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是宙斯的长女

南方周末　 　2005-11-17 15:59:03

　　
　　■理想国
　　
传统法制因为相对松弛，尊奉人伦道德，有时反而能避免类似王斌余式的难堪。现代化的形式平等的法治不允许法官认真运用良知、坚持道德选择。司法判决就只好另谋出路来表达“正义”，替法律维持“凝聚力”。就此困境观之，现代法治借助心理分析与精神失常抗辩，另辟一无边无沿的“科学”领域，变“布衣之怒”为疯癫，将同情心、道德感和失控的狂怒、幻觉一块儿隔离接受治疗：看似跟《水浒传》里“仗义之人”的动机手段不同，制度上的功效却是一样的，都是在需要时出手帮法律一把，调和其与社会正义的矛盾
　　　　
　　□冯象
　　
　　拜依（Charles　Beye）：《古代史诗》（Ancient　Epic　Poetry：Homer，Apollonius，Virgil），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93。罗宾逊（Daniel
　Robinson）：《野兽与呆液》（Wild　Beasts＆Idle　Humours：The　Insanity　Defens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
　　
　　宽侄：
　　节日快乐！昨晚你们打电话来时我正在译经，抱歉未能多聊。
　　所说王斌余案，网上看过报道。包工头欺压民工克扣工钱，这年头怕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了。不料“布衣之怒”“血流五步”闹出四条人命，舆论同情都在民工一边，一直为经济“护航”的法律就很尴尬：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判死刑？如你问的。
　　案情细节我不了解，不说判决吧。拿美国为例，与你谈谈另一种可能。此案如果发生在美国，我想有经验的律师一定不会忽视以“精神失常”为由做无罪辩护：行为人（民工）是否深受刺激而一时错乱（如产生幻觉），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事后清醒、投案自首并不妨碍无罪辩护。但在中国，就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看，似乎很强调行为人的精神病史，而病史病情和责任能力等事项的鉴定须由省级政府指定的医院来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这就比美国限制得紧，大体排除了基于极度愤怒、紧张或一时幻觉所致“责任能力减弱”（diminished　capacity）的抗辩。
　　英美法是“对抗式”诉讼，精神失常的刑事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不同于中国。美国原先（1984年改革前）由控方或检察官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叫作“超出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即必须排除陪审团对行为人作案期间的认知判断和责任能力的任何合理怀疑，而非仅仅证明无精神病史或病症轻微。后来里根总统遇刺，凶手以精神失常脱罪，舆论大哗。国会遂立法改革诉讼程序，变成被告人举证，标准为“清楚及令人信服”（clear　and　convincing）。同时，法院判例对《联邦证据规则》关于科技文献和专家证人资格的解释也松动了，不再要求“普遍接受”或业内公认。不过据统计，改革以来，精神失常抗辩的成功率（其实向来不高）未见明显变化。也许陪审团并不如媒体宣传、立法者想象的那么情绪化，易受律师和专家意见摆布（罗宾逊，页189）。
　　一般认为，精神失常抗辩的发达，与现代西方社会对人性的看法，以及医学和行为科学尤其精神病学、心理分析的进步有关。但心理分析是一充满争议的领域，业内关于行为人辨认是非等责任能力的检测，至今仍无统一标准；病理分类与行业术语，更与基础科学如生物化学和神经医学格格不入。大概因为难以验证，诉讼中的专家证明就常是循环解释的，即以犯罪行为为据，分析鉴定行为人的病症和精神状态，转而以病症为由主张无罪或减免责任（同上，页205）。结果形成这样一种局面，犯罪行为越是凶残恶劣、不合常理，行为人越是可能开脱罪责。所以我总觉得，精神失常抗辩的证明过程如此混乱且逻辑不通，应该有深一层的历史原因；究其制度根源，则是法律程序与社会正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话听来抽象，我换一角度，说个古代的故事你就明白了。《水浒传》二十七回，武松替哥哥报仇，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然后到官府自首。知县如何办案？他一点不尴尬，不像审判王斌余的法院；他“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一心要周全打虎英雄，遂将供状重新做过，称：有嫂不容武松祭献亡兄武大，因而相争，奸夫介入，斗殴身死云云。阳谷县的“上户之家”也不乏“仗义之人”，纷纷资助武松银两，送他酒肉。解到东平府发落，府尹亦哀怜好汉，一面“差人看觑他，因此节级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钱”，一面把“卷宗”改得轻了；“却使个心腹人，赍了一封紧要密书，星夜投京师来替他干办”，活动省院。终于“朝廷明降”：脊杖四十，刺配孟州，脱了死罪。你看，宽宽，传统法制因为相对松弛，尊奉人伦道德，这时反而能避免难堪；又因袒护“义气烈汉”，让百姓敬重，而实际上巩固了皇权。可是，现代化的形式平等的法治没有这个便利。法律的学说和实践都以个人主义抽象价值为基础，不允许法官认真运用良知、坚持道德选择。司法判决就只好另谋出路来表达“正义”，替法律维持“凝聚力”，即鼓励公民守法。就此困境观之，现代法治借助心理分析与精神失常抗辩，另辟一无边无沿的“科学”领域，变“布衣之怒”为疯癫，将同情心、道德感和失控的狂怒、幻觉一块儿隔离接受治疗：看似跟《水浒传》里“仗义之人”的动机手段不同———一举道义，一任“科学”———制度上的功效却是一样的，都是在需要时出手帮法律一把，遮掩其与正义的距离。
　　说起疯癫，最近我读了一本书蛮有意思，作者是纽约城市大学的古典语文教授，荷马史诗专家。荷马时代已有疯癫无咎的“案例”了。《伊利亚记》开篇一个“怒”字（menis），全诗15600多行，一事接一事，皆是英雄阿喀琉斯那一怒———因为联军统帅阿伽门农抢了他的女奴———的可怕后果（拜依，页113）。末了，英雄接受母亲劝告，当众宣布息怒，与统帅和解。阿伽门农不好意思了，起身回答，却给出一个免责的理由（19:86以下）：其实那不是我的错，是宙斯、命运和黑暗中游荡的复仇女神，他们把我的心“迷惑”了（ate）。所以跟首领们议事那天，我才会扣下该属阿喀琉斯的“奖品”（指女奴）。可我有什么办法？万事出于神意呀！“疯癫”（ate）是宙斯的长女，她让人头脑发昏（aatai），看不见毁灭！她脚步轻轻，不着大地，踩着人的脑袋就把祸害带来，叫他们一个个掉进圈套！
　　无独有偶，倾城倾国的海伦也是这个说法。《奥德修记》卷四，回到丈夫身边的海伦出场，回忆希腊人用木马计破特洛伊城，说自己看着他们烧杀掳掠，心中充满思乡之情。接着话锋一转，为当初与特洛伊王子私奔，引发战争辩解道：抛下家园、孩儿、婚床和“智慧容貌一样不缺”的丈夫，真正的原因，是爱神令我“发疯”（ate，4：261）———被宙斯的长女夺了理智！那丈夫也是个英雄，忙安慰道：夫人，你说得一点不错！表示承认疯癫为事实，不追究私奔叛逆之罪了。
　　在希腊人看来，疯人无罪，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理智，如同鸟兽鱼虫“相互吞食，不知正义”（赫西俄德：《农作与时日》277）。仿佛流放于城邦之外，他们“无族、无法、无灶”（《伊利亚记》9：63），故不必承担公民义务，常人的是非之辨与惩戒对于他们也就不适用了。荷马史诗是“希腊人的圣经”，公民行为规范的指南。其中的故事教训，包括疯癫免责的道理，经过世世代代记诵讲习，按照“崇古为法”（archaios　aristos）的原则，是可作解决纠纷和判案的惯例依据的。
　　那么，疯癫在西方历史上是否就无罪了呢？这问题复杂了，描个轮廓，大致是这样的：
　　进入基督教时代，圣人解经强调罪罚救赎和忏悔之功，将人的罪行分了两类：冒犯上帝之法的叫peccatum，源于亚当夏娃偷食禁果的原罪；违反君主之法的称maleficium，就是各国法律规定的罪过。避开后者，为守法臣民；克服前者，才是基督徒灵魂获救的条件，系于每日每时的道德选择。根据教会的学说，这道德选择的自由意志，是上帝不容魔鬼篡夺的，否则忏悔便失去了意义。所以，渐渐地，疯癫也分出各种类型，有感染疾病的，也有道德堕落的，即与巫术、异端一样，发疯是行为人自愿同魔鬼缔约而背教的恶果，罪当烧死。但是，人们不久就发现了一个难题：撒旦除了传授巫术蛊惑教民（因此神判有时对女巫无效，她们不怕烙铁烫手），还专找无辜者附体，叫他产生幻觉，为的是让驱魔的神甫出丑蒙羞。这就需要请精通心灵意识的神学家来审讯疑犯，循蛛丝马迹揭露他心里的“魔鬼之约”，防止“撒旦的先知”化作蛇、蛙或老鼠逃匿。
　　于是就有了最初的专家鉴定和心理分析。又过了很久，在烧死无数女巫、囚禁无数疯子以后，精神失常抗辩才悄悄进入了法律程序。当然，从那大写的理性的时代开始，宙斯的长女又换了新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