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的吊诡

樊家平


因与果

在美国政府看来，恐怖活动是“因”，反恐怖行动是“果”。恐怖分子以令人发指的暴力挑衅美国，美国予以军事还击，乃是天经地义的事。这种思维方式当然是合乎逻辑的，问题是它完全忽视了历史的维度。我们知道，人类一切事件都是历史事件，离开了历史背景，任何事情都无法叙述。所谓历史，可以说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因果链。没有起始点，没有终结点。我们认为的“因”，换种角度看，可能就是“果”；反之亦然。另外，因果关系往往不是单一的、直线型的：同一种“因”，如果人们对它的认识不同、反应不同，“果”也会因此而大相径庭。如此看来，“因”不是绝对的。佛家不赞成报复行为，就是基于对“因”的深刻认识。在佛家那里，报复并不能结帐了案，只会产生新的亦果亦因的“业”。

美国反恐行动的一大特点，就是把恐怖事件从历史的关联中抽取出来，将它非时间化、神话化。恐怖活动仿佛是先天的恶，毫无由来，也不可理解，它的出现就像撒旦的出现那么突然。《创世纪》记载了上帝创造日月星辰和草木禽兽人，没有说创造了撒旦。但撒旦还是出现了，它代表着恶，而恶的出现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不能也没有必要加以解释。恐怖活动也是如此。谁要是把它置于历史的时间框架，就在逻辑上留出了对它进行解释的余地，即承认它是有前因的。这样做，就有同情恐怖分子并为之开脱的嫌疑。所以，当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撰文指出要分析恐怖活动的社会根源和心理动机时，美国新闻界（甚至知识界！）立即群起而攻之，指控她卖国。纽约市长朱利安尼退回沙特阿拉伯王子捐给“世贸中心基金会”1000万美元，仅仅是因为该王子捐款时善意地指出，美国今后似应对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多些敏感度。对于这一建言，朱利安尼倒是丝毫不缺乏敏感，他在拒绝信中写道：“这次的袭击绝无道理可言……谁为这种行径作解释，只会助长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极为危险的。”

同样，美国对反恐怖行动即“果”的理解也是非历史性的。美国将反恐军事行动最初命名为“无限正义”（Infinite Justice）就颇能说明这一点。“无限正义”兼有时空的意义。就空间而言，它是最大的正义，因为它无边无际；就时间而言，它是历时最久的正义，因为它没有终结。没有终结，那么在它之后就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它就是历史的最后完成。“无限正义”的潜台词是：最后清算的时刻到了，我们来伸张正义。这里的“最后”有两层意思：一是此前所有的不义要一一清算；二是此后将不再有任何清算。这，俨然是上帝的口气。如果说它把“因”放在了创世纪的起点，那么就是把“果”放到了历史的终点。想必布什后来也意识到自己不能扮演末日审判者的角色，于是把“无限正义”改为“持久和平”。名目虽然改了，其实思路还是老一套。如果说“持久和平”不仅仅是急于报复的借口，而真的是一个虔诚的愿望并将它作为一次军事打击的具体目标，那么它给世人的信息不外乎：美国将要赢，美国将永远是赢者——因为这是最后一次战争。可惜的是，常识告诉我们，这不可能是最后一次战争。首先，这次战争不管规模多大，打得多成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引发战争的原因（只有大规模的核战争能够做到这一点，但那样也就不会有赢者了）；退几步讲，即使能悉数消除战争起因，未必能保证此后不再产生引发战事的原因，因为历史不会因之而停顿。鉴于此，“持久和平”作为某次军事行动的名目，显然有些不类；尤其是在本来和平的情况下（“九一一”不是战争），以它作为师出之名，更是不伦。采用这一名目的本意，除了是想保留“无限正义”的意思而不便保留其字眼之外，恐怕没有其它令人信服的解释。

“持久和平”让人自然联想到康德的“永久和平”。不过康德所说的和平并非靠战争打出来的和平协定之类的东西，而是指各民族之间在法律、道德等层面的沟通和交融。这是个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良性的渐进过程。在康德那里，战争是不可能导致永久和平的，因为它不会缩小、只能扩大民族间的距离。康德在谈到战争效应时，引了一句希腊古训：“战争之弊在于，它制造的恶人比消灭的多。”照此看来，战争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延缓永久和平的进程。

把恐怖活动和反恐怖行动分别视为原始的恶和终极的善（和平乃是善的胜利），就是把两者简约化，即把前者的“因”与后者的“果”统统切掉了。如果我们不认为恐怖和反恐活动都是神话，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作为历史中的事件，前者有其“因”，后者也有其“果”。了解前者的“因”，就可以更好地防范杜绝此类悲剧；意识到后者的“果”，就应该慎重考虑反击措施。美国拒绝承认恐怖活动有起因的态度，除却自我安慰的心理作用外，于事无补，而且有害。这种终极善对原始恶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把整个人类历史排斥在外了。换一个角度看，就是自动放弃了与历史的关联。而放弃与历史的关联，无疑是放弃对历史事件进行解释的凭籍，或者拒绝对其作出理性解释。这样一来，美国至少在思维方式上是和恐怖分子处在了同一个层次：恐怖分子不就是把美国视为原始的恶、把自己视为以反抗这原始的恶为己任的“圣战”斗士的吗？在这种无视时间维度而大谈因果的思路中，不可能作出解释，只能是对骂。放弃了解释，就是放弃了康德那里的理性基础，也就毫无是非可言。虽然双方互相指责的内容不同，但形式是完全一致的。正如逆反型的反叛是一种潜藏式的模仿一样，这样的叫阵实际上是对对方变相的认可。因为，一旦对立的双方以同样的游戏规则进入不能也不用解释的怪圈，他们就在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了。在这种寄生的关系中，对方的行为成了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依据和合法性明证。印度作家阿润达提•若依（Arundhati Roy）曾在一篇文章中把布什称为本•拉登的双影人，话说得未免太过尖刻，但是，当我们检视恐怖分子和反恐怖主义者的因果观时，不难发现，双方确实是配合得天衣无缝的一对。

罪与罚

承认恐怖活动有其社会根源，并不意味着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理的。毋庸置疑，武力和暴力是不能解决阿拉伯世界诸多问题的。残害数以千计无辜者性命的恐怖分子是罪犯，理应受到惩罚。“九一一”的直接凶手已经当场丧命，幕后的主犯和从犯要查清缉拿审判。这应该是司法部门的事。但美国似乎不这么认为。布什既反对海牙国际法庭审理此案，也不把收集来的恐怖分子的罪证交给美国自己的司法部门，由检查官审查并做出结论、起诉罪犯，而是让国内外政要和军方人士传览鉴定。于是我们读到：“梅杰认为证据确凿”、 “穆沙拉夫认为证据充足”云云。在三权鼎立的民主国家，由执法者断决何者为合法、何者为非法，其本身是于法不合的。

政要们断定本•拉登是主犯后，“反恐联盟”就开始打击拒绝交人的塔利班政权。这次军事打击没有国际战争法认可的对手，故而不能定义为战争；它也不是警察行动，因为没有一纸通缉令，而且还跨越了国界。在法律层面上，这是一场讲不太通的行动。

两年前的科索沃战争也是一场没有法律依据的战争。当时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写了《人性与兽性——一场法律和道德边界上的战争》一文，试图为它作出辩护。哈氏认为，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乃是由《威斯特法利亚和约》意义上的独立国家体系向“世界公民状态”（weltbürgerlicher Zustand）演变的过渡期。着眼于未来的“世界公民状态”，完全可以以道德名义对某一国进行人权干预，因为这种干预可视为“世界国”里的内政。哈氏搭就的这一宏观构架听起来不无道理，可是一旦把它置于现实之中，就显得十分苍白。的确，“世界公民状态”非常动人，问题是，不仅目前大多数的地球居民还不是世界公民，而且，在现有格局不变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会有朝一日享有“世界国”最基本的权利——迁徙、择业自由和社会保障等等。第三世界的“公民”有理由担心，他们将永远是二等或三等公民，根本进不了什么世界大同的乌托邦的“状态”。以这样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存在的“状态”作为依凭，为一场甩开国际法发动的战争所作的辩解，是缺乏说服力的。倘用哈氏的观点来解释这次反恐军事打击会有同样的困难。事实上哈氏本人对这一行动的态度也异常谨慎（他现在如何看待他两年半前写的文章，我们不得而知）。

许多人认可这次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军事行动，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不仅是惩治罪犯，而且事关“保卫民主制度和西方价值”，故而不必太拘泥小节。不错，在历史的天平上，民主制度远远重于某次战争的代价。但民主不是死的东西，也不是某国某族的天然属性，并非一日民主，永久民主。它是一种社会形态，一旦条件改变，也是会消失的。保卫民主有别于保卫城池，其保卫措施须得符合民主程序，不可以不择手段。若不这样，将会是以保卫之名，行瓦解之实。“九一一”后美国采取的应急措施中，许多并不符合民主的程序：如政府对新闻媒体报道的干涉或“建议”、逾期收押嫌疑犯、将犯人解送到允许拷打逼供的国家审讯等等。假定美国的指控属实，即恐怖分子旨在摧毁美国的民主制度，那么以上这些蚕食民主的举措，从效果上看恰好是在帮恐怖分子的忙。也就是说，本来的“罚”有了“赏”的味道。

敌与友

布什在“九一一”后不久向世人宣谕：“你们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要么站在我们一边。”一句话，硬生生把普天下的人分成善恶敌友两类。当然，恐怖分子杀害无辜，人神共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同情并支持美国。但是对许多人来说（遗憾的是，这一人数惊人地大，最起码比美国人口要多好几倍），“九一一”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非得去表个态不可。别的不谈，对全世界八亿多食不裹腹的人而言，如何能弄来半块面包充饥比被归入善类还是恶类要实惠得多、也重要得多。这些人不是不知道苦难，而是太懂得苦难了。就是在他们中间，每天都有两万多个儿童活活饿死。只是世贸双塔离他们过于遥远，他们无法看到那里的硝烟。即使他们知道了那里的事情，也许并不知道该站在谁的一边——恐怖分子和布什对他们是同样的陌生——也许他们早连“站”的卡洛里也没有了，正蜷缩在哪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这样的形象自然上不了台面，更上不了电视专题。也许，对布什来说，这些人并不存在。但是他们也痛恨滥杀无辜的敌人，只是无能为力罢了。他们的敌人也“没有面孔”，但是有名字，它叫做“饥饿”。他们觉得，这个敌人比世界上所有的恐怖分子加起来还要凶恶。如果他们也对世人说：“你们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饥饿一边。”好像并不会有多少人站在他们一边。他们也许记得，96年世界粮食会议上，有人提出“每个人都有得到粮食的权利”（是“站在我们一边”？），而世界首富美国拒绝在上面签字（是“站在饥饿一边”？）。他们可能不知道，美国是乐意在“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的条款下签字的。不知道也好，否则，他们会弄不懂，同是一张嘴巴，为什么可以有说的权利，而不可以有吃的权利；有出的权利，不可以有入的权利。他们也许也不知道，原定于今年11月召开的下一届世界粮食会议已经无限期推迟了（无限正义？），原因是担心恐怖分子进行破坏活动。不知道也好，否则，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人们怎么会因其它的敌人而姑息人类最大的敌人。

八亿多人的声音没有借助麦克风，所以比不上布什的声音激昂，但只要愿意倾听，还是听得见的。如果我们认同现代民主的基石“自由、平等、博爱”，就不能不承认，八亿多人的敌人乃是人类的公敌。饥饿不仅凶残，而且狡猾，它大规模地屠杀，但做得非常隐蔽。它选的是荒凉的地带，它每天断送的人命相当好几起“九一一”事件，但从未引起普遍的关注。人们只关心它所引发的战争、恐怖事件等等。它庆幸地看到，人类划分敌友阵营时把它置于局外。

其实，饥饿并不是什么不可战胜的敌人，只是它有一个强大的帮凶——我们对没有戏剧性的苦难的漠然。

2001年秋，原载 《莱茵通信》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