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秋天的三个人物
――纪念中国废除科举制100周年

七格

袁世凯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又一次上朝了。这一次，他将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一起，起奏慈禧太后建议废除科举制。在100年后的今天看来，袁世凯的这个方案仍旧是相当冒险的：中国的科举制，能让布衣成为卿相，其功能类似今天的超级女声，把默默无闻的人选拔成整个国家的明星，只是做法上略有差异：超级女声依靠的是人民手中的手机短信，而科举则需要通过皇帝手下官僚机器的遴选。这样的差异在不同时空下，对渴望出人头地的普通民众产生的激励效应是一样的，只是科举制同时还是一种选官制度，所以它更严肃，更死板，更残酷。一不留神写错些什么，就会很容易得被砍去脑袋。只是这么多年来，中国的读书人钢丝绳走惯了，到了晚清，考场上书生们凭着高超的文学规避技巧，早已能将八股文也烹得如小鲜。对当时的书生们而言，四书五经不过是几本升官知识手册，它们类似于今天学校里的政治教科书，人们反复背诵它们，仅仅因为是要升学。

虽然早在十年前，与科举制并轨的新兴学堂已经陆续出现，但习惯了在钢丝绳上写骈文的中国考生们还是寄希望于功名利禄，袁世凯清楚要是真要一举废除科举制，天下读书人必然会顿时眼前一片黑暗。袁世凯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他知道这些腐儒已经没什么社会地位，牺牲他们并没有什么大不了，此时，他已经训练出了令人生畏的北洋军，笃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他，其实相对李鸿章而言，更有东方俾斯麦的气概。而且，他虽然胖，矮，难看，但他懂得女人心理，慈禧也在他的理解范围之内，依靠太监李莲英的情报，他打听到慈禧在日俄战争之后也坐不住了，想改制，就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向慈禧提出要立宪的决定。只是他把立宪时限定为12年，不让慈禧有被人革命的感觉，在中国，任何改革只有不触犯最高当局者的根本利益才有可能成功，同时只有掌握火候明白水到渠成的政治家才有可能驾驭，这一点政治智慧，是维新派所无法忘其项背的。

尽管如此，袁世凯还是决定第一步先捏一个最软的柿子，就是那些文不能拆字武不能练拳的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那些已经掌握西学，正在矿山、铁路、公路、纺织、造船等各行各业上开创事业的西化的专业知识分子。着手科举制，拿手无缚鸡之力又无实权的书生们开刀，动静大，风险小，效果好，何乐而不为？这个选拔制度虽然为东亚的这个帝国绵延至今提供了无数新鲜血液，使其庞大的官僚管理体系能够高成本高稳定地运作，但是，袁世凯相信，有了军队，就有了新的维新，最后这个国家才能脱胎换骨，他袁世凯，才能成为一个强大帝国的帝王。而这个梦想，也是他的伟大和华盛顿的伟大，之间的天壤之别。


张蹇

张蹇的状元兼十二家纺织厂CEO的身份，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起初清朝的工业不是官商结合体，而是官商一体化，即张蹇这样，由官入商，并将商业正统化为国家经济政治支柱，从而使得工业文明成为天朝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而事实上，官方对工商业的扶植也非常用劲，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商人和企业家的身份逐渐抬头，传统的士农工商等级序列被打破，不同领域的人开始遵循不同的等级排序，这样造成的社会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好在官方的力量永远是强大的，只要民间的力量没有酿成为义和团，官方就永远有能耐将一切推行下去。在这样的背景下，当袁世凯力主废除科举制时，拥护立宪的张蹇，自然是叫好不迭，为此，他撰文赞袁世凯曰：“公之功烈、昭然如揭日月而行”。

张蹇的目标就是立宪，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从日本游学回来后，一定深切感受到民治维新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一个原本不断派遣年轻人来天朝学习的岛国，如今反而能让天朝不断公派年轻人去学习，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清朝政府并非是一个不善于学习的腐败组织，相反给它机会它还是愿意走向开放和民主的。就拿张蹇来说，他就可以不断在张之洞、魏光涛等官场友人之间走动，和他们谈讨立宪问题，以争取更多的人熟悉和认同这个政治观念，同时生命和财产还都保有安全。在这样的政治气侯下，张蹇有理由为它未来的走向有所考虑。袁世凯毕竟是体制内的人物，他更多考虑的是自身的安全和利益，但张蹇相对来说离政治核心比较远，也没有能力像袁世凯一样，跪在慈禧面前，能根据已经受贿了的李莲英的双脚摆放位置，来判断慈禧的喜怒哀乐从而决定自己的言辞。他是个做实业的人，知道好的宪法将保证好的民主政治，于是能进一步保证工商业的健康发展。至于官督商办在今后必然会产生的贪污腐败问题，也许他甚至盼望能通过好的民主政治体制，来加以有效监督。

反对康有为这些激进派的立宪派，向来同时被激进派和保守派所左右夹击，然而却偏偏是这个政治派别，同样也是在慈禧的淫威之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5年之后，当杨度他们为立宪而正式要求政府建立国会这个政治实体时，时机已经成熟了。清政府虽然反对，但反对无效，1910年各地督抚都纷纷上奏设立责任内阁制、召开国会，次年，国会建立。

从废除科举制到国会建立，其间短短6年。但激进派还是等不及了。以后起义接二连三地发生。新式的学堂教育使得民智开启，而开启的民智怎么可能仍旧甘受老式的奴役摆布？仕途既然已经无望，那何不跟从了革命党人？而革命党人则想着以更快的步伐，来摆脱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最后各股力量凝聚为一股针对清政府的力量，却没有想到中国还有另外一句古话：欲速则不达。

这一点，张蹇曾经未雨绸缪了吗？还是，他本来就打算和时间和命运来场豪赌？革命成功推翻清朝之后，他哀叹道：各人都自作主张，世上无物能限制这种力量。（《剑桥晚清中国史》，p590）

哀叹的时候，他是不是会回忆起废除科举时的意气风发？


刘大鹏

一个多月之后，当废除科举制的消息，终于传到山西太原县后，刘大鹏傻了。作为千千万万个普通读书人，刘大鹏的学习经历实在是没有什么乐趣。根据他坚持写了51年的《退想斋日记》记录，我们可以得知1905年10月15日当天村子里的气氛：

“乡下，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散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

刘大鹏也是个能读书挺用功的人，他21岁考中秀才，相当于大学文科类专业的本科，其后在1895、1898、1903年分别参加了三次会试，类似今天的硕士研究生报考，但可惜都没有成功。然而，以后他的报考机会再也不会有了。虽然在具体改革措施中，新的学堂依旧保留了毕业后送往各个官府衙门做公务员的路径，但是，那都是些什么知识啊？对当时已经48岁的他来说，他怎么才能搞清楚那些奇怪的数学、物理以及天文地理知识呢？这些还是往圣的绝学吗？

10月17日，根据日记记载，他早上醒来时，感觉心若死灰，眼前一切全是空虚，没有什么是可以永久存留的。这样的精神状态，在今天，我们在大量失业者身上也可以找到，可见人类的情感世界，多少年都有着相同的反应路径。

虽然当时没有什么励志公益广告，但他心理上还算坚强，没有被灰心失望压垮，更没有像其他一些读书人那样，跳河的跳河，悬梁的悬梁。他除了做私人学校的老师外，后来还当过县立小学校长，经营过小煤窑，还担任过省谘议局议员，民国以后，又担任过县议会议长、县教育会副会长等职，如此看来，也算是一位转型成功的人士。如果让他回忆自己的成长轨迹，他日记里这段话可以作为一个旁注：

“惟所积之德庶可与天地相终始。但德不易积，非有实在功夫则不能也。”

今天有一些学者指责废除科举制，因为他们认为，这等于同时也废弃了中国绵延上千年的传统文化，使得近代以后，国民教育再也无法获取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然而，我们却发现，至少这位刘大鹏是个反例：他仍旧沿用传统文化下的“德”的概念，来作为精神依托，同时，将“实在功夫”加以了践履。所以，也许传统文化并不是什么说继承就可以继承，说废除就可以废除的对象，如果容格猜测的集体无意识仍旧有它解释学上的应用价值，那么推广开来，我们也可以这样大胆假设：无论是焚书坑儒，还是废除科举制，或者文化大革命，直至全民学英语，传统文化的内核是永不变更的，任何民族，都这么回事。

然而，什么是文化的内核呢？仁义道德算吗？或者是更现代的勤劳勇敢？如果抽象名词都不过是想象之物，那么，在想象体中有什么是不变的呢？当我们面对今天的大学升学制度，我们能说科举制里的八股文是永恒不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