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诗歌就是臆想狂、醉酒汉、自恋病人和走街窜巷卖艺者的神圣事业，我们只能扑倒在自己这个传统里。"是滴。

不喜欢“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句式，别扭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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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异端开辟野道——廖亦武的写作

作者：敌人韦小宝 提交日期：2004-1-31 11:04:00　　
　　
　　
　　我不得不承认，老威作为诗人廖亦武的影子替身、绰号笔名，是个名符其实的冒险家，这就决定了他写作的特别，偏激、怀疑、批判、露骨兼及混合着多种复杂滋味的感伤，因而与这个时代一般意义上较为固定的写作基调——拖沓、平庸、舒缓、讲究隐忍体面的写作方式，不大相同。一方面固然源自他本人起于青萍之末、长于寒素之家、混迹于草莽之间的生活经历，这种来自弱势群体的底层生活注定了他与民间是血肉相连的，而不是一般知识分子为了装着平等的样子，利用民间来作为点缀自己思想谱系的装饰品，进而对民间厚土的滋养，所采取的杀鸡取卵式的巧取豪夺。另一方面，以老威对历史的观察和现实的熟稔，他深知强权者对历史的任意阐释和摆布，所形成的话语霸权，可以使历史变成任由人打扮的小姑娘，而这样公然的掩盖真相，是老威所不能接受的。对此，唯一的解药便是不少人所信奉的自欺，但老威似乎不服这包药。
　　于是他利用生活之便，与酒鬼、流浪儿、乞丐、瞎子、遗体整容师、吹鼓手兼嚎丧者、混混、三陪小姐、梦游者、老右派、老军人、老知青、老地主、算命先生、民间艺人、同性恋者、碎尸犯、神医及其信徒等人打成一片，混迹在一起，并借机采访他们，从而撰写成《漂泊——边缘人访谈录》一书。老威用自己嬉笑怒骂的提问，来使被采访者按其想法“就范”，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他所留下的底层真实，是他按自己的想法所能采集到的底层真实，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殊价值。它既不同于斯特兹·特克尔《美国梦寻》里的雇佣枪手、民歌手、漂泊的军人子女和印帝安人，也不同于卡内蒂《耳证人》中所创造的延缓术家、纸醉鬼、迷魂演说家、告密员。当然如果我们对老威和廖亦武联袂所搞的文学活动知道得更多一些，我们就会知道老威所采访的底层人固然有其阶层的生活特性，但此中又何尝没有廖亦武诗歌活动的外在折射呢!正如他所写的《活下去》三部曲之一《黑道》里，借其中的诗人恶棍之口评述诗人阿拉法威(亦即老威)：“‘北岛的时代已过去了，现在是杂种阿拉法威的时代，’恶棍不怀好意道，‘他是白痴、天才、圣者、巫师、走街窜巷的卖艺者及大骗子联合操出来的。’”与此同时，该书又提及“廖胡子也在一篇文章的卷后语里宣称：‘自古以来，诗歌就是臆想狂、醉酒汉、自恋病人和走街窜巷卖艺者的神圣事业，我们只能扑倒在自己这个传统里。’”不特如此，《漂泊》里的许多采访细节，与《黑道》有不少的暗中勾结。阿拉法威的四舅告诉他，“我残生唯一的愿望就是找到你大舅，人也好，坟也好，不负早年生离死别之约。” 《老军人廖恩泽》里就有这一细节的翻版。《漂泊》与《黑道》的精神勾结是显然的，不同的只是形式之别，前者是新闻采访，后者是纪实小说。
　　《黑道》的副标题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地下文学野史”，纪录了众多离经叛道的先锋诗人的左冲右突。或许由于精神上的内在勾连，廖亦武以朦胧诗之后的诗人身份主编了《沉沦的圣殿》，作为纪念以《今天》杂志为主的地下诗歌前驱们的丰富文献，其副标题为“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这种承接不只是形式意义上的，而是骨子里的指引和精神召唤。 1949年后到80年代以前，中国的小说之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好作品，与人们的世俗生活，被强加于其上的泛政治化所剥夺有关。这样深刻的观点，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阿城在《闲话闲说》里的阐述。我们可以顺着发挥一下，这就像太阳未经臭氧层的阻隔过滤，直接照射大地，不仅不适合万物的生长，而且会烤焦一切。如果民众有着正常而健康的世俗生活，民间生活自然就勃郁旺盛、五彩缤纷，那么底层就不会只是苦难的渊薮，可惜这一切离我们还多么遥远。设若每个人都有自我活动的私人空间，以及自行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并且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拒绝强权所主宰的公共表达对私人空间的侵蚀，那么我们的生活质量就会有进一步的提升。老威选择民间作为自己写作的支点，不仅是与主流话语对抗，而是通过个人的表达，给这个还不能充分表达个人观点的社会，以更多的个人表达空间，汰弃人们所遵循的大概率价值观，使真正的自由表达成为人们的权利和生活习惯。
　　老威的写作离经叛道，锐利前卫的诗歌，切入生活内核的采访，是对现实生活重压和精神生活荒芜的真切应对，切中我们周围的毒素。大有刀锋过处，脓血出焉的功效。但是老威是复杂的，他反强权的武器，不经意间用的正是他所反对的东西，比如武断。这种行文格式在其写作中似乎形成了某种习惯(当然用此进行调侃不在其列，而且《漂泊》比《黑道》更宽容且不失写作个性)。这是一种近于宿命的二律背反，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激进主义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都难免不蹈入此种万劫不复的厄运之中，不少人打着革命的幌子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这就是灾难的中国及苦命的中国人生活之写照。对此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
　　
　　
　　
　　 1999年9月16—18日于成都反动居
　　
　　
　　此文曾刊载于《读书》杂志2000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