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的不仅仅是古代艺术

南方周末　 　2005-11-03 16:20:19


1943年，“马踏匈奴”在西安展出，激励着人民的抗日斗志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是现代中国第一次由政府独立组织的艺术文物考察活动。9月27日至10月30日，由广东美术馆和中国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抗战中的文化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六十周年(1940-1945)纪念展”，在广东美术馆隆重展出
　　留下的不仅仅是古代艺术
　　
　　□本报记者　万静
　　
　　1940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火已经烧到了中国的大西北，却偏偏有一批人，冒着被日军飞机轰炸的危险，在大西北地区进行了长达5年的文物考察，发现和抢救了大量艺术文物，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从1930年代起，中国舆论界开始有这样一种论调，认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流行之盛，使得总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度中国人”的鲁迅也为之惊动，特意写了一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以示辩驳。但正面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又怎能让人有饱满的自信呢？到了1940年代的时候，亡国论调更比比皆是。且不说有本领的文化人要纷纷南下、西迁，困守在京城苦雨斋中的周作人最终也还是敌不过破国论，落了水。
　　而国际上，中国国民也沦为劣等国民，中国文化沦为劣等文化，甚至，中国人自己也开始接受这种劣等论断。文人如陈寅恪，也开始认为抵抗必导致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军覆没，而中国永亡矣”。
　　在这种情况下，从法国留学归来的王子云慨然向国民政府提出，成立一支艺术文物考察团队，对作为中华四千年文化发祥地的西北各省进行文物考察，抢救收集这一尚未被敌军占领地区的各种古代艺术文物资料，“从事表彰西北过去之优美文化，使国人深刻认识西北为中华民族之先民故土，固有文明之发明所在”，“俾由此以增进民族意识，提高国际文化地位”。
　　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也正想对中华文化有所作为，抵挡日本的精神攻势。于是两下一拍即合。
　　1940年6月，国民政府正式决定组建艺术文物考察团，直属教育部领导。由王子云担任团长，在重庆青木关教育部驻地附近正式设立“筹备处”，挑选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毕业而待分配工作的部分学生，同时在《大公报》上刊载招聘启事，广纳良才。
　　作为考察团任务重心的西安，此时却已经遭到日军炮火袭击，据资料记载，日军1939年对西安较大的轰炸即有12次之多，而在1940年，仅6月30日的轰炸，西安民众即顷刻死伤200多人，500余间房屋也化为灰烬。
　　但这些并没有阻止王子云等人的脚步，反而更使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在团长王子云带领下，考察团先后与西京筹备委员会及相关省、区的政府机构密切合作，辗转奔波于川、陕、豫、甘、青五省的大部分地区。在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副研究员陈根远看来，他们这种“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价值，不亚于考察的成果”。
　　路漫漫，上下求索
　　“今日当特记。我俩在今日当成一法律上之关系，即结婚也……我们流亡千里，不及重彼形式，且国难期间，自应一切从简也。”
　　以上是何正璜在结婚当日的日记，在这一天，画家、雕塑家王子云为夫人何正璜在一把新购的雨伞上刻上名字和年月日以作结婚纪念。
　　如此简陋的婚礼，只因为那天是1940年12月12日。不仅为着国难当头，无心操办，也为着那天已经是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开始旅程的第八天。
　　王子云是考察团的团长，何正璜是考察团成员之一。何正璜正是看到登在报纸上的招聘启事后才与王子云相识乃至结合。
　　作为考察团中惟一的女性，何正璜为王子云帮了很多忙。几乎所有的内外公文，都被她包揽，包括考察团人员的工资报表、物资发放清册、经费请领报告。现在可见的关于考察团的文字，基本上都出于何正璜之手。
　　考察团虽有政府支持，但资金仍然捉襟见肘。当时，考察团在小餐馆搭伙，每人每月伙食费40元，而这不过是当时省政府宴会上一道菜的价钱。每次要到稍微远一些的地方寻访古迹时，自王子云团长以下，全是自己带一只大饼。在扬雄曾经校书的汉天禄阁旧址，他们得到一杯开水，两碟野菜，便大喜过望。
　　手绘图《本团考察西北各省所用之交通工具》中画有20种交通工具，除了飞机、火车等这类常见且方便的工具外，还有马车、牛车、骆驼，甚至还有羊。
　　当时从兰州去敦煌，要坐汽车经河西走廊，即经武威、张掖、酒泉去安西，再由安西去敦煌。由兰州到酒泉还有公路汽车可通，从酒泉去安西就需要专门雇骡车，因为酒泉以西完全进入了戈壁滩，汽车无法通行。酒泉到安西约280公里，骡车要走3天；安西到敦煌180公里，几乎没有像样的路，人走上去，小腿都会陷在沙子里，何况骡车。而又没有骆驼可以雇，只好改坐农家的木轮牛车。并且，戈壁白天奇热，而牛车走得很慢，就只能改在夜晚走路，白天休息。在王子云印象中，这一段路的经历竟有些像东晋法显《佛国记》中的描述，“上不见飞鸟，下无走兽……路无居民……所经之苦，则莫知所拟”。
　　在这样一段行程里，只有三个休息站，就是在沙窝里搭的小草棚，可以勉强避风或躲躲烈日的酷晒，可是小棚下的牛粪足有半尺厚，烈日之下，气味让人难以忍受。
　　去千佛洞的路也非常艰辛。虽然离敦煌县城只有30多里，但路上也全是黄沙，骑马也要走上半天。王子云在《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中记录了当时千佛洞的情况：“多数佛洞被黄沙掩埋，洞门虽可匍匐进入，但洞内沙深数尺。在长达三四里的沙崖前，有两座破庙算是可以住人的房屋，其他什么也看不见，真像是一处天外鬼域。”
　　就是这样，考察团历经重庆、西安、洛阳、兰州、青海、敦煌等地，行程逾10万里。
　　“马踏匈奴”
　　在5年的西北实地考察后，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943年10月，考察团又一次在陕西西安民众教育馆举办的“汉唐陵墓艺术展览会”，更加盛况空前。观众非常踊跃，三天内参观人数便超过10万，大大超出之前“敦煌艺术展览会”的3万人记录。
　　在考察团翻铸的各类石雕中，“马踏匈奴”雕塑最惹人关注。这是汉武帝为了纪念名将霍去病的功绩，特意在霍去病墓前，放了这么一座纪念碑式的石雕。上面的马很威严，如山一样巍然不动，象征着胜利者；匈奴在底下，还拿着一张弓在做垂死挣扎。整体风格简练、质朴而又豪放不羁、大气磅礴，反映了西汉强盛的国力。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对应着被日本侵略而人心惶惶的背景，这样的雕塑无疑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自信心和抗战斗志。在王子云看来，霍去病墓前的这些雕塑，“外形淳朴敦厚，内在活力充沛，其造型手法与2000年前的时代是一致的，更与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刚强而豪迈的气质是一致的。在世界各先进民族的古代雕刻中它是独树一帜的，特别是所显示的大气磅礴而又刚毅不屈的时代和民族精神，可以说是卓绝无双的”。10月12日的《华北新闻》上署名渝客的《敦煌壁画与汉唐石刻》一文中，也这样记录了观众当时的心情，“说不出的有一种移山倒海的力量，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力’的精神……真令我们添了无穷的勇气。”
　　当时参观的人除了普通民众，还有国民政府的要员，诸如陈立夫、张继、周钟岳等。文人如郭沫若也曾去看过。甚至，还有美国副总统威尔斯基。他们都给予展览以极高评价。在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罗宏才眼中，上辈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冒着危险抢救中国文化遗产，并且有意识地把那些遗产推介到国内和国际，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位置，这种“出于民族的一个责任心”，让他很震撼。
　　根据广东美术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专题研究组调查研究的最新资料显示，1940年至1944年，考察团仅各类文物遗址及艺术文物就发现了数百余处(件)，各类速写图、写生图、照片、拓本、摹本不胜枚举。其中对龙门、敦煌石窟的全外景实测以及对唐昭陵六骏之“四骏”与西汉霍去病墓前部分石刻并关中部分唐陵石象生所进行的模铸工作，在国内艺术文物界堪称首例。
　　余波未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文物考察保管工作恢复到平时状态，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也相应解散。团长王子云到西北大学任教，也是为考察团的文物资料找到一个就近保存的地方。他到西北大学历史系任文物研究室主任之后，即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有关资料移交给西北大学。
　　在工作之余，王子云仍然保留着对小型文物的爱好。他注意到，西安城里城外，几乎随处可以见到秦砖汉瓦。在王子云看来，瓦当这种极普通极廉价的东西，倒最能够显示古代文化艺术的趣味。几年间，他在自己的办公兼居住合用的居室里堆满了瓦当。瓦当越收越多，他就给自己的房子取名为“百瓦斋”。
　　正是在西安街头巷尾的寻觅里，王子云在大湘子庙的铺路石板里发现了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唐代韦氏夫妇合葬石椁，还发现了被誉为“中国的维纳斯”的唐代女性断臂石雕。
　　耐人寻味的是，近60年来，在种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当年考察团发现的不少文物、遗址早已湮没无迹，难以寻觅。
　　其中足可与山西晋祠宋代塑像争艳媲美的三原城隍庙明十二仕女彩塑像与始建于明初号称“西北地区著名木建桥梁之冠”的兰州渥桥以及始建于清初、荣膺甘南佛寺之冠的拉卜楞寺部分建筑与敦煌壁画中之许多珍贵题记，或荡然无存，或面目全非。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留给今天的，不仅仅是文物本身，正如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报》副主编谭天所言，“衍生到中华民族现在的文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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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周末好篇不多，转两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