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大概就是故意要来挑战禁忌，挑战极限，挑战谩骂的，如果不能正面来呢，他就转着弯儿来，兜着圈儿来，戴着面具来，他要化严肃为轻松，化拘谨为自在，化不可言说为可言说，于是，在中国大学刻板了几十年的礼堂讲台上，在“神州文化之旅”的红色巨幅下，在政府人民国家自由宪法汉文化这些煞有介事的庄重的说词里，他李敖偏偏要时不时地举举上厠所的例子，提提裤子门前拉链的事，还要说：“描写老中青三代，我告诉你，我们怎么描写，我会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关心的是大小，当中年以后我关心的是长短，当我老年的时候我关心的是硬软”。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对于那些传统保守者，心胸闭塞者，道貌岸然者，不苟言笑者，听了，能快乐吗？骂几声“小丑”，“文痞”，恐怕都不足以解气。至于那些话中带话、叫人浮想连翩、劈头盖脑、迎面扑来的擦边球，就更让他们提心吊胆，坐立不安了。可我却发觉自己笑得很开心，在李敖的三场演讲里，我常常开怀大笑，并且，我相信：一个能这样随时随处开玩笑的人，其心，必有善处。

我这人有时会有一点偏见（人嘛，大概多少都有点偏见，所以也不必见怪），比如我对台湾作家历来就不热心，有点没有道理地不以为然。那个被捧得很高的白先勇的作品我一本没读过，台湾出来的那位曾非常风靡的龙应台的作品，看过几篇，好象也不觉得有什么能特别抓住我心。至于李敖，从没读过他的东西，印象中觉得此人好象颇能在台湾文坛和政界惹事生非。有一次，偶尔见到胡茵梦写的《死亡与童女之舞》，被她的美丽吸引了去，捧到手里翻了翻，里面讲到她与李敖的三个月的婚姻，于是又添了道印象：李敖这人，个性和人格上好象真有些缺陷呢。

可北大清华复旦三演讲，却使我对他肃然起敬起来，并且大有彻底挽回声誉之势，私下里我甚至觉得他十分迷人可爱，是中国人堆里少有的真正有锐气会思考敢说敢当风趣好玩的人。这样的人我们文化里自古难得出一个，如今落在了台湾，国内呢，放眼望去，让人心有戚戚呢！其原因暂时就不必多究了。而有趣的倒更是人们对李敖的态度，总是爱憎分明，喜欢的赞扬备至，讨厌的骂骂咧咧，几乎没模棱两可的。也许，问题就出在李敖本人，他本身就是个色彩鲜明、毫不含糊的人嘛。

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喜欢李敖的人，大概多少会赞同以下认识：

首先，他必得是个心灵自由的人。正如李敖自己所说，心灵开放是重要的，否则你自己就先把自己困死了。心灵不自由，头脑里布满条条框框多的人，就一定不能理解即使一个最普通的道理，也可以从另外一些角度去看，从不同寻常的角度去思考，这需要知识，更需要想象力，洞察力，联想力，而这样得来的认识呢，不一定更深刻，但一定更生动，耳目一新，让人难忘。比如李敖讲自由办学，讲大学要交给懂行的人去管理，他冲出来的话却是我们要赞美北洋军阀，我们没有资格去骂北洋军阀，因为他们曾有肚量把全国最好的大学交给自己的一个政敌——作为国民党人蔡元培去管；他肯定言论自由自由的好处，却要用性开放，放A片的事例来举证；他要人们享受自由，参与其中，打的比方却是女人的玻璃丝袜和大腿的关系。这些角度，没有打开思路，没有开放的心灵，是不会体会到他的独倒和精辟的。

其次，还必得理解一点，就是：人无完人。人性的弱点谁没有？历史上多少偶像都轰然倒塌了，尼采说连上帝都死了。伟大与渺小很多时候真的就一步之隔。可我们总也丢不掉“圣人”情结，“伟人”情结，最近又有人抬出孔子来，真不知其真实用意是什么。文人相轻有时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结在作怪，再加酸葡萄心理，复复杂杂，曲曲折折，却搞得丢了根本。其实，在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里，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一个人尽可以选择他喜爱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并与他人结成各式关系，各种恩怨。这本质上全是他个人的事情，与他人何干？当然，作为一名公众人物，李敖恐怕少不了被他人打量。可李敖之所以成为李敖，决不在于他爱过几个女人，结过几次婚，与谁打过官司。李敖的意义，就在于他自己几乎做到了，并能启示他人，特别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做到：怎样在一个被社会被统治者迅速同化过程中保持一种独立思考，一种自由表达和一种自始至终的对社会的批判。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至于发生在李敖身上的其它鸡毛蒜皮的事，说到底，与你何干？你不是他的父母，他的老婆，你也不是那个把他告上法庭的受害者或法官。除非生活过于无聊，或者你期望李敖成为圣人，或者你要看他好戏，可这两点背后的心理恐怕都是不健康的。对于李敖，我们学得他身上最好的一点，拿到自己身上来发扬光大，不就行了吗？你还要管他其它干什么？

再者，肯定李敖的人，恐怕都还得有点社会关怀，人文兴趣，对自己的社会文化能持有批判的眼光。在李敖的三个演讲中，他批判的目光是无处不在的，这种批判在北大表现为对言论自由的反复强调，“所以我认为，在大学里面，没有什么学说是可以害怕的、不能讲的，这是不正确的”；在清华则鼓励学生们用科学的务实的做法逐条去实现《宪法》保障给人民的权利；在复旦，当说到国内社会科学落后时，他直截了当地把矛盾指向了马克思：“因为你一定要打着马克思的招牌才能发挥演绎，才能发学术论文。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所以我经过这次演讲，希望大家说马克思，再见了！”事实上，国内人文学科的研究在许多领域已早跨越了禁区，可在这样一个大庭广众之下，这样一个备受关注的时刻，能这样公然挥手喊出：“马克思，再见了！”，却仍是惊心动魄之举。环顾海内外，似乎第一次有这样的机缘，这样的场合，而此事又好象非李敖莫属。这是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姑且不论。只是当台下报以一片掌声之时，真让人恍惚有历史镜头之感，这是否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来临？这时候，一切有社会关怀人文兴趣的人，一切经历了四九年以来风风雨雨的人，大概都会觉得李敖就这样出其不意地喊出了他们的心声，那种畅快与共鸣又岂是笔墨所能形容？这时候，他们的心底谁不叫好？他们的眼中怕有泪水？

最后呢，也许更重要的，能听懂李敖弦外之音、听懂李敖言中之意的人，他还必得有幽默感，懂得讥讽玩笑，懂得调侃自嘲，懂得喜剧悲悯，懂得猛打擦边球的意义。他举了丁关根的例子，他玩笑着说：“共产党不笑，共产党太严肃”，而他那句“我可能没上长城先进了秦城”，让多少人在乍惊之下又会心而笑。当他被质问着为什么说自己是五百年来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时，他的回答却是如此巧妙而精彩：“因为我在陈述一个荒谬，拉丁文有一句谚语，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这件事情很荒谬，所以我深信不疑。”他认为横眉冷对和哭哭啼啼都是不好的，他甚至否定乡愁，他认为这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错误的情趣。他强调人生应该永远积极智慧而快乐。

在复旦，他自己就先嘲笑了自己的这三场演讲，他说它们远不是严谨的学术演说，讲的也都是老话题，“说来说去还不是这些。”可在我看来，玩笑下的真理也许是旧真理，玩笑下的真实却是一颗灵魂的真实，那是活的灵魂，它没有在岁月中被个人的成功与挫折羁绊磨钝，也没有被那些四书五经、权贵名利腐蚀糜烂僵化以致死亡。他年近古稀，仍头脑清晰，目光遥远，侃侃而谈，他给我们忠告，他甚至提醒我们也要看到他务实的一面，“两个口袋空的人，腰板站不直”，他反对悲切，抱着有为主义，并身体力行：“我希望能影响你们一个人也很好，如果将来你们变成了国家领导人，由于你们的开明，思想的奔放，知道什么是真的改革开放，推动它，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时候谁能说他没有赤子之心？他的话不语重心长？

在复旦，我记得，他的演讲最后结束在这样的话里，他说：“ 我不相信基督教，可是新旧约全书最后的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有一段说，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亡，我告诉你，我随时会骑上灰色马，再见！”也许这就是一个智达者最后对待生命的态度，而相形之下，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也许都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了。

于是我疑惑在我们人才济济的中华大地上，学问做得比他好的恐怕多的是，能言善辩又幽默的也不少，还有那些有政治远见有经济头脑的奇人俊杰，可又有谁能象他那样，横贯一生都这么自在又洒脱，率真又无畏，机智又勇敢，认真又诙谐，理想又现实，理性又感性，严肃又顽皮，拯救又逍遥，敢说敢为又敢当，是不是还有第二人？这里又需要多少个人的因素？怎样的天时地利人和呢？

当东方时空记者问道，“最后做一个评价吧，这是一个娱乐色彩更多的带着文化背景的娱乐之旅呢，还是带着娱乐色彩的文化之旅？”他回答:“这两个是一回事。我就觉得我给人家印象就是，这个家伙出来的时候，充满了欢乐，充满了笑容，充满了积极，充满了战斗，充满了怪招，大家觉得快乐，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那种人。我觉得我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一团力量，一团火。”

因为这些话，因为这三场演讲，我想，我会永远喜欢并怀念他：李敖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