黔东,mi48湘西 mi8布努 ; ｍｅ６壮，mai4侗;!a!mE 梅 !ｍQ 连，!m!me长汀 mE3泰，傣;南亚语：南虎me,艾帅mE/,马散ma/.
梁敏等将“母亲”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mlE;这与客话音义完全对应。而壮侗、南亚语“母亲”的n和m开头的两种形式正好与闽、客语的分途发展相对应。
谓“人”的词尾：闽语漳州se ，永安：sA；客话@SPµ均来源于壮侗语（邓1993，1995）。东汉袁康《越绝书》卷三《越绝吴内传第四》：“越人谓人‘铩’也。”此词除见于汉代文献外，还见于唐代作品。李贺〈黄家洞》诗：“官军自杀容州搓。”“搓”“铩”即古越人的记音字。
我认为汉语的形成的研究极类似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的形成的研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本来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分。所以完全可以借用考古学研究中国文明形成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的形成。过去曾受传统历史学的影响，人们常把中国文明与中原文明混在一起进行讨论。这样，中原文化的起源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但在实际上，中国境内有许多区域性的文化，它们自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三代文明形成以后，一直都具有区域性特征。三代文明比较集中地形成于黄河流域，但同时的南方、东方等等，各区域的文化也属于中国文明，比如楚文化或吴越文化，当然在历史时代的中国文明里面占有重要的地位(张光直语)。汉语形成的情况大致相同。语言学界一向认为汉语的源头来自古代“中原雅音”。隋代韵书《切韵》是古代的长安话或洛阳话，所有现代汉语方言都是《切韵》这个单一音系(也就是长安、洛阳话)的子语。他们把《诗经》摆在最上面。《诗经》的音系基础是周代的“雅言”，流行于黄河中游，虽然有不同来源的痕迹，但大体上呈现一个内部一致的语言系统。从《诗经》这个较为简单的系统，分化成为较为复杂的《切韵》系统，如《诗经》韵部只有31个，到两汉变为27部，到三国时期为33部，魏、晋、宋时期只达39部，而《切韵》则有206个；今天的北京话韵母却只有39个。从《诗经》到现代北方话是归并过程，而形成一个橄榄形。这是完全不符合语言实际的图画。可见，语言学界亦受到传统史学观念影响，严重忽视了自古即存在不同文化区域与语言区域的事实。实际上，《诗经》的地理基础窄，仅反映中原文化区域的中原音韵系统；而《切韵》的地理基础宽，除了具有北方成分之外，更具有南方成分。《切韵》并不反映单一文化区域语言，而是一部有综合性质的韵书，代表的是公元601年以前若干百年不同地区的方言。《切韵》音系也不是一个平面的系统，还代表汉语音韵的历史演变，因《切韵》的分类大体是依据前人韵书，在时间上有从晋到梁不同的时期的产物，在空间上北起洛阳南到金陵。好像一个日本的折叠式的灯笼，拉开来就成了立体型。《切韵》音系涵括《诗经》时代周秦汉语跟现代方言的分别，因此《切韵》音并不代表中古汉语语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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