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拉斯和他的《新阶级》（1）
长风（北京）
密洛凡•吉拉斯（又译德热拉斯），一九一一年生于黑山（旧译门的内哥罗）科拉欣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他曾担任过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中央书记、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一九五三年十月至一九五四年一月，他公开主张把南共联盟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多党制和西方式的民主。一九五四年一月，南共联盟中央决定将其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解除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给予最后警告处分。之后，又把他开除出南共联盟，并逮捕判刑。一九六一年一月，当局提前释放了吉拉斯。
《新阶级》全名为《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他是吉拉斯的经典着作，此书是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底被捕入狱前写的“一本全面攻击、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着作”。该书一九五七年在美国出版，中译本于一九六三年二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我手头的这本是重印本（准确地说我手上的是复印之后再复印的复印稿）,“译文照旧，只是改排大字”，“仅供中央部门负责同志参阅”。这个重印本没有出版社，只标有“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 一九八一年五月”。翻译者为陈逸。
这样一本反共书籍为何成了中央领导必读书目呢？在“重印说明”写的很明白：
“（《新阶级》）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反面教材。他会帮助人们打开眼界，懂得我们的敌人是怎样同我们进行斗争的。现在，我国有那么一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自称或被封为‘民主战士’、‘人权战士’，打着‘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幌子，攻击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特权官僚专制制度’，诬蔑党的领导是什么‘官僚阶级’、‘新的特权阶级’，煽动搞什么‘第二次革命’，蛊惑人心，唯恐天下不乱。其实，这样一套货色毫不新鲜，并非这些英雄好汉的‘创造’，‘发明’。若拿《新阶级》与之对照一下，人们一定会有‘似成相识’之感，原来他们不过是给了吉拉斯的余唾而已。”
今天介绍这本书给大家，就是要看下吉拉斯在几十年前是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制度的，因为此书在一段时间不会与广大读者见面，所以，我在介绍的时候将尽量不予评论，只是尽可能的把吉拉斯的精彩评论展现出来，供大家参考。
全书分为十个章节：起源、革命的性质、新阶级、党和国家、经济上的教条主义、对思想的专制统治、目的与手段、本质、民族共产主义、今日世界。以下我就各个章节进行介绍。
第一章 起 源
这一章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共产主义者的认识是如何来的，又如何发展的，最后怎么僵化教条的。共产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就是“物质的第一性”与“变化的实在性”，这两个概念并不是马克思的独创，两个概念的最通俗的解释，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社会的发展是客观的，辩证的，有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共产党取得江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诚然，当代的共产主义并不否定客观或不变规律的存在。但一经得势，它对于人类社会及个人的行动，却完全不是这回事，它所用以建立权力的方法，与其理论所指示者不同。共产主义者从只有他们知道主宰社会规律的大前提开始，推得一个过于简单而不科学的结论，即这一所谓的知识使他们有权力和专权来改变社会并管制其活动。这就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错误。”
吉拉斯说：“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和思想家。就科学而言，他却有重要的发现，尤其是对于社会学。就思想家而言，他使现代史上最初发生于欧洲、现在传布于亚洲的最巨大和最重要的政治运动有了意识形态的基础。”然而可悲的是马克思并没想建造一个“包含一切哲学或意识形态的体系”。马克思说过：“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将马克思的学说奉为神明经典，认为“马克思的全部工作实际上已经是完整的了。科学逐渐让位于宣传，结果则宣传逐渐以科学的姿态出现”。
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认识就是，通过两个基本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可以取资本主义社会而代之。这一点，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然而马克思的革命思想都是有条件的，并不适用全世界，革命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但到了列宁手中，却被说成绝对而普遍的原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可能是他最独断的着作）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原则，而且与马克思所认为的关于在有些国家可以避免革命的意见显然不同。”马克思认为，革命当首先发生于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成功后，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自由。然而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那就是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的理论脱离了其原始的意味。
“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差不多已不复存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已告死亡，或正在死亡之中；在东方，则由于共产主义统治的建立，马克思的辩证观与唯物论只剩下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渣滓，并且不过是用以巩固权力，维护暴虐并侵害人类的良知。尽管在东方各国中，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被舍弃，但它被当作严格的教条使用并且日益有力，在东方，它已不止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新的政府，新的经济制度和新的社会制度了。”
我们大致知道了马克思学说的走向，也清楚了最后共产主义者无非认为革命万能，思想排他，为夺取政权不惜一切。作者最后说：“现代共产主义的思想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创始而发生的。在工业发展已达到其基本目标的国家中，共产主义便告死亡或被消灭了。共产主义只在工业不发展的国家得以发展滋长。”那么，在信息时代，共产主义怎么发展那？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章 革命的性质
长时间以来，我们总就革命谈论很多，革命是不是还在继续，或者只是个激情革命，在过去的岁月里，共产主义的革命是如何胜利的？他又与以往的革命有何不同？吉拉斯的分析或许对我们有些启示。
在一个“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其他的政党都不满现状”，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那么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最后能取得政权那？“只有共产党是既反对现状而又坚决一贯地支持工业化运动。实际上，这是从根本上摧毁既有的所有权关系。在这一方面，其他的政党没有如此激烈。没有一个政党‘热心工业’到那种程度的”。“在这些国家（如中国）中，凡是负有要发动革命这一历史任务的政党在对内政策上不得不反对资本主义，在对外政策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历史的确这样，在国内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必须凭借两点“即近代工业必定会产生而且是有用的，以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信条”。这种观念凸显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暴力的一面。并最终与改良派分道扬镳。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历史上的革命都是在新的经济或社会关系已开始抬头、而旧有的政治制度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唯一障碍时才发生的。”所以在以往的革命中，更主要的是为早已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和关系开路，即便是武力与暴力，无非是一个暂时的工具。“一切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必然以“民主告终”。但是共产主义的革命不是这样，“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新的或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经济中早已存在，或者因为资本主义‘过渡发展’。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的发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或者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能力使自己工业化。”这里就不举例子了，大家对这段历史应该很熟悉，那么共产主义革命的首要目标到底是什么？吉拉斯认为它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社会关系或新社会。
问题在于这个新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在现实社会中根本就没看到一点的蛛丝马迹。“事实上，他们是先为一个新社会设计一幅蓝图，然后动手去建造，不对的地方就加以修改或废弃，务求一切尽量最合乎他们的计划。”在肩负工业化的责任时候，我们发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并不是由新的经济力量来执行，因为它本身并无此经济力量的存在，那么只得由革命机构本身来担当，就是新政权，革命政党来担当。
革命之后，胜利了。以往的革命都是把“革命的武力和暴力作为经济上的一种障碍”。但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武力和暴力却是进一步发展甚至进步的一个条件”，他不是简单的一种手段，“在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武力和暴力竟被提高到偶像和最后目标的崇高地位”。尽管西方国家中，“恐怖与暴力已变成无用和可笑的东西，甚至成为革命者和革命政党完成革命的障碍”，在东方国家则不然，“专制不只是由于工业化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而继续存在，而且，我们以后将看到，即使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它仍将长期存在。”当然吉拉斯也说，“共产主义革命带来某种程度的工业文明，因此它虽然带来了最完备的专制制度，但它同时也创造了废除专政的基础”，路依旧漫长。
在本章中，吉拉斯充分的利用比较分析方法，大量的对比看出他想穷究共产主义革命的与众不同。这里，我将把这些比较梳理如下：
1、革命的条件：除了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般条件外，每次革命都有特殊的条件，确切地说就是战争。这是“共产主义革命所必须的一个基本条件”。一战送来了苏俄，二战送来中共。然而只有战争未必就能革命成功，必须有一个“组织完善、训练有素”的政党才能取得政权，而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吉拉斯说：“特有的条件和一个特殊的党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两个基本特征。”对于共产党如何的组织完善的证明，我不想在此重复，大家都看得到，终究最后无非是“共产主义革命强使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一元化”。一元化就是专制独裁。
2、革命不死：上面的文字我们已经谈到这点，就是革命胜利后，暴力还在持续的问题，并且“很难预测这种权力的期限”。所以，当有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要太惊讶，吉拉斯在几十年前就预测到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大家和我一样都期待一个完美的答案。吉拉斯认为“共产党人知道，不管是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他们是同其他阶级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因此，他们得对其他阶级和具有其他意识形态的人加以迫害和清除。他们不只对实际存在的反对者并且还对未来可能的反对者作战。”“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革命早已过去以后，还在继续使用恐怖主义的压制手段。有时，这些手段变得更加完整，并且比革命时期中用得更广泛。”我们曾经追问，共产党不也说要给人更大的自由吗？事实上，资产阶级的革命真正达到给予公民的自由，尽管共产党是靠工人与农民取得了胜利，“然而革命的果实并为落入他们的手中，而是给了官僚集团。因为官僚集团正是使革命实现的党组织。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只有实现革命的革命运动没有被放弃。共产主义革命可能‘吃掉自己的儿女’，可是并不是把他们全部都吃光。”，“共产主义革命并不吃掉将来工业化所需要的那些儿女。被清除掉的往往是那些从文字上接受革命的观点与口号并天真地信它们将会实现的革命者。”
关于这个命题，吉拉斯显然觉得还没有说透，那就是为什么这些儿女一定相信共产主义，毕竟吉拉斯本人也曾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吉拉斯说：“共产主义革命为它的真正目标所制造的幻想，比以前历次革命所制造的幻想更加久而广泛，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以一种新的方式解决各种关系，而且带来一种新的所有权形式。”我们都明白这种所有权形式，就是集体所有权代替了私人所有权，抢走农民的土地，企业进行改造。最后向世人告知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这根本不能摆脱人们对现实处境的不满，这样“共产党人依然以‘阶级敌人’的‘残余’和‘影响’来自欺欺人。”
“共产主义革命可能看来大部分都是历史上的骗局和偶然发生的事故。就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事实：其他任何革命都没有需要这么多的例外条件，也没有其他任何革命许诺的如此之多而完成得如此之少。在共产党领袖的言论中都必然有煽惑与欺蒙之词，因为他们迫不得已而许诺一个最理想的社会，而且答应‘废除一切剥削’。”那是否意味着共产党真的在欺骗人民那？不是的。“事实很简单：他们根本不能完成他们狂热地信以为可能实现的事。”但是作为执政党总要去做事情，理想破灭了怎么办？即使真的这样，他们也不会承认。“从共产党人的观点看来，这种承认无异于自认革命是不需要的。同时，这也无异于自认共产党人是多余的累赘。对他们来说，这类事都是承认不得的。”这样，“共产党，包括职业性的党的官僚在内，却不受约束并在背后操纵国家的一切行动”。
好了，这章我介绍的不少了，还是让吉拉斯来总结这章，“与以往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总结得不错，那下面我们就看看这个新阶级是怎么一回事？
(待续)
》（2）
长风（北京）
新阶级
应该说吉拉斯本身就受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影响，而作为营垒中的一员，当他逃离之后，却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有别以往的阶级出现了。吉拉斯称其为新阶级。“像过去的其他阶级一样，这个阶级会认为其权力的建立将使所有的人幸福和自由，他们作如此想法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新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唯一差别是：它对它的幻想的迟迟不能实现用更粗暴的方式来处理。因此它肯定了它的权力比历史上以前的任何其他阶级更为安全，它的阶级幻想和偏见因而也比其他任何阶级更大。”，“虽然从本质上来说，它与其他阶级开始的时候情况相似，但它的起源仍有其特殊的性质。”为什么这样说那？
其他的阶级虽然也通过暴力的方式摧毁前进中的障碍，但是，“这些阶级都是在新的经济类型已在旧社会中形成以后才取得权力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新阶级则不然，“它取得政权并不是为了去完成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它自己的经济秩序。因此，它必须建立其控制社会的权力。”
“在以往，某一阶级或某一阶级的某一部分人、或某一个政党的取得政权，都是它们的形成和发展的最后一件事。苏联的情况恰恰相反。新阶级是在它取得政权后才形成的。它的阶级意识不得不在它取得经济的和物质的权力之前发展，因为这个阶级并未在国家生活中生根。这个阶级是从一个理想的观点去看它自己在世界舞台上作扮演的角色的。它的各种实际可能性并未因此而稍减。尽管他有种种幻想，它却代表走向工业化的客观趋势。它的实际的倾向是从这个趋势产生的。理想世界的语言增加了新阶级分子的信心，而且在群众中散播了幻想。同时，它还激励人们去担任庞大的物质建设任务。”这样这个新阶级“只能在一种特殊形式的组织中产生，它因具有成员的意识形态与哲学观点一致的一种特殊的纪律而与众不同。为了克服弱点，就必须信念一致和有铁的纪律。”
那么这个新阶级难道就是布尔什维克，是共产党？答案是否定的。“这个新阶级植根于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特殊的党。”“说的更精确一点，这个新阶级的创始人不是存在于整个布尔什维克式色党内，而是存在于那些甚至在它还未取得政权前即已构成核心的职业革命家中。”“这并不是说新党与新阶级是二而一的。然而，党却是那个阶级的核心和基础。”所以要明确新阶级的范围，在吉拉斯看来是很难的，但他还是给了一个说法：“这个阶级是由那些因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们构成的。”，“共产党人也并不是每个都是这个新阶级的成员”。
新阶级与党之间的关系如何消长？吉拉斯认为“粗略的说，当这个新阶级愈来愈强，它的面貌愈来愈清楚时，党的作用就日益减退”，这样下去的结果是“组织严密和充满首创精神的党正在消失，而逐渐转变为这个新阶级的传统式的寡头统治，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吸收那些一心希望加入新阶级的人，压制那些具有任何理想的人”，如允许资本家入党就是这样。吉拉斯不无感慨地说：“党制造了这个阶级，但是，这个阶级靠党成长并利用党为基础。这个阶级愈来愈强，而党却愈来愈弱。这是每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无可逃避的命运。”
地球人现在都知道这个新阶级的社会根源出自无产阶级，准确地说“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由于落后，就构成了这个新阶级兴起的原料”。那么为什么“这个新阶级总是以工人阶级的保护者姿态出现”那？一方面，“新阶级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因此，它当然得依靠工人阶级。新阶级是靠无产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将无残酷剥削的传统信仰来支撑的。”“重要的是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它就不能完成工业化和巩固它的权力”。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知道在工业的发展中，他们将从贫困与失望中被解救出来。”然而随着政权的获得，权力的牢固掌握，“这个新阶级对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兴趣只限于利用他们去发展生产和控制这些最勇敢和最难驾驭的社会力量”。
“这个新阶级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所建立的对整个社会的垄断，主要就是对工人本身的垄断。首先是知识上的垄断，先对所谓无产阶级先锋队，跟着对整个无产阶级。这是这个阶级所必须完成的最大的骗局”。当然“没有工业，这个新阶级就不能巩固其地位或权威。”事实上“旧日工人阶级的儿女是这个新阶级最靠得住的成员。为主人供应最聪明最有天赋的代表本身是奴隶不可避免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剥削和统治阶级就从被剥削的阶级中产生了。”
吉拉斯认为“当共产主义制度被拿来做批判性的分析时，我们发现，其基本特色在于官僚政治”。但是，“构成这个进行统治的官僚集团核心的只是官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并不是行政官员。实际上，那是一群党的官僚，或者说政治官僚。其他的官员实际上只是受这个新阶级控制的机件”。这里简单的区分一下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官僚与共产主义国家官僚的区别，表面上看两者都是一个“特殊阶层”，但是，他们(非共产主义国家) “并没有共产党人那样的权力”；“在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官僚的上面通常有选任的政治主人或公司老板，而在共产党人之上却既无主人也无老板”；“非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官僚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些官员，而共产党人却是另一种不同的新东西：一个阶级。”
“要证实某一个阶级是否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就在于它的所有权以及它与其他阶级的特殊关系”，“共产党的政治官僚就利用、享受并储存收归国有的财产”。具体说来，“这个新阶级的所有权这一特权表现为由政治官僚分配国民收入、规定工资、指导经济发展方向、支配收归国有的及其他方面的财产的一种专门的权利和党的垄断权。所以在一般人看来，共产主义国家的官僚很富有，而且是不用做工的人。”既然“这个新阶级是从集体所有权这一特殊的所有权形式取得其权力、特权、意识形态和行事习惯的”，那么，“他们以国家或社会的名义来行使并分配这种所有权”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的特权就是“行政特权”，“这类特权从国家行政和经济企业的行政一直延伸到体育、慈善机构的行政。政治的、党的或所谓‘总的领导’。是由这个阶级的核心执行的。领导地位就包含着特权。”这里还要简单区分下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客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客，“（前者）中的政客利用政府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僚区的特权，或者照顾某一个社会阶层的经济利益”，后者“权力和政府同国家的几乎一切财务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是一回事。掌握权力的人就握有特权、并间接地掌握着财产。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那些想牺牲别人而让自己过寄生虫生活的人，就是以权力或政治作为一种职业。”
说来说去就是一个财产所有权的集体形式掩盖了新阶级的本质，而“所谓社会主义所有权不过是真正的政客官僚所有权的假面具。”
新阶级是怎么发展的？吉拉斯认为“现代共产主义的发展，以及这个新阶级的出现，从那些推动这两件事的人的性格以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来看，是很明显的。”吉拉斯整本书的例子都是以苏联和南斯拉夫为主，这个也不例外。他说：“从马克思到赫鲁晓夫，共产党的领袖以及他们所用的方法都各不相同，而且在不断更易。”具体说，“马克思从未阻止别人发表他自己的观念”，“列宁容忍党内的自由讨论”，“斯大林则废止一切形式的党内讨论，并且规定只有党中央，或者说他自己，有权就意识形态发表意见”。进一步的再阐述，实际上“马克思并未创造一个党；列宁摧毁了包括社会党在内所有其他的党，只留下他自己的党；斯大林甚至把布尔什维克党降了一级，把党的核心转变为新阶级的核心，并把党转变为无人性的和没有生气的特权集团。”当我们深入到阶级这个作用的时候，三人又有不同。马克思创造了一套关于阶级作用的学说，他认为“人类大多数是由阶级身份分明的成员构成的”；列宁认为“人们都各有其观点，而不把人看做阶级身份分明的成员”；斯大林则是“人不是听命的臣仆，就是敌人”。这一切从社会的影响看，马克思多少是个值得尊重的学者；列宁是个伟大的领袖，但也是一个“独裁者”，“那时人们已经开始把他捧成偶像”；斯大林当然就是神了。
“这个新阶级真正的直接创始人就是斯大林”，作者简单介绍了斯大林的性格，这里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的争斗中，之所以最后胜利，吉拉斯认为“斯大林既不看太前也不看太后。他把自己放在这个正在诞生的新权力——新阶级、政治官僚和官僚主义的顶峰，变成它的领袖和组织者。他并不传道，他只作决定。他也许诺光明的未来，不过，他所许诺的只是官僚们认为眼光能见的真实可靠的前途，因为他们的生活在天天改善，他们的地位在日益巩固。他的话既不热烈也不渲染”，其实，“这个新阶级比较了解这种现实的语言”，“托洛茨基是旧日革命的人物，斯大林则是今天的，因而也是明天的人物”。
吉拉斯认为约瑟夫•斯大林是“新阶级以艰难、残暴和不顾道德的方式取得政权的象征”。然而“新阶级本身已厌倦于教条式的清洗和训练性的会议。大家都想活的平静点。这个新阶级已十足巩固了，它现在必须设法保护自身，甚至防范其所拥戴的领袖，当这个阶级还是很弱的时候，当残酷的手段还必须用来对付阶级内部的异议分子时，斯大林依然能高踞其领袖宝座。”但现在不需要了，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拉下了神坛，表面看起来在否定斯大林的权威，其实不然，“它并不是正在否定斯大林的权威，它所反对的是斯大林的手段，这种手段在赫鲁晓夫看来是伤害‘好共产党员’的”。
吉拉斯说：“列宁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被代以斯大林的教条共产主义，接着，又被代以非教条的共产主义，即所谓集体领导或一群寡头政治的执行者。”“这是新阶级在苏联发展的三个阶段，也是俄罗斯共产主义（或其他形式的共产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伟大的中国亦然。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共产主义的英雄的时代过去了。共产主义伟大领袖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实人物的时代正在开始。新阶级已经建立。如今它在权力和财富方面处于巅峰状态，不过，它缺少新观念。它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人民宣扬了。所剩下来的事，只是它为它自身辩护而已。”
无论对对阶级怎样的定义， 吉拉斯认为“这个新阶级的最大特色是它的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共产党人发明的，不过，他们却发明了这一制度的包罗万象的特性，比以前时期的一切集体所有制都包罗得多，甚至连法老的埃及都赶不上。共产党人的发明仅此而已。”通过对企业的国有化，“物质逐渐被收归国有，但事实上由于他们有权使用、享受和支配这些物资，于是所有的国家财产就成了党内某一明显的阶层以及环绕这一阶层的官僚的财产。”“由于它（新阶级）所持的是政治极权主义与经济垄断主义，这个新阶级不免觉得凡在它控制和管理以外的东西都是作战的对象，因此一定要把它们摧毁或征服”，这样，即使是小企业也不得生存，全部国有化。
至于为什么要农业也集体化，大致有两点，其一，“只要国内尚有其他的有产者存在，这个新阶级就会感到惴惴不安”；其二，“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农民可能危害这个阶级”。尽管国家因此而受到了损失。“农业集体化是一场骇人的毁灭性战争，简直象一件疯狂的举动，唯一的好处是从此这个新阶级的权威有了保障”。
这一切的工作，最终使新阶级享受到了“取之不尽的源泉”，“只有当新阶级无法维持它所篡夺的所有权时，或者中所有权的代价太大，或者有政治性危害时，新阶级才不得不将所有权转让给其他阶层，或者制造出其他所有权形式”，但不意味着放弃实行集体化的权力，“如果它放弃了这种权力，它就不再具有极权主义和垄断主义的性质了。”
这个新阶级的表现如何那？“这个新阶级是贪婪的而不能满足的，象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象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当然新阶级也有优点，如牺牲精神，个人服从整体，有足够的力量去冒险做大事情。尽管“这个新的所有权并不是政府，但它是由那个政府创造并得到那个政府的帮助的”，“党员们觉得，他们的特权是与权威和控制财产权一起来的。于是，野心勃勃，口是心非，奉承和嫉妒必然日见增加。追求地位和官僚集团的膨胀是共产主义的不治之症”。他们想要获得足够的资源，只有进入官僚的统治集团就够了。吉拉斯认为在私人所有权下，个人财产留给子孙，“在这个新阶级中，除了希望后人能向上爬以外，什么财产都传不下去”。这个说法好像过时了，现在好像可以留下私产了，而且保护私产也入宪了。至于该怎样向权力的顶峰爬，吉拉斯说：“走向上进的路唯一条件是对党和新阶级的忠诚和绝对效忠。新阶级的底层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愈往上去则愈狭窄。想向上爬的人不只要有欲望，还需要了解和发扬教条的能力，在对敌斗争中坚定不移，在党内斗争中要有无比的机灵与聪明，而且还得有巩固阶级的才能。”这就显示了新阶级的双重性，“一方面，共产主义显得宽大仁厚；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则甚至对自己的党徒也会排斥和不容忍”。
新阶级并不是一切都固定不变的，也是有所变化的。吉拉斯所举的例子是关于苏联的集体农庄，“通过集体农庄和强迫收购粮食的制度，新阶级已使农民处于从属地位，并且抢走了农民的收入大部分，不过，新阶级还未能全权控制土地”，于是赫鲁晓夫完成了斯大林未完成的任务，“就象斯大林统治下的政权一样，赫鲁晓夫新政权在执行所谓自由化政策时，实际上就是在扩张这个新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所有权”。经济权利的分散不意味着所有权的改变，只是给下面的低层官僚更多的权利，这样下去的政治意义就是“至少有一部分人民可以对物资的处理发生一些作用；至少，人民将有权批评寡头政权的专断”，那么自然会引起一种新的政治运动出现，虽然它不过是“一种忠贞的反对派”。
这样雄健的阶级如果稍微发生一些变动，都会产生重要的意义。当然它并不想做一点的改动。“这个阶级本能地觉得，国家的物资事实上本是它的财产，甚至也觉得‘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国家的’财产这些名词不过是一般法律上的空洞字眼而已。这个阶级还认为，其极权权威任何一方面的肢解都可能危机它的所有权。所以这个新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对自由的任何真正要求，任何一种击中共产主义本质的要求，归根结蒂就在于要求物质和财产的关系符合法律的规定”。问题在于，新阶级自己都不尊重那部法，“这个阶级运用权威和行政特权而创造出来的所有权和剥削方式，是一种连这个阶级自己也不敢承认的体制”。法律地位的不稳定是新阶级最烦恼的事情，自然也暴露出新阶级的言行不符：“它一方面许诺废弃社会差别，一方面却又必须不断地夺取国家工厂的产品并赐予其他党徒以种种特权，来增加社会的差别。”
所有权地位与法律的冲突必然引起新阶级被批评，而且会引起“该阶级内部的不满，因为实际上真正享有特权的只是极少数的几个人”，于是新阶级进行了一些让步与改革，甚至包括民主的色彩，不过是“共产主义制度已把民主措施转变为巩固统治地位的积极手段”罢了。吉拉斯举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南斯拉夫实行工人管理和自治，但是作者还是笔锋一转写到：“显然，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中，没有人能自由地决定任何事。当施予者好像是把自由当作礼物送给工人时，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施予者自己。”
“为了维护其政权，每当情势明显到是使人民能看出这个新阶级正在把国家的财产当作自己的私有物时，这个统治阶级不得不从事改革。他们并不把这些改革的真相宣布，而是把这些改革说成‘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部分。”这在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看到的事情，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但这一切都是为其权威服务。吉拉斯说：“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人民控制的最全面的一个阶级。正因为如此，这是一个最缺乏真知灼见的阶级，它的观点是假的，靠不住的。”
吉拉斯带着感情讲到：“虽然这个新阶级完成了革命中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但其统治方式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后人将赞叹这个阶级所完成的宏伟的冒险，同时，也将为它在完成其冒险事业时所用的手段而感到羞耻。”
本章是本书的核心所在，所以我是尽力的详细介绍，至于新阶级是如何在这个国家中折腾的，我们以下几个章节会介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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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33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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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自立先生赐文。很长，待我慢慢读来。
先祝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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