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的话】
　　
　　本版的内容分两块。一是出版业的账，二是读者和作者的账。出版业的账，算来算去，是一笔糊涂账，销售商－出版社－作者之间的“三角债”，连法律都没法子解决的问题，行业协会能否解决，现在还不明朗，只好走着看，我们还摘录了2004－年书业的一些基本数据（算作一个明细账），这些数字透露了很多不为外行人了解的信息，是我国出版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读者和作者方面，我们请藏书家谢泳谈了谈买书的甘苦，选载了陈明远先生的文章︽鲁迅一生买了多少钱的书︾，据陈先生折算，鲁迅一生购书费用约合今天人民币52万元。鲁迅买得起书，除了他个人的勤劳外，还来源于出版机制上的保障，试问，今天有哪家出版社能开给作者25％的版税么作为今人，无怪乎谢泳只好在文章里频频哭穷，感叹【想要的东西买不起】了。
　　　　
　　明细账
　　2004年出版业的数字
　　
　　共出版图书208294种
　　2004年全国共出版图书208294种，折合用纸量109.52万吨，定价总金额592.89亿元。与上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9.4％，总印数下降 3.8％，定价总金额增长5.5％。其中：出版书籍170485种，比上年增加6.7％；印了31.13亿册，比上年下降7.76％；定价总金额 367.84亿元，比上年增加1.74％。
　　出版课本36087种，比上年增加25.35％；印了32.71亿册，比上年增加0.54％；定价总金额是221.47亿元，比上年增加12.96％。
　　总销售156.1亿册
　　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总销售156.1亿(册张份盒)、1131.35亿元，与上年相比数量下降0.91％，金额增长5.71％。
　　库存41.64亿册
　　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年末库存41.64亿(册张份盒)、449.13亿元，与上年相比数量增长8.04％，金额增长11.9％。(编者按：新闻出版总署目前尚未发布2005年的数据，2004年的数字是2005年9月份发布的。这里的数字据《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9月9日整理)
　　
　　
　　糊涂账
　　出版业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书店拖欠给出版社的回款出版社收不到钱就拖欠作者的稿费这种“三角债”近年来成为出版业的“瓶颈”其特殊之处在于它很难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
　　
　　□本报记者　程绮瑾
　　
　　在贵州拥有八家连锁店的西西弗书店，2005年，首次遭遇了零增长。之前的5年里，它每年的销售都保持20％以上的增长幅度。
　　这不仅是一家书店面对的形势。根据北京开卷书业信息服务机构的监测，2005年，我国图书零售市场整体比上一年增长了7.34％，而在之前的5年里(除去受非典影响的2003年)，同比增长率都在11％以上。
　　这个行业的规则是，上下游之间，都遵循着先交货、后付款、货卖不好还可以退换的交易方式。如果说这种交易方式是通行于全球出版业的话，普遍拖欠回款现象则是中国特有的。虽然交易双方都会签定协约，但能遵守协约的却并不多。
　　书店拖欠给出版社的回款，出版社收不到钱，又会拖欠给作者的回款。一般的惯例是3个月回款，但是现在基本都要半年以上，有的甚至能拖到两三年。“这是一个三角债，也始终是出版业的一个瓶颈。”光明日报出版社编辑徐晓说。
　　这种“三角债”，首先是受到出版业不景气的大环境影响。
　　“整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速度高达9％左右，但是出版业增长速度始终徘徊在5％。为什么出版业没有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对称的组成部分？中国每年有1000多万人要进城，高校在校生突破2000万。但是这些都没有反映为图书消费的增长。”西西弗书店董事长薛野说。
　　根据“开卷”对全国1000多家大中型零售书店的数据监测，2005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的销售品种超过了71万种，2005年新上市的图书品种也超过了11万种，从出版品种的多样化来看，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出版大国行列。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成为一个出版强国。广西师大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公司总经理刘瑞琳指出，“按品种、码洋看出版业业绩是个误区，应该看的是单本书的销售情况。多年以来，有些出版社是‘出版多少有人抓，卖出多少没人问’。出版业的仓库恐怕是所有行业仓库中最‘丰盈’的。图书出版后，不是放在自家仓库就是放在书店的仓库里，这是造成出版泡沫的重要原因之一。”
　　薛野印证了刘瑞琳的看法：“现在出版业的库存已经到500 亿。而我们每年的销售，不计算重复销售，也就是500亿左右。书店根本装不下。”他还指出，单品书的印数和销量近年都是持续下降的，导致虽然图书品种增多，但是图书总印数近年不涨反跌。“原来畅销书的概念是20万，后来变成10万，现在是5万，3万都算不错的。”曾经策划过《我向总理说实话》、《逆风飞扬》等畅销书的徐晓说。
　　销售的压力让图书经销商赢利越来越困难，据《中国图书商报》创办人程三国介绍，我国出版社和销售渠道之间，和作者之间，都没有一个稳定的约定和规则。回款周期取决于双方的博弈。
　　如果上游出版社比较强势，下游(经销商)不太敢得罪，回款就比较规矩。如果出版社比较小，没有谈判能力，就算书卖出去了，下游也把回款往后拖。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出版社的畅销书比较多，经销商就会有求于他，因为知道他们的书卖得又快又多，可以赚钱。这时经销商不仅会按照约定的时间还款，甚至还被要求现款提货。
　　直属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贝贝特出版顾问公司是一个正面的例子。据刘瑞琳介绍，由于最近几年里，他们的人文社科艺术图书备受关注，尽管他们在逐渐减少所策划图书的品种，但公司的回款却一年比一年多。“书店会维护重点客户。他们的年终回款跟对出版社未来的期待有关。”刘瑞琳说。
　　但是贝贝特也有烦恼的地方。刘瑞琳说，“发行商可以无条件进货、退货，有些发行商拿着出版社的书去猛铺货，反正退书到最后都是出版社的。这也是造成出版泡沫的重要原因之一。个别区域代理商对自己主动加货的品种的退货还能达到50％以上，这种粗放的经营令人无法忍受。这还叫什么区域代理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潘凯雄则指出更令人头痛的情况，“有的书店既不回款又不退货。”
　　这是博弈中经销商比较强势的情况。有些书店规模比较大，“谁也不敢得罪他，他们会把赚到的钱挪作他用，做别的生意，反正就是把钱晚点给你，你也没辙。有的耍点赖皮，最后就不给了，这种店也有不少。”程三国说。
　　出版社给作者付酬的周期也各有不同。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一般是出版后三个月到半年给作者支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两个月内。这两家出版社都强调自己不会欠作者的钱。但普遍的情况是，在出版社与作者，或者选题工作室之间，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博弈关系。
　　如此博弈的结果，必然使强势的越来越强势，加重图书业的两极分化。程三国指出，“虽然整个行业利润在下降，但是单个的企业、单个作者是另外一回事。品种的市场份额倾向于两极分化。超级品种占有了最多的份额。企业也是这样。”
　　“开卷”的数据可以成为他这一论点的佐证：2005年，图书市场上5％畅销品种占据了53.35％的市场份额。
　　潘凯雄从出版者角度对发行环节的集团化整合提出了质疑：“各地搞集团、连锁，理论上是对的，但执行起来有些环节不到位。”他举例说，某省的图书经销商在整合之后只有几家，他们就可以尽量要求压低折扣。原来可能是6.5折，现在他们能压到6折。“更严重的是，折扣我们给了，他们服务跟不上。去省会以外的城市看看，地县一级的新华书店，除了教材、教辅、少数流行读物之外，还能不能买得到其他书？渠道不通，图书下不去，也呆不住(编者注：指图书上架时间太短)。即使在省会城市的中小书店，这种情况也比比皆是。”
　　“有规范，但没有制约，这是书业比较特殊的现象，没有人因为书的欠款而打官司。”徐晓说。
　　出版社很难跟经销商打官司，因为他们都会跟潘凯雄一样认为：“这是全行业的问题，你怎么打官司法？你能把所有经销商都做掉吗？不可能！”
　　徐晓也说：“你一年发300种书，每一种他都不按时回款，你没法打官司。你只能是想办法发新书，再要他旧书的款，能要多少要多少。没有人为此打官司。彼此的依赖程度太高了。你可以和一个批销商翻脸，但你不能和整个行业翻脸，除非你不做这一行了。”
　　作者也很难跟出版社打官司，因为担心得罪了出版社，自己的作品难再有出版机会。另外，现在有些出版社以大量欠款绑住作家，让作家不得不继续提供作品，才能拿到之前的欠款，这是发行回款系统的恶性循环的延续。
　　针对这样的无序现象，程三国分析了几个原因。第一是，“这个行业市场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市场化程度高的话，大家都会算成本。就像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大家互相都欺骗，最后发现，欺骗的成本是最高，诚信的成本是最低的，大家就选择诚信。”
　　在徐晓看来，单提倡诚信还不足以解决问题牞你诚信了他不诚信，诚信的就吃亏。程三国也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同业协会的监控。“必须是同业选出来的协会，才对大家有约束力。像现在很多温州的同业协会，都有很强的约束力，能让同业不去打恶性价格仗。”
　　目前出版领域，完全由同业选举组织的协会，是中国书刊发行协会非国有书业协会工作委员会。薛野去年当选该会会长之后，着力进行的一件事，就是以第三方的身份召集出版业各环节的人坐到一起来，讨论一个可以遵守的行业规范，其中就包括怎么回款，怎么确立账期，怎么退货。“不怕大家当面吵架，因为这样才能把问题说清楚，才能解决问题。”薛野说。　　
　　
　　“旧书都当文物卖”！
　　———20年来买旧书的经历和感想
　　
　　□谢泳
　　
　　旧书都当文物卖
　　现在旧书店很难有好东西，好东西都在拍卖会上，所以旧书业的主要对象只是收藏家，而不大是读书人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旧书业的主要对象是学者和文人，我们读鲁迅日记，胡适日记，可以看到大量与旧书有关的记载。看鲁迅的书账，今天很难有一个藏书家赶得上，可鲁迅不是藏书家。旧书，说到底还是要用，如果只藏不用，境界总是低一些。中国老辈藏书家，很少没有刻过书的，这也说明他们有“用”的目的，而不是以据为己有为最高境界。
　　对于“藏”的人来，今天的旧书业也许是一个好时候，因为比较有钱赚，但对学者和文人来说，有些想用的书，却太贵了。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为想做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研究，非常想得到一套完整的《观察》杂志。当时到北京中国书店寻访，见到一套，开价3000多元，基本是我一年的工资，无奈只能看看，最后还是跑到图书馆去查了。到1990年代末，我又想要这套杂志作个纪念时，听说已接近万元了。
　　有一段时间，我比较留意收集中国老大学的“同学纪念册”或者 “大学一览”，至少5年前，这些东西只要三五十块钱，但到了最近这些年，同样一本东西，却要五六百块钱一本了。2005年夏天，一个旧书商让我看一本 1939年《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只100多页，索价千元。因为看着还有些材料，最后我只好用早年几块钱一本的《西风》杂志和他交换。
　　想要的东西总是买不起
　　现在一般的清刻本，只要完整和书品较好的一套，都要上千元，如果是精写刻或者名刻本，上万已不稀奇，明刊本更是令人吃惊。前一段看辛德勇先生的《读书与藏书之间》，他在1990年代初，陪他的老师黄永年先生在海淀旧书店买书，当时他要了一套1930年代珂罗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此书一套4册，要价240元，他感觉不便宜。辛德勇说，当时一部普通的明末刊本，如南监本和汲古阁刻《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一类，价格也不过如此。就是和当时一般教授的收入相比，那时还有东西可买，如果下决心，也还要得起。
　　我过去对晚明吴兴闵、凌两家刻的套印本有兴趣，从小有一个梦想，什么时候自己能有一套这样的书。去年冬天，一个朋友为我访得一套凌刻《苏长公小品》，白棉纸，一函四册，索价是我近两年的工资。我看黄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学》中说，像这样的书，上世纪50年代北京、上海的旧书店里还随时可以看到，价格并不高。
　　当社会上有东西的时候，学者和文人收入不行，眼看着好东西拿不回家里，到自己收入稍好些的时候，书店里已没有东西了，有东西，也和自己的收入不成比例。


　　只能收藏几本字典
　　有好几年，因为买不起古籍，我想买一些1949年前出版的英汉辞典，因为中西语言接触，是比较能看出两个异质文化是如何融合，特别是强势文化如何影响弱势文化的。这些东西早几年还很少有人注意，得到也比较方便，价格很便宜。但现在一本商务早年的字典，也从十几块钱卖到百十块钱，部头稍大一点的，要好几百。字典是印量较大的出版物，在世存量是比较多的，按说不应该越来越难找，但事实并不如此。不要说早期传教士如马礼逊、麦都思、罗存德等人编辑的《英华字典》，往后如邝其照编辑的《华英辞典集成》、英国人Giles父子编辑的《华英辞典》，都很不容易见到。
　　我收集英汉辞典很晚，不过10年。马礼逊字典的第二部《五车韵府·华文译英文字典》，当年点石斋石印本，是苏州朋友黄恽七八年前送我的。要是搁在今天，他送我都不敢要了，因为以现在市场观察，有人要出售这样一本字典，还不知道要多少钱呢！邝其照的字典，我是花了好几千元才得到，还是光绪十三年的后印本。这一本字典，是我所有早期英汉字典总和价格的好几倍。
　　凡一种东西，只要贵到没有什么道理的时候，一定是有问题的。凡事没有了章法，都不是好事。像现在周作人、张爱玲等现代作家著作的签名本，动辄要好几百甚至上千元，我以为这也是收藏者品味不高的表现，还有那些不成套的新文学杂志，要价那么高，实在没有什么道理。199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文庙见到巴金的签名本，不过二十几块钱，我都没有买，听说现在巴金签名本还有上了万元的。
　　我感觉，现在凡是人们趋之若鹜的东西，多数价值很有限，至少从研究者来看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