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全球化下人类命运

七格

假设性灾祸

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已属于国际性大都市的地方，每天清晨，依旧可以看到上年纪的家庭主妇，提着篮子到小菜场去买菜。傍晚下班之后，则是年轻小夫妻出现在各小菜场之中，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选择地点是超市，但由于供应的农贸产品价格以及新鲜程度的差异，使得他们仍旧会为烧一些需要活杀的荤菜光顾小菜场。

这在经历过黑死病的欧洲城市是比较难以想象的。在他们那里，尤其是德国以北地区，做出来的菜真的是叫难吃，因为要想到小菜场买还活着的鸡鸭鹅鱼，或者什么热气肉，简直是困难重重，你只能在超市放禽肉鱼蛋的地方，从一大堆冰渣里，挑那种冻得梆梆硬的肉块鱼片，然后到服务热情高涨的结账小姐那里去结账。这样的原料，也使得烹调手艺受到了很大限制，回家放上好的锅子里，使劲蛮烧就行，所以在欧洲做家庭主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大的切切小，生的烧烧熟，哪比得上广东人，个个娶个好妻子，家里没他们不能吃的生猛活物。

然而在饮食文化差异的背后，却是这样一个困境：我们如何防止来自小菜场的传染疾病？

这个问题在以前的中国并不突出。八十年代之前，所有的家庭主妇都在比谁起得早，所有一日三餐的来源，可全来自排长队的国营菜场。虽然那时，通过食物携带在城乡之间的疾病交叉传播，其可能性不比今天弱，然而那时的公共卫生体系却是在计划经济的管控下，所以做得相当出色。当时中国的人均GDP并不在世界前列，但公共卫生方面的排名却相当靠前。但是，今天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中国的公共卫生资源却逐渐在萎缩中。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2000年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的排序结果，中国被排在144位，比埃及（63）、印度尼西亚（92）、伊拉克（103）、印度（112）、巴基斯坦（122）、苏丹（134）、海地（138）还要低，而据世界银行《2002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估算，这些国家的人均GDP 都没有中国高（数据来源：《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王绍光，2003）。

由于在农村基层卫生保健资源的不充分，现在的防疫监控体系变得相当脆弱，SARS爆发时，卫生界无不对农村地区深深捏了一把汗。今天，农村人畜混合居住的情形不仅依旧存在，而且随着鼓励副业的政策出现，圈养的猪羊鸡鸭密度比以往更加密集。在这样的现状下，城乡间的疾病传播，不仅保有了小菜场这样的食物携带渠道，还由于内部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密切，农村青壮年被当做无成本无限制的劳力资源被深圳等城市大量征用，使得人体本身也成了病源携带的一个重要载体。

人类整部传染病史，几乎都是关于病毒如何从动物寄主转向人体寄主的故事，从鼠疫到艾滋病，大量的人口死亡，无一不是人体缺乏抵抗手段或缺乏治疗药物的原因。

足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当整个社会空间为发展经济，而忽视了基本卫生防疫工作这样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之后，如果在将来某一时刻，某一角落突然爆发某种一时束手无策的传染病，它将在哪里爆发？将会导致多少人口死亡？如何应对这样的灾祸？

提这样的一个假设性的灾祸，不是为了危言耸听扰乱社会秩序，而是对潜在灾祸的一个概率性估测。没有人会希望有什么大瘟疫降临，但我们人类的理性迫使我们有必要去违背一下我们的希望。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基本就是和传染病病毒相生相伴的过程。而且，文明越是发达，就越城市化发展，这导致人口密度和人流数量全面增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提供廉价劳动力出口的欠发达国家，和提供廉价农产品的发达国家之间，更是能在一天之间将病毒从地球这一侧传到另一侧，在全球公共卫生协防体系还没成立好的情况下，不知名的传染病爆发概率就始终存在。SARS病毒的爆发，所幸的是死亡率并不高，但造成的心理恐慌，已经可以让我预计到真正高死亡传染病爆发时，会是怎样的情状。在中国，有关历史上欧洲黑死病流行时的描述还是太少，人们还不太明白婴儿伏在母亲尸体上吸吮乳汁是怎样的惊悚，也不太清楚整船尸体的亡灵船漂在海上是怎样的恐怖。然而，等到这些事情再一次发生就已经太晚了，如果在崇祯那会儿，大规模的瘟疫仅仅葬送的是一个明朝，那么在今天，有可能它要葬送的，是整个世界。

事实上历史上的南美洲已经这样被葬送了。西班牙人征服玛雅帝国，当地人从未见过的高大的四蹄动物，以及能放火的金属管子，固然是他们能够征服土著的意外法宝，但他们带去的各种传染病，却使得玛雅帝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玛雅人是养了一些火鸡之类的动物，但靠这点可怜的家畜所产生的病原抗体，怎可匹敌那些马牛羊狗统统都养的欧洲殖民者身上的病原体，结果，这个帝国突然间就消失了。接下来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也不美妙。据估计，美洲土著死于白人殖民者带去疾病的人数，要占总人数的95%。
今天，如果中国农村糟糕的卫生状况不得到有效的改善，其与城市之间愈发紧密的大规模流动接触，等于是埋下了随时有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



起爆地点

也许有人会把起爆地点定在农村，因为那里的公共卫生设施最差。有些地区的饮用水即便是煮开了，也不符合最低饮用标准。由于人畜共用水源和其他生活空间，农民罹患血吸虫病、乙肝、肺结核、痢疾的几率也高出甚多。但实际上，以SARS为例，爆发和传播传染病的地点更有可能在城市。城市首先满足了病毒传播的人口密度需求。有些传染病是非得到达了一定人口密度才有大规模爆发的可能。其次，恰恰是由于城市卫生防疫状况比较良好，使得人体对病原体的抵抗力，不需要像农村居民一样顽强，所以，很有可能某些在农村无法传播的疾病，却能在城市里非常迅猛地扩散开来。

相对来说，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的居民，虽然抗体能力相对农村居民为差，但由于和农村居民的接触也有了一段时期，所以比起那些来自其他发达国家城市的居民来，他们相对来说又比较强壮。随着中国国际航班的逐年递增，我们不难渐渐描绘出这样一幅图景：某位农民是某种病原体携带者，他所在的村子里的居民，都具备了对这种病原的抗体，但有一天他决定外出到上海打工，结果到了上海火车站，这种病原体正好在潜伏期末排出，上海谋居民感染上后，搭上班机去了美国，在纽约他欣赏完一次热闹的游行后，回宾馆后突然发热咳嗽，紧接着出现剧烈头痛、喷射状呕吐等临床症状，并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尸检表明，他不幸死于某种通过空气传播的恶性传染病。尽管隔离疫区等卫生措施做得很到位，中国政府也及时排出了一长串人员接触名单，但这病毒还是迅速在空气中传播开来，由于该病毒有很强的变异能力，并能在空气中存活很久，最后导致美洲再次大部分地区人口死亡，中国城市死亡率是一半，农村为四分之一。

想想世界上每一次大规模瘟疫，导致的死亡人口都是动辄上千万，我们不难推定，这样的恶性传染病毒如果在今天发生，其统计数字很有可能是以数亿计。

除东南亚外，另一个起爆地点则是在非洲和南美洲等贫穷地区，尽管发达国家向这些地方不断投资数百万美元来帮助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公共卫生设施，但当地的部落首领总是有办法将大部分资金用来中饱私囊。艾滋病源于非洲，也许还有什么更潜在更危险的病毒仍旧会来源于那里。这些地方气侯潮湿物种数量众多，数不清的病毒在那里玩着残酷的生存竞争游戏，一旦有什么机会，某个可怕的病毒把这游戏也带到非洲以外地区，那么人类脆落的免疫体系根本陪玩不起。




如何应付瘟神

毛泽东曾经动用行政力量，倾全力压制了肆虐中国农村的血吸虫病，当时人们都以为这种小虫子再也不来了，自以为是地欢庆送了瘟神，现在，这些疾病重现了。在此我们无意批评当时人们不够深思远虑，死灰复燃是病毒的常用战术，各个国家地区都一样。比如1990年俄罗斯地区就爆发了早已绝迹的白喉病。悲观的是，病毒适应药物的速度和新药投放的速度一样快，这意味只要人类文明还存在一天，这场对瘟神的战争将永无停止。

既然彻底消灭瘟神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如何应付它呢？病毒没有高级智慧，你没法跟它讲政治哲学或国际法，讨论诸如重叠共识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类的话题。你能在医学领域做的事情，只能是开足马力，争取在第一时间培养出疫苗来控制疫情。

然而在政治领域里，虽然病毒没法沟通，但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就不能沟通吗？由于今天的病毒已经被卷入了全球化趋势之中，这使得利用领先优势而在贸易规则中占尽便宜的发达国家，不得不动用他们的理性，考虑一下无限制压榨低成本劳动力的后果，是的，今天你可以把你的幸福建立在全世界的弱国穷国身上，并且依靠一套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来维持这样的游戏规则，但是，最后实施致命报复的，不是塔利班，不是萨达姆，却是人类以外的成员，那些你看都看不见的病毒。这些病毒来自贫困与落后，来自肮脏与混乱。而能在这样的全球性劫难下生存下来的，大多却又是病毒发源区，因为那里的穷人最先拥有了最强大的天然的身体免疫机制。

这将是个多么悲惨而又悖谬的画面：人类文明中贪得无厌的本性，最终毁了人类文明自身，而这贪得无厌的本性，又恰恰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的动力。
假如我们做决策的都是经济的理性人，那么病毒的这种选择性爆发特性，将促使发达国家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发展中国家不是北欧神话中那头神猪，每天供应所有的武士饱餐一顿后，第二天还能长出一身一模一样的猪肉。这样的认识将有助于他们减缓对落后地区的剥削，彻底帮助落后地区改善公共卫生设施，降低那些地方的传染病传播和变异的几率，从而保护住自身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从经济理性角度出发，要让穷困地区摆脱这些疾病的困扰，最好的办法不是说教和宣传，而是明白无误地告诉那些决策者：富人和穷人都是在一个星球上，除非你有志飞向太空，否则还请尽快亡羊补牢，否则到时一块玩完。

以上这些分析和预测，都是建立在珍惜人类文明的思考基础上。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单就生物学本身出发而言，传染病也是生物圈内自我调节的一种方式。各个生物种群本来有自己的活动领地，如果某种种群由于繁殖过多或其他原因导致资源匮乏，那么该种群就会向外扩展，其结果不是将其携带的病原体传播出去，就是被感染上当地的病原体。无论导致的是何种种群的大量死亡，都能在总量上维持资源平衡。所以，这也是人类文明和自然之间的一场协议：如果人类文明无法解决资源平衡问题，那么就只能让自然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至于那方法对人类而言，是不是残酷，这人类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