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格按：
什么叫寸土必争，这个就是。昨天，安替的blog被封了，仅仅是因为转载了这份公开信，那么，今天之后，将会有更多的地方出现这封公开信。请中宣部记住：不仅当年的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今天有良知的中国媒体人，也是杀不完的。
在今天，媒体正逐步脱离喉舌身份而走向新闻自由人身份，在这一转换过程中，所有进步的革命的行为，大多将归属于李方李大同他们，而那些落后腐朽的势力，譬如赵勇以及其所勾结的中宣部，终有一天会消亡。很抱歉我使用了这些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员们才使用的激进词语，因为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依旧是一个叫做共产党的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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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本届编委会的公开信
李大同 (2005-08-15 10:09:19)
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编委会
李而亮总编辑并本届编委会：
本周一办公会上你布置了全报社以中心为单位，就新的考核条例征集意见，限在一周内完成，8月20日就要依此执行。尽管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位部门主任看过，在此前下发的编委会纪要上，已经对这部方案做了充分肯定，自说自话写上了“导向明显，原则明了，条例清晰，涵盖面广，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溢美之词，这表明你及编委会根本就不准备对这部关系到中国青年报的办报方向、关系到本报新闻评价的根本标准、关系到全报社员工利益的条例做充分的讨论并做实质性的修订。所谓征求意见，无非就是让大家在自己能挣多少“分儿”上再讨讨价罢了。 据了解，对这部办法的宗旨和所有细节，绝大多数编委也是临开会前才第一次看到。如此事关重大、细节繁复的条例，竟在区区两三个小时的一次会上就通过了，堪称一个管理奇迹。我也了解到，这部条例几乎就是你一个人的杰作，与文新副社长经大量调查研究后起草的文本有“很大不同”。可以肯定，你对“文新方案”做了重大的与实质性的改变。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对这样一部重要条例的高层讨论，报社对管理负全责的党组书记和社长王宏猷竟不在场、竟无需他参加。
8月8日周一下午，这部条例在内部网上发布，报社编采人员首次一睹其芳容，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因忙于编稿，我无暇细看。及至周三出版完成，部门开会讨论，我才开始仔细研究这部条例。细读之后，其震惊和愤慨的心情难以言表……
这部条例的核心，一是将评价报纸办得如何的标准，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和党的根本宗旨来制定，不是按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精神来制定，不是按广大读者是否满意欢迎来制定，而是将评价标准强制性地依附于少数上级机关和官员的喜恶之下；二是以一套利益给予和利益制裁的方式，将有优良报业文化传统的中国青年报的价值体系彻底瓦解掉，将历来对推动社会良性发展、对维护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对推动改革有极大热情、对贪官污吏和种种社会腐败深恶痛绝、对努力传播深刻思考、意识明确地担当历史责任的中国青年报人，庸俗化为一群一周复一周算计、争吵自己能拿多少“分儿”的打工仔。因获加分的名额极为有限，实际权力又不掌握在保证“程序公正”的第三方手里，不掌握在读者手里，而是由各级顶头上司最终决定，这不可避免地将造成对顶头上司俯首帖耳、中心内各部门明争暗斗的恶性局面。
毫无疑问，将中国青年报人奴化、庸俗化的进程，正在你的领导下（以编委会的名义）按部就班、有计划地进行着，现在，终于大言不惭地写入考核文本了——这是试图整体颠覆中国青年报精神和价值观的一个罕见的制度性文本。
让我们看看这几条吧！
加分：
（三）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3篇文章作者，每篇加50分，从第4到第10的，每篇加30分。
（四）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三个版面，每版加50分；从第4到第10个版面，从加30分起，依次每版递减3分。
（五）获团中央书记处领导批示表扬的，加80分。
（六）被中宣部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20分；受中宣部《新闻阅评》专题表扬的，加100分；阅评综述中点名表扬的，加50分。
（七）受国家部委或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00分；受部委或省委来信表扬的，加80分。
（八）受中央领导（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表扬的，加300分。
从第5条开始，如果受表扬为稿件，则相应版面责任编辑给予奖励的30%加分。
减分：（六）从“加分”的第5条到第8条，受到点名批评的，按以上标准进行反向扣分。
看到这些规定，简直使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篇报道或一个版面，受到读者最高评价只能加50分；而只要受到某个官员表扬，最低也要加80分，最高可以加300分！这还觉得不足以让编辑记者印象深刻，在“减分”条目里，再特别规定，如果受到这些不同级别的官员批评，要“反向扣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你为一篇报道无论付出了多大努力，进行了多么艰苦的调查，写作如何精致，甚至可能还经受了生命危险（记者为披露真相被打的还少吗），也无论这篇报道获得了广大读者多么高的赞许，只要惹得某个官员不高兴，“批评”了几句，那么你所有的劳作不仅等于零，你为本报增添的声誉也等于零，读者评价更是连个屁都不算——你还要为此倒找钱，可能赔进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
在这样蛮横无理的制度安排下，编辑记者只要不是精神失常，还有谁会去搞舆论监督报道呢？无独有偶，主流新闻媒体最基本的、代表社会良知和公正，为广大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社会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功能——舆论监督，在这部条例里连一个字都没有，这岂是“疏忽”二字能够解释，刻意为之罢了！
除了日常小额奖励，还有一项总编辑“特别奖励办法”。这可算是“巨额”奖励了——最高可以给2万元。有什么资格可以获得这种巨奖呢？办法如下：
第一条，“A版数在前三名的”，呵呵，A版本来就是总编辑说了算；“总分在前8名的记者”，这是在鼓励什么？越是独家发现和发掘、调查深入和写作精良的稿件，生产量就越低，对本报声誉的价值就越高，对争取订户的贡献就越大，本报缺过眼烟云般的垃圾稿件么？
第二条，不出意外，又是受到各级官员“表扬”的；受表扬次数越多，赏金越高。
第三条，“在编委会统一组织的重大采访活动中出色完成任务的”，谁都清楚，这是指典型宣传、两会报道等规定动作；靠这个“提升了品牌和影响力”的媒体是哪一家？何况这类稿件先天就享有不受竞争的地位，通常被指定刊发日期和重要刊发位置。至于有没有读者看就没人理会了。（如果这是指案情复杂，需要多人配合和相关负责人现场指挥的重大舆论监督报道，如“曹县一中”高考舞弊案，那么我举双手赞成。）
第四条，“采访中遇较大风险，努力克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的”，谢天谢地，如果不是特指出了车祸什么的，这类报道似乎沾点舆论监督的边儿了。可是这与前面的规定之间发生了悖论：批评稿件通常会受到被监督的部门领导恼怒，甚至受到直接上级机关的批评（其概率决不会小于50%，往往还有40%出笼前就会被“公关”或“毙”掉），遇到这种情况，是该重奖还是该“反向扣分”呢？不用说也知道，多半是后者，不奖不罚就是大运气了！如果一篇稿件受到了读者的最高评价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同时却受到某个上级官员的批评，依照这个条例，又该怎样处理呢？如蒙开恩，最好的结果是两相折抵，相关记者和编辑注定还是要倒扣……
在这封意见书里，我无意一条一条从技术上来讨论（尽管这其中的不可理喻不可行不恰当之处比比皆是，譬如一条六七百字的“本报讯”竟可以与一篇四五千字的调查性报道毫无区分；很多编辑记者即便所有版面、稿件均为A等，也“先天”不可能完成任务），列出上面的条目，是因为这些条目是这部考核条例的核心和基本价值取向。这些条目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青年报向何处去？中国青年报是生存还是死亡？
你到本报任职以来，无论大会小会，“我们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这句提示不绝于耳，大家耳朵里快生出茧子了。在一次部门主任会上，你甚至说出“你们要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这样颇具威胁味道的话。也许在你看来，中国青年报的新老业务骨干，从来都没有搞清过自己是干什么的，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现在，你要给我们耳提面命上上课了，光上课还不行，还要亲手设计出一套严密的“制度”——呵呵，不是我要惩罚你，是“按制度办事”。
在你刚到本报任职，作就职讲话时，听起来颇为诚恳地说，中国青年报是一张有优秀历史传统、社会声望很高、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报纸，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高水平的编辑记者队伍，你希望能被接纳，“能尽快融入这个集体”。这话很让人感动，也让包括我们这些老编采在内的报社上下，一度对你抱有期望，期望你能尽快感受了解这家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报纸，尽快和大家在如何办好这张报纸上同心协力，共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共同保持和提升本报的品牌。如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你不是在力争“融入”，而是在努力彻底改造这张报纸，——在这部你亲手起草的考核条例里，中国青年报的前景已经昭然若揭：那就是悲惨地沦为第二份《光明日报》，社会影响力荡然无存，发行量跌落到不堪的地步，半死不活——那曾是率先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报纸，在上世纪80年代，曾是一张多么令人瞩目的报纸！
我们还没有天真到认为这是你个人意志的产物。不言而喻，你是执行者，然而执行起来毫无心理障碍，屡有创造，积极主动，步步为营。其目标，就是要尽快将中国青年报改造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个别领导心目中的“机关报”，这种“机关报”只有一个特征：必须无条件地为“我”升官创造条件，一切可能有害于“我”晋升的报道都要尽量消灭之！
我1979年进入本报，迄今26年了，历经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亲身感受了从胡启立同志开始，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李克强等历任团中央书记的领导风范，他们都经常来报社，或做讲话，或在编辑部串门聊天。启立同志在担任政治局常委时，还到报社来听取意见，与我们面对面就新闻宣传工作做长时间的坦率交流。陈昊苏同志分管本报时，为了解报纸生产的全过程，大冬天里裹着棉大衣和编辑们一起上夜班，直至凌晨报纸印刷出厂。兆国同志到团中央任第一书记伊始（此前我刚刚在二汽与他做过长谈和采访），就专门到报社来看望参加全国记者会的记者，挤在人头涌涌的会议室里和大家谈笑风生。锦涛同志每逢除夕，必到报社来看望大家，和部门主任们座谈，听取意见；座谈结束后还坚持要去食堂看望炊事员。
80年代初一次两会，已经晚上五六点钟，我奉报社之命，紧急采访两会中的青联系统政协委员，要求晚10点钟必须交稿，恰好锦涛同志（时任团中央常务书记）就住在我隔壁，我敲门而入，说明来意，锦涛同志建议我采访基层来的同志，我说报社点名要采访你，“你今天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锦涛同志听我这样说，便立即接受了采访，他非常理解报纸工作的特性——那时，我只是一个初入此行不久的普通记者，这样直统统地提出采访要求他也毫不为忤。
团中央第一次预备颁发五四奖章时，确定为新疆油田的秦文贵。事前要让他的事迹广为人知。本报作为团中央机关报，率先做好这个先进人物的报道责无旁贷。按照上下级关系，团中央书记处只要给本报发出一道指令就行了。可克强同志担任第一书记的团中央是如何做的呢？有一天，报社意外接到通知，让常务副总编辑和我到团中央书记处开会，怎么会让一个普通编辑去参加书记处的会议呢？原来，书记处认为《冰点》的人物报道是最出色的，怎样搞好秦的报道，需要当面和我这个编辑商量。那天常务书记刘鹏同志主持会议，他说：“大同，你是专家，怎样宣传好这个典型，主要听你的意见……”这是一种什么领导风范？本来，《冰点》因处在8版，从不承担典型宣传的任务，但刘鹏同志虚心求教，我“只能”详尽、坦率地讲了我的意见，直言相告：造成张海迪式轰动影响的时代条件已经消失，读者需要看到可亲可触可感却不需要“仰视”的先进人物，只要你的报道“高大全”，就立即会引起读者的反感。最后，刘鹏同志委婉地问我，能否派《冰点》记者支持这次宣传。尽管我认为这不是我份内的报道，但还是派出了最好的冰点记者。这篇“冰点”人物破例在一版头条发表。这以后，秦文贵的报道开始铺天盖地。若干年后，本报有记者问秦文贵，关于你的报道最满意的是哪篇？他回答说，“冰点记者写的那篇。”——这不是命令的结果，面对这样的领导作风，我们心甘情愿。
有一次克强到报社来找总编辑有事。路过我的办公室，就走进来说：“大同，你的冰点可是变热点啦！”我和他开玩笑：“你日理万机，还有时间看冰点？”“我每期必读，有时就干脆直接在报纸上作批示。”他说。本届团中央书记处领导，可曾有一人、一次这样来与本报编辑当面交流过？
一度分管报社的团中央书记姜大明同志，有一次秘书看他独自在办公室泪流满面，悄悄过去一看，他正在看冰点的一篇报道，为报道里孩子们的命运在哭。当我听到这个转述时，深为感动。这表明那时团中央的书记们，尽管身为报社的直接上级，却像普通读者一样在阅读本报，和普通读者一样为报道感动。这是人性而不是“官性”的表现。
像这样的团中央书记们的故事，本报老编老记谁不能讲出几个？总编辑们知道得更多。吉炳轩同志曾分管本报，即便在他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后，本报老总有事找他请教，莫不是马上让秘书安排时间，从无推拒。胡春华同志分管报社时，有一篇影响巨大的冰点报道遭致某省委强烈反弹，省委第一书记亲自签发了向党中央三个主要部门状告本报的报告。本报似乎面临灭顶之灾，但是，在看了本报记者送去的翔实的调查材料后，春华同志表态：“看来是要干到底了！”——这就是他的家乡！几个回合下来，无论在党内还是被告上法庭，本报都没有输。如果春华同志有一丝为自己“官运”的考虑，如果他不信任、不尊重本报记者的职业水准，会有这个态度吗？
这就是本报复刊后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和分管书记对机关报的做法和态度。我在本报这么多年，没有任何一位编辑记者有过我们不是党报、不是团中央机关报的想法和言论，相反，历届团中央书记处，自觉秉承耀邦同志的民主作风，从不粗暴命令，高度尊重媒体自身的运行规律，体谅办报的难处，精心指导和爱护这张报纸并尽量多承担责任。有谁会否认，那时中国青年报的崇高声誉，也同时属于团中央呢？
中国青年报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到今天的，正是在耀邦同志民主风范的熏陶下，在历届团中央书记处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本报从总编辑到普通编采的共同努力，中国青年报才成为“社会声望很高、有很大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报纸，成为党报、机关报里最受读者喜爱和欢迎的报纸。正是基于这种荣誉感，本报很多编辑记者，情愿为这张报纸效力一生；众多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生，以有幸能进这家报纸供职而骄傲。我们明白，党报、机关报是在战争年代的特殊条件下诞生的，建国后，虽然延续了这一体制，但办报的财政拨款、人员工资以及绝大部分为公费订阅的现实，都无一例外来自纳税人的奉献，因此，党报、机关报有绝对的理由必须对读者、对人民有足够的回报，让他们满意。让读者、让人民满意，就是党报机关报工作者的党性规定，否则我们就是在尸位素餐。
赵勇分管本报后，他本应该充分了解和继承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本报的领导原则和领导作风。可他第一次在本报部主任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竟拿出1951年创办本报的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这些老报人中国青年报是党报，是团中央机关报，声色俱厉地宣称，谁不想干就走人，我马上就批……没有任何一届、任何一个团中央书记来报社，以这样的威胁口气，讲过如此荒诞无稽的话！
难道中国青年报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之前，李而亮任总编辑之前，就不是党报、不是团中央机关报吗？否定这一点，就是否定了周强、赵勇之前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中国青年报的正确领导；就是否定了这之前历任社长、总编辑创下的得到业内同行尊敬的业绩；就是否定了中国青年报作为党报、机关报的办报传统，更否定了几代中国青年报人建立并维护这个办报传统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赵勇真的认为这么多总编辑、部门主任连这个常识都没有吗？连这一点职业规定性都不知道吗？连这一点职业自觉性都不具备吗？当然不是！
一言以蔽之：和历届团中央书记处的看法截然相反，他认为目前的中国青年报不是他心目中的党报和机关报。他心目中的机关报就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老子吆喝一声，儿子应当瑟瑟发抖；老子让你往北，儿子就不敢往南。怎么这张报纸老是不能按照他的个人意志来办呢？甚至时不时还惹得官场左右的同僚不高兴，对自己的上升仕途造成威胁。
- posted on 08/18/2005
十分严峻的事实是，中国青年报已经面临重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发行量逐年下降，广告收入不足挂齿，去年报纸经营已经严重亏损。而与此同时，一批都市报开始呈现主流报纸的应有风范，自觉承担主流报纸应有的传播责任，新闻与评论制作日渐改善；经营上，广告额数以亿计的已不胜枚举……中国传统的主流大报，正面临着在影响和经营上的前所未有的颓势。这是读者的选择，也是市场的选择。如何应对这种激烈竞争的局面，挽回传统党报和机关报的颓势，没有任何别的选择，惟一的道路是取信于民，像马克思关于“人民新闻”所说的那样：“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与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到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马克思强调：“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
然而赵勇作为团中央分管书记在怎样“领导”自己的机关报呢？他屡次强令本报砍掉“青年话题”版，砍掉《冰点周刊》，一时难以做到至少要砍掉一半的版面；他要求取消最受读者欢迎的学者专栏，尽量削弱这两个品牌版面的影响——他清楚地知道，在历年本报读者调查中，这是中国青年报两个阅读率最高、读者最喜爱的版面（每月调查数据均超过70%，很多月份甚至超过80%，冰点最高曾达到过92%），也是新闻界给本报评价最高的两个品牌。《冰点》不仅是中宣部评定的“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栏目”，也是全国记协评出的“中国新闻名栏目”（全国记协评选前在7个省市的各界读者中做了大规模调查，结果《冰点》得票为全国报纸类第一名）。即便在一次县、地级专职团委书记的调查中，《冰点》和“青年话题”也位居阅读率的第一、二名。你本人也对我说过：“我还不知道读者喜欢看什么吗？我太太就要我把周三的报纸带回家，就是要看《冰点》嘛！”——这话你对赵勇也讲过吗？
为什么受到广大读者喜爱、欢迎就不符合党报、机关报的办报原则和方向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吗？这是党的新闻宣传原则所规定的吗？这符合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的执政理念吗？
毫无疑问，现在终于出笼的新的考核办法，暴露出本届团中央分管书记和你本人衡量党报、机关报的真正标准——这就是看少数领导机关的官员是否满意，满意夸奖就赏；如果一不小心触动了他们的神经和利益，招来批评，就罚你个底儿掉，叫你下次还敢这样做！——无可置疑，这是对以往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本报的领导原则和评价标准之全面否定。
对党报、机关报办报方针的理解，你也自有心得。不久前参加过一个总编辑“舆论战”学习班回来，你在办公会上大谈自己如何“大彻大悟”。彻悟了些什么呢？你说悟到了“宣传”是可以按“需要”来的。在会上，你点着本报采写任长霞的记者说，都知道任长霞和丈夫关系十分紧张，可你写典型时就要写关系很好嘛，这是需要；你又举孔繁森的例子，说你很熟悉他，虽然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但也有缺点。“他也有血有肉，是个感情很丰富的人，但我们宣传他，就不能写他的这方面，就不能写他的毛病，而要写他如何如何好……”你笑，众人也笑，似乎明白了“感情丰富”在暗指什么。至于“舆论”，你“悟到”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可以造谣、造假，你说“美国打伊拉克就是这样嘛！”
先不说美国是不是这样，美国媒体是不是这样，即使是，那也绝不是我们效仿的榜样。造谣、造假、按“需要”可以随意杜撰编排事实，这些都是早已被中国新闻业彻底摒弃、严加警惕的行为，也是中宣部近来三令五申要求新闻界杜绝的行为。你是从人民日报过来的，难道人民日报的同行们，没有对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舆论”对国家、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做过痛切反思吗？这不是包括本报在内的所有党报、机关报必须永远、彻底禁止的行为吗？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在你大谈这些“大彻大悟”时，当场就有人发出讥讽之声吗？
在刚刚结束的本报全国记者会上，听说你向记者们传授了“策划新闻”的心法。若干年前，河南郑州建成了一座大型立交桥，当地官员很想上人民日报露脸。“全国有成百上千的立交桥，为什么郑州这座就可以上人民日报头版呢？”本来这是不可能的事。那时你是人民日报驻河南的记者，于是“策划”了一起50对50年婚龄的夫妇齐上立交桥参观的活动，果然，这条“新闻”上了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就是你自己写的吧？）。你很得意自己的创造，说此举受到了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的表扬。也许，你认为这就是党报机关报的行为方式。对如此心经，我无话可说，只能告诉你，我在本报从业26年，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事前知道一个记者在主动“创造新闻”，按本报的规则，不仅这条“新闻”必毙无疑，这个记者的职业声誉，亦将万劫不复。
在你就任本报总编辑的讲话中，你介绍了自己过去当总编辑时如何办好报纸的经验，你说那就是要“善于写检查”，这说明你完全清楚受读者欢迎的好报道，有时甚至经常会受到上级批评，善于写检查就是要善于应对这些批评。这话说得很内行，准确反映出中国新闻从业者，尤其是党报、机关报从业者面对同一个报道，读者评价与官方评价有时截然相反的两难困境。全体部门主任对你的讲话和表态报以热烈鼓掌。
仅仅时过8个多月，你来了一个180度的急转弯，在这次全国记者会上宣称：今后再也不许发生上级批评，记者暗地里高兴，我来写检查的事情！好稿的标准就是受到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表扬。——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表达，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你呢？你是否知道，记者会还没有结束，就有相当多的的记者，找到经常刊发批评稿件的版面主编，表示歉意，说今后再也不会给你们写批评稿件了？你是否知道，报社许多如我一样的编辑，在听到这个结果时，感到的无边绝望？你是否知道，许多地方记者对我们说，这是本报历史上开得“最沉闷”、“最失望”的一次全国记者会？还有记者告诉我，他们在赴会前就接到“告诫”：在会上“不要说话”。是谁指使、何人因何种原因让记者“闭嘴”？——所有这一切，难道是正常的吗！
不久前，报社发生了一个“事件”，之所以称为是事件，是因为为此形成了编委会文件。矛头针对图片总监贺延光对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用语的批评。本报文化传统的特征之一，就是内部经常发生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编采人员可以从中看到各种不同意见的交锋，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这还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功能，自由辩论的风气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这种风气使人襟怀坦白，大气，远离阴暗下作，是一张全国性大报必不可少的珍贵的精神资源。我就曾把本报一流辩手、副总编辑陈小川当作辩论对手，在他批评冰点一篇报道的“大字报”旁，也贴出反驳他的“大字报”。这在本报内部，再正常不过了，就像如今在网上发帖一样百无禁忌，丝毫不会影响彼此的关系。然而，这次寻常小事却构成了“事件”，编委会在本报历史上首次对这种内部自由批评发出“官方文件”，文件以扭曲、无视的方式全面否定贺延光的意见——这就开了一个影响极坏的先例。发出这份文件的意图很清楚，你还想自由发表批评吗？掂量一下再说吧。
贺延光在批评帖子里实际只指出了两条：“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云云，有充分根据认为，这涉嫌个人崇拜，涉嫌使用“文革”用语。贺延光在帖子里并未对整个评论发表批评，相反，他跟我、跟评论部同事都说过，这类评论可以写，可以写得很好，但绝对不能使用这类文革时大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专用语词。这个批评无疑是正确的，有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明确依据。毫无疑问，报社大概除了编委会成员，都会同意贺延光的批评，就连评论员们也无不同意见，评论部主任李方说，“如果我们写出这样的词句，就剁了我的手！”——这真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儿：被批评者欣然接受批评甚至因此而高兴，批评者却受到领导层以文件形式发出的批评，文件里矢口不提批评意见本身是否正确，反而越俎代庖，批评批评者用语不当。而此时，当事人双方正毫无芥蒂地在用电话、留言等方式继续坦诚交流呢！
说到防止个人崇拜，就讲一个故事。“小平你好”这幅经典新闻图片，就是贺延光抓拍下来的。那天晚上送到总编室夜班，总编室负责人老报人魏方艾的第一反应竟是“不能发”，理由是“这不是搞个人崇拜吗！”后经反复阐明这是一张大学生自发行为的纯粹的新闻图片，值班总编辑才小心翼翼地同意放在第四版，只给了两栏大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本报对个人崇拜警惕到了多么严格的程度。然而谁都不会否认，这就是中国青年报的文化。无独有偶，团的十五大时本报出特刊，要在一版登江泽民、胡锦涛新老两任总书记和团员青年在一起的大幅照片，本报的职业编辑连这还处理不好吗？可赵勇不放心。事后夜班告诉我，他竟亲自来报社量两张照片的大小，反复揣摩安放位置——堂堂团中央常务书记，此时竟自愿充当版面编辑。为何如此躬亲非本职工作？不过是因为明天特刊要上送给新老两位总书记。此前历届团中央书记，倒是没有一个干过这种事儿。
两相比较，以你为首的编委会不应该反思一下是否应当发出这个批评批评者的文件吗？编委会是怎样“达成共识”的呢？这是本报一个什么性质的历史记录呢？我们的感受是——这在中国青年报文化史册上涂抹下了令本报全体报人蒙羞的一页！
这个本来不应成为事件的事件在延续，评论部主任李方毅然决定离开本报了，离开他亲手创立、精心培育的“青年话题”，离开本报最具“公民意见”影响力的版块，而这本来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一段时间以来，他流泪、整夜做噩梦，在看到编委会文件后，终于下了决心。几天前他专门到我办公室来，告诉我“会有个交代和了断”，我还在猜测什么事儿要“了断”呢——原来如此！
此前，评论部的同事们开会，要求主任李方找总编辑澄清本报评论员起码的良知和羞耻心的底线。他在痛苦中找你，你是如何回答的呢？你没有耐心听取一个部门主任的沉痛陈述，你没有平等地讨论怎样改善中国青年报的评论，防止“灯塔”之类让业界和读者笑话的陈腐用语和思维定式再出现，而是说：“中国青年报的价值就是你们的价值！”潜台词是“我的价值就是中国青年报的价值”！而且，你的口气没有讨论的余地。如果再不服，后果如何？现在我们知道了，一个中国青年报的部门主任，会给自己的良知一个什么样的归宿——他对社长王宏猷说：“我不能做赵勇的狗！”
这句话注定要被记入报史——他是第一个以如此坦荡荡的理由拂袖而去的本报部门主任，表现出他是一条真汉子。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他是被逼走的，本报领导不给他一点保持自己道德情操的余地。我们竟然无法留住这样一个富有才华、性情温和并愿意作出必要妥协的业务骨干，既是一个莫大耻辱，也是一个莫大嘲讽。我们不能不充满危机感地想到：还有多少有羞耻感和良知底线的本报同仁会被迫步李方的后尘？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本报风气一段时间以来已很不正常，渐渐没有人敢说话了，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各种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不胫而走，而庸俗、犬儒之气开始弥漫，编委会纪要总是“一致认为”，公共留言上总是表扬与自我表扬，连各省部有关部门在本报完成规定宣传任务后发来的千篇一律的官样“感谢信”也要一一登出来，好像这辈子没见过这玩意儿。现在好了，这种表扬随着条例的实施，无疑会像雪片一样飞来，有钱拿呀！这是一种什么导向？
你第一次以本报总编辑的身份担任中国新闻奖的评委，回来以后在办公会上详细介绍了你是怎样纵横捭阖为本报拿到若干奖项的，为此甚至将别人送给你的好烟都拿去送给另一组的组长了，你自嘲为是“行贿”。你很奇怪怎么这项中国新闻“最高奖”在本报没人当回事儿，两次会上都要求大家从此“高度重视起来”，“评职称都要靠这个，是硬件……”
按常理，本报当然应该重视这种最高层次的“同行评议”，从中发现差距并获得应有荣誉。然而这个奖项设立没多少年后，你就无法再尊重它，不仅因为它以“官本位”预置（行政级别越高的新闻单位，额定奖就越多），还因为评选不久就蜕变为一个“大平衡”，东道主报社要保证获奖，其他媒体荣誉均沾最好，大家面子都好看。老徐曾是这个奖的资深评委，我从来没有听他在会上介绍过评选的详细经过，私下也没有，回来就是通报一个结果而已。因为不值得说，懒得说。如果不是你这次回来绘声绘色、充满细节的介绍，我还真不知道这项评奖已经堕落到了如此龌龊的地步，简直就成了赤裸裸的暗中交易，外加些场面上的小谋小计。这样“评”出来的奖，怎么会受到尊重呢？怎么可能评出真正的新闻精品呢？问题还在于，你什么时候这样重视过读者对本报报道的评价呢？你为什么不认为读者的评价同样可以作为评职称的硬件、而且更硬呢？有哪一家报纸因为获官方奖项最多而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愿意为它自掏腰包呢？
在你担任总编辑后，办公会上开始呈现出一道新的风景，那就是你总是嗓音洪亮、字正腔圆地亲自诵读《新闻阅评》，往往全文。这次，又公然把阅评员是否表扬或批评，列入编采人员的奖惩条例。究竟有哪个中央文件或中宣部文件授予过阅评小组这样的权威地位呢？没有吧！这些人也是中宣部的普通工作人员，阅评中写入的，不过是他们的个人意见。这些人究竟何德何能，具有何种特殊经历和学识水平，其政治把关水准均远远高过各大中央新闻机构的久经锻炼的总编辑们，有权对他们负责的工作指手划脚，做出不容申辩的终审评定呢？
本来，阅评小组某成员的意见，作为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本着与人为善的诚恳态度，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讲道理，批评得对，也应当接受并引以为戒。但是，如果这种批评完全没有根据，思想僵化，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扣帽子、打棍子（惜乎许多阅评均属此类），则被批评一方完全可以按照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按照党章所规定的正当权利和途径，对之提出反批评。这才是党内生活正常的体现。可如今，阅评小组成员的个人意见，几乎变成悬在各媒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谁知道哪一天会因为某个领导同志的批示而掉下来（中宣部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哪有时间和精力去与原文作比较呢）！现实是，尽管被批评的报纸老总往往并不认同这些“阅评”，却鲜有按照党内规则提出抗诉的，因为这会被认为是“抗上”，于是所有党内民主生活的规定都成了空中楼阁。
鉴于这种《阅评》发文相当频密，几乎每周都能收到两三份，于是俨然成了“指导”各新闻单位工作的尚方宝剑。不正常的情况终于出现了，新闻单位开始和阅评小组套近乎、拉关系，宴请他们，也许还要准备价值不菲的礼品，往往社长总编辑亲自作陪，希望他们能高抬贵手，少给些批评，多写点表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新的腐败品种。
你来本报不久，就宴请了阅评组成员，如果这纯粹是为报社的“安全”着想，还是可以理解的（这花的是报社全体员工的血汗钱哪），然而现在我们看到，你竟把这些人的个人意见，堂而皇之地列入了本报编辑记者的奖惩条例，将本报编辑记者职业业绩的生杀予夺之权拱手献出。凭什么？谁有权给他们这种权力？你有吗？编委会有吗？经过党组讨论吗？我看是没有。因为这太荒唐了，没有任何一点党规国法的依据，这严重侵犯了编辑记者的合法权益。
除了批评，阅评小组手里另有一个砝码，就是也可以随时表扬他们愿意表扬的报纸，在目前这样不正常的党内生活中，对一家报纸的负责人，这倒成为了一种有利于晋升的“资源”。在个人政治功利的驱使下，总有人会对这种“表扬”趋之若鹜，甚至用利益来交换。已经听到多人传说，中宣部新闻局某领导是你的大学同班同学，关于本报的一些表扬阅评，就是由本报自己人撰写，交由阅评小组再发下来的——我不敢、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宁愿只是“传说”……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后各省部发来的“表扬信”也都是由当事人自己撰写，对方盖个公章再传回来，按本报制度拿奖励，那将会出现何等乌烟瘴气的“交易”局面——这种事儿断然不会发生吗？不幸我也听到了这样的传言。我无权调查这些传说的真伪，但编委会则有义务搞清楚，有则应当严肃处分；没有也应当加以澄清，这些传闻正像毒气一样弥漫在本报内部，使人良莠不分，使人堕落……
关于这份新的考核办法，还有很多话要说，譬如技术、细节上的种种不当之处，但这些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核心是价值导向问题，是评判标准问题，是将中国青年报奴婢化、侏儒化、庸俗化的问题。我以一个已将26年的最好年华贡献给中国青年报的老编辑的身份，代表本部门全体同事和其他部门很多和我意见一致的同事，郑重敦请党组和编委会重新设定《考核办法》的基础和内核。如果一意孤行，定要这样做的话，中国青年报的衰败两三年内就会见分晓。谁愿意看到这种结果？谁能够承担这种结果？谁愿意因此被记录为报史上的罪人？！
面对这样一份《考核办法》，我们不能再沉默，要公开地发表我们的意见。每一个认同中国青年报价值观的本报同仁，也没有理由再沉默。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沉默就是沉沦；沉默就是将让光荣的中国青年报死在我们这一代面前……
李大同
2005．8.15
- posted on 08/18/2005
zt一下BBC中文网今早头条新闻。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4160000/newsid_4160000/4160070.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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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新考评法引起内部反弹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担心要写一些官员们喜欢的报道”
中国共青团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简称《中青报》）公布了新的考评办法后，引起了内部的强烈不满，一名资深编辑发表公开信批评这是限制编辑自由的举措。
《中青报》下属一份双周刊“冰点”的资深编辑李大同发表公开信，批评将在8月20 日实施的考评办法是将“评价标准强制性地依附于少数上级机关和官员的喜恶之下”。
他向总编辑李而亮发出公开信，声称这将牺牲《中青报》立场不偏不倚的传统。
李大同的公开信指出，新的考评办法意味无论编采人员的报道如何努力，调查如何艰巨，甚至是要冒生命危险，只要《中青报》的高层官员不满，编采人员甚至可能失去整个月的工资。
在《中青报》工作了26年的李大同说，新的举措将牺牲报纸的诚信，并使得新闻工作者集中迎合官员们的喜好而不是揭露不公平的事件。
批评现任领导作风
李大同也批评了一些现任官员的官僚作风，同时称赞前共青团中央书记胡锦涛等人的开名和亲民作风。李大同的公开信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广泛流传。
一名不愿意披露姓名的《中青报》编采人员周三说，李大同仍有上班，但表示"该报的记者们当然担心他们要写一些官员们喜欢的报道"。
据报道，《中青报》总编辑李而亮日前公布了新的“考评办法”，根据有关规定，记者发表的文章阅读率最高的前三篇每篇加分50，但受到宣传部门以至中央领导（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表扬的，加分最多可达300分。
同时，凡是接到领导批评的报道一律要“扣分”，相关的编辑和记者“可能失去一个月的工资。
不过中国当局经常惩罚一些敢于批评政府或有关官员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往往还会被解雇甚至是坐牢。
- posted on 08/1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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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
（三）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3篇文章作者，每篇加50分，从第4到第10的，每篇加30分。
（四）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三个版面，每版加50分；从第4到第10个版面，从加30分起，依次每版递减3分。
（五）获团中央书记处领导批示表扬的，加80分。
（六）被中宣部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20分；受中宣部《新闻阅评》专题表扬的，加100分；阅评综述中点名表扬的，加50分。
（七）受国家部委或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00分；受部委或省委来信表扬的，加80分。
（八）受中央领导（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表扬的，加300分。
从第5条开始，如果受表扬为稿件，则相应版面责任编辑给予奖励的30%加分。
减分：（六）从“加分”的第5条到第8条，受到点名批评的，按以上标准进行反向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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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媒体世界里，很少能见到这样无耻的规定。中青报干脆化整为零，把记者编辑都塞入领导秘书处得了，工资从党费中支取，这样最省事，大家稿稿满分，人人超额保先，岂不更省事省力。
Spin Doctors 中国有，英国有，美国有，欧洲更多。但问题是，只有在中国，它被当褒义词来公开倡导了。 - posted on 08/18/2005
（五）获团中央书记处领导批示表扬的，加80分。（六）被中宣部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20分；受中宣部《新闻阅评》专题表扬的，加100分；阅评综述中点名表扬的，加50分。
（七）受国家部委或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00分；受部委或省委来信表扬的，加80分。
（八）受中央领导（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表扬的，加300分。
从第5条开始，如果受表扬为稿件，则相应版面责任编辑给予奖励的30%加分。
减分：（六）从“加分”的第5条到第8条，受到点名批评的，按以上标准进行反向扣分
政府官员如此公开地在大庭广众脱掉裤子，古今中外怕是绝无仅有。 - posted on 08/18/2005
真恶心！！！！
（五）获团中央书记处领导批示表扬的，加80分。
(六）被中宣部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20分；受中宣部《新闻阅评》专题表扬的，加100分；阅评综述中点名表扬的，加50分。
（七）受国家部委或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00分；受部委或省委来信表扬的，加80分。
（八）受中央领导（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表扬的，加300分。
从第5条开始，如果受表扬为稿件，则相应版面责任编辑给予奖励的30%加分。
减分：（六）从“加分”的第5条到第8条，受到点名批评的，按以上标准进行反向扣分
政府官员如此公开地在大庭广众脱掉裤子，古今中外怕是绝无仅有。 - Re: 杞创锛氭潵鑷腑闈掓姤鐨勫叕寮�淇�posted on 08/18/2005
在压制个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方面，今天的共产党，不知道比当年的国民党坏多少，也有更高超的手段和技术。
七格按：因为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依旧是一个叫做共产党的国民党。
- Re: 杞创锛氭潵鑷腑闈掓姤鐨勫叕寮�淇�posted on 08/18/2005
I see a slim hope for China from this letter. - posted on 08/18/2005
看到这些规定，简直使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篇报道或一个版面，受到读者最高评价只能加50分；而只要受到某个官员表扬，最低也要加80分，最高可以加300分！这还觉得不足以让编辑记者印象深刻，在“减分”条目里，再特别规定，如果受到这些不同级别的官员批评，要“反向扣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你为一篇报道无论付出了多大努力，进行了多么艰苦的调查，写作如何精致，甚至可能还经受了生命危险（记者为披露真相被打的还少吗），也无论这篇报道获得了广大读者多么高的赞许，只要惹得某个官员不高兴，“批评”了几句，那么你所有的劳作不仅等于零，你为本报增添的声誉也等于零，读者评价更是连个屁都不算——你还要为此倒找钱，可能赔进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
现今的中国，官老爷仍旧是天，新闻自由怕是遥遥无期了。
- Re: 杞创锛氭潵鑷腑闈掓姤鐨勫叕寮�淇�posted on 08/18/2005
对于一个封闭落后、野蛮残忍，特别善于窝里斗的民族和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
一个不可避免的唯一选择。
BBB wrote:
在压制个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方面，今天的共产党，不知道比当年的国民党坏多少，也有更高超的手段和技术。
七格按：因为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依旧是一个叫做共产党的国民党。
- Re: 杞创锛氭潵鑷腑闈掓姤鐨勫叕寮�淇�posted on 08/18/2005
但历史并非是决定论的，至少面对未来，如果让我们年轻一代再一次选择，无论这个国家再怎么野蛮残忍落后，我们也一定不会再选择共产主义。 - Re: 杞创锛氭潵鑷腑闈掓姤鐨勫叕寮�淇�posted on 08/18/2005
It has been like this for a long time..Seems like jounalists are already dehumanized... - Re: 杞创锛氭潵鑷腑闈掓姤鐨勫叕寮�淇�posted on 08/18/2005
七格 wrote:
但历史并非是决定论的，至少面对未来，如果让我们年轻一代再一次选择，无论这个国家再怎么野蛮残忍落后，我们也一定不会再选择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早就被该党丢粪坑里了。让人遗憾的是社会主义也陪葬了。
现在这一切不过是执政党在拼命保住权利。 - posted on 08/19/2005
八九六四的时候，李大同就挺身而出，要求报道真相，现在他挑战宣传部门，其勇气在新闻自由与开放出现急剧倒退的今天，实在是难能可贵，青年报前有卢跃刚，现在有李大同，证明他该报记者的勇气和专业精神。
中国新闻业的滥觞同西方不同，西方新闻业最早在威尼斯等地作为报道商船货物和天气的媒体出现的，中国最早的报纸是《邸报》，实际上就是宫廷动态的新闻信，有升官愿望的人必读。
中国现代新闻业是西方传教士最早办起来的，但后来很快就本土化且有了"文人议政“的传统，因此一部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历史，就是新闻自由被压制和戕害的历史。
孙中山革命成功之前，很多报人为推翻已经惹人发笑的清王朝鼓与呼，其中湖北的詹大悲写了《大乱者治中国之良药也》的社论，风靡大江南北，为武昌起义的制造了气氛，但孙中山执政之后，竟然下令取缔批评他的报纸，其中被查封的就有《大江报》，詹大悲慨叹民国在报禁上连清庭不如。
《京报》负责人邵飘萍（在北大最早教授过新闻学，毛泽东曾经是旁听生）喜欢批评时政，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他的朋友－另外一家报社的负责人林白水抨击军阀杀邵的暴行，一百天后亦被杀害，行刑时北京市万人空巷，含泪把酒送行，当地报章均头条报道，一家报纸的标题是“萍水相逢一百天”，成为新闻历史上的经典标题。八十来年后，崇拜邵飘萍的《新京报》以及《南方都市报》的负责人程益中因为孙志刚事件以及披露saras被撤职，所有官方媒体噤若寒蝉。真他娘的连军阀时代都不如。
中国新闻业的落后并不是记者不行，这些年来中国记者已经非常专业而且成为共产党最不待见的一群，但他们的发挥的空间以及选择其实很少，要不庸庸碌碌，写点能赚钱的稿子，拿点“出场费”，要么写几年然后当个官或者下个海，否则就是程益中等诸多记者的下场。
但是，我们要向那些李大同、卢跃刚和程益中们致敬，因为他们代表了新闻界的勇气、良知与良心，如同纽约时报的记者不愿意透露线人宁愿蹲监狱一样，他们才是真正的新闻记者。所有中国真正的记者都有这样的梦想：总有一天，自由新闻业会在中国勃兴，记者也可以捅捅当权者的马蜂窝而不会因言贾祸。
至于青年报的考评办法根本就不是他妈的什么东西，都不需要进行任何讨论 - posted on 08/19/2005
另一导火索：灯塔事件——李方请辞
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主编李方请辞
李方
既已请辞，就不想再插嘴报社的事，这也算“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然而贺延、大同帖子点到我名，继续闷声也不是个事。真是为难。
以我目前的尴尬处境（递交了辞职报告而报社尚未批复），雅不愿再谈及报社现在具体的人和事，因此只能谈谈自己的感受。没兴趣的可以到此为止。
先澄清一个说法。有人认为是贺延光发起的争论把我逼走，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没这么回事。尽管如果人生追求一点戏剧性的话，我倒宁愿是他逼走我的，正如十三年前他一手把我带进报社。可是，人生不是戏剧，人生只是一个不断作出选择的过程。
我想我是基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作出选择的。我希望工作在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氛围的地方；如果我感到这种氛围正在消失而且不可逆转，那就离开。大同帖子里谈到中青报原来的业务争论传统，在我理解，那正是自由主义理念的具体实践：宽容、容忍不同观点的表达、以理服人、雅量……
梦德兄表达了这样的担忧：李方走了，青年话题何去何从。在我看来，这是个假命题。若中青报失去自由主义传统，即便李方不走，也再难有作为。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我理解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我想我必须再次重申自由主义的若干信念如下：
宽容，容忍不同观点，每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表达都应该被尊重，每个人都不因为强迫甚至威胁而接受某种观点乃至信仰……
同时我想，一个抱有自由主义信念的媒体从业人员应该做到：
尊重读者，不以一己之好恶为好恶，不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他内心不应该有太多的“引导读者”、“操控舆论”之类的念头，他必须时刻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认知的有限性，以便为探索事实真相甚至探寻真理留出更多的空间……
这两天我还跟同事讲，我服务中青报十三年，特别是青年话题这五年，报社不欠我的，只有我欠它。为什么？就因为它教给我如上信念，并且给了我实践这个信念的机会。跟海外朋友通信我也讲，个人非常得意于青年话题为推进中国民主事业、培养公民表达习惯、推动公民社会形成所作的有益的实践，某种意义上它比那些自由主义大佬的某篇扛鼎之作还要有价值一万倍。
但是，我感到我正在远离这些东西了。我尊重别人的选择，但也珍视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的选择无法契合，那就是到告别的时候了。(
- posted on 08/19/2005
贺延光为李方叫屈！！
贺延光:党风世风日下 新闻界非净土
李方辞职了，本报走了一位不算老也不算年轻，在业内颇受好评，也深受读者和网友信赖的青年报人，而且是在新的《采编人员绩效考评办法》，企图从制度上根本颠覆本报长期所维护的新闻标准和新闻人价值取向的时候。
李方选择离开，是因我的批评所致么？
表面看，导火索是我点燃的，但，这个匣子里的爆炸物可不是由我装填的。
我当然有这个自信——虽然李而亮总编辑分别两次在会上，并最后以编委会正式文件的形式，均把我的批评意见与李方承受的压力甚至“做噩梦”变成了因果关系。
8月4日下发的编委会文件指出：“前一阶段，有个别采编人员针对评论员文章进行指责与批评，并在网上引起讨论。有些批评已超出了正常业务探讨的范围，给评论部的同志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也在采编队伍中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接着，文件强调，这些评论员文章“符合中央精神和团中央书记处的要求”，“体现了我们报纸的性质、办报宗旨和内容定位”，“在读者和社会上的作用是正面的，反响是好的”云云。
这纯粹叫“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写的那篇《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是反对“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吗？相反，我多次和同事们谈到，面向基层、面向西部是个很好的话题，可以做得很亲切，很人性化。我还说今天的（指7月22日）评论就能看出，作者写得很努力，不错。
我在我的文章末尾，专附了几篇都市报纸社论评论的题目，只希望能有所借鉴并改善我们评论的思路和文风。
我为之害臊的是，我们的评论竟用“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这样明显涉嫌个人崇拜和文革语言的词句开头。为此，我还专门陈述了我批评的依据，只差没有抄写中央有关规定的全文了。
可惜，李而亮总编辑也好，编委会文件也好，云里雾里，就是回避我指出的问题。对此，你们连表示一下“不妥”的意思都没有，甚至将带来作者“精神压力”、造成队伍“思想混乱”的状况直接与我链接起来，就算耍障眼法，做得也太拙劣啦！
现在，我还是要问：领导人“像灯塔一样”，而芸芸众生都是在黑暗中徘徊，你们这样的写法究竟是对是错？不必客气，请理直气壮地回答。
有“精神压力”是事实，首先它伤害的是我们的评论员。他们写评论从开始署真名，到奉命作文不得已编个化名，再到后来干脆什么名都不署了，这是一个职业新闻人从以为荣到以为耻的过程。作为同事，我当然理解他们所承受的难以言说的煎熬和痛苦。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像灯塔一样”这样的文革老词儿，会出自李方或其他几位年青评论员之手。我批评的矛头所向，是始作俑者。这点，社内同仁谁也不会糊涂。
“思想混乱”也是事实，本报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外界也同样议论纷纷。那天一次朋友聚会，我被“海里”一位相当有身份的人问道：这样的提法（指“像灯塔一样”），人民日报没有，解放军报没有，***同志当政十几年没有。锦涛同志出身共青团，你们又是团中央的机关报，想干什么啊？想为别人提供口实吧？真不怕给锦涛添乱！当时，我无言以对。而这之前，我根本就没看过那篇评论。
所以，对“精神压力”和“思想混乱”，我是承受不起的。李总和编委会就能承受得起吗？对此精心策划并及时予以表扬和鼓励的团中央主管书记赵勇和第一书记周强，我看也未必能承担得起！
所以，我在《为你害臊》中特别说，“我们，不要钻这个空子”，并提醒道：“生活经验早就告诉世人，凡吹捧别人，尤其是肉麻地吹捧领导人的人，一定是有私利可图”。
党风日下，世风日下，新闻界已不是一块净土了。某些人只会在纪念陈云同志时才念叨几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话，但实际工作中，他们仅唯上。这个“上”，首先是自己的直接领导，其目的只为自己的“上”。
不是吗，编辑部就有主要领导多次不加遮掩地提倡，在新闻报道中要进行“策划”和“导演”，并为此津津乐道而毫无羞色。再加上近日出台并冠以“导向明显，原则明了”的《记者编辑考评办法》，这种从办报理念到制度保障一脉相承赤裸裸的唯上是从，让我突然记起了儿时的歌谣：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挨屁嘣！
但是，大家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当公共权力被变为私人利器的时候，所有正直和诚实的人，永远不会俯首称臣。
今年四月，在上海评选去年的全国新闻摄影作品，我作为评委接到举报，说去年总书记在陕南视察，当地和胡亲切交谈的所有茶农都是由他人装扮的（这一新闻由央视头条播出）。我们查看了照片（已被省里评为一等奖），几位“茶农”拿的竹篓竟都是新的。这一情况，自然要反映上去。半个月前我已知道了结果，经中央委讬新华分社调查证实后，一串人被追究、撤职。
当然，现在社会进步了，也就是撤个职。要在过去，那是“欺君之罪”，是要杀头的。
所以，还是做老实事吧，当个诚实的人吧。投机取巧，风险也挺大，因为真正有学识有水平的领导同志，从内心压根儿就看不上那类当马仔的人。
李方是个办实事的老实人，他个性鲜明，处事低调，刚来本报不久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天，我的一组“老麦客和新麦王”被一版头条采用，值夜班的他竟当着我的面，否定了我已选定的一张照片并申明理由。要知道，我可是一名资深记者，而他正是我要来的，是我帐下的一名编辑啊。后来，杨浪把李方要到新创刊的社会周刊，他兢兢业业成绩斐然。再后来，他创办的青年话题，不仅被打造成新闻界的名牌，还成为读者至今最为喜爱的专刊之一。
我对一些版面使用照片曾横挑鼻子竖挑眼，却从未对青年话题提过一次意见，尽管整版的它从未使用过一张图片。因为在我看来，那些情系群众利益、针砭社会时弊的评论文章，足足能吸引读者了。
这次“灯塔”事件，李方并无责任，但他了解“跟理不跟人”的基本道理，更明白做人做事的是非底线。他清楚什么关头必须要捍卫报人的荣誉，更知道如何与耻辱拉开距离。即便是无力回天，宁愿“剁掉自己的手”，也不愿意成为被年纪轻轻的几个官僚挟持的殉葬品。听他说，我决不当赵勇的狗！
就职13年，任评论部主任的李方，是位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的青年报人。
现在，李方选择了辞职，带着他曾在报业赢得的荣耀和眼下极欲摆脱的“噩梦”。
如果我们无法珍视荣耀和解析噩梦，荣耀将化为烟云随风远去，噩梦将陪伴我们彻底死亡。
贺延光 05.08.14
- posted on 08/19/2005
去年团中央新领导在中青报讲话后引起中青报人反感，卢跃刚致团中央分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
卢跃刚：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
──原载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改造与建设》
(7/13/2004 12:22:39 PM)
赵勇阁下：
我们必须进行一次直言不讳的谈话。阁下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国青年报中层干部会上的讲话令报社许多同仁及我本人的极度反感和失望。阁下代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在中国青年报树立了一个恶劣的形象，一个小官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形象。阁下的讲话，传达的信息很多，剔除大话、套话和言不由衷的话，择其要点有三：一、谁要是不听话，随时随地可以滚蛋，虽然阁下的原话是“谁要是不想干，今天打报告今天就批准”；二、中国青年报是“团报”，不是“抽象的大报”；三、不能用“理想主义”办报。阁下的讲话充满了教训、恐吓和无知。
关于第一点，在座聆听阁下教诲的中国青年报同仁很清楚，阁下已不是恶狠狠的威胁，而是在重述已经发生的事实。对副总编辑樊永生、《青年参考》主编梁平、记者陈杰人的处理，显然是“杀鸡给猴看”，赶尽杀绝，在报社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武汉女大学生卖淫的报道有严重错误，察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记者缺乏经验，编辑把关疏忽，总编辑通气不够。有错，但是错不当诛。记者开除，主编撤职，主管副总编辑“辞职”，阁下们开创了中国青年报历史上“小题大做”、“党同伐异”、“落井下石”的先例。
按照阁下们的逻辑，自胡耀邦以来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的许多历史都要改写，因为中国青年报五十多年所犯的错误，比武汉大学生卖淫报道失误严重的多得是，处理却是完全不同思路和后果。和“”比怎么样？十五年前，1989年5月11日，就是在六楼大会议室阁下讲话的地方，前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来中国青年报就中国新闻体制改革问题与青年报人对话，而且当时无论是代表新闻界与中共中央高层对话，还是广场现场的报道，后来被定性为“政治导向错误”，问题严不严重？那时的团中央领导如果想投机或者自保，可以找到一万个理由对中国青年报高层和中层干部“落井下石”，而且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反弹。团中央没那么做。
“”开枪以后，团中央一位主管书记来报社看望大家，也是在六楼大会议室发表讲话。我忍不住想先告诉阁下讲话的效果，那次讲话后，奇迹般地消除了青年报人对团中央的某些疑虑和抵触情绪，将心比心，互相理解，使得青年报人能在国难当头又前途难卜的情况下，与团中央风雨同舟，和衷共济。阁下的讲话与那位团中央书记的讲话效果为何有天壤之别？道理很简单，他说的是人话，讲的是常理。六楼大会议室是见证中国社会和中国青年报历史的地方，不管是谁，不管怎样表现，包括撒野的表现，都会被纪录在案，都会给历史留下记忆。报社不同于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官大一级压死人，“真理”和“真理”的解释权，谁官大掌握在谁的手里。
当然，体制内也有明白人。前不久，胡启立同志接受了我和贺延光的专访。他1989年后，十五年没有接受过记者的专访。我们都知道，启立同志因“”下台，1990年出来工作，当了机电部排名最后的副部长。然而，他很快进入情况，成为打破中国电信业垄断，形成电信业竞争局面的“领军人物”。一般情况下，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未来的总书记接班人，连降五级，实行象征性的、安抚性的、以观后效性的安置，从权力金字塔的顶尖跌到了最底层，心理落差是极大的，也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我问他为官之道，他说，官位再高，并不能说明他的智慧和能力有多高，官位再低也同样不能说明他的智慧和能力有多低。他的回答实际上阐释了做官、做人、做事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能区分出个人的素质和品质。阁下真该听听启立同志的教诲。
“陈杰人事件”发生后，樊永生主动请辞，承担稿件终审领导责任，有人说他幼稚，有人请他从报社的大局出发收回成命，他说：“我可以不做官，但是不可以不做人！”说起来，樊永生应该算阁下们的前辈。他1978年就参加了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当时阁下们各位还是孩子。他当时有两个选择，要么去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报当记者，要么回江苏某地当团地委书记，他选择了当记者。可见，他是把新闻工作当作了终身职业来选择的。他当副总编辑二十年，新闻敏感，心胸包容，谦虚待人，团结同志，领导了许多有重大影响的报道，在报社享有很高的威信。我还想特别强调的是，他在报社是有名的谦谦君子。“陈杰人事件”中，他犯了两个错误，一个错误是稿件终审疏忽，一个错误是用君子的逻辑面对政客的逻辑。政客的逻辑是什么？就是落井下石尤恐不及，就是借机扩大事态，把事件人为升级，改组中国青年报高层领导班子。细细观察整个事态发展的过程，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次对中国青年报的改组是一场窥伺已久的阴谋。
阁下们的错误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人物和事件，采取外科手术式的不恰当方法来改组中国青年报，把一个偶发性和常规性的事件政治化，一举解决中国青年报的高层人事问题。阁下们的错误是把中国青年报当作了一个官僚机构的下属机构，相当程度地恶化（或者说“毒化”）了中国青年报的内部政治生态，想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一张听喝听令的黑板报。阁下们给青年报人传达的所有信息已经到位。但是，阁下们并没有收到震慑的效果，反而在中国新闻界给阁下们自己制造了一个丑闻，让中国青年报蒙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为了纠正团中央失当、过当的处分决定，给团中央一次体面地改正错误的机会，前不久，中国青年报七十多名编辑记者致信团中央书记处和周强书记，要求恢复樊永生的工作，遭到周强书记的断然拒绝。七十多名编辑记者一致行动，为改正团中央的一项错误决定签名致书，是史无前例的。当然，在阁下们眼里，民意狗屁都不是，也不会在乎什么丑陋的历史记录。
我也在信上签了字。我们心存侥幸。我们对团中央报有善意的期待。我们有理由对团中央报有善意的期待，因为，从冯文彬、胡耀邦到李克强，七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以及他们所领导的书记处，不论是什么时期，不论针对什么事情，都对中国青年报报有善意和尊重，甚至对中国青年报的不同意见都报有倾听和接受的雅量。当然，他们的雅量有前提，第一，对青年报人有充分的信任；第二，对青年报人的职业标准和职业水准有充分的尊重；第三，对把握大局势有充分的自信；第四，对大是大非问题有相当的默契和共识。青年报人对这种雅量十分珍视，以至于遇到复杂的政治局面时，能够与团中央保持高水准的一致。
请注意，我在“一致”前面的定语，不是“高度的”，而是“高水准的”。“保持高度的一致”很容易，很被动，直肠子，吃啥拉啥；没脑子，指哪儿打哪儿，见谁咬谁。“保持高水准的一致”很难，却很生动，不仅要有政治智慧和勇气，还要有很高的职业水准。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1986年底，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北大学潮，总书记胡耀邦下台，开除了刘宾雁、吴祖光、王若望的党籍，改革开放出现大回潮，局势很紧张。这段时间，我在总编室一版上夜班，一天晚上，白班送来一篇团中央拟好的本报社论，标题是“同学们你们要赶快成熟起来”，第二天头版头条见报。值班副总编辑周志春浏览了一遍交给我，说：“跃刚，你看看，觉得怎么样。”我看完后说：“内容还可以，但是标题不行，有教训人的口气。语句也不通顺。”周志春又让负责一版版面的总编室副主任何春龙看，何春龙说：“我同意跃刚的意见。”周志春问：“你们是什么意见？”我说：“改。”何春龙说：“改。”周志春拿过稿子，“同学们”后面加了一个逗号，删去“你们要”，我们一致叫好，那种家长式的教训变成了平等的交流和劝导。改完标题，周志春打电话请示总编辑和团中央，一致同意。八十年代末，中国青年报发行近二百万份，对大学生的影响很大，社论发表后，反应良好。总结起来，我们无非是在大动荡时期头脑冷静，坚持了职业的标准和操守，坚持了新闻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应该有的角色。当然，还有一点私心，就是不愿意在历史的进程中同流合污，留下恶劣的记录，哪怕我们可以在“工具”和“喉舌”的挡箭牌下不承当任何个人的责任。其实，这不仅是个人的职业准则，也是社会道义的要求，更是对历史后果的警惕。
1993年，我在阁下的家乡与钟叔河先生讨论现代化问题时，他说，“什么是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就是每个负责任的个体构成的社会。”以“宣传”为指向的新闻媒体政策，明确主张“工具论”和“喉舌论”，极端强调党报的党性原则，忽视并反对党报的人民性原则，扼杀编辑记者的人性、个性，扼杀报纸的新闻属性，鼓励报社和编辑记者不为自己的职业行为负责任，甚至鼓励他们投机取巧、助纣为虐，实际是对现代社会的反动，把社会导向专制和蒙昧。我们该总结的历史教训太多了。别的不说，仅仅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1989年，如果没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会拱出那么大的火，导致学生和社会各界持续不断的大游行吗？会有后来的学生绝食和情况不可收拾地恶化吗？“四?二六社论”对局势的判断，对学生运动性质的判断，以及那种杀气腾腾、准备秋后算账的口气，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增加了理智地处理社会危机的障碍和难度，汇合各种复杂的因素，导致了至今让所有中国人伤痛不已的大悲剧。仅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两次危机，两篇社论，两种效果。团中央用杀一儆百的方式处理“陈杰人事件”，已经让我们感到了来者不善，但是，我们仍然报着极大的善意去团中央向周强书记当面呈交签名信，直至阁下们践踏我们的善意。我们的善意是，通过恢复樊永生的工作，修复并调整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的关系，在中国青年报和团中央、报社内部编辑记者和主要领导人之间的重新建立信任和信用。我们明白了，阁下们不要报人，要的是马仔。按照阁下的逻辑，大多数青年报人都该滚蛋。我们的冲突，是兵痞逻辑与秀才逻辑的冲突，是官僚文化与报人文化的冲突。而且，我们还敢推断，将来如果遇到与1987、1989相当的社会危机，阁下们要的一定是1989年《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而不是1987年的中国青年报社论，因为，阁下们与阁下们的前任比较，私心太重，官气太重，既不可能有历史的自信，也不可能有历史的智慧，当然就更谈不上历史的勇气。
有人说，今天“中国青年报的历史才真正开始”，大有“时间开始了”的气势。阁下则煞有介事地拿出1951年团中央创办中国青年报的会议纪要，向青年报人发问：“为什么要创办中国青年报？”本来是个青年报人要不断追问和自省的好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从阁下的嘴里出来，从阁下制造的讲话氛围和“主子”般的姿态里出来，实在是别扭，甚至有点滑稽。不过，我们听懂了，阁下代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追根溯源，对中国青年报的现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重新宣布“时间开始了”。阁下提出这个问题是想强调：“中国青年报不是一个抽象的大报”，而是“团报”，你们搞清楚一点，我们握有中国青年报生杀予夺的权力，我们才是中国青年报真正的“主子”。
其实，成熟的青年报人从来就没有怀疑这一点，我们报纸的老板是谁，我们办的是一份“共青团中央机关报”，正是以这种共识为前提，我们遵守着上级和下级、宣传和办报、工具和职业报人之间的游戏规则，在1978年复刊后创造了中国青年报的辉煌，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了对社会，尤其对青年人有着广泛深入影响的“全国性大报”，办成了备受读者和业内人士尊敬的“伟大报纸”，而且，当赞赏中国青年报的时候，都要赞赏团中央创造了一个办报的宽松环境。了解中国办报环境的人都知道，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信任和支持，不可能办出一张好报纸。我们在总结中国青年报的办报经验时，须臾不敢看轻团中央的作用，特别是胡耀邦同志在共青团系统培养的并得到良好延续的民主、活跃、敏锐等好的传统，由此而形成了中国青年报不同于其他报纸的办报文化。我们承认，中国青年报和团中央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还有发行上的依存关系。阁下在讲话时强调中国青年报发行，今天四十多万份发行量，百分之九十是公费订阅。所谓“公费订阅”，相当多数是团费订阅，话说白了，你中国青年报的发行要靠团中央，你中国青年报的生存要靠团中央。在中国青年报完成市场化、中国开放报禁之前，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对此没有异议。
那么，今天我们的分歧在哪儿呢？我们的分歧在于，阁下们在把玩权术，按照官场规则塑造一张听话的“团报”，而我们想办一张推进中国社会进步，青史留名的好报纸；阁下们要马仔、工具、喉舌，我们进入报社第一天起，就立志改变党报几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化”、“政客文化”、“说大话、空话、假话的文化”，采取相对中立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新闻价值判断，做普世职业标准的编辑记者。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分歧在于对中国青年报办报文化、办报理念的理解。按照阁下的说法，就是反对“理想主义”，反对办“抽象的大报”。关于后者，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阁下，我们从未有过办“抽象的大报”的想法并形成什么办报理念，中国青年报也从来没有“抽象”过，性质、主张、目标、形态、策略、技术都很具体，很明确，阁下或阁下们的担心，无非是害怕中国青年报失控，成为“第四种权力”。
我们倒是不担心在这个层面上与阁下们取得共识。我们的担心是，阁下们为了红顶子，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中国青年简报”，办成宣传自己政绩，满足某种虚荣心的垃圾场。我们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九十年代初担任经济部副主任就知道，之后又听夜班的同志说，阁下就是爱在中国青年报露脸，想方设法往报纸塞稿子，“爱岗敬业”，推销自己工作成绩的人。如果阁下们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报纸的“团性”，我们之间肯定有巨大的差异，我们则更强调报纸的公共属性。这是个老问题。本报团的生活部及其保留的“不可动摇”的、“没人看”的专版，以及要闻版和综合新闻版捏着鼻子发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各种活动的稿子，就是这个矛盾的妥协。这是妥协的底线，即中国青年报可以为团中央设置垃圾桶，但是决不能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一个垃圾报。办垃圾报，肯定有人办，但决不是我们这些人办。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意应该从改变共青团工作作风（首先要从书记处改起），进而改善团的工作宣传做起。有好的做法值得总结，比如“保卫母亲河”、“青年志愿者行动”、“希望工程”等等。对于我们来说，阁下反对办“抽象的大报”是一个有明显针对性的假命题，完全可以在技术层面上解决，不需要讨论，不值得讨论，与阁下反对理想主义办报的命题相比，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不知阁下注意到了没有，我在行文中，多次使用“青年报人”的提法。这种提法在中国新闻界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提法有两个含义：一是“中国青年报同仁”，一是把“青年”当作定语，强调“报人”。这是中国青年报传统和文化的核心概念。在党报内部“同仁办报”、“报人办报”，是我们青年报人身体力行的高度默契，也是青年报人凝聚力、归属感之所在，也是青年报人追求报社文化的最高目标。我们以“报人”自居，自持，自傲。今天的情况我不敢说，我敢说的是，这个传统和文化曾经排斥“官本位”文化，反对用官僚的眼光评价编辑记者，虽然绝大多数党报把自己看作官僚系统的一个部分，许多编辑记者当官得到了好处。甚至有极致的例子，某副部级报纸的总编辑们，以把报纸办得没人看为己任，以把新闻史上“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毁掉为己任，报纸发行量一天天降下去（听说发行量不到十万份），自己的官位子一天天升起来。报纸办得没人看，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官升三级。其中的诀窍我们知道，就是强奸民意，把报纸办给上面看，就是练习《葵花宝典》——自己阉割自己，把乌纱帽看的比公益、良知重。上面喜欢什么？喜欢“保持一致”，喜欢听话、跟风。这些人，在官场上是“成功者”，在正直的报人心目中，在新闻史上是小丑。我们不愿意同流合污，还心存办报的理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青年报的传统和文化，具有阁下在讲话中所蔑视、反对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一色彩使中国青年报成为诞生名记者名编辑的摇篮，成为新闻界和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向往的地方。
2000年，我曾主编了中国青年报复刊以来的重要报道选集《本报今日出击》三卷。我在序言中总结中国青年报的传统和文化，主要有两条，即“理想主义加业务民主空气”。后来，备受老青年报人尊敬的前总编辑王石跟我说：“跃刚，你还要加上一条，就是‘鼓励出名记者名编辑’。”王石何许人？我估计阁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报社的年轻同仁则可能完全陌生了。王石可能是中共建党以来，党报总编辑中唯一不是因为“错误”或者升迁而自动提出辞去总编辑职务的人。今天回忆起来都觉得匪夷所思。王石1952年调入中国青年报，任吉林记者站记者，1957年春天调到编辑部，参加编辑“辣椒”。“反右”中，“辣椒”全军覆没，都被打成了右派，王石因为来的晚、文章少而幸免于难，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60年，王石因为主笔《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一举成名，成为影响至今的名记者。1978年中国青年报复刊，王石担任文艺部主任，1979年担任副总编辑，1982年坚辞未果，担任总编辑，至1986年12月辞职，担任中国青年报新闻研究所所长。他辞职那年那月，1986年12月，我进入中国青年报。我在报社小白楼门口墙上，看见王石用钢笔写的辞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告示”，不仅吃惊，而且不解。李大同去找王石，问：“老王，你说真话，为什么要辞职。”王石说：“说真话，两条，一条是检查写的我头昏脑胀，屁滚尿流，不堪重负；一条是我们的思想已经老化，跟不上你们了，不能领导你们了。”我也问他这个问题。他说：“总编辑做烦了，大事小事都找你，提拔干部，家庭矛盾……每天弄得焦头烂额，屁滚尿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想留住徐祝庆。那年，《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周修强病重，向社长钱李仁提出，调徐祝庆回《人民日报》理论部主持工作。徐祝庆就是从《人民日报》理论部调到中国青年报的。钱李仁给团中央主管书记李源潮打电话，李源潮给我打电话。徐祝庆1982年当副总编辑，人品、业务反映都不错，想留住他。我跟李至伦说，我愿意下，提拔徐祝庆。我害怕至伦误解，误解我不愿意跟他合作，专门作了说明。李源潮来报社征求中层干部的意见，都说‘老九不能下’。我仍然坚持，又去找了宋德福（团中央第一书记）。”
王石下的时候，学潮汹涌，外界多有传闻，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不好说，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没人强迫他辞职，不仅不强迫，而且极力挽留。那年，他五十三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变故，理论上，他至少还可以在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位子上再干七年。他还跟我讲了第三个原因：“我还想当记者，写一些大报道，大通讯。”他卸任后，采访写作了“李润虎的几幕人生”等多篇长篇通讯。“李润虎的几幕人生”获中国新闻二等奖。我把这个故事讲完的时候，我的思维发生了短暂的错乱。我自己问自己：“这个故事真实吗？中国青年报历史上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
提到李至伦和徐祝庆，我还有故事说。先说李至伦。1986年12月，我在总编室报到后，上了三个月的夜班，然后转白班。一天，编前会后，我在白班办公室看第二天见报的稿目和稿子。头条是团的生活部的长篇通讯。我发现稿子有显而易见的问题。我向总编室主任陈泉涌汇报。泉涌指着发稿签上一个名字说：“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不知道。”泉涌说：“他是本报社长兼党组书记。”我知道，泉涌不是拿大官压我，而是警告我，编前会那么多报社领导和部门主任定的头条稿子，长篇通讯，提意见要慎重，特别是颠覆性的意见一定要有根据。而且，稿子是一位老记者写的。我又看了一遍稿子，坚持我的判断。泉涌说：“你把你的意见写出来。”我拿过一篇稿纸，写了好几条意见，交给泉涌。泉涌拿着意见就走了。总编室白班和社长、总编辑们的办公室在六楼同一层。一会儿，泉涌带着个高个阔脸的人进来，介绍说：“这是刚来的编辑卢跃刚。”又对我介绍说：“这是社长李至伦同志。你把你的意见当面跟至伦说一下。”我说，稿子的情节和细节可能有问题，估计没有采访，或者是采访了，没有采访到位。至伦听完我的意见，说：“稿子撤下来，明天不见报了，你们找记者谈谈。”找记者来总编室谈，果然，没采访，是根据一份材料写的稿子。我们的意见是，稿子主题不错，建议记者重新采访。这时没有官大官小，只有稿子的好坏标准。李至伦还有一件事不能不说。
1985年10月，叶研去老山前线采访，出言不慎，得罪了某军首长，告到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批示说：中国青年报记者叶研问题严重，要认真检查，如果一贯表现不好，又不认真检查，其中任何一条，就调离新闻岗位。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书记处书记王兆国打电话给李至伦，落实总书记指示，催办叶研的处理。李至伦说：“兆国同志，我们已经派人调查，等调查结果出来后再处理不迟。如果你们不同意我的处理办法和意见，可以先撤我的职！”李至伦现在是监察部部长、中纪委副书记。叶研被保护下来，后来参加了大兴安岭火灾、1998水灾、内蒙古雪灾、南极和北极等一系列重大报道，获范长江新闻奖。
阁下在讲话前宣布徐祝庆退休，可是当着报社全体中层干部，对徐祝庆没有一个字的评价，哪怕是敷衍的评价。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阁下连起码的传统伦理都不懂。按照年龄计算，徐祝庆应该是阁下们的父辈。他1982年当副总编辑的时候，阁下们还是乳臭未干的孩子。徐祝庆1987年担任总编辑，1988年李至伦调到监察部后，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一肩挑，继续着前任的辉煌，在1980年代末，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了让业内和读者尊敬的“伟大报纸”。他是中国青年报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社长、总编辑。话说的俗一点，没有功劳有苦劳，连一点苦劳的安抚都没有，寡情寡义，令人心寒。这算什么？辞退店里的伙计还要说两句虚伪的贴己话呢！徐祝庆怎么看？青年报人有自己的评价。前不久，我们一些报社的老人为徐祝庆设宴送别，志春说：“老徐是什么人呢？老徐是那种在位时不觉得怎么样，离开的时候显得特别重要的人。”这个评价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到位非常高的评价。
老徐没有辜负大家。他在宴席上发言，首先向在座的一些同志道歉，向以后曾经处分和伤害过的同志道歉。本来，大家想你好我好大家好，嘻嘻哈哈为老徐送别，可是老徐挑起了一个沉重的话题。这个话题不仅是历史记忆的沉重，也是现今状况的沉重。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中国青年报今天的诸多不如意，总体上是“后遗症”。国家、报社、个人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座的人，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都知道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老徐一个人根本无法逆转形势，不必为那个历史错误和悲剧承担任何责任。他代表上级的意思，对报社一些中层干部进行处分，为了尽快过关，保全报社，有的处分不得不违反《党章》的原则，是可以谅解的。老徐性格内向，不擅交际、应酬，相信这些道歉的话，深思熟虑，淤积已久。我个人认为，他是在澄清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庶几是良知的剖白。他的剖白令在场所有的人动容。老徐有很多缺点，当场也有人指出这些缺点，但是，有一点大家是共识的：他是个正派人。期间，我们与他在局势判断和报道思想上有多次重大冲突，我们甚至对他有许多激烈言辞，但是他能不计前嫌，使用和他有直接冲突的人，比如大同、叶研、我。
王石不当总编辑当记者，李至伦保护记者、敢于担当，徐祝庆忍辱负重、良知剖白，还有许许多多今天没有篇幅来说的故事，构成了青年报人文化，同时也影响了青年报人文化——确凿无疑的阁下所鄙视和呵斥的“理想主义”文化。可能在阁下们的价值观里，这些不啻是“傻子文化”、“自杀文化”，与阁下所谓的“现实主义”相差不啻几千万里！我们今天来归纳总结中国青年报文化，是想告诉阁下，中国青年报的文化是青年报人几代人共同创造的，是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的结果。我们对我们所有的行为负责。我们愿意倾听任何批评的意见，我们可以和任何质疑平等讨论，惟独拒绝阁下居高临下的呵斥。阁下在我们之间设置了一条鸿沟，鸿沟的两边游荡着完全不同的两个灵魂。
我在《本报今日出击》“序言”中说：“张建伟经常用加缪的‘西绪弗斯神话’来鼓励自己，我则愿意举中国治水的例子。比如黄河。黄河是抚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一条几千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和痛苦的害河，甚至有‘黄河清，圣人出’的诅咒与期待。面对黄河，我们爱恨交加。明明知道黄河水永远不能清澈，明明知道黄河绝难尽行舟楫和灌溉之利，明明知道千辛万苦流血流汗修筑的堤坝可能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明明知道治河‘不能改变，只能改善’，却丝毫不能贬损我们的祖先和他们的子孙满目希望，满目绝望中的希望，在黄河岸边种上一棵树，为黄河大堤培上一掊（右换‘不’）土，为黄河决口背上一捆薪草的永恒意义和价值。种一棵树，培一掊（右换‘不’）土，背一捆薪草，年年累积，循环往复，绵延不绝，何等壮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感受到不懈努力的‘理想’的高峰体验，才能登临怀风，在历史的伟岸上感受到风云际会，波澜壮阔。”“复刊以后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第二阶段是九十年代。两个意象似可概括：其一，‘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其二，悬崖边沿的舞步。大江弄潮，欲取肥美之鲈鱼；悬崖舞蹈，既揽奇峻之山川。－－惊险而富于挑战。”这样的归纳和描述，既有知其不可而为之，也有知其可而不为之，与阁下所倡导的“现实主义”实在不相干。我们的灵魂，我相信是西绪弗斯式的，千年治河式的。现在，阁下不但可以蔑视“理想主义”，而且可以嘲笑“理想主义”了。阁下在颇有玄机的“现实主义”告诫中，暗含着一种“理想主义”幼稚，不切合实际的逻辑。阁下是在以官僚的逻辑套青年报人的逻辑，以官场谋生的手段解构青年报人的文化。有些东西在官场是个玩意儿，出了官场就不是个玩意儿！我们知道，理想主义在中国官场活不下去，胡耀邦就是典型。理想主义在官场往往被嘲笑被总结。
其实，历史上并不缺乏“理想主义”（如果能叫“理想主义”的话）创造伟大政治人物的事例，如阁下的乡党曾国藩。曾国藩之所以能以一介书生打败太平天国，就是因为他有维护儒教正统的文化理想。如华盛顿等美国独立战争领导人因为他们伟大的理想和政治远见，不仅创造了《独立宣言》，而且创造了支持后来一个伟大而强盛国家的《宪法》。那种蝇营狗苟的政客厚黑、侏儒的“现实主义”理论还有什么可值得说的呢？几百年前的一天，一位高人来到橘子洲头，指着湘江说：“湘江不过漓水一余波耳”。湘江过长沙，已成大势，其势汹汹，不过尔尔。
当然，“理想主义”对于青年报人来说，不是狂妄、不食人间烟火的代名词。青年报人不是桃花源中人，自我审美，自我陶醉，自我得意，总是要察言观色，“埋头拉车，抬头看路”，我们还没有愚蠢到不清楚自己生存和办报环境的地步，否则，早就崩盘了。
中国青年报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很现实的。本报一位副总编辑曾与时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有一段对话很有代表性：一、坚决不说假话；二、不主动说假话；三、一定要说假话时，决不发明创造。他实际上阐明了三条底线：一个正直的普通人的底线——坚决不说假话；一个职业报人的底线——力求不说假话；一家党报——中国青年报的底线——被迫说假话时，只转述上面强迫说的假话，虽然是从我们的口里说出的假话。不仅是假话，还有大话、套话。时代不知道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假话一点没少，大话、套话漫天飞。而且有的大话、套话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全党讲，全民讲。两年前，我去***的家乡江苏扬州采访，见到闹市区有一个巨型的公益广告牌，上面赤裸裸写着八个大字：“江淮之水，恩泽于民。”果然是“恩泽于民”。两年后，今年5月1日，扬州火车站通车，扬州人民就享受了现任总书记为前任总书记家乡火车站通车剪彩的殊荣。“五一”长假，我也在扬州，有幸耳闻了盛况。扬州人民还没有从现任总书记剪彩殊荣的亢奋中缓过劲来。一位官员向我炫耀：“你们北京火车站通车有这样的待遇没有？上海火车站通车有这样的待遇没有？”按照级别，扬州只是个地级市。
我说这些，无非想揭示，青年报人有一种历史自觉，或者叫“历史警惕”，政客不必为历史负责，我们必须为历史负责，要防止政客为了保护既得利益，用“假大空”毁报纸。董桥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如果新闻成了历史的垃圾，或是假、丑、恶的帮凶，假、大、空的帮闲，将是何等恐怖的情景。历史的教训太多了。在各级党报不难听到这样一种言论，党报党报，是党的报纸，再难看也是党的报纸，办垮了也是党的报纸，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一位省级党报的社长曾跟我说：“我的任务就是把报纸办的没有人看。”中国青年报与其他的党报最大的不同，就是许多青年报人把中国青年报也看作自己的报纸，看作自己的精神家园，看作实现自己价值、理想的安身立命的载体。中国青年报的“报人文化”、“同仁文化”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生长起来的。为了生存，我们也妥协，进取中妥协，突围中妥协，创新中妥协，锤炼出了许多让新闻界同行称羡不已的博弈理念、技术和技巧，与理想主义和民主业务空气一起，构成了中国青年报文化。八十年代后期，反自由化，一些左派痛恨中国青年报，系统搜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罪证”，结果是“镜中花”，“水中月”。所以，青年报人对任何伤害中国青年报的行为都特别敏感，包括对阁下的讲话。
阁下在讲话结束前为此次讲话定了一个调子，说阁下是在和大家“谈心”。我们也想跟阁下、阁下们“谈心”。然而，“谈心”是这么“谈”的吗？阁下以为听阁下讲话这帮人是吃屎长大的？阁下以为台下这帮人智力低到连什么是“谈心”，什么是“训斥”都分辨不出来？阁下代表团中央书记处要求中国青年报领导班子“要加强学习”，我认为中国青年报领导班子是“要加强学习”，但是团中央书记处特别是阁下本人更“要加强学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阁下众目睽睽“开黄腔”。阁下说要保证中共永远的执政地位，必须依靠笔杆子、枪杆子——“两杆子”。我们听得懂，阁下在引用阁下湖南老乡毛泽东的“两杆子理论”。两杆子理论，说的好听一点是“政治哲学”，说的贬义一些，是“统治术”。可是阁下忘了，那是革命党的政治哲学。在革命党夺取政权和早期巩固政权时期，这套政治哲学的潜含逻辑是笔杆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笔杆子后面站着枪杆子，控制舆论，舆论一律，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谁要是敢于质疑和反对，就亮出枪杆子，于是几十年万马齐喑，于是“谎言说一千遍就是真理”，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二十多年民不聊生，总结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革命党的轨道里运转，主要精力用在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上，折腾别人，折腾自己，最终折腾中华民族，以至1959—1962“三年困难时期”饿病交加，至少2700万人非自然死亡；以至酿成十年浩劫，悲剧。
有人说，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是湖南人和四川人的历史。湖南一百多年来产生了曾国藩、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政治、军事、文化人物。阁下也能算三湘子弟中的一个人物，敢于在中国青年报六楼这个见证历史的地方，在二十一世纪，讲什么执政党的“两杆子”理论，几乎就能解释为，在人类社会民主化潮流浩浩荡荡情形下，中共要巩固执政地位，一靠控制舆论，二靠暴力。有阁下这样的湖南革命党后起之秀垫底，难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湖南还在广大农村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选择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道路，就是按照那套革命党理论瞎折腾，已经严重动摇了执政的合法性，不得不承认严酷的现实，不得不向人民的经济要求做出妥协。到了今天，执政党必须正视人民的政治要求了，因为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实际上，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题早已在民间和执政党内部有识之士、包括胡温高层中提出来了，即政治体制改革已是迫在眉睫，这不仅关乎中共的命运，也关乎中华民族的福祉。说白了，对于中共来说，就是必须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并且在服膺《宪法》的前提下，通过民主渠道，解决自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否则，后果太严重了。我们听明白了，阁下的回应是“两杆子”理论。
“两杆子”，“两”也可读为“二”，“两杆子”可以读为“二杆子”。在互联网时代，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在民主化潮流时代，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宣布，阁下的“两杆子”理论是一个“二杆子”理论。我真为阁下担心，担心让当今立志改革的当权者听见阁下的思想如此混乱，如此无知，会断送阁下的政治前程；更担心阁下这样的政客一旦执掌了更高的权力，可能为祸国家。
说阁下“无知”不冤。阁下把民调80%支持率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突然被颠覆，归罪于媒体舆论导向出了问题，这种解释很像阁下的湖南老乡毛泽东解释尼克松下台。毛泽东的老朋友，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消息传来，毛泽东在中南海红墙里的理解是：“有人想整他。”阁下与毛泽东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对民主制度的无知。无知无畏。不展开说了。
忍无可忍，遂有洋洋万言，唯望阁下好自为之。
卢跃刚
2004/6/13
- posted on 08/19/2005
李而亮还击李大同公开信，言之凿凿，只不过就事论事而已。。。
中国青年报主编李而亮的回信：我的几点意见：回复李大同
2005年8月16日
大同：
详细拜读了你洋洋万言的《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编委会》一文，很是吃惊。吃惊的并不是你对我和编委会尖刻的批评，而是吃惊你公然违背我们两人刚刚商定近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的约定，不宣而“战”了（因为此文已发到境外的网站上）。我说过，我不反对公开的批评，特别是对工作的探讨，只要是平心静气地、实事求是地，我都欢迎。如果你这次的公开信依然是在这个层面上，我还是要直接找你面谈，不用敲字那么费劲。但在你的文章里，确有许多内容超出了正常的批评范畴，涉及到事情本来应有的面貌，涉及到我个人名誉、品格的问题，而且广为散布，我就不得不出来进行澄清了：
一、《中国青年报采编人员绩效考核条例》明明白白就是一份讨论稿，编委会只是经过初步的讨论，并没有进入通过程序，然后下发各中心、部门进行广泛的征求意见。编委会为此要求各部门一定要传达到每一个编辑记者，征求所有人的意见。这些意思，在上周的例会上我也说得清清楚楚（有例会记录）。在广泛征求和汇总意见后，编委会准备视意见的情况，做好了连续开会研究的准备。可以说在此之前，这份《条例》只能是一份草稿，最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必要的修改，然后还要上报党组会讨论批准，才会正式下发。实施中还要试行相当一段时间，不断完善。我实在不明白的是，社内立即就有人拿这份讨论稿做文章，周末就全文发到境外网站上；我也实在不明白，你从哪一个字眼里解读到《条例》是已经编委会通过，“你和编委会根本就不准备对这部（省略号）的条例作充分的讨论并做实质性的修订。所谓征求意见，无外就是让大家在自己挣多少分上在讨讨价罢了。”事实上，你所在的周刊中心讨论就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有谢湘发的讨论记录为证）。那么，针对这样一个尚待修改的草稿发此万言公开信，而且匆忙发到境外网站（不一定是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能告诉我实话吗？
二、你和卢耀刚都向我表示过，我和“冰点”的同志们应加强交流沟通。上一个礼拜天（7日），你给我发了一份很长的留言，提出我们之间需要直接交流，认为在一家报社同仁之间，没有必要云山雾罩，有什么话完全可以当面说清楚。还说“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人为地制造这种交流障碍，毫无道理，只能解释为你不想和我们直接交流。”我当即给你回了一个我认为还情恳意切的留言。第二天，你谢了我的回复，而且说你喜欢这样直言不讳地交流意见。同时表示等我有时间，咱们好好聊一次（因有对留言内容的保密约定，我不引用具体内容）。上星期四下午，我腾开了其他事情，约你谈心。你不在办公室，江菲接的电话，她说转告你，让你给我回电话，而你没有回话；第二天上午，我亲自电话约你，你说在家写对《条例》的意见，来不了。然后我们约定这一周尽快安排时间见面交流。但就在星期一的早上，你就迫不及待地公开抛出主要针对我的公开信。让我怎么来理解呢？要么你压根就不准备和我交流；要么就是担心与我交谈后会影响你的“行动”。但你行动目标主要是我，为什么不交流一下再出手呢？我觉得你这样做，作为同事来讲是不尊重，作为朋友来讲是不仗义，作为君子来讲是不坦荡。
三、你在公开信中，多次谈到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引用我在一些场合说的话而感到不屑，认为“造谣、造假、按需要来随意编排事实，这些早已都是被中国新闻业摒弃、严格警惕的行为。”同时还表示了你从业26年来坚持的职业操守。你这次的公开信可以说向国内外披露了一个大新闻了，但其中的虚假成分是可以举出很多的。略举几例：
1、“据了解，对这部办法的宗旨和所有细节，绝大部分编委也是临开会前才第一次看到。如此事关重大、细节繁复的条例，竟在区区两三个小时的一次会上就通过了，堪称为一个管理奇迹”。事实上，这份条例是7月27日发各位编委的（其中也送宏猷）。为了让编委高度重视，专门文字提示“计划下周讨论，请各位编委做好准备。”给每个编委的文本首页都清楚标明发放日期。编委会8月3日开的，整整一个星期时间准备。你找任何一个编委都可以得到准确日期，所以不知你据谁做的“了解”。
2、“此前，评论部的同事们开会，要求主任李方找总编辑澄清本报评论员起码的良知和羞耻心的底线。他在痛苦中找你，你是如何回答的呢？你没有耐心听取一个部门主任的沉痛陈述，你没有平等地讨论怎样改善中国青年报的评论（省略号）”。我清楚记得，7月22日下午，我正在六楼主持记者会的闭幕式，李方电话打到我手机上，问我对网上贺延光的留言怎么看。我说还没有看到，等看了以后给他回话。晚上吃完晚饭，我在家即主动给李方去的电话，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谈话是很诚恳的，最后李方是很平静挂机的。第二天，我即到云南出差，10天才回来。如果不是8月2日编辑中心会上李方的发言，我还认为这件事情带来的影响已经过去了。怎么到了大同你的描述下，就完全变成了无中生有的离奇故事了呢？
3、“在刚刚结束的本报全国记者会上，听说你向记者们传授了策划新闻的心法。若干年前，河南郑州建成了一座大型立交桥，当地官员很想上人民日报露脸。（省略号）果然，那条新闻就上了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就是你自己写的吧？）。你很得意自己的创造，说此举受到了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的表扬。”事实是，当天举行的是记者与领导交流，谈的并非是新闻策划的话题。有记者认为，现在记者站要承担许多地方团组织工作性的稿子，建议《共青视点》还是要留一部分版面专门安排工作稿。我表示不要指望留这样的版面，现在《共青视点》就是要做成新闻版。又有记者提出：一些团的活动缺乏新意，又事关本报发行，团省委很希望见报怎么办？我回答说就想办法找出新闻的由头，在不影响事件性质的前提下，是可以想法找一些“新闻眼”的，于是就举了我自己上述的例子。未了我还补充，这样的采访不可多用，还是要靠常年的积累，每年给一个省扎扎实实做一两个上档次的，比你发多少个工作简讯都强。需澄清的是，第一，不是就新闻策划教记者心法，而是探讨处理与工作相关的稿件如何做得不要干巴巴；第二、我举例时说稿子是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并没有说发一版头条，更没有说受到李长春的表扬；第三、座谈时大同你并不在场，完全是道听途说，却在公开信中描述得如此绘声绘色。
4、“已经听到多人传说，中宣部某领导是你的大学同班同学，关于本报的一些表扬阅评，就是由本报自己人撰写，交由阅评小组再发下来——我不敢、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宁愿只是传说。”这我就非常费解了，既然是连你自己都不敢、不愿信的传说，为什么就敢白纸黑字写出来？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事情的真实情况：新闻局长胡孝汉的确是我大学同学，但我以人格保证，我没有在阅评表扬上要求过任何关照（阅评组是相对独立的）。如果真得以关照，我倒是希望“冰点”今年以来那么多的批评被拦下哪怕一件也好。但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中宣部阅评组看到中青报的报道后，需要进行表扬肯定，又对采写刊发的情况不尽了解，要求我们先提供相关情况。如今年的“两会”报道、科学发展观报道等。所有的表扬与批评，没有一篇是要来的，我也没有这个本事。你以“传说”为依据，推理出其中存在的“黑幕”，我认为是对中青报的污辱，也是对这么多采编人员辛勤劳动的污辱。
在你公开信里引用我的话中，不顾特定场合、语境来进行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添油加醋的地方还有很多，就不再一一列举。我感到困惑的是，在同一文章里，你一再标榜自己职业操守、价值观念的同时，一面又大量引用未竟经证实的“报料”，难道这就是你把守的底线吗？ 当然，说你引用的材料全都不实也有失公允。比如你引用的有关我“大彻大悟”的那段话，我还是认帐的。那是我在参加完国防大学“舆论战”研讨班回来后，在例会上谈的感想，事先声明了只在内部说说，还专门交代小谢不要记录。会后有好心同志提醒我，会议上不要口无遮拦，有些人会专门记下来，作其他目的引用。我不信，因为大家都说中青报的优良传统就是可以畅所欲言。现在想来，果然应了同志们的忠告。
最后，回到你公开信的主旨。信写了那么多，按我的理解，核心就是你认为这部新条例，颠覆了中青报的优良传统，否定了人民群众欢迎的舆论监督，特别是有意挤压“冰点”；只唯上，不求实，是李而亮个人意志的产物。这是个大问题，要论述起来需要很大的篇幅。其实，在条例讨论稿之前，社党组、编委会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贯穿的主线已经非常清晰，也经大家讨论通过。版面调整后中青报明确的核心价值观不是在条例中突然冒出来的，这点大家应该清楚。这里我只想举一个你公开信中批评矛头直指的目标——中宣部阅评。今年以来，中宣部对本报阅评（含综述和青年参考）共24件，其中表扬的13件，批评的11件。其中涉及冰点的批评的5件、表扬的1件（方舟子〈永动机重现江湖〉）；而冰点被批评的稿件中没有一篇是舆论监督的。本报被表扬的稿件中当然是以正面报道为主，但也有舆论监督的，如“北京禁放屡遭挑战”、“遏制泛滥的美女经济”以及最近的求实篇“别让富豪牵着鼻子走”。由此看出，对阅评表扬稿件予奖励，并非扼杀舆论监督。同时，阅评的表扬看似给分高，但概率毕竟很低（据统计，今年的阅评是比较多的），而不像A B稿件、版面以及每月的读者评价，有固定的数量。如自7月份以来评出的A稿共21篇，其中舆论监督的稿件就有15篇，占了70%，这是在封杀舆论监督吗？
相反，今年冰点并非舆论监督的5篇被批评的稿件中，就有三篇受到中央领导的严厉批评。如果这就是你们所赞赏的中青报勇气和价值观，那明日的中青报会是什么样子，谁都清楚？大同你强调读者认同，大家可以查一下龙应台文章发表后的凤凰网，跟贴数万条，骂龙应台、骂中青报的有多少，你不会视而不见吧。当然，我从不回避在这些文章把关上我该负的重要责任。可是，在我痛苦地一遍遍写检查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表现的，起码没有说过一句让我感到暖心的话。所以，我表示要改变“领导写检查，下面看笑话”的状况，绝不是无感而发。还是说到读者认同，自7月版面调整以后，尽管冰点没有作任何改变，但每周阅读点击率在逐步下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已经落在了屋檐下、法制、教育、要闻，共青视点的后面。尽管不全面，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问题，值得你们反思。起码不要再单纯用冰点来衡量中青报的办报水准了。
以上是我个人意见，不代表编委会和任何领导。如你愿意，我还是希望与你面对面地好好谈谈心。
李而亮
- posted on 08/19/2005
再贴一条，贺延光批中青报评论员的文字，引发了中青报编委会的批判，也是导致李方辞职的原因之一。。。
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
本报评论员，哪位叫“青评”？
看了7月15日你的《振翅远飞正逢时》的第一句话：“胡jintao总书记就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所作的重要指示，像灯塔一样，为当代大学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就叫我感到恶心、害臊，心闹地根本没有再往下读一个字的欲望。
我不会写评论，但会读。“像北斗星”、“像红太阳”和“像灯塔”这类溢美之词见得多了，我等也曾把自己比作“在黑暗里摸索的困兽”、“需阳光哺育的弱苗”、“不知所以然的孤舟”，可那是30年前的事了。当北斗隐退，太阳西落，灯塔熄灭之后，人们才开始真正认识了这个国家和我们自己，谁能否认这段社会进步的史实呢？
如果说我对那样的溢美之词“敏感”，还不如换个“警惕”的词儿更准确。
我知道，中央为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曾多次做过正式决定：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并有一系列的规定出台。
我知道，邓在世时，公众场所20年间从没有挂过他的画像，他的画像发行的时候，正是他辞世的当天。
我知道，国庆50年庆典时，三个游行方队分别抬出了毛、邓和江的巨幅画像，而此时，毛早已住进了纪念堂，邓也作古两年多，只有江堂堂然地站在天安门古楼上。项庄舞剑，借助钟馗，怎能不让人们指手划脚？
我还知道，新一代领导人执政后，为加强集体领导，防止突出人个，对新闻媒体宣传上也有许多条文限制，尽管还没细化到禁用“像灯塔一样”这类的词句。
但我们，不要钻这个空子。
生活经验早就告诉世人，凡吹捧别人，尤其是肉麻地吹捧领导人的人，一定是有私利可图。
当然，这样的评论员文章，当天就得到团zhongyang主管 书记赵yong的专门表扬。我看我们还是清醒一点吧，要么他根本没看出来，要么他还停留在“两杆子”论的水平上。
中青报人写文章，要有起码的职业底线。评论员文章更是表达报社立场、观点的，如果今天能容许“像灯塔”，明天就可能造出更令人呕吐的“酸曲儿”来。
对此，本报的人虽然议论纷纷，却没有公开的不同声音，这种变化太可怕啦！而海外，却有了专门的评论和无端的猜测。
这马屁拍的，不是成心给领导同志添乱么！
如不改，我有向胡JINTAO同志和ZHONGYANG直接反映意见的权力。
贺延光
- posted on 08/19/2005
李而亮的回答明显就是明哲保身，把自己写检查的事情也写进去，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成为一个也可以获得同情分的牺牲品，这样在将来的权术运动中，有可能还有绩优股可以翻身。
即便他说的这些写检查什么的是事实，但却无法改变以下情况：
1、能写出这种无耻的办报条例，根据我们的经验逻辑，其本身已经不太可能通过所谓的谈话、讨论来获得校正，赵勇的两杆子观点已经成了让接下来的民主讨论成为走过场的显著烘托，因此，大同把这公开信发出来，是最有效的策略，怎么着，不发国外论坛发国内论坛，就等着让中宣部手下的技术爪牙将这些论坛一一封杀，将这些论坛的主人一一传讯么？这么多年跟你们打交道的他们，还不清楚你们的弯弯肠子；
2、中宣部的批评和表扬的比例以及分布情况，是不是与民意相同或相违，这根本不重要，在这里不是一个实质上的正义争论而是一个形式上的正义争论，即新闻的好坏应该由民意来评述，而不是由中宣部来评述，所以应该是无论其评述褒贬的。李总编怎么这点逻辑都没理清楚。
3、立交桥上的那个不是新闻眼，就是假新闻，只要是假的，就该走人。
没想到互联网对其他国家而言，仅仅是担负了技术和文化上的信息分享，但对中国，更主要的是担负起了政治上的信息分享，从而有了一种新的战略战术，可以把中国的官僚政治给打个措手不及，这就是李而亮这次如此被动的原因。
但有一点还是让我担心的，那就是所有李大同的这一边，都在战术上采取了紧靠胡温来打压现存官僚的方式，的确，在中国找不到更好的政治资源来帮助李大同他们了，但是我希望随着力量此消彼长之后，这些新闻人不要让胡温成为下一轮的红太阳，而是像华盛顿那一届领导人一样出现一个突变，从此中国的民主政治可以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到时候要是共产党仍旧是执政党我无所谓，关键是它能不能被捆绑成一个随时被人骂个臭死却无法打击报复的粽子党，要是共产党成了粽子党，那我们国家就算开始有希望了。
- posted on 08/19/2005
李而亮的回答明显就是明哲保身，把自己写检查的事情也写进去，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成为一个也可以获得同情分的牺牲品，这样在将来的权术运动中，有可能还有绩优股可以翻身。
即便他说的这些写检查什么的是事实，但却无法改变以下情况：
1、能写出这种无耻的办报条例，根据我们的经验逻辑，其本身已经不太可能通过所谓的谈话、讨论来获得校正，赵勇的两杆子观点已经成了让接下来的民主讨论成为走过场的显著烘托，因此，大同把这公开信发出来，是最有效的策略，怎么着，不发国外论坛发国内论坛，就等着让中宣部手下的技术爪牙将这些论坛一一封杀，将这些论坛的主人一一传讯么？这么多年跟你们打交道的他们，还不清楚你们的弯弯肠子；
2、中宣部的批评和表扬的比例以及分布情况，是不是与民意相同或相违，这根本不重要，在这里不是一个实质上的正义争论而是一个形式上的正义争论，即新闻的好坏应该由民意来评述，而不是由中宣部来评述，所以无论中宣部评述褒贬如何都该被废止，最多作为很末等的党内参考，就像英国女王仅仅是名义上参政一样，共产党的中宣部也应该仅仅是名义上来发出一些声音，以维护中青报的党报出身形象，这一点，作为现代民主政治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3、立交桥上的那个不是新闻眼，就是假新闻，只要是假的，就该走人。
没想到互联网对其他国家而言，仅仅是担负了技术和文化上的信息分享，但对中国，更主要的是担负起了政治上的信息分享，从而有了一种新的战略战术，可以把中国的官僚政治给打个措手不及，这就是李而亮这次如此被动的原因。
但有一点还是让我担心的，那就是所有李大同的这一边，都在战术上采取了紧靠胡温来打压现存官僚的方式，的确，在中国找不到更好的政治资源来帮助李大同他们了，但是我希望随着力量此消彼长之后，这些新闻人不要让胡温成为下一轮的红太阳，而是像华盛顿那一届领导人一样出现一个突变，从此中国的民主政治可以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到时候要是共产党仍旧是执政党我无所谓，关键是它能不能被捆绑成一个随时被人骂个臭死却无法打击报复的粽子党，要是共产党成了粽子党，那我们国家就算开始有了希望。
- posted on 08/19/2005
中国青年报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好名声。无论在哪一方面，哪一拦面，他在中国媒体都几乎没有丝毫影响。我在中国长大，最爱看报纸，可我印象中，没有看过几次中国青年报。有它没它无所谓，我个人对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兴趣，还要远超中青报。在过去15年中,我从来没有看过中青报。青年参考倒是经常看。
出这样在外人看来厚颜无耻的提议，说明李而亮什么的缺乏作一个新闻人的基本素质，也可以说，他缺乏一个现代人的基本社会常识和素质。还要和人家公开解释答辩。唉。能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就把自己搞成木子美和芙蓉姐姐了，穿不穿衣服、用什么部位写作，他们的感觉是完全麻木的，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没治。
教育是个社会性的大问题。我个人希望南方周末之类有影响力的报纸，永远不要提这样没面子的提议，即使是内部的。否则，以后江湖上还怎么混啊。
废名 wrote:
八九六四的时候，李大同就挺身而出，要求报道真相，现在他挑战宣传部门，其勇气在新闻自由与开放出现急剧倒退的今天，实在是难能可贵，青年报前有卢跃刚，现在有李大同，证明他该报记者的勇气和专业精神。
中国新闻业的滥觞同西方不同，西方新闻业最早在威尼斯等地作为报道商船货物和天气的媒体出现的，中国最早的报纸是《邸报》，实际上就是宫廷动态的新闻信，有升官愿望的人必读。
中国现代新闻业是西方传教士最早办起来的，但后来很快就本土化且有了"文人议政“的传统，因此一部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历史，就是新闻自由被压制和戕害的历史。
孙中山革命成功之前，很多报人为推翻已经惹人发笑的清王朝鼓与呼，其中湖北的詹大悲写了《大乱者治中国之良药也》的社论，风靡大江南北，为武昌起义的制造了气氛，但孙中山执政之后，竟然下令取缔批评他的报纸，其中被查封的就有《大江报》，詹大悲慨叹民国在报禁上连清庭不如。
《京报》负责人邵飘萍（在北大最早教授过新闻学，毛泽东曾经是旁听生）喜欢批评时政，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他的朋友－另外一家报社的负责人林白水抨击军阀杀邵的暴行，一百天后亦被杀害，行刑时北京市万人空巷，含泪把酒送行，当地报章均头条报道，一家报纸的标题是“萍水相逢一百天”，成为新闻历史上的经典标题。八十来年后，崇拜邵飘萍的《新京报》以及《南方都市报》的负责人程益中因为孙志刚事件以及披露saras被撤职，所有官方媒体噤若寒蝉。真他娘的连军阀时代都不如。
中国新闻业的落后并不是记者不行，这些年来中国记者已经非常专业而且成为共产党最不待见的一群，但他们的发挥的空间以及选择其实很少，要不庸庸碌碌，写点能赚钱的稿子，拿点“出场费”，要么写几年然后当个官或者下个海，否则就是程益中等诸多记者的下场。
但是，我们要向那些李大同、卢跃刚和程益中们致敬，因为他们代表了新闻界的勇气、良知与良心，如同纽约时报的记者不愿意透露线人宁愿蹲监狱一样，他们才是真正的新闻记者。所有中国真正的记者都有这样的梦想：总有一天，自由新闻业会在中国勃兴，记者也可以捅捅当权者的马蜂窝而不会因言贾祸。
至于青年报的考评办法根本就不是他妈的什么东西，都不需要进行任何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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