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去找找这个在广州的“博尔赫斯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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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7-16 10:57:40 阅读 2050 次

“献给一个80岁还在拍照片的人。我亲身感受到了一个有责任感、对一切充满希望的摄影师是如何面对生活的，他让我尊敬，却难以效仿。”
摄影师马克·吕布在度过自己80岁生日时，收到一个中国同行给他寄来的明信片，明信片的制作者肖全如是写道。
1993年，70岁的马克·吕布来到中国，刚刚从成都到深圳的肖全成为了这名摄影师中国之行的助手，在和这位法国摄影家长达一年的工作过程中，马克·吕布的职业精神让年轻的肖全看到了作为职业摄影师的可能和尊严。
肖全当时在为《当代摄影》杂志工作，此后他成为《街道》杂志的专职摄影师。
在《街道》杂志工作期间是肖工作的鼎盛时期，杂志的封面基本都是他的摄影作品，这本带有文艺色彩的杂志仅仅在特定的书店售卖，它是我大学时代不多的阅读选择之一，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现在如此发达的资讯通道。我现在几乎不能想起那些晦涩抒情的文章，但肖全所拍的照片，那些黑白人物摄影，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些照片弥漫着90年代初的气息，那些被摄对象眼中流露的迷惘与淳朴，也是这位摄影师本人给人留下的印象。
2004年春天，在闷热的深圳，见到肖全。
“三毛也没有想到，那些照片的效果有那么好。” 1990年9月，三毛来到成都，当时还在成都工作的肖全带着三毛去成都的巷子和茶馆，这个长发的女人打扮得像一个印第安人一样，眼神仍然和年轻时一样倔强骄傲——这是肖全的那本摄影集《天堂之鸟》里呈现的三毛，这本书出版时，作家本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肖全仍然保留着这位女作家给他写的书信，那些底片，锁在他工作间的铁柜里。
他说他喜欢像德国摄影师奥古斯丁一样穿着白大褂工作，“就像一个医生一样”。他的工作间没有什么装饰，陈设简单，房间里的书籍和底片，和主人之间有亲人一样的关系。
1996年，他的另一本摄影集《我们这一代》出版，这本书是他前后近十年人物摄影的一个合集，黑白照片上的人物，方力钧、王安忆、朱大可……至今仍活跃在不同的文化领域，他在这本摄影书里记下了自己拍照片的经历，语言简短朴素——那些人物在黑白照片中呈现的某种紧张感是否带有一定的时代痕迹？
在那本书以后，肖全的名字越来越罕见，他已经很久没有发表自己的作品了。肖全的形象更多的时候出现在时尚杂志的报道里，他被作为了新生活的代表，有才华的自由职业者，在深圳和成都两地生活创作游走。
“为什么没有发表新的作品？”我问他。
他的解释其实与创作本身无关，这些年，这个摄影圈子的一些人与事，在深圳要生存下去的需要，书出版过后的一些版权问题，过程激扬而结果了了的感情经历……让这个青年成名的摄影师很长一段时间头脑纷乱。
他在这座城市里，以做自由摄影师生活，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形是，自由摄影师基本都选择了商业摄影。他也是。
“已经习惯这里的生活了，我没有什么压力，也不觉得自己是搞艺术的。”
“我在这座城市也没有多少说话的人。大家就在一起喝喝酒、打打球。”
“北京太闹了。”他说出不愿意离开深圳的理由， 90年代之后，从事文化职业的人首选的城市，就这样被他拒绝了。
他的说话，有些矛盾，在这张依然年轻的面孔上，我还是可以看到某种熟悉的气息。
他渴望创作，想拍《你们这一代》、《他们这一代》，用自己的镜头书写中国当代文化史，这是多么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何时才能开始实施？

深圳，这个让人迷路的城市，在相似的街道和楼群中，遍布没有什么当地感的建筑，肖全居住在这城市的边缘——蛇口，在离开这城市的前一天，我独自去了何香凝美术馆，当天有意大利雕塑家拉芭拉玛和中国雕塑家向京、广慈的作品展，在空旷敞亮的展厅，只有我一个人走来走去。北京那边的电话仍然能把我捉住，某家杂志的公关经理跟我抱怨我们的报道可能会惹恼他们的老板，我听她激动的说话——玻璃窗外的阳光，有清亮的初夏的光泽——一个人要让所有人都满意可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我对她说。



火车开往广州，这喧哗的城市，要穿球鞋，在人群中敏捷的穿梭，脚步自然就变快，衣物的装饰越少越好，你不知道这些小东西会勾划到什么地方，而打电话时会忍不住提高声调。

陈侗生活在这样一个南方都市，在这个城市里读书、绘画、写作、开书店，出版“实验艺术丛书”和“午夜文丛”，素白的封面，一直坚持了近十年。
传说中的“博尔赫斯书店”隐蔽在杂货店、中餐馆和水果摊交错的狭窄街道上，他们刚刚搬家，一楼是一间咖啡馆，二楼是他的工作室和博尔赫斯书店，房间里有浓烈呛喉的香蕉水气味，一个年轻的女孩在给书架刷油漆。
这就是闻名已久的博尔赫斯书店吗？在20平米左右的小房间里，陈放着一个几乎占到五分之一空间的钢架——“这是我的作品。”陈侗说。

或者说，这就是一个陈列架，是陈侗自己制作的博尔赫斯书店陈列架。他关心自己出品的每一个作品，他的同事不断将新书的小样给他看，他一遍一遍校对错别字。他即将出版的新书、随笔集《马奈的铁路》也是由他自己设计封面，这些作品还包括工作室的房门，连书店门口的地砖也是他自己挑选的——“我应该把时间花在更值得的地方”，这话有点无奈和自嘲。
1998年，我第一次看到“实验艺术丛书”里那本《与实验艺术家的对话》，是的，在琉璃厂那家光线昏暗的中国书店里，在成排的词典和中国古书里面，那张泛黄的照片做封面的访谈录显得来路可疑。
在广州美术学院做教师的陈侗，与出版社合作出版书籍已经多年，这些年里他周围不乏已经扬名艺术界的艺术家和发财致富的书商。他还是在不停的搬家，扛着那间小小的博尔赫斯书店，书店里卖的书好像永远在做展示，来买书的人比到这里来来去去找他的文艺青年少。
他的话少，也没有什么表达的欲望，只是说，出版那几套文丛和经营书店，自身无法维持。他仍然善待自己的职业，作为美术教师的陈侗在2001年出版了《速写问题》，他在书的第一部分告诉他的读者，速写的必备之物包括——
毛笔：可用于画宣纸册页，初学者较难掌握；
铅笔：只适用于画在活页纸上；
速写本：以素色面或无外壳为佳，封面最好没有“速写本”字样；
钢笔：两支相同的可交替使用，另一支随身以备急需；
墨镜：既防日晒，又便于“偷画”；
墨水：每次使用前都应搅动；
太阳帽：防太阳。
这就是陈侗对于细节的态度。
他像广州人一样忙碌，但像温水一样安静。
出版艺术书籍，办书店，写作，绘画，教书，这些事情一一展开，他做的事情与这城市的气质格格不入，但好像和他有天然的关系。
没有高谈理想的激情表达，也没有物质简单的抱怨。
我们一起吃晚饭，那天正赶上陈水扁遇刺——舞台上的表演者总能制造这样的笑料——我们在人头攒动的湖南餐馆说起这个话题，多么超现实，每个人都在忙于生计。
“我刚刚看到法国《解放报》关于广州的一篇报道，说这个城市区别于北京政治化和精英化的文化氛围，这里的艺术家与北京相比更地下和外围。”欧宁在自己的工作室，和我说到他新近感兴趣的事情。
东山区，这里据说是广州历史上出阔少的地方，这是我以前没有见识的广州，一栋接一栋警备森严的独栋小楼，树阴掩映的街道，让人想起北京的使馆区，在舒颐安宁的环境中隐约显露的紧张气息。
别馆，欧宁的工作室，在东山区一个小楼的二层，楼前有清幽的小院，欧宁刚刚搬到这里不久。这是一个非常整洁的工作室，他的作品——海报、画报、出版物，一排一排放在架子上，各个时期的作品都有完好的保留，这中间还有那本《北京新声》，这本装帧精美的书籍，目前仍然是关于中国摇滚乐最为华丽的一次记录，这本书由欧宁策划完成。
2003年，他曾经给一家南方的报纸做过一次“生于60年代”的专刊，依然是熟悉的欧宁风格，信手拈来的老画报，那些文革或者更早时期的影像在他那里往往能产生奇妙的效果——这当然不是信手拈来，他像一个长跑运动员一样耐心收集资料，观察文化线索的变化。
他十六七岁在广东小城湛江读书的时候开始写诗，后来写摇滚乐乐评、出版摇滚乐书籍，办各种地下杂志——诗刊《声音》、音乐刊物《新群众》、电影刊物《影话》，组织缘影会观摩电影，创作录像作品《三元里》……无论时代怎样变化，他都是那个非常敏感的发现潮流方向所在的人。现在他在准备一本关于设计历史的书、新的展览和艺术作品。
这是一个行动者，这个南方的行动者敏于行而讷于言。
欧宁坐在客厅那个老旧舒服的沙发上，这个棕色的皮沙发曾经是一个电影道具。那个夜晚，他就以那样的姿势和我们说话，没有日常的闲聊，在说道自己执着的事物上，他比我最初接触的健谈。
他说了很多名字，多多、钟鸣、黄永平、杨福东……这些或远或近的人物在我兴奋而疲倦的头脑中不断跳跃，有些能被我捕捉有些则感觉模糊。这些人名在欧宁的叙述走来走去，每个人都忙于发表自己的声音，我几乎抓不住了。
很少有人在回忆的时候不会激动或者怅惘，欧宁就是这很少的人之一。
这个1969年出生的男人曾经是一个早熟的少年，他总是和更年轻的人在一起工作，敏感于新的创作的变化。
欧宁和我们交谈的那个夜晚，我为什么会产生时态恍惚的感觉？这个戴窄边眼镜的小个子男子身上有古怪的历史感，他大概最适合在晚年时写一本《流放者归来》。
他以做设计为生，同时没有停止写作和艺术实验，左手和右手区分得很清楚，对于自我表达有相当的节制。
南方的初夏，扑面而来的潮热，一直到维多利亚湾才稍有喘息。在这个一切向高向上发展的尖尖的城市中，我们要去见一个诗人。
我们约在一个中转的地铁站金钟见面，人潮在一秒中里涌出地铁车门，又在一秒钟之内全部消失，只剩下我们在等待黄灿然，我们在等待一个几乎不接受约稿的作者——我的邮箱里会突然出现他写的专栏文章，然后他说，我不接受别人的命题文章。
这是个多么傲气固执的人？
他背着一个书包，穿灰色的茄克和布质的裤子，有这个城市给人的洁净感觉，但那张笑眯眯的面孔和我对于他的猜测完全不同。
“你好，我是黄灿然。”
之后他带我们去尖沙嘴的一间专卖外文书的书店买书，他是这个书店的会员，进了书店，他直接上二楼，动作非常轻，我找到他在的书架，是专卖小说和诗集的那一排，书架上有好几个不同版本的奥登传记，我抽出一本。
“这里的几本都不好，我那里有很早出版的一本，写得非常好，我几乎一口气读完了。”他说。
“可是国内现在一本像样的奥登传记和诗集都没有。”我拿出其中一本奥登诗集。“你为什么不把那本传记翻译过来？”
“我的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不接受约稿，我要写诗。”
80年代，黄灿然在暨南大学读书，那个时候，是诗人盛行的年代。“现在那些不再写诗的朋友都不好意思来找我了，以前我们见面的时候就谈诗，如果不谈这些，我们见面会很尴尬，你看，欧宁都不好意思来见我了，他已经不是诗人了。”
黄灿然说话像讲故事，这么絮絮叨叨的，和他文字里的清洁、干净，有一些反差。他对自己的生活安排已经非常习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孤独苦闷流露。
诗，是什么呢？原来就是他个人的趣味，和青春期的躁动表现或者变化的文化潮流无关。
他每天下午上班，工作到晚上12点，然后回家吃饭、写作、睡觉，中午醒来锻炼身体、吃饭然后去上班。
日复一日，这个出生在福建乡村的诗人就这样生活，在资本主义极端发达的城市，香港。
那些写给我们的专栏，稿费寄往一个他在广州工作的同乡，这些稿费每年会交给他家乡的村子，给那里的小孩做读书的费用。这是纯粹的民间行为，“我从福建的农村刚到香港，在工厂里做过很多年工人，后来才有机会读大学，我在香港的同乡，大多数还在工厂里做工。”
下午，他还要去报社上班，他在那家报社做翻译已经有十多年，经常不知道上司是何时更换。
这个诗人。
香港街道红绿灯变化的提示铃声经常让我觉得神经紧张，那铃声和地下铁里瞬间消失的人群一样，是和我生活的城市迥异的节奏。红男绿女，找不到比这更合适的词语来形容我们住所边的铜锣湾了，大部分人都戴着耳机的城市里怎么会让人觉得那么喧哗，到处都是眩目的ｌｏｇｏ，争夺你的视线和钱包。
我记得铜锣湾那个穿红色长风衣的女人的背影，她穿着高跟鞋在人群中飞跑，衣服是爱马仕的红，黑色的卷发也飞扬起来，那个背影，留在南方的四月里。
南方是否真的具有和北京不同的气质？
这个问题已经被各种人和事赋予了版本多样的诠释和意义，这不是我南方之行的题目，甚至，我也不想像《解放报》的记者那样归纳出某种概念。
我在观念的世界侵淫已久，在南方，那些生动的人物和场景，仍在我头脑中，比宏大的观念印象深刻。


( 叶滢／文 04-07-05 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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