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再认识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韩少功
今天讲演的题目，是格非老师给我出的。我在这方面其实没有特别专深的研究，只有拉拉杂杂的一些感想与同学们交流。我想分三点来谈这个问题，讲得不对，请同学们批评。
一、走出弱势的汉语
来这里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国参加书展，看到很多中国文学在法国出版。我没有详细统计，但估计有一两百种之多。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我们很多中国作家在那里出书一本、两本、三本、四本法文的书。这个翻译量，完全可以与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量相比。虽然在翻译质量上，在读者以及评论界对作品的接受程度上，中法双向交流可能还不够对等，但就翻译量而言，中国不一定有赤字。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现实。以前我多次去过法国，知道这种情况来之不易。以前在法国书店的角落里，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亚洲书柜。在这个书柜里有个更小的角落，可能放置了一些中国书，里面可能有格非也可能有韩少功等等。很边缘呵。但现在出现了变化。这次书展足以证明，中国文学已开始引起世界瞩目。有些法国朋友告诉我，一般来说，这样的专题书展一过，相关出版就会有个落潮。但他们估计，这次中国书展以后，中国文学可能还会持续升温。
所谓中国文学，就是用中国文字写成的文学。中国文学在法国以及在西方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确立重要地位的过程。汉语，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华文或者中文，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字。
大家如果没有忘记的话，在不久以前，汉语是一个被很多人不看好的语种。在我们东边，日本以前也是用汉语的，后来他们语言独立了，与汉语分道扬镳。在座的王中忱老师是日语专家，一定清楚这方面的情况。同学们读日文，没有学过的大概也可以读懂一半，因为日文里大约一半是汉字。另一半呢，是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种拼音文字。平假名的历史长一些，是对他们本土语的拼音和记录。片假名则是对西语的拼音，里面可能有荷兰语的成分，也有后来英语、法语的音译。在有些中国人看来，日文就是一锅杂生饭，一半是中文，一半是西文。（众笑）当然，日本朋友曾告诉我：你不要以为日本的汉字就是你们中国的汉字，不对，有时候用字虽然一样，但在意义方面和用法方面，有很多细微而重要的差异。我相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他们借用了很多汉字却是一个事实。日语逐渐与汉语分家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再看韩文。韩国人在古代也是大量借用汉字，全面禁用汉字才一百多年的历史，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在那以前，他们在十五世纪发明了韩文，叫“训民正音”，但推广得很慢，实际运用时也总是与汉语夹杂不清。我在北京参加过一个中韩双方的学者对话，发现我能听懂韩国朋友的一些话。比方韩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出版社，叫“创作与批评”，发音差不多是chong zhuo ga pei peng（众笑）。你看，你们也都听懂了。还有“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等等，我不用翻译也能听个八九不离十。韩文也是拼音化的，是表音的，不过书写形式还用方块字，没有拉丁化。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日文是有一部分的字好认，但发音完全是外文；韩文相反，有一部分的音易懂，但书写完全是外文。这就是说，它们或是在发音方面或是在书写方面，与汉语还保持了或多或少的联系。
我们环视中国的四周，像日本、韩国、越南这些民族国家，以前都大量借用汉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了汉语文化圈的一部分，正如他们在政治上构成了中央帝国朝贡体系的一部分。但后来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推进，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浪潮，他们都觉得汉语不方便，甚至很落后，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其中越南人经历了法国殖民时期，吃了法国面包，喝了法国咖啡，革命最先锋，一步实现了书写的拉丁化。日语和韩语的欧化多少还有点拖泥带水和左右为难。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当然不是。其实，不要说别人，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久以前对汉语也是充满怀疑的，甚至完全丧失了自信心。早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了拉音化与拉丁化的改革方向。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共产党政府不管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多么不同和对立，也同样坚持这个文字改革的方向。只是没有做成而已。你们也许都知道，改来改去的最大成果，只是公布和推广了两批简体字。第三批简体字公布以后受到的非议太多，很快就收回，算是胎死腹中。
汉语到底应不应该拼音化和拉丁化？汉语这种方块字是不是落后和腐朽得非要废除不可？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先不要下结论，还是先看一看具体的事实。
学英语的同学可能知道，英语的词汇量相当大，把全世界各种英语的单词加起来，大约五十万。刚才徐葆耕老师说我英语好，只能使我大大的惭愧。五十万单词！谁还敢吹牛皮说自己的英语好？你们考TOEFL，考GRE，也就是两、三万单词吧？《纽约时报》统计，最近每年都有一到两万英语新单词出现，每年都可以编出一本新增词典。你学得过来吗？记得过来吗？相比之下，汉语的用字非常俭省。联合国用五种文字印制文件，中文本一定是其中最薄的。中国扫盲标准是认一千五百个字。一个中学生掌握两千多字，读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不成问题。像我这样的作家写了十几本书，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但一个人若是不记住三万英语单词，《时代》周刊就读不顺，更不要说去读文学作品了。汉语的长处是可以以字组词，创造一个新概念，一般不用创造新字。“激光”，台湾译成“镭射”，就是旧字组新词。“基因”，“基”本的“因”，也是旧字组新词，对于英文gene来说，既是音译又是意译，译得非常好，小学生也可猜个大意。英语当然也能以旧组新，high-tech ，high-way，就是这样的。但是比较而言，汉语以旧字组新词的能力非常强，为很多其它语种所不及，构成了一种独特优势。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汉语也闹出个五十万的用字量，你们上大学可能要比现在辛苦好几倍。
第二点，说说输入的速度。因特网刚出现的时候，有人说汉语的末日来临，因为汉语的键盘输入速度比不上英语。在更早的电报时代，否定汉语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说西语字母比较适合电报机的编码，而汉语这么多字，要先转换成数字编码，再转换成机器的语言，实在是太麻烦，太消耗人力和时间。在当时，很多人认为：现代化就是机器化，一切不能机器化的东西都是落后的东西，都应该淘汰掉。我们先不说这一点有没有道理。我们即便接受这个逻辑前提，也不需要急着给汉语判死刑。不久前，很多软件公司，包括美国的微软，做各种语言键盘输入速度的测试，最后发现汉语输入不但不比英语输入慢，反而更快。据说现在还有更好的输入软件，就是你们清华大学发明的，什么智能码，比五笔字型软件还好，使汉语输入效率根本不再是一个问题。
第三点，说说理解的方便。西语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刚才说到的日语假名、韩语、越语等等也是向表音文字靠扰，但汉语至今是另走一路。这种表意文字的好处，是人们不一定一见就能开口，但一见就能明白。所谓“望文生义”，如果不作贬义的解释，很多时候不是什么坏事。有日本朋友同我说，日语中“电脑”有两个词，一个是汉字“电脑”，发音大致是den no；另一个是片假名，是用英语computer的音译。这个日本朋友说，他们现在越来越愿意用“电脑”，因为“电脑”一望便知，电的脑么，很聪明的机器么，还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至于computer，你只能“望文生音”，读出来倒是方便，但一个没有受到有关教育和训练的人，如何知道这个声音的意思？有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教师还说过，有一次，他让几个教授和大学生用英语说出“长方体”，结果大家都懵了，没人说得出来。在美国，你要一般老百姓说出“四环素”、“变阻器”、“碳酸钙”、“高血压”、“肾结石”、“七边形”，更是强人所难。奇怪吗？不奇怪。表音文字就是容易读但不容易理解，不理解也就不容易记住，日子长了，一些专业用词就出现生僻化和神秘化的趋向。西方人为什么最崇拜专家？为什么最容易出现专家主义？不光是因为专家有知识，而且很多词语只有专家能说。你连开口说话都没门，不崇拜行吗？
第四点，说说语种的规模。汉语是一个大语种，即便在美国，第一英语，第二西班牙语，第三就是汉语了。我曾到过蒙古。我们的内蒙用老蒙文，竖着写的。蒙古用新蒙文了，是用俄文字母拼写。你看他们的思路同我们也一样，西方好，我们都西化吧，至少也得傍上一个俄国。在他们的书店里，要找一本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要找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难啦。蒙古总共两百多万人，首都乌兰巴托就住了一百万，是全国人口的一半。你们想一想，在一个只有两百万人的语种市场，出版者能干什么？他们的文学书架上最多的诗歌，因为牧人很热情，很浪漫，喜欢唱歌。诗歌中最多的又是儿歌，因为儿歌是一个少有的做得上去的市场。他们的作家都很高产，一见面，说他出了五十多或者八十多本书，让我吓了一跳，惭愧万分。但我后来一看，那些书大多是薄薄的，印几首儿歌。（众笑）但不这样又能怎么样？你要是出版《追忆似水年华》，一套就一大堆，卖个几十本几百本，出版者不亏死了？谁会做这种傻事？这里就有语种规模对文化生产和文化积累的严重制约。同学们生活生活在一个大语种里，对这一点不会有感觉，你们必须去一些小语种国家才会有比较。我还到过一个更小的国家，冰岛，三十多万人口。他们有很强的语言自尊，不但有冰岛语，而且冰岛语拒绝任何外来词。bank是“银行”，差不多是个国际通用符号了，但冰岛人就是顶住不用，要造出一个冰岛词来取而代之。我们必须尊重他们对自己语言的热爱。但想一想，在这样一个小语种里，怎么写作？怎么出版？绝大多数冰岛作家都得接受国家补贴，不是他们不改革，不是他们贪恋大锅饭，是实在没有办法。相比之下，我们身处汉语世界应该感到幸福和幸运。世界上大语种本来就不多，而汉语至少有十三亿人使用。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书，也是个天文数字。再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好书，也是天文数字。这个出版条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
综上所述，从用字的俭省、输入的速度、理解的方便、语种的规模这四个方面来看，汉语至少不是一无是处，或者我们还可以说，汉语是很有潜力甚至很有优势的语言。我记得西方有一个语言学家说过，衡量一个语种的地位和能量有三个量的指标：首先是人口，即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比较牛，至少有十多亿。第二个指标是典籍，即使用这种语言所产生的典籍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汉语也还不错。近百年来我们的翻译界和出版界干了天大的好事，翻译了国外的很多典籍，以至没有多少重要的著作从我们的眼界里漏掉，非常有利于我们向外学习。这更不谈汉语本身所拥有的典籍数量，一直受到其它民族羡慕。远在汉代，中国的司马迁、班固、董仲舒、杨雄他们，用的是文言文，但动笔就是几十万言，乃至数百万言，以至我们作家今天用电脑都赶不上古人，惭愧呵。第三个指标：经济实力，即这种语言使用者的物资财富数量。我们在这第三点还牛不起来。中国在两百年前开始衰落，至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因为如此，汉语在很多方面还可能受到挤压，有时候被人瞧不起。英美人购买力强，所以软件都用英文写。这就是钱在起作用。香港比较富，所以以前粤语很时髦，发了财的商人们都可能说几句粤式普通话。后来香港有经济危机了，需要大陆“表叔”送银子来，开放旅游，开放购物，于是普通话又在香港开始吃香。这种时尚潮流的变化后面，也是钱在起作用。
以上这三个量的指标，在我来看有一定的道理。正是从这三个指标综合来看，汉语正由弱到强，正在重新崛起的势头上。我们对汉语最丧失自信心的一天已经过去了，提倡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为一次盲目的文化自卑和自虐，应该打上句号了。
二、来自文言的汉语
前面我们是展开汉语外部的比较角度，下面我们进入汉语内部的分析，着重回顾一下汉语的发展过程。
我们常常说，现代汉语是白话文。其实，这样说是不够准确的。要说白话文，要说平白如话或者以话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话文是西文，比如说英文。英文是语言中心主义，文字跟着语言走，书写跟着读音走，那才够得上所谓“以话为文”的标准定义。从这一点看，现代汉语顶多是半个白话文。
我们的老祖宗是文字中心主义：语言跟着文字走。那时候四川人、广东人，山东人等等各说各的方言，互相听不懂，怎么办？只好写字，以字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个“书同文”，没有搞“话同音”。一个字的发音可能五花八门，但字是稳定的，统一的，起主导作用的。你们看过电视剧《孙中山》吗？孙中山跑到日本，不会说日本话，但同日本人可以用写字来交谈。不是言谈，是笔谈。那就是文字中心主义的遗留现象。
古代汉语叫“文言文”，“文”在“言”之前，主从关系表达得很清楚。从全世界来看，这种以文字为中心的特点并不多见。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猜想，这与中国的造纸有关系。一般的说法是，公元一百零五年，东汉的蔡伦发明造纸。现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证明公元前西汉初期就有了纸的运用，比蔡伦还早了几百年。有了纸，就可以写字。写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动的中心。欧洲的情况不一样。他们直到十三世纪，经过阿拉伯人的传播，才学到了中国的造纸技术，与我们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差。在那以前，他们也有纸，但主要是羊皮纸。我们现在到他们的博物馆去看看，看他们的圣经，他们的希腊哲学和几何学，都写在羊皮纸上，这么大一摞一摞的，翻动起来都很困难，也过于昂贵。据说下埃及人发明过一种纸草，以草叶为纸，也传到过欧洲，但为什么没有传播开来，为什么没有后续的技术改进，至今还是一个谜。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没有纸，人们怎么交流思想和情感呢？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运用，那些古代欧洲的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到处跑，怎么可能保证文字的稳定、统一和主导性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语言不是以纸为凭和以字为凭，大多只能随嘴而变：这可能就是语言中心主义产生的背景，也是他们语言大分裂的重要原因。你们看看地图：他们北边是日尔曼语系，包括丹麦语，瑞典语，荷兰语、爱莎尼亚语，德语等等，原来是一家，随着人口的流动，你到了这里，我到了那里，说话的语音有变化，文字也跟着变化，互相就不认识字了，就成为不同的语种了。他们南边是拉丁语系，包括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等等，原来也是一家，但一旦扩散开来，在没有录音和通讯等等技术设备的条件下，要保持大范围内读音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的表音文字保持统一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也只好闹分家。
有一个专家对我说过，阿拉伯语在这一点上类似汉语。比如伊拉克人与沙特阿拉伯人，使用同一个字时可能有不同的发音，但含义上相通。我在这方面只是听说。
中国有个研究历史的老先生叫钱穆，十多年前在台湾去逝。前几年台北领导人马英九还主持了了一个仪式，说以前我们对钱老先生不大公道，现在应该给他落实政策——大概是这个意思。钱老先生号称国学大师，在谈到中国为何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的时候，谈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条。在他看来，正因为有了“书同文”的汉语，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间才有了稳定的信息网络，才保证了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联系，尽管幅员广阔交通不便，但国土统一可以用文字来予以维系。欧洲就没有这个条件。语言一旦四分五裂，政治上相应的分崩离析也就难免。现在他们成立欧盟，就是来还这一笔历史欠账。
汉语不但有利于共同体的统一，还有利于文化的历史传承。我们现在读先秦和两汉的作品，还能读懂，没有太大障碍，靠的就是文字几千年不变。一个"吃"字，上古音读qia，中古音读qi，现代音读chi，读音多次变化，但文字没有变化，所以我们现在还能读懂这个“吃”。如果我们换上一种表音文字，就不会有几千年不变的“吃”。同学们可能知道，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乔叟时代的英语，现在的欧美人都读不懂，说是古英语，其实不过是十六世纪和十四世纪的事，在我们看来并不太古。这更不要说作为英语前身的那些盖尔语，凯尔特语，威尔士语等等，今天的广大欧美人民就更没法懂了。这是因为表音文字有一种多变的特征，不仅有跨空间的多变，还有跨时间的多变，使古今难以沟通。
当然，中国人不能永远生活在古代，不能永远生活在农业文明的历史里。随着生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十八世纪以后的现代工业文明浪潮的到来，汉语也表现出僵化、残缺、不够用的一面。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可能有利于继承，但可能不利于创新和追新；可能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贵族阶层，但一定不利于疏远文字的大众，不利于这个社会中、下层释放出文化创造的能量。这样，从晚清到五四运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发出了改革的呼声。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呢？第一，当时很多西方的事物传到了中国，同时也就带来了很多外来语，这些外来语不合适用文言文来表达。文言文的词，一般是单音节或者双音节，所以我们以前有五言诗，七言诗，就是方便这种音节的组合。但外来语常常是三音节、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拿破仑”，“马克思”，你还可勉强压缩成“拿氏”和“马翁”，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你不好缩写成“资义”和“社义”吧？碰上“二氧化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碰上“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依里奇”，你怎么缩写？能把它写进五言诗或者七言诗吗（众笑）？想想当年，鲁迅留学日本，胡适留学美国。这些海归派带回来很多洋学问，肯定觉得文言文不方便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语言文字的改革势在必行。
第二，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大家知道，白话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宋代大量的“话本”，就是白话进入书面形式的开始，与当时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有密切关系。活字印刷所带来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发挥了作用。那么在宋代以前，白话作为一种人民大众的口语，同样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书写和记录。我们现在看一些古典戏曲，知道戏台上的老爷，太太、小姐、相公，讲话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环，农夫，士卒，盗贼，都是说白话。这很可能是古代中国语言生态的真实图景，就是说：白话是一种下等人的日常语言。到了晚清以后，中国处在巨大社会变革的关头，阶级结构必须改变。新的阶级要出现，老的阶级要退出舞台。像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这种没有科举功名的人物，不会写八股文的人物，要成为社会领袖，岂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权？在这个时候，一种下等人的语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数人的口语要挑战少数人的文字，当然也在所难免。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四前后出现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是外来语运动，另一方面是民间语运动。外来语与民间语，构成了那一场革命的两大动力。现代文学也依托了这两大动力。比如我们有一些作家写得“洋腔洋调”，徐志摩先生，郭沫若先生，巴金先生，茅盾先生，笔下有很多欧化和半欧化的句子。当时生活在都市的新派人物说起话来可能也真是这个样子，作者写都市题材，不这样“洋”可能还不行。另有一些作家写得“土腔土调”，像赵树理先生，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周立波先生，还有其他从解放区出来的一些工农作家。他们从老百姓的口语中汲取营养，运用了很多方言和俗语，更多地依托了民间资源。这两种作家都写出了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给白话文增添的虎虎生气和勃勃生力。鲁迅是亦土亦洋，外来语和民间语兼而有之，笔下既有吴方言的明显痕迹，又有日语和西语的影响。
外来语运动与民间语运动，构成了白话文革命的大体方位，使汉语由此获得了一次新生，表达功能有了扩充和加强。我们以前没有“她”这个字，“她”是从英语中的she学来的。当时还出现过“妳”，但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人可能觉得，英语第二人称不分性别，那么我们也不用了吧（众笑）。当时就是这么亦步亦趋跟着西方走。包括很多词汇、语法、语气，句型结构等，都脱胎于西文。“观点”，point of view；“立场”，position；都是外来语。“一方面......又一方面”，来自on this side……on other side；“一般地说”，“坦率地说”，“预备……走”等等，也都来自直译。同学们现在说这些习以为常：这没有什么，这就是我们中国话么。但我们中国古人不是这样说的，这些话原本都是洋话。如果我们现在突然取消这些移植到汉语里的洋话，现代汉语至少要瘫痪一半，大部分的研究、教学、新闻、文学都可能无法进行。
当然，大规模的群体运动都会出现病变，没有百分之百的功德圆满。外来语丰富了汉语，但也带来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种，我称之为“学生腔”或者“书生腔”。这种语言脱离现实生活，是从书本上搬来的，尤其是从洋书本上搬来的，对外来语不是去粗取精，而是生吞活剥，半生不熟，甚至去精取粗，不成人话。刚才徐老师说我现在每年有半年生活在农村。这是事实。我在农村，觉得很多农民的语言真是很生动，也很准确，真是很有意思。今天时间有限，没法给大家举很多例子。同学们可能有很多是从农村来的，或者是去过农村的，肯定有这种体验。同农民相比，很多知识分子说话真是没意思，听起来头痛，烦人。中国现代社会有两大思想病毒，一是极左的原教旨共产主义，二是极右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它们都是洋教条，其共同的语言特点就是“书生腔”，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与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因为这些“洋腔”或者“书生腔”，是从我们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识体制中产生的，是图书馆的产物，不是生活的产物。中文系请李陀先生来讲过课，是吧？李老师曾经研究“毛文体”，有人也将其称为文革时期的“党八股”，就是一种红色的“洋腔”和“书生腔”，一种极权时代的陈辞烂调。“在党的十大精神光辉照耀之下，在全国人民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热潮之中，在大江南北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凯歌高奏的大好时刻，我们清华大学今天开学了！”（众笑）这种绕来绕去的语言垃圾，就是当时常见的套话。
在文革前后那一段，我们经历了一个白话文非常黯淡的时期。有人可能说，那一个时期离我们比较远了，我们同学们都是新一代，说话也不会是党八股了，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完全解决，甚至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恶化。这些年，我常常听到一些大人物说话，发现他们还是满嘴废话，哪怕是谈一个厕所卫生的问题，也要搭建一个“平台”，建立一个“机制”，来一个“系统工程”，完成一个“动态模型”，还要与WTO或者CEPA挂起钩来。这些大话都说完了，厕所问题还是不知道从何着手，让听众如何不着急？这是不是一种新八股？
我们再来看看民间语运动可能发生的病变。老百姓并不都是语言天才，因此民间语里有精华，也会有糟粕，甚至有大量糟粕。口语入文一旦搞过了头，完全无视和破坏文字规范的积累性成果，就可能造成语言的粗放、简陋、混乱以及贫乏。在这方面不能有语言的群众专政和民主迷信。比方说，我们古人说打仗，是非常有讲究的。打仗首先要师出有名，要知道打得有没有道理。打得有道理的，叫法不一样。打得没道理的，叫法又不一样。皇帝出来打仗，国与国之间的开战，叫“征”，皇上御驾亲“征”啊。打土匪，那个土匪太低级了，对他们不能叫“征”，只能叫“荡”，有本书不是叫《荡寇志》吗？就是这个用法。“征”、“伐”、“讨”、“平”，“荡”，是有等级的，如何用，是要讲究资格和身份的。孔子修《春秋》，每一个字都用得很用心，注入了很多意义和感觉的含量，微言大义呵。但现在的白话文粗糙了。打台湾，是“打”；打美国，也是“打”。这是不对的。（众笑）站在中央政府官史的角度，打美国应该叫“征”；打台独只能叫“平”，顶多只能叫“伐”，对不对？（众笑）又比如说，打仗打得轻松，叫做“取”。打得很艰难，叫作“克”。力克轻取么。虽然只是两个动词，但动词里隐含了形容词。但现在白话文经常不注意这个区别，一律都“打”。打石家庄打得艰难，打天津打得轻松，都是“打”。这同样是不对的。与“打”相类似的万能动词还有“搞”：“搞”革命，“搞”生产，“搞”教学，“搞”卫生，还有其它的“搞”，不说了。（众笑）总而然之，汉语中的很多动词正在失传，汉语固有的一些语法特色，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互相隐含和互相包容的传统，也正在失传。这不是一件好事。
口语入文搞过了头，汉语还可能分裂。这个情况在广东和香港已经出现了。香港有些报纸，开辟了粤语专页，一个版或者两个版，用的是粤语文，是记录粤语发音的汉字，包括很多生造汉字，我们一看就傻眼，基本上看不懂。但他们可以看懂。如果我们确立了以话为文的的原则，文字跟语言走的原则，为什么不能承认他们这种粤语书面化的合法性呢？没有这种合法性，粤语中很多精神财富就可能无法表达和记录，普通话霸权可能就压抑了粤语文化特色。但如果承认了这种合法性，那么福建话、上海话、四川话、湖南话、江西话等等是不是也要书面化？是不是也要形成不同的文字？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像古代欧洲一样来个语言的大分家？闹出几十个独立的语种？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办的事，事关语言学原理，也事关政治和社会的公共管理。有一个英国的语言学家对我说过：mandarin is the language of army，意思是：“普通话是军队的语言。”确实，所有的普通话都具有暴力性，压迫性，统制性，不过是因偶然的机缘，把某一种方言上升为法定的官方语言，甚至变成了国语——而且它一定首先在军队中使用。普通话剥夺了很多方言书面化的权利，使很多方言词语有音无字。这就是很多粤语人士深感不满的原因，是他们忍不住要生造汉字的原因。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所有的方言都造反有理，如果所有的口语都书面化有理，世界上所有的大语种都要分崩离析。即便有表面上的统一，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英语就是这样的。有人估计：再过三十年，英语单词量可能是一百万。到那个时候，任何人学英语都只能学到苍海之一粟，各个地方的英语互不沟通或只有少许沟通，那还叫英语吗？再想一想，如果英语、汉语、西班牙语等等这些大语种解体了，人类公共生活是不是也要出现新的困难？
看来，语言主导文字，或者文字主导语言，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问题。最可行的方案可能是语言与文字的两元并举，是两者的相互补充与相互制约。这是我们以前一味向表音文字看齐时的理论盲区。
三、创造优质的汉语
希腊语中有一个词：barbro，既指野蛮人，也指不会说话的结巴。在希腊人眼里，语言是文明的标志——我们如果没有优质的汉语，就根本谈不上中华文明。那么什么是优质的汉语？在我看来，一种优质语言并不等于强势语言，并不等于流行语言。优质语言一是要有很强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强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动，后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动。一个人平时说话要“入情入理”，就是智性与感性的统一。
我当过多年的编辑，最不喜欢编辑们在稿签上写大话和空话。“这一篇写得很好”，“这一篇写得很有时代感”，“这一篇写得很有先锋性”。什么意思？什么是“好”？什么叫“时代感”或者“先锋性”？写这些大话的人，可能心有所思，但解析不出来；可能心有所感，但形容不出来，只好随便找些大话来敷衍。一旦这样敷衍惯了，他的思想和感觉就会粗糙和混乱，就会钝化和退化。一旦某个民族这样敷衍惯了，这个民族的文明就会衰竭。我对一些编辑朋友说过：你们不是最讨厌某些官僚在台上讲空话吗？如果你们自己也习惯于讲空话，你们与官僚就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原谅一个小孩讲话时大而化之笼而统之：不是“好”就是“坏”，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因为小孩没有什么文明可言，还只是半个动物。但一个文明成熟的人，一个文明成熟的民族，应该善于表达自己最真切和最精微的心理。语言就是承担这个职能的。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说得既准确又生动。陈词滥调无处不在，应该说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状况。但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文明的品级高度，应该承担一个责任，使汉语的解析能力和形容能力不断增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说白话文已经大功告成。白话文发展到今天，也许只是走完了第一步。
至少，我们很多人眼下还缺少语言的自觉。我们对汉语的理性认识还笼罩在盲目欧化的阴影之下，没有自己的面目，更缺乏自己的创造。现代汉语语法奠基于《马氏文通》，而《马氏文通》基本上是照搬英语语法。这个照搬不能说没有功劳。汉语确实从英语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不但学会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她”，还学会了时态表达方式，比如广泛使用“着”、“了”、“过”：“着”就是进行时，“了”就是完成时，“过”就是过去时。这样一用，弥补了汉语的逻辑规制的不足，把英语的一些优点有限地吸收和消化了。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但汉语这只脚，并不完全适用英语语法这只鞋。我们现在的大多数汉语研究还在削足适履的状态。我们看看报纸上的体育报导：“中国队大胜美国队”，意思是中国队胜了；“中国队大败美国队”，意思也是中国队胜了。这一定让老外犯糊涂：“胜”与“败”明明是一对反义词，在你们这里怎么成了同义词？（众笑）其实，这种非语法、反语法、超语法的现象，在汉语里很多见。汉语常常是重语感而轻语法，或者说，是以语感代替语法。比如在这里，“大”一下，情绪上来了，语感上来了，那么不管是“胜”是“败”，都是胜了（众笑），意思不会被误解。
又比方说，用汉语最容易出现排比和对偶。你们到农村去看，全中国最大的文学活动就是写对联，应该说是世界一绝。有些对联写得好哇，你不得不佩服。但英语理论肯定不会特别重视对偶，因为英语单词的音节参差不齐，不容易形成对偶。英语只有所谓重音和轻音的排序，也没有汉语的四声变化。据说粤语里还有十三声的变化，对我们耳朵形成了可怕的考验。朦胧诗有一位代表性诗人多多。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曾经在英国伦敦图书馆朗诵诗，一位老先生不懂中文，但听得非常激动，事后对他说，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美妙的语言。这位老先生是被汉语的声调变化迷住了，觉得汉语的抑扬顿挫简直就是音乐。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西方语言理论不会对音节对称和声律变化有足够的关心，不会有这些方面的理论成果。如果我们鹦鹉学舌，在很多方面就会抱着金饭碗讨饭吃。
还有成语典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成语典故之多是汉语的一大传统。一个农民也能出口成章言必有典，但是要口译员把这些成语典故译成外语，他们一听，脑袋就大了（众笑），根本没法译。应该说，其它语种也有成语，但汉语因为以文字为中心，延绵几千年没有中断，所以形成了成语典故的巨大储存量，其它语种无法与之比肩。每一个典故是一个故事，有完整的语境，有完整的人物和情节，基本上就是一个文学作品的浓缩。“邻人偷斧”，“掩耳盗铃”，“刻舟求剑”，“削足适履”，“拔苗助长”……这些成语几乎都是讽刺主观主义的，但汉语不看重什么主义，不看重抽象的规定，总是引导言说者避开概念体系，只是用一个个实践案例，甚至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来推动思想和感觉。这样说是不是有点罗嗦？是不是过于文学化？也许是。但这样说照顾了生活实践的多样性和具体语境的差异性，不断把抽象还原为具象，把一般引向个别。在这一点上，汉语倒像是最有“后现代”哲学风格的一种语言，一种特别时髦的前卫语言。
今天晚上，我们对汉语特性的讨论挂一漏万。但粗粗地想一下，也可以知道汉语不同于英语，不可能同于英语。因此，汉语迫切需要一种合身的理论描述，需要用一种新的理论创新来解放自己和发展自己。其实，《马氏文通》也只是取了英语语法的一部分。我读过一本英文版的语法书，是一本小辞典。我特别奇怪的是：在这本专业辞典里面，“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等等，都列为词条。这也是一些语法概念吗？为什么不应该是呢？在语言活动中，语法，修辞，文体，三者之间是无法完全割裂的，是融为一体的。语法就是修辞，就是文体，甚至是语言经验的总和。这种说法离我们的很多教科书的定义距离太远，可能让我们绝望，让很多恪守陈规的语法专家们绝望：这洁如烟海的语言经验总和从何说起？但我更愿意相信：要创造更适合汉语的语法理论，一定要打倒语法霸权，尤其要打倒既有的洋语法霸权，解放我们语言实践中各种活的经验。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诗论、词论、文论，其实包含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但这些宝贵资源一直被我们忽视。
瑞士有个著名的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写了一本《普通语言学教程》，对西方现代语言学有开创性贡献，包括创造了很多新的概念。他不懂汉语，虽然提到过汉语，但搁置不论，留有余地，所以在谈到语言和文字的时候，他着重谈语言；在谈的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时候，他主要是谈共时性。他认为“语言易变，文字守恒”。那么世界上最守恒的语言是什么？当然是汉语。如果汉语不能进入他的视野，不能成为他的研究素材，他就只能留下一块空白。有意思的是：我们很多人说起索绪尔的时候，常常不注意这个空白。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后，中国人最应该写一本《普通文字学教程》，但至今这个任务没有完成。
索绪尔有个特点，在文章中很会打比方。比如他用棋盘来比喻语境。他认为每一个词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意义是由棋盘上其它的棋子决定的，是由棋子之间的关系总和来决定的。“他”在“它”出现之前，指代一切事物，但在“它”出现之后，就只能指代人。同样，“他”在“她”出现之前，指代一切人，但在“她”出现之后，就只能指代男人。如此等等。这就是棋子随着其它棋子的增减而发生意义和功能的改变。在这里，棋局体现共时性关系，棋局的不断变化则体现历时性关系。这是个非常精彩的比喻，让我们印象深刻。那么汉语眼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棋局？外来语、民间语以及古汉语这三大块资源，在白话文运动以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白话文运动以后，在经过了近一个多世纪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以后，这三种资源是否有可能得到更优化的组和与利用？包括文言文的资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宫从而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些都是问题。眼下，电视、广播、手机、因特网、报刊图书，各种语言载体都在实现爆炸式的规模扩张，使人们的语言活动空前频繁和猛烈。有人说这是一个话言狂欢的时代。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个语言危机的时代，是语言垃圾到处泛滥的时代。我们丝毫不能掉以轻心。我昨天听到有人说：“我好好开心啊”，“我好好感动啊”。这是从台湾电视片里学来的话吧？甚至是一些大学生也在说的话吧？实在是糟粕。“好好”是什么意思？“好好”有什么好？还有什么“开开心心”，完全是病句。“第一时间”，比“尽快”、“从速”、“立刻”更有道理吗？“做爱”眼下也流行很广，实在让我不以为然。这还不如文言文中的“云雨”。（众笑）做工作，做销售，做物流，做面包，“爱”也是这样揣着上岗证忙忙碌碌make出来的？（众笑）
我有一个朋友，中年男人，是个有钱的老板。他不久前告诉我：他有一天中午读了报上一篇平淡无奇的忆旧性短文，突然在办公室里哇哇大哭了一场。他事后根本无法解释自己的哭，不但没有合适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感情，而且一开始就没有语言来思考自己到底怎么了，思绪纷纷之际，只有一哭了之。我想，他已经成了一个新时代的barbro，一天天不停地说话，但节骨眼上倒成了个哑巴。就是说，他对自己最重要、最入心、最动情的事，反而哑口无言。事情上，我们都要警惕：我们不要成为文明时代的野蛮人，不要成为胡言乱语或有口难言的人。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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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八十一子，我指的是这篇，虽然有些乡土味，倒也有些见解。
我怕韩少功之“少”愈来愈少了。
- posted on 05/19/2005
这篇很有内容，老韩的确有些见解。
若之注意了，上次你谈到英美的professionalism，老韩这里对其渊源有新解，我觉得不错。从语言和文字看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缘起是很切入的。H.G.Wells也在他的世界史纲里谈到中国的活力衰退一个重大原因在于汉字的保守，少变通。
西语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刚才说到的日语假名、韩语、越语等等也是向表音文字靠扰，但汉语至今是另走一路。这种表意文字的好处，是人们不一定一见就能开口，但一见就能明白。所谓“望文生义”，如果不作贬义的解释，很多时候不是什么坏事。有日本朋友同我说，日语中“电脑”有两个词，一个是汉字“电脑”，发音大致是den no；另一个是片假名，是用英语computer的音译。这个日本朋友说，他们现在越来越愿意用“电脑”，因为“电脑”一望便知，电的脑么，很聪明的机器么，还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至于computer，你只能“望文生音”，读出来倒是方便，但一个没有受到有关教育和训练的人，如何知道这个声音的意思？有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教师还说过，有一次，他让几个教授和大学生用英语说出“长方体”，结果大家都懵了，没人说得出来。在美国，你要一般老百姓说出“四环素”、“变阻器”、“碳酸钙”、“高血压”、“肾结石”、“七边形”，更是强人所难。奇怪吗？不奇怪。表音文字就是容易读但不容易理解，不理解也就不容易记住，日子长了，一些专业用词就出现生僻化和神秘化的趋向。西方人为什么最崇拜专家？为什么最容易出现专家主义？不光是因为专家有知识，而且很多词语只有专家能说。你连开口说话都没门，不崇拜行吗？
- Re: 鐜颁唬姹夎鍐嶈璇�(闊╁皯鍔�)posted on 05/19/2005
好久没有在电脑屏幕上读这么长的文章了，却读得津津有味。谢谢xw转贴。这位韩先生颇有见地。 - posted on 05/19/2005
不过，韩先生论西语的话却有点牵强。
这里的语言学家很多，咱先抛块砖。
我看西语的造词能力至少跟汉语一样可观。拿英语来说吧，有了一个词根，就出现一大堆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学术、专业词汇更是如此。就算五十万单词，我想，多数是可以望文生义的复合词，真正的只有一个词根的‘单词’大概最多有几万，而这些词回到最基本的动词或名词恐怕也就几千。
以阅读能力来讲，西语的孩子们小学毕业就已经很强了，汉语的恐怕至少要初中毕业。
至于汉语文件比西语文本的页数较少，跟象形象音没有太大关系。汉字的构造是二维的，西语是一维，后者在横向上自然要多占地方了。 - posted on 05/20/2005
八十一子 wrote:“大概”不可靠
不过，韩先生论西语的话却有点牵强。
这里的语言学家很多，咱先抛块砖。
我看西语的造词能力至少跟汉语一样可观。拿英语来说吧，有了一个词根，就出现一大堆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学术、专业词汇更是如此。就算五十万单词，我想，多数是可以望文生义的复合词，真正的只有一个词根的‘单词’大概最多有几万，而这些词回到最基本的动词或名词恐怕也就几千。
以阅读能力来讲，西语的孩子们小学毕业就已经很强了，汉语的恐怕至少要初中毕业。阅读教育是一项专门学科，我们很不重视，或者说教育的方向很不对。《如何阅读一本书》中专门提到过阅读教育的状况，不知您怎么看。
至于汉语文件比西语文本的页数较少，跟象形象音没有太大关系。汉字的构造是二维的，西语是一维，后者在横向上自然要多占地方了。 - Re: 鐜颁唬姹夎鍐嶈璇�(闊╁皯鍔�)posted on 05/20/2005
非常赞同语言危机的观点
各种媒介的语言文字虽然数量上非常之大，但是其中大部分是垃圾以及垃圾的简单重复，使很多人失去了准确甚至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 - posted on 05/20/2005
老夫是有点信口开河之嫌。没有做研究，只是凭感觉。抱歉。好在是在咖啡馆里。:-)
拿本字典，信手翻开，举个例，native, nativism, nativist, nativity, nation, national, nationalism, nationalize, nationalization, international, multi-national, nationalist, nationality, nationalistic, 一个词派生十四个。
再举个例，late, lately, latent, belated, belatedly, 一个变五个。
再举个例，common, commune, community, communism, communist，一变五。
还有，note, notice, noted, noteworthy, notability, notable, notarial, notary, notate, notation, noticeable, notify, notifiable, notification, notion, notional, 数不胜数了。
五十万很快就压缩到十万以下了。
很赞同韩先生的观点。只是觉得在讲汉语的好处时，没有必要贬低西语。
老百姓创新，学者来规范，语言就是这样。
语言学家哪儿去了？廖康兄呢？:-)
imac wrote:
八十一子 wrote:“大概”不可靠
不过，韩先生论西语的话却有点牵强。
这里的语言学家很多，咱先抛块砖。
我看西语的造词能力至少跟汉语一样可观。拿英语来说吧，有了一个词根，就出现一大堆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学术、专业词汇更是如此。就算五十万单词，我想，多数是可以望文生义的复合词，真正的只有一个词根的‘单词’大概最多有几万，而这些词回到最基本的动词或名词恐怕也就几千。
以阅读能力来讲，西语的孩子们小学毕业就已经很强了，汉语的恐怕至少要初中毕业。阅读教育是一项专门学科，我们很不重视，或者说教育的方向很不对。《如何阅读一本书》中专门提到过阅读教育的状况，不知您怎么看。
至于汉语文件比西语文本的页数较少，跟象形象音没有太大关系。汉字的构造是二维的，西语是一维，后者在横向上自然要多占地方了。 - posted on 05/20/2005
“家”谈不上，但还是有话可以说两句。韩少功显然颇有些语言知识，好像他还译过《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浮），但这篇讲话也就是一般性讲话而已，没有什么新观点。北大西语系教授辜正坤大概是这类“古已有之”观点当今最主要的宣讲者，论述得深一些。
其实我们的直觉和常识更说明问题。英语比汉语容易学是有目共睹的。英美学生要读懂莎士比亚和乔叟还是比中国人要读懂《儒林外史》、《镜花缘》甚至《牡丹亭》要容易，更不必说古体长诗了。在美国有小孩的家长都知道小孩子六岁时所掌握的英语，能够造出的复合句，可以表达的成熟、逻辑的思想比用汉语的孩子强多少。
谈语言，只讲词汇是远远不够的。认字，汉语似乎还是比英语难，但汉字有一大长处，可惜韩少功未讲到点子上，那就是词源。中文的词源就在中文里面，所以容易辨认，容易“望文生义”。英文的词源不仅只在英语本身，往往还在拉丁语、希腊语、德语和其它各种语言中，没有学过构词法，没有其它语言的基本知识，有时很难猜想一个生词的意思，甚至连它是哪类词都猜不出。尽管如此，认定汉字比英语字易认、易记，恐怕太武断。不知道有谁做过调查？这是很难调查，很难比较的，因为人人都认为母语易学。但仅从韩少功自己所讲的词汇量之不同，也可见英语词汇不难掌握，要不然人家通常的词汇量怎么比我们大那么多？人家花在语言学习上的时间并不见得比我们多呀。倒是有一些学者根据两种语言的基本不同，提出不同的教学法，认为学汉语要着重认字，少讲语法，我赞同。
汉语在语法上的不足、无规律、多例外，凡教过汉语者都深有体会。至今，我们并没有真正建立于汉语自身的语法。我们的语法都是从英法改编过来的，削足适履的现象俯拾皆是。这是构成汉语难于掌握的一大因素，也是国人逻辑思维容易混乱的一大因素。但这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
至于打字，韩少功的比较错误很明显，汉字输入慢，不是明摆着的吗？要是打英文，我早就完事了。他说的那些输入法，真要是学会了，可能比打英语快，但那得专门学、记，用，是专业打字员的输入法。不象一般人打英语或汉字，会拚就会打。
说这些大实话并不是说汉语不好，我更不同意30、40年代的一些学者要抛弃中文的观点，现在大概也没有谁再提这观点了。这实在是“稻草人”、假靶子。汉语作为独一无二的表意文字，有这么多人用，有连绵不断的传承，有那么强的转换生成能力，再难学也该保持。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汉语的问题，并有意识的通过翻译，讲解来吸收其它语言的逻辑和表达法等各种长处。这是我再三大言不惭地向蒙特瑞翻译研究生院学生们讲的一个问题：我们不仅是语言翻译，还要作语言工程师，还要当文化使者。 - Re: 鐜颁唬姹夎鍐嶈璇�(闊╁皯鍔�)posted on 05/21/2005
老廖谈得诚恳，谢谢。 - Re: 鐜颁唬姹夎鍐嶈璇�(闊╁皯鍔�)posted on 05/21/2005
老廖讲得棒。
韩少功的文字很不错的。xw转的小说不是他的好作品。《惘然录》是他文字里最棒的一个。原作是葡萄牙文（他懂的？？），不知他是从哪个文字翻译过来的。这是我们大陆学者不严谨的地方。出版社、原版是哪里的，序言里全不作交待。
关于文字功夫，我今天也要谈。好多话题，今天都要呆在电脑前了，不幸！外面太阳太好了～～～ - Re: 鐜颁唬姹夎鍐嶈璇�(闊╁皯鍔�)posted on 05/22/2005
- Re: 鐜颁唬姹夎鍐嶈璇�(闊╁皯鍔�)posted on 05/22/2005
玛雅：俺这里翘首以待涅。还没阴天吗？ - posted on 05/26/2005
liaokang wrote:
玛雅：俺这里翘首以待涅。还没阴天吗？
好了，今天不能再懒了。
我每天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闲聊和阅读垃圾（也可以说是娱乐文字），网上的斗嘴啊，无聊新闻八卦啊等等都是第一时间先看完再作正经事。我不看这些，我作不了正经事 ：）
舞蹈、运动里最要紧的就是学会呼吸。阅读这些垃圾对于我就是放松，长长地吸进一口气，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精神需要呼吸，思想需要呼吸，阅读也需要呼吸，文字之间也要给读者换口气的余地，不能一直百米冲刺。
一年有四季的更替，人的身体里也有四季：快乐、惊喜、哀愁、压抑，轮流替换。写多了，我也有点文字体会，就是写作状态也是有节奏韵律的。写不出来的时候就好像是文字的冬天，下笔如流水的时候就是幸福的夏天。所以我现在也懂得在自己写不出来的时候，让文字在身体里呼吸换气。情绪低落的时候就要告诉自己给情绪换口气，情绪天天都亢奋的也是病，你说对吗？
一般读者喜欢的阅读种类首先是换气空间比较大的。每次读八塔、张宽或者自立的文章，我都觉得自己在百米冲刺或者马拉松，喘不上来气儿，理论、概念、名词、书名一大堆，简直读得我脑充血。我常怨自己不够耐心去读完。
好像有人讲过幽默是思想的体操。在杂文、随笔一类里，我最欣赏的就是幽默笔法。文字是要给人看的，除了少数只写给自己以外，是与人交流的。与人交流就要注意自己的语速、节奏、快慢呼吸，让读者能跟上你的节拍。
我外行人说太多外行话了。算是我的一点体会吧。咖啡店里一直鼓励百家争鸣，各种文体、各类艺术都来参与。我欢迎八塔、自立常来，不要因为我看不懂就不贴了（自立最近的一篇非常好，我还没来得及说。八塔贴的我都没时间细看。）但咖啡店的气氛也不能太庄重严肃了，毕竟是个聊天的地方，也不能天天开学术研讨会。
- posted on 05/27/2005
写不出来的时候就好像是文字的冬天，下笔如流水的时候就是幸福的夏天。
我喜欢冬天，我知道玛雅喜欢夏天。玛雅喜欢西班牙，摩洛哥，我喜
欢阿拉斯加，拉布拉多。。。
冬天我灵感多多，从晚秋就开始了。
我外行人说太多外行话了。算是我的一点体会吧。咖啡店里一直鼓励百家争鸣，各种文体、各类艺术都来参与。我欢迎八塔、自立常来，不要因为我看不懂就不贴了（自立最近的一篇非常好，我还没来得及说。八塔贴的我都没时间细看。）但咖啡店的气氛也不能太庄重严肃了，毕竟是个聊天的地方，也不能天天开学术研讨会。
玛雅心里有什么说什么，咖啡里有话直说，很好的交流。
比如我觉得“草”先生的教导，令胡的戏言，都很真诚呢，至少可以
是一种Moment of Truth。多几个线条，爱唱歌的唱歌，爱抽烟的抽
烟，爱打坐的打坐。。。无需一统啊。
- Re: 鐜颁唬姹夎鍐嶈璇�(闊╁皯鍔�)posted on 05/27/2005
玛雅的比喻有意思。各人情况不同，我每天只有一两个小时上网，得拣最有意思的看，多数都不能跟贴。写东西也仓促，经常是“落笔高明见笑，措词实欠推敲；灵感时来时又消，常恨无能相告！”按说有空儿该改改旧作吧，越看越不满意，都懒得改了。 - posted on 04/01/2007
优质语言一是要有很强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强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动，后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动。一个人平时说话要“入情入理”，就是智性与感性的统一。
这个说得很好！
陈寅恪先生一直关注这样的汉语，从他的文章中似乎对唐代译经，尤
其是玄奘译经大为重视。
玄奘译论，大智度论。译经，大般若，地藏十轮，药师经，心经，可
惜流行性不及鸠摩罗什。
但这里面肯定有内涵，陈是语言大师。
现代汉语译的名著，文学方面晓畅一些，科学哲学就不够。
谢谢rzp提及这线，都快忘掉了:)
- Re: 鐜颁唬姹夎鍐嶈璇�(闊╁皯鍔�)posted on 04/01/2007
这篇文章也可以看看：
http://yanfeng.org/blog/572/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
- posted on 04/02/2007
同意廖老师的观点,这只是一篇普及性的报告.只讲了字词,没有讲音和句法.并不是完整的现代汉语.
朝鲜语是音位文字,其每个字有四分之一发音随汉音,所以听起来很像.
提到韩文说的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空白部分,语言学家们以<中原音韵>为蓝本,推拟中古汉语的音位系统,用的就是历史比较法.(当然这首先要感谢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最近逝世的语言学家徐通锵教授一生致力于历史语言学研究,挖掘了许多汉语历史衍变的例子.
从20年代中国历史所的罗常培先生开始方言调查,近百年来方言工作者一直在为汉语的历史衍变辛勤工作着.
韩文提到毛选体,令人想起中国天才计算机学家马希文(英年早逝在美利坚),他教学生乔姆斯基语言,考试时就让每个学生找一篇毛选,用老乔的生成语法把每句话分析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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