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例：“【】”中为Dasha笺注。看不习惯这样版式的的可参看http://note.ssreader.com/show_topic.asp?forumid=1&Topicid=253719
《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
一
本文主要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1．为什么要翻译哲学著作？2．要怎样翻译哲学著作？
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就是“五四”之后。那个时代人们脑子里向往的东西、是我和着乳汁咽下的，几乎成了第二本能，对上述两个问题的想法里难免与它有干丝万缕的联系。无可讳言，这也是我们【原书印刷如此，“我们”疑为“我的”】保守性，我缺乏年轻人的开拓思想。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对“爱国主义”嗤之以鼻的大有人在，而我对生长我的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还未能忘情，甚至有几分另眼看待。电子计算机已经家喻户晓，老太太上街买菜的【此“的”字犹可省略】都带个计算器，我却还不能完全抛掉算盘珠。我穿过西装，现在却还是安于中山服。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他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这样的话我当然不能说，但觉得有些问题在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之前，还是不能抛开不理，我只能接着思考，无法一步登天。我考虑上面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和许多问题一样，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问题，离不开现在的中国，也无法请外国人代我们解决，而现在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离开了中国的历史也无从谈起，当然更不能解决。
“五四”以来中国人向往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我觉得现在还是不能反对。曾经有些人反对过，或者变着词儿反对过，曾几何时，他们到哪里去了呢？所谓德先生的对立面，是代表封建专制的传统思潮，或者某种正统精神，以不变应万变的。而赛先生的反面则是主观独断，唯我独尊，也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二者合起者过去称为“孔家店”，为了打倒这个“孔家店”中国人流血牺牲，难道能忘得了吗？具体的形式可以有所变换，那披着新衣的亡灵却还在伺机而动，要不然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努力奋斗呢？我们今天要现代化，就是还要扫清各式各样的古代化。我们提出的这两方面问题，也是完成现代化的问题之一。
【傻按：“现代化”，似乎是当年“四个现代化”的简称，从文风上看，当为一篇讲话稿。无论是当时鼎新革故的社会空气、还是王先生本人所秉承的“五四”新思想，都导致了王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矫枉过正。向上追溯到胡适、鲁迅，Dasha却因此对“五四”的“打到孔家店”背后的本真意义抱有审慎的疑问。鲁迅诸人“国学”根底深厚（鲁迅先生亦长年业余时间辑录古籍），他们的反传统是有所指向的（吃人。“传统”吃人，“现代”何尝不吃人）。后来的大众，恐怕更多的是邯郸学步、人云亦云，他们既没有受到传统的“毒害”，也没有真正从西洋的“旧文化”中习得“新文化”，终至“传统”与“现代”两亡境地，成了Hölderlin所哀悼的“auf keiner Stätte zu ruhn”（无立足之所。《许珀里翁的命运之歌》，Hyperions Schiksaalslied von Hölderlin）。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by Harold Bloom），应该是对我们“五四”以降的思想流变最好的诠解。】
二
翻译外国著作的工作，在中国已经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早在公元67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中天竺僧人竺法兰和迦叶摩腾【慧皎《高僧传》作“摄摩腾”（高僧传 / (梁)释慧皎撰; 汤用彤校注; 汤一玄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1992.10. P1）】受聘来到洛阳，用白马驮来佛教经典，这是中国人看到外国著作的开始。据说他们在洛阳白马寺译出了《四十二章经》，这是用汉语翻译外国著作的开始。竺法兰虽然是外国友人，《四十二章经》的翻译却肯定有中国人参加，否则不可能有那样的译文。以他为首的翻译班子在中国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翻译事业，从东汉起，经过南北朝、唐、宋，完成了举世无双的汉译大藏。译经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译者人数众多，也是世界之最，其中杰出的领导人物辈出，最著名的有南北朝的鸠摩罗什和唐代的玄奘。佛经传人中国之后，16世纪末年又来了西方基督教的代表，以利玛窦为首，从海道带来了另一批外国著作。他们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进行了翻译事业。他们译出的著作除《圣经》以外还有自然科学的典籍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哲学著作《名理探》、《寰有诠》等。这一次的翻译事业，规模虽然不如佛经翻译之大，但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使中国人窥见了从希腊、罗马以来的辉煌西方文化。中国知识分子徐光启在这一事业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随后的清朝康熙皇帝曾经对西方文化给予注意，自己学习过拉丁文【玄烨同学尚能日理万机之余修习夷人文字，吾朝当今小皇帝犹将区区英语四级视若泰山而不肯超。也就是这崇洋媚外的学习拉丁语的玄烨，后与梵蒂冈教廷反目为仇。而后，洪秀全依美国人马礼逊加以增删的《圣经》汉译本，与这小玄子的后代分庭抗礼】，注意过西方著作的翻译工作，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的。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资本主义一浪高似一浪地扑向中国，中国挨打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要求认识西方。林则徐起了重要作用。此后的先进中国人掀起了学习西方的运动，从科学技术开始，进而注意文化、政治、思想，并且通过翻译来广泛介绍。在这个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代表人物首推严复。严复翻译西方典籍的工作开了近代翻译的先河，对中国近代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翻译的《天演沦》在中国的风雨飘摇之际有发聋振聩之功，他把中国人直接引导到西方人的哲学思想，比起鸠摩罗什、玄奘引进夹带在宗教中的哲学来可以说是跃进了一大步。严复以后的中国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跨入了新的时代，哲学著作的翻译也走进了新的阶段。新文化的主将鲁迅也是翻译界的主要代表，他的主要工作虽然在文学方面，却不止在文学一隅，而是涉及全部文化思想，也包括哲学在内的。“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化代表人物，不管对他赞同的也好，反对的也好，完全不受他影响的却几乎没有。其次要数胡适，他虽然主要从事写作，只译过一篇都德的散文《最后的一课》，也与哲学无关，却也对翻译界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解放以前，翻译界的重心是文学，无论从数量说还是从质量说哲学翻译都比文学翻译逊一筹【至少Dasha对许多西洋文学著作的兴趣，大都是从哲学著作中优美的汉语译文而心生情愫的】。当时在哲学翻译方面力图攀登高峰的是我的老师贺自昭先生，贺先生不止自己从事翻译，而且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广泛团结同志，并且教育和训练后进进行有研究的哲学翻译，翻译的成果直接影响了解放以后的哲学研究和哲学翻译。解放后的哲学翻译主力不像以往那样是个别的翻译家，而是以国家力量组织的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这个机构虽然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专业对象，不翻译此外的哲学典籍，却以译品的质量和数量成为这一时期哲学翻译的样板，为译者们不得不考虑和借鉴。
我们两千年来的哲学翻译发展经过，大体上如上所述。总起来看，这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呢？是因为外国人有一些好东西，是我们原来所没有的，我们没有理由故步自封，可以采彼之长，补我之短，以充实和发展我们自己的。如果认定自己什么都好，无以复加，那还要翻译别人的东西干什么？如果认为别人的东西会对我们自己不利，或者会抢走我们自己的买卖，那当然最好把那些东西烧掉，或者丢进大海，彻底消灭别人进行翻译的可能性最理想。——是不是我们的祖宗太傻，干了两干年的蠢事呢？
也许有人不愿意说那样极端的话，认为外国人有些东西好，对我们有用，还是可以译的。可是，哲学是不是那样的东西？它不是声光化电之学，也不是造电视机、计算机之术，我们要不要？有人就说不要。洋务派就这样说过，他们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的是洋枪洋炮，可以要；体是修齐治平之道，我们的中学最正统，别人那些异端邪说万万要不得。据此，外国哲学当然不能要，至少某一些不能要。不要的自然不能译，译出来的也必须销毁。秦始皇的“悉诣守、尉杂烧之”【语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久以前不是还认真奉行过吗？由此可见，这种思想有点像我们国粹，过了二千多年还会煞有介事地复活，只不过活不了几天，还是被收进《笑林广记》罢了。
哲学，尽管有人不喜欢，毕竟也有人认为“不可须臾离”【《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的。一种哲学可以一时不时兴，代替它的毕竟还是另一种哲学，而且后一种之所以能代替前一种不仅在于它是前者的对立面，更重要的在于它批判地包括前者而高于前者。只要不要求自己的哲学一成不变地万古千秋，而期望它不断发展，越来越好，永无止境，就没有理由盲目地一概排斥异己的东西，因为它也可以“玉汝于成”【语出张横渠《西铭》】，关键只在于自己如何消化它。如果不会消化，只能囫囵吞枣，最妙的灵药也始终是异物，服下的效果等于吞金【此语有趣的紧】。对于善于消化的人来说，异域思想是很好的营养品，纵然有点毒也能排除，应当为了取精用宏而大量摄取，多多益善。我们的祖宗就是这样做的。人们并没有由于读了汉译《大藏经》和其他《汉译世界名著》而被其中所涵有的宗教迷信、唯心论和谬说所毒倒，身患不治之症，反倒比那些不识字或者不读书的千金之子们通达一些，智慧一些。所以我们要哲学，尤其在我们自己遇到困难、感到局限、缺少办法的时候，有必要参看别人的哲学。我们不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派人到海外去找不死灵药，只想找些人所能吃的异域莱肴佐餐，改进营养。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过去没有遇到西方思想，是一大损失、现在就该挽回这一项。我们现在还深感古代化的东西仍有不少，在拖我们的后腿，就更有必要在自己努力的基础上大量吸取外国思想。
要吸取外国思想就必须认识外国字，读他们写的书，而不是只听以讹传讹仅【以“商务”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例，抛开古希腊、罗马的文字不提：寿纪瑜、戚国淦译的《法兰克人史》、戚国淦译的《查理大帝传》不是从原著拉丁文译出，也不是从法语译出；梵文的《摩奴法典》是从法语译本转译；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从俄译本转译。“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奖（1982）这一事件的有力推动和感召下，马原、苏童、格非和余华等作家从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中心的西方语言中获得了新的写作灵感，投身于一场自发的或不约而同的‘先锋’运动……引导他们历险的主要范本，正是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及现代主义语言。”（王一川《借西照奇——当代中国先锋小说语言的审美特征》，载《外国美学》（第十八辑），《外国美学》编委会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P38）；傻按：迄今，“马原、苏童、格非和余华等作家”也没有通西班牙语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中心的西方语言中获得了新的写作灵感”，按时间推算，应该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高长荣译本《百年孤独》（"Cien años de soledad" por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在中国新诗各个时期拓览者们的创作中，程度不同地留下了英语、法语、俄语、德话和其它语种文化思想及诗歌影响的痕迹。例如，郭沫若之于惠特曼、歌德和表现主义诗歌，徐志摩之于济慈和英国湖畔诗人，戴望舒之于后期象征派诗歌，艾青之于超现实主义、凡尔哈伦、叶赛宁，冯至之于存在主义和里尔克，穆旦之于艾略特、奥登，北岛之于尼采、波德莱尔，海子之于荷尔德林，王家新之于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西川之于博尔赫斯等等。……”（踩空的踏板 / 程光炜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12. P226-227）傻复按：北岛不懂德、法语，海子不懂德语】的介绍。再一个办法就是用我们的字把他们的书写出来，这就是翻译。翻译不止是为了不识外国字的人，也同样是为了识外国字的人，因为优秀的翻译可以纠正误解、加深理解，所以翻译者并不是简单的舌人，负有更多的责任。译者必须是内行，要有学问，有研究而且肯研究才行。有人以为只要识外国字就能翻译一切书【“尚波里庸大有贡献于解开象形文字之迷……”（古埃及探秘：尼罗河畔的金字塔世界 / (法)Jean Vercoutter原著; 吴岳添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1998.11. P101），P218页有索引，对照法语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知此“尚波里庸”为汉语史学界通称的“商博良”】，并且以此为原则来教育人、使用人，那是出于无知，过去已经误事，现在还会误事，误的不是小事，是现代化的大事。这类人当然不会要哲学的。
哲学是智慧，而不是具体知识。智慧涉及全体，它的用处并不仅在于某某部分，而在于解决大问题。因此哲学不是为了某某细小的目的可以利用的，也不是装扮面孔的胭脂花粉，不是茶余酒后的消闲品。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这种不哭不笑的同生死、共患难的智慧。由于它包容一切，所以不能浅尝辄止，只取其一脔消遣消遣。“真理是全体”，不是鸡零狗碎的东西；对待真理必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既从统一中见对立，又从对立中见统一。这是研究哲学的根本态度，也是翻译哲学著作的基本守则。我年轻时候喜欢花哨，贺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display intelligence，不是wisdom。我为此苦恼，但是几经磨难之后，我觉得这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翻译外国哲学著作是为了一件“大事因缘”，不是玩玩的。因此我认定这工作不能凭兴趣，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可厚今薄古。“急用先学”用在一般事务上可以，用于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笔者不揣谫陋，勉为其难来翻译《会饮》，首先为了自己尽可能细致地读书。本打算再吸纳几个注本的注释（搞集注笔者力所不逮），这自然需费时经年——为不耽误这个汉译本出版，暂且试译如此。搞经学的虽然得有追求完美的意念，但学人自己心里明白清楚，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国朝学界的古典西学研究，值得承继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心志和方法（参见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清人注疏“十三经”和“新编诸子集成”），不然的话，即便再有一个百年，西学研究恐怕仍然不会有大的长进。”（柏拉图的《会饮》 / (古希腊)柏拉图著; 刘小枫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8.《译者弁言》P12）；“译者确实感到自己的试译中还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但为了争取在菲茨杰拉德逝世一百周年到来之前，让读者读到《柔巴依集》的新译，只能把进一步修改的愿望留待以后实现了。”（柔巴依集 / [波斯]奥马尔·哈亚姆著; 黄杲炘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6.《译者前言》P12）】只能是遁词。
总起来说，翻译外国哲学典籍不是只为捞一点油水，而是一件大事，一件关系到中国人的智慧的大事。我们要现代化，现代化没有智慧是办不到的。我们过去所作的不够，西方哲学典籍的翻译至少要用汉译大藏的魄力去干才行。我们应当下定决心干下去。
三
有人把翻译看成一件简单的工作，认为只要一个字一个字堆上去就行了，本质上翻译和誊写或打字差不多，或者和照葫芦画瓢差不多，因此应当少给稿费。这种人当然没有做过翻译，连翻译的书大概也没看过几本。鲁迅如果还活着，准会横眉冷对的，因为这样看说明了没学问，也不爱学问。文章有好的有差的，翻译也有好的和差的。文章有内容丰富的有差劲的，翻译也有译文正确的和不对头的。文章有精致的有粗率的，翻译也有精的和粗的。两者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一致的是文字都必须清通流畅，没有语法不通意思混淆的毛病。不同的是翻译必须以原文的内容为内容，不增不减不走样。后者是翻译外国哲学典籍的绝对要求，怎样满足这个要求，则是译者的方法问题。
方法必须服从原则，凡违背原则的方法都必须摈弃。译文不能符合原意，不管多么流丽典雅，都不算翻译。反之，尽管译者宣称忠于原意，而译文疙里疙瘩，佶屈聱牙，不能使人读了之后得到原意的，也不能算好翻译。前者是达而不信，当然要否定。但是后者被有些人认为“不达而信”，毕竟还是信的，似乎可以肯定。其实，达而不信者有之，不达而信者未之有也，因为从效果看也同样没有传达原文的内容，并不是信。我们要求既信又达，然而这两个方而常常是矛盾的，因此在我们的翻译史上不断地发生争辩。
一般说来，文学作品传达的是感情，故事情节只占二等地位，是服务于传达感情的。译文如果不能用文学的手段传达原作的感情，那就不是文学，不是文学的译文遗失了原作的内容，因此也就不是翻译。所以，文学翻译主张意译、反对直译的趋向比较强，只有鲁迅明确地提出反对以译者自己的感情代替原作的感情，甚至要求硬译，并且亲手作过试验。另一方面是科学翻译。科学著作表达的是事理，不讲什么感情。因此译文重在科学内容，不重文词表达。不过这种译文往往被视为干面包，没有油水。我小时学代数用的是译本，同学们就惯于用书中的怪调子开玩笑。可是后来学了法国人写的代数课本，调子完全不是那样，朗朗上口，错落有致，使我怀疑到科学译本是不是就该干枯乏味。再次是历史著作的翻译，有点介乎上述二者之间。它的内容主要是事迹的描述，接近科学文字，但是也有感情的记载和评论，又接近于文学作品。外国的“相砍书”也不等于流水账，文采不下于史汉的有的是。但是汉文译作还是以尚质的译文为主，甚至有刻意求直的。哲学文章与历史文章有相似处，即介于文学和科学之间，但是哲学文章的内容主要不是个别的事迹，而是概念和推理，它的感情表述也不是对个别事例的，而是带普遍性的、全体性的。它的这两方面对立的内容又常常不能分开，既对立而又统一。有些著作既是高度的说理文字，又是高度艺术性的篇章，例如柏拉图的对话就是如此。但是哲学文章的内容尽管千差万别，总的说来还是以说理为主，不过感情的成分并不能排除。对立得到统一，才是好文章。
因此，翻译的困难在于如何取得对立的统一，翻译的方法势必要用一种唯物的辩证法。形式和内容是对立的，却又要统一。意思要表达出来，这表达就是对立的统一。表达得好，才是好文章。这本来是写文章的原则，由于翻译也是文章，这也是翻译的原则。有人有一种误解，以为翻译不是文章，可以疙里疙瘩，读起来似懂非懂，那是看惯了拙劣的翻译而形成的成见。拙劣的翻译不能把形式和内容很好地统一起来，正像文化太差的学生写不好作文一样。翻译和作文在这一点上应该一致，不同处在于作文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而翻译都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别人用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除了形式与内容的对立外，翻译又遇上一个严重的对立，两种语言形式的对立。拙劣的译文最常见的问题是两种语言在打架，既像这一种，又像那一种，两种都不像，于是非驴非马，稀里糊涂。高明的译者必须先从原作中把内容析取出来，与它的形式分开，再把它纳入另一种形式，析取得干净利落，纳入得丝丝人扣。这是翻译的技术，也是翻译的艺术。译者要既是科学家，同时又是艺术家。文学的翻译是这样，哲学的翻译原则上应该也是这样。
然而要做到这样，光凭愿望是不行的。可以想入非非，自以为有灵机妙用，翻译起来天马行空，却每每只落得个自我表演，要受鲁迅的白眼【傻按：此句犹缺主语】。辩证法不是自来的，不是天生的，只能出于下工夫锻炼。下工夫要费气力，要反复失败而后才有寸进，所以有人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至少理想的翻译不可能实现。翻译既是代用品，又只能是二等货以至末等货，那就不必搞吧，有本事的去读原文得了。这样想只是貌似理想，实际上是消极的，而且也未必理想。能读原文的如果不愿费气力，能得到多少原意？有比较优秀的译文，倒可以纠正马虎的原文读者有意无意的误解或曲解。为什么不肯看到这一点呢？翻译的可能性本来就不是一块现成的铸币，而是通过实践不断发展的。我们看一看中国翻译史，可以有所体会。
四
竺法兰翻译《四十二章经》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大不大？中国人完全不知道印度人的生活，不懂他们的语言，更不用说他们的文化传统了，而竺法兰和迦叶摩腾对中国的了解大概也几近于零。这样的两国人见了面，生活上的事情都难于互相了解，顶多靠看着实物比比划划，指指点点。而佛教思想是高度文化的产物，抽象而且夹着许多想像，怎么比划？记得我小时在上海上学，外国老师命题要我说说昨天的生活，我要说打烂一个暖壶的事，可是不知道暖壶怎么说，左描右划他也听不懂，一直到拿了一个来看才解决问题。可是，有一次有位土生土长从未出过远门的上海同学问我山是怎么一回事，我用尽各种办法还是不能使他明白，他说那是“土墩”，把另一个四川同学笑得前仰后合，而又无可奈何，我们又不能把山搬来给他看。我看了《四十二章经》，怀疑它不是根据原本一句一句翻译的，而是取其大致另外写出来的，我不敢肯定其中没有“土墩”的成分。后来我在大学跟季羡林先生学了两年梵文，虽然没学通，却相信《四十二章经》不是翻译，而是转述。因为梵文和汉文距离太大了，季先生给的习题中的句子我译不成汉语，只好勉强译成德语交卷，德语也属印欧语，好办一点。《四十二章经》内容比我学的梵文入门难得多，怎么能译成那样地道的汉语呢？
这个想法后来从另一件事上得到了证实。我读严几道译的《天演论》，着了迷，又弄了英文原著比了比，大吃一惊：原来这本名译是对不上的，不过意思的确差不多，而文辞之美又有过之！难怪译者不写他译的，而说“侯官严复达旨”。如果他一句一句译，一定不会有那么精确生动。因为早年的翻译手段不够，如果勉强按原话写汉语，就只能写出林琴南所谓的“引车卖浆之徒”【1919年3月林纾给蔡元培的信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云《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编》，《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非不能为白话。”（畏庐三集 / 林纾著.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 P27，《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的言词，不但不雅，而且不信。严复说“达旨”，是他所用的辩证法。达旨就是转述，吃透原意而转述出来，才能形式与内容统一。如果不吃透，就“率尔操觚”，尽管逐字逐句紧跟原文，也只能形式与内容两阙，像后来的一个白话文译本那样。
但是“达旨”这种辩证法只是早期的“不得已而为之”，严复的《天演论》里有删节也有增益，实在不易表达的说法他避过了，或者用另一些话“烘托”其旨，不能说是精密的、科学的译法。如果根据严译来对达尔文主义进行科学研究，当然不够。要满足人们“欲知其详”的要求，就只有再想新法。这新法就是进一步的实践：详究原文，分析原意，在语法上、逻辑上、专业上下工夫，然后仔细考虑自己的语言，找出适用的手段，直到在原有汉语的基础上设法创新，使它丰富起来，用于译文而不断地推敲，以求改进。这当然还是辩证法，而且是唯物的辩证法，根据客观的要求而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主观臆断。汉朝以后的佛经翻译就走上了这条路。南北朝的鸠摩罗什对此作出了贡献。什法师非常注意译文要合乎原意，甚至带感情地说，如果他的译文有违背经旨的地方，他的舌头会烂掉。但是，他也很重视译文的流畅。他把不好的译文比作“嚼饭喂人”，不但没味，而且教人恶心【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慧皎《高僧传》，P53）】。他的译文要求信、达兼顾，而不仅是达旨，纠正了以前译经的“滞文格义”，翻译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到唐代，对佛经译文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不能满足旧译。玄奘为此亲到印度深入学习，而且研究语文和逻辑，回国后主持译经，更进一步求信，使翻译质量大大提高。他用的方法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讲学，培养人才。他所译唯识论经典非常细致，还留下名为《成唯识论》的讲义。在佛经翻译中、玄奘的新译达到了高峰。
佛经翻译方法有许多创造，最突出的是组织译场，集体工作，但并不是现在那样将一部书砍成几段，分给各人翻译，实为集体单干【胡壮麟、刘世生主编的《西方文体学辞典》：P71，将大众传播理论的老祖宗McLuhan译成标准的“麦克卢汉”后，转到P156，则成了“麦可路汗”；P37，将“blank verse”解作“无韵诗”，P161又变成了“素体诗”……（西方文体学辞典 / 胡壮麟, 刘世生主编.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11）】，而是各人负责一项任务，如主译、笔录、校勘、润色等，都是从头到底的。这样可以吸收多数人的智慧，起互相监督相互补充的作用，并不只是求快。在翻译手段方面，他们作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凡是本国所没有的概念，就创立新的名词，而且对已用的名词进行改进；创立和改进都是以研究为基础的。他们还吸收了一些必要的梵文表现方法，以至梵文句法，以补汉文之不足。梵文的“颂”，他们加以吸收。但是有一关他们始终未能突破，就是继续使用脱离口语的古汉语，甚至接受齐梁以来的骈文影响，写成四字一句。这种新文体一看就与中国习惯不同，僧侣等于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久而久之，就只知诵读，不明意义了。读书不明白道理何在，书就不再是书，不管原著或译文都等于废纸【是以或云“开卷未必有益”】。佛经翻译落到这般结果，是一大悲剧。这个悲剧值得我们深刻反省，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后之来者还有这样想的。严复翻译书是为了普及一种新学说来挽救危亡，所以唯恐译文不能达意，唯恐被人们作庸俗化的了解。他力求译文完善，请求桐城派大师吴汝纶为他润色斧正。他不肯用八股调子翻译，是为了防止人们把它当“近世利俗文字”去读，以致失其本旨，这是很正确的。但是他选择的手段是先秦古文，尽管活泼生动，却未免古老陈旧。他力求易懂，甚至把原文的凯撒改为秦始皇，吴汝纶认为这样做太过火，也是失真，这个意见严复接受了，因为他重在存真。但是吴汝纶觉得他的译文太像周秦诸子，应该换一个文体，像佛经一样使人一看就是外国书，以免混淆【读Rilke的Duineser Elegien时，Dasha原想将第一哀歌第一句的der Engel Ordnungen（天使的班列）“归化”为汉语里的“仙班”，但感觉极其别扭。想当初鲁迅先生就极力反对林琴南译的“拂袖而去”、傅东华译《飘》（"Gone with the Wind" by Margaret Mitchell）时将美国人名、地名全部中国化。读译西洋的东西，自然是要在里面找寻不同于中土的别致】。这一点严复不能接受，他认为翻译是为了宣传的，文体必须大家熟悉，否则没有人看，还宣传什么。严复努力求信，同时也努力求达，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他求达的手段虽能排斥八股调和欧化的洋泾浜，在今天六十岁以下的人却没法读了，这就走到了达的反面。严复晚年的译作朴实一些，不像译《天演论》那样大做文章。这是进步，但始终没有放弃古汉语，和林纾一样。这一关很难闯，“五四”以前没人闯，“五四”以后也不是一切顺利，即便在今天，还有人总是发思古之幽情，在文章里夹点不通的假古文，以为博雅，拿来吓唬小青年。这回潮【傻按：此处关涉文体、文风、语体、语境的问题。哲学著作需要严谨明白，可能必须用现代汉语，但于文学作品来说，贝奥武夫（Beowulf）张口说现代汉语，应该是违背语体的。而将Vergilius诗体的“埃涅阿斯纪”（Aeneid）译成散文，也是不符合文体的。诚如Dasha前文按语，王先生此处似有“矫枉过正”的嫌疑，认定古汉语没有存在的必要、古汉语已经没有人能看得懂。厚古薄今、厚今薄古，自然都过于偏执。欣赏西洋古典音乐时，人们往往被要求不断提高自身素养、乃至听音乐要衣着整齐、不要在“不该鼓掌的时候鼓掌”；而文学作品的翻译，却要求将中古高地德语（Mittelhochdeutsch）时代的作品译成现代汉语，并不要求接受者提高自身文学修养】值得深思。
用古汉语译印欧语原著，困难是很大的。就是用现代汉语，也不是没有困难。难在印欧语的分析性强，汉语比较笼统，使用汉语的人也有笼统的倾向。根本问题在于改变这种倾向，使汉语的表达精密起来而又不啰嗦。这个任务在“五四”以后开始突出，首先是改用白话文。现代汉语的表现能力和弹性比古汉语强，因为现代生活本身比古代丰富得多，细密得多，要求语言尽可能表现它，能松能紧才行。不用白话文，哲学翻译就只能依稀仿佛，精确不起来，不能满足科学的要求，至多做到严复那样的达旨。改用白话文，其实不只是不用文言文，而且包含着改造白话文。原来的口语长期以来不用于文字，用起来虚弱得很，粗率得很，语词不够，语法模糊，而且汉语方言众多，缺乏规范。这个改造汉语普通话的过程在解放前进行了三十来年，解放后又进行了三十来年，到今天才有这个样子，但还不是大功告成，而是仍须不断努力。如果没这七十年来的努力，我们的翻译水平就只能落后。我们拿出解放前的译本和“五四”前的译本、今天的译本一比，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差别。香港、台湾现在出版的译本，我们看起来感到译文陈旧，主要是由于那些地方缺少了解放后的改造。
这改造主要表现为新词的创立，语法的精确化，复合句的灵活处理。依靠的是对外国哲学的理解加深，对逻辑的认识加深，对汉语语法的意识加深。“五四”以前对外国哲学的理解较浅，不能见其真相，就只能用模糊的词句翻译，例如Bourgeois就曾译为“豪绅”。以后知道的多了，发现“豪绅”不对，才改为“布尔乔亚”，又发现音译不解决问题，才改为“资产阶级”。逻辑和语法是过去的中国人最忽视的，然而印度人和西方人却很重视，他们逻辑谨严的文章，我们译不准，因为翻译手段本来不够，同时自己又不管逻辑，而且对汉语语法一般不加理睬，那就只好马马虎虎。
这些年来，我们的哲学译文有不少进步，这是大家深入研究内容，讲究逻辑，钻研语法的结果，同时也是使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的结果。但是应当说还不够，这表现在好几方面，例如：
（1）遣词不当。例如первичное（the primary）译成“第一性的现象”。第一性的怎么能还是现象？这“现象”一词是用了一般口头语的意义，以为等于“东西”，可是哲学术语“现象”是相对于“本体”的，在这里不能用，用了等于自打耳光，形成逻辑矛盾。毛病出在缺少语意分析上。
（2）将印欧语的语法形式直接搬入汉语。例如拉丁语的前缀prae-（pre-，pré，vor，Ao-）被译成“前××”，如“前资本主义”、“前苏格拉底”、“前批判”等等。印欧语一般都把介词放在前面，所以称为praepositio，即“前××”或“后××”的形式，我们把它照搬到汉语里，而汉语的介词是后置词，即“××前”或“××后”的形式，因此发生冲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如今在国际新闻报道乃至中国政府的公文里，将解体前的苏联（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称为“前苏联”（бывший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而不是“苏联”】。人们根据汉语习惯来猜，以为“前××”是“前面那个××”，如“前汉”、“前边”、“前人”之类，万万想不到是“汉以前”……的意思。当然，造那些服从外国语法的新词的人并没有想到用“前战”代替“战前”，用“前解放”代替“解放前”，那是他们究竟不能全抛汉语语法的缘故。这种做法的毛病在于不知道语法不能搬家，在哪里就得守哪里的法律，不守就要治罪。
（3）把汉语的虚字当印欧语的用。例如把汉语“和”字看成英语and（et，und，i，u）的等价物，一遇and就译成“和”。这样的译文就成了用汉语词按英语语法写成的非英语亦非汉语，和翻译电报码差不多了。“和”跟and的确在逻辑上是等价的，即p·q里的·，但是从语法上看却是不同的，用法不一样，而且这用法不是任意的，而是有客观规律的。在汉语里，不容许违犯“和”的规律，正如在英语里不容许违犯and的用法规律一样。具体语言的规律以逻辑规律为依据，却不等于逻辑规律。不懂逻辑会犯根本性的错误，只管逻辑不管具体的语法则会犯张冠李戴的错误，后一种错误也是不能容许的，犯了就会造成不达。翻译要懂逻辑，也要懂一般的语言学原理，还要懂具体语言的用法，包括原文的和译文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工夫下得还不够。
（4）把文言的虚字当白话的用。例如遇到“的”过多说不明白，就换上几个“之”字。“的”和“之”确实等价，但也确实不是一回事，其不同和两种语言的同义词不能混用一样，我们在英语中并不能因为and过多而换上几个et就是这个道理。“的”字过多的问题只能改变句子结构来解决，用省事的办法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使人明白【“当荷尔德林进而在爱中看到维系世界的原则以及在美与和谐中看到该原则的各种显现时，黑格尔当时的思想的整个结构则绝对排斥他对一种相近的万有在神论的观点的假设。”（体验与诗: 莱辛·歌德·诺瓦利斯·荷尔德林 / (德)狄尔泰著; 胡其鼎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10.P300-301）；“受轻视的孔多塞面对死亡时写下的书，表达了对于人类社会将会发展到为任何力量的施展提供空间的状态的强烈而欢乐的信念，这种信念对整个行将到来的一代人直到社会主义者和孔德都产生了影响。”（同前书，P308-309）】。我们的白话文用的是和文言文相同的汉字，给我们造成文白不分的幻觉，以为等价，甚至以为文言词比白话词美，该用”也”字的地方偏偏用“亦”，该用“就”字的地方偏偏写“便”，或者写“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白话文必须彻底摆脱文言文的枷锁，才能在广阔的天地间昌盛发展，也只有在得到自由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吸收文言文中间有用的成分来丰富自己。丰富当然要通过消化吸收，而不是生吞活剥，那样做只能是贴些异物，不是真的长了肉。我们还有一些情况，拿来一个文言词，再加上个白话尾巴，冒充白话词，例如用“导致”、“涉及”之类加个“到”字，就是这样。我们对白话和文言，也像对于外语和汉语一样，还需要加强知己知彼的工夫。
总起来说，我们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使用了唯物辩证法，在哲学翻译上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新的任务正在以更大的压力要求我们进一步钻研和使用唯物辩证法。
五
既然如此，我们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应当从原则说起。哲学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开扩眼界，增长见识，促进哲学研究，提高思想水平，以利于革命实践，即中国的现代化。这一点，我们本来是明白的。在解放之初，多数人都对哲学抱着极大的热情，付出无私的努力，也得到众所周知的效果。但是，曾几何时，情况变了，人们不重视哲学了，对它冷淡了，甚至厌恶了。那是由于有些人意在谋私，见到哲学的威望，以为可以利用，于是把它垄断起来，上下其手，拿来吓唬老百姓，把它变成争权夺利的工具。人们上了他们的当，吃了大亏，看透了他们手里的所谓“哲学”并不是什么真理，而是骗人的诡辩，甚至是害人的蒙汗药。但是人们哲学水平不高，分辨不了其中之假和假中之真，因而不加分别地把哲学笼统地加以否定。这否定是不幸的，但也是必然的，它会带来新的局面：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今天年轻的中国人正在对哲学兴起新的热潮，长江后浪推前浪，正是历史的辩证法的明证。
要发展哲学思想，就必须让思想从少数人手里解脱出来，结束垄断状态。要做到这一步，需要放眼纵观古往今来的人类智慧成果，这就是哲学翻译翻身光大的条件。即使现在人们的眼光还受到一定限制，只看到目前某些惹人注目的新鲜现象，往后一定会看到那些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光辉里程碑。翻译有前途，而且任重道远，需要我们为它准备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深入研究外国哲学史，突破以往的窠臼，使人们看到光明，产生进一步的斗志。为此必须改革我们近乎经院的学校教育制度，让喜爱智慧的人代替别有用心的利禄之徒，让他们学到有益的基本知识而不是浪费时间精力于教条。从事哲学翻译的人必须是懂哲学的人，而不是只会几句外语。为此也必须改革外语教育，不能只造就仅会外语而没有文化的所谓专业人才，应该面向广大学生，让他们在学习专业的同时学好外语，专门外语院校则负责提高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人的外语水平。
第二个条件是大力提高汉语水平，汉语不通的人是不堪翻译重任的。今天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大学生的卷子很难看，别字连篇，语法不通，甚至不会用标点。应该说，这是一个民族的奇耻大辱，我们必须雪耻。在过去的封建时代，一个王朝只有在行将灭亡的时期才出现语文程度低落的现象，例如明朝末年，而一个新兴的王朝首先必须革除这方面的弊政，例如清朝初年。我们是在解放以后，应当深思。过去一个时期轻视知识、蔑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偏向必须彻底扭转，给小学教师、中学教师以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因为包括语文在内的基本知识水平低落不是大学里所能纠正的，小学教师才是教育界的父母官。
第三个条件是加强逻辑教育。翻译必须头脑清楚，不能似是而非或张冠李戴。治疗马虎毛病的最好办法还是学逻辑。逻辑也可以办业余教育，成人教育，但必须列入正规教育，要成为国家考试的必修科目，因为在我们国家考试是最有效的方式，科举是这样，我们也能这样办。
以上这些议论都不是什么新意，而是我在四十来年受教育和从事哲学翻译工作中点滴汇成的。哲学翻译的教育很重要，贺自昭先生既教了我哲学，又教了我翻译哲学的办法。他主持哲学编译会，并不是仅仅用行政管理的方式分配任务、收取成果，而是要求研究，要撰写导言、进行讨论的，而且他亲自校阅并亲手修改译文，要求提高质量。我的另一位老师陈康先生则从哲学翻译的理论上给了我们深刻教育，教我们把翻译看成一件严肃的事业。我在以后的工作中虽没有把他们的教导当教条背，却时时在心，还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接着往下想。我不能忘记自己接受教育的母校西南联合大学，也不能忘记我一直在工作的北京大学，因此我希望后之来者也能有这样的教育条件，而不止是设法和出版社签订些合同。但愿我国的哲学翻译事业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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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对话集/(古希腊)柏拉图著;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004年1月第1版，2005年7月北京第3次印刷）
附，王太庆自传：
王太庆
王太庆，西方哲学史家、翻译家。生于1922年1月，安徽铜陵人。l943年入西南联大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47年8月至1949年7月任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研究编译员。1949年8月至l952年9月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哲学编译室助教。1952年9月至1965年3月任北大哲学系助教、讲师。1965年3月至1978年3月任银川宁夏医学院讲师。1979年1月回北大任教至今，现为哲学系教授。
王太庆自述其治学经历云：
一
我爱钻研哲学问题，因此爱读古今中外的哲学书、历史书和文学书。这并不是象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只是出于好奇，而是由于我的时代向我的同胞们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人到哪里去？我和大家一样要给自己找出一个答案。我生在北洋军阀的时代，进小学时看到换了旗子，但是有一点不变，就是中国还在挨打。小学还没毕业就来了“九·一八”，丢掉半壁河山，高中一年级时爆发“七·七”事变，开始全面抗战。这一系列的打击板着面孔在催促幼小的心灵早熟。我父亲是只读过三年私垫靠自学成为知识分子的会计，他要我念书却希望我学“实科”，进农业或工业学校，靠技术吃饭。我没有他当学徒的痛苦经历，又靠着他从小县城毕业考上省城的初中，再转到上海有洋人的工业学校，看得多了，不能满足于单纯技术了。
我上初中接触了声光化电，可是最感兴越的是希腊故事，再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史可法的《复多尔衮收》。念法文我偏喜欢看圣女贞德的抗英事迹，《马赛曲》也能背。进了高中，工厂实习成绩平平，假日却爱上四马路，到书店里站着看书，从尼采的《苏鲁支语录》看起，直看到杜兰的《哲学的故事》。看得似懂非懂，还想再读些别的；也正因为自己知道有许多东西不懂，想求助于别人写的文章，进一步把它弄懂，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我不懂的地方别人也很少说。我自己意识到中国人到哪里去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哲学问题，但是我听来的那点哲学还远不够用。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离开上海回到故乡，起初是参加了抗日群众运动，办报纸，以后家乡沦陷，躲藏在乡下养病。这样，不但离开了学校，而且离开了书本。有三年多我只能苦思冥想，连谈话的朋友都没有。这才体会到两句古话：“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于是逃出沦陷区，先在黄山脚下做了一个学期刻腊纸的抄写员，然后跑到四川当流亡学生，念完高中课程。我不但补足了数理化，也恢复了自己学的习惯，把能弄到手的一本英文书Hays and Moon的世界史念完了，还读了冯友兰先生的新著《新理学》和《新原人》。冯先生的哲学吸引了我，因为他提出来的的确是哲学问题，与我自己想到的连起来了，但是他的主张和方法并没抓住我，我不能完全满意，因而没有满足。可是因为冯先生的缘故，我下定决心要学哲学，而且要到西南联大去学。
二
昆明很苦，而且老要逃警报，可是一进联大我感到回了老家，一辈子不想离开它。那里有最好的学习条件：老师们在以身作则地钻研，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生活比学生还苦，却没有一个人叫苦，也没有一个人下海。他们为了改变人的（首先是我们中国人的）命运，在不断地追求真理，修正错误。教师们在在这样做，学生们也大都模仿着这样做。我们中国人比较现实，因此科学不发达，一说科学就想到船坚炮利，这种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的精神，只能达到船不坚炮不利的结果。这是中国人挨打的主要原因之一，科学精神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但是联大并不是单提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连清华缩影的联大工学院也不是这样。这里强烈要求抓住科学的根本，这是哲学问题。科学不只是应用技术，主要在于理论核心；而且科学不只是自然科学，此外还有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更是解决中国落后问题的关键。联大的物质条件非常差，实验室的设备是几乎老掉牙的，然而联大能出科学家，这主要是靠人的科学精神。这是我在这所大学亲身体味到的第一课，一辈子都忘不掉。
科学是实事求是的，不能讲排场拿架子，压抑别人抬高自己。联大同学好议论，对事不对人，没有什么为亲者讳的老毛病。我从这里头看到科学前进的希望，也学着这样做，不凭一时心血来潮下判断肯定或否定，一定要认真研究，如果判断错了，要再从头研究。
还在初入学的时候我选了冯友兰先生的“伦理学”。他讲的内容就是他的《新原人》一书，我早读过的。他的方法是让同学先提问题，他用解答问题的方式讲课。我每次课前都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写出来提问，他都逐字宣读了，然后一一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个方法我过去没有见过，听了觉得大有益处。并不是说在所有的问题上他都说服了我，而是说他的分析启发了我继续深入思考，使我的看法不停在原处而前进了。冯先生是不喜欢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但他的认真态度却正好教了我辨证思考方法。
我的另一位哲学启蒙老师贺麟先生在“哲学概论”课中给了我难忘的启迪。他并不是以客观方式照讲某个别人的思想，而是以他自已的哲学见解为纲贯串一些主要的哲学问题来讲授的，但是又不是空论，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史实立论。他的课好象物理、化学课上的实习，用亲身的活动示范，来教我们学哲学。我学到：哲学并不是什么脑子灵的人灵机一动，要学习，先跟古人学，对照着事实，看别人是怎么分析的，最后更上一层楼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不学历史，那就等于初生婴儿，停留在呀呀学语的原始阶段。经验要全面，既要知道中国人的历史，也要知道外国人的历史。学习西方哲学的历史对于我们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正是西方人揍了我们，我们不知道那船坚炮利背后的根本，就还要挨揍。学历史，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念书。要想不念书耍机灵是不行的。
三
怎样念书？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感谢陈康先生。陈先生教我们希腊哲学．办法是领着我们一句一句读，读出它的本来面目，。（傻按：“，。”，原书如此。）既不把自己的想法往古人身上贴，也不把古人的说法拉来给自己的说法作注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做到“人我不混，物我分清”。这是最严格的科学态度。而且这并不是只呼一声口号，他亲身给我们作了榜样，有他译注的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为凭。这样做比较费力，乖巧的人不大情愿干。但是我反复考虑，接受了，因为这正解决了我们中国学习西方哲学不够认真，因而常常捕风捉影的毛病。
贺麟先生大力提倡翻译西方哲学经典著作，这是跟陈先生的科学读书法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过去我国的翻译不够，而且不严格，以致于想读书的人得不到书，得到的书又在内容上打了折扣。这样就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因而影响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我走了贺先生指出的路，从青年到老年都在翻译哲学原著，而且老在盼望着我国哲学翻译质量的提高。我也教书，目的也是和翻译一样，在于促进我们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我没有著书立说，虽然有些人认为翻译只是传声筒，低人一等，我觉得这个传声筒也很值得一做，可能比自己著书立说的用处还要大一些。
总起来说，我认为只有科学是我们的出路，它是实事求是的认识，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为实事求是作论证。人的认识就是实事求是的发展过程：从实际出发，加上认识主体的分析和综合，求得一定程度的“是”，这是第一步。以后的人再继续这个过程，同时吸取前人的成就，加以批判的提高，求得进一步的“是”。后人的认识是前人认识的发展，前人的认识是初步的、相对的真理，后人发展了它，前进了一步，但还是相对的真理。如此反复，至于无穷。
我国习惯上以为“哲学家”是无条件的“哲人”或“智慧的人”（sophos），加以崇拜，便称之为圣人”。“圣人”是偶像化了的，其作用只能是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此我很不愿意做“哲学家”。当然我更不愿意做兜售“智慧”的即所谓“智者”（sophists）。的确我不是那个意义的“哲学家”或“智者”。但是我追求真理、爱好“智慧”（sophia），很愿意做个“爱智者”（Philosophos），用现在中国话说，就是“学哲学的”或“搞哲学的”。“哲学工作者”这个名字我也不敢当。（王太庆）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第二卷：人物志（上册） / 方克立, 王其水主编.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4.8 第673-6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