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明•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七日，特里尔一个普通中国留学生家庭发生了一起血案。那家的妻子因移情别恋，欲搬往德国男友处，抛夫弃家之日谈判破裂，紧张做学位的丈夫正遇上外国人局在居留方面的刁难，愤怒至极之中，失去理智，将妻子杀害，然后去警察局投案自首。他以自己手上的血迹抹掉了中国留学生零犯罪率的德国官方记录，成为第一个被投入德国监狱的旅德学生。

　　监狱剪影

　　八年过去了，这桩毁灭家庭的杀人案至今还震荡着一些旅德学人。我曾多次分别向柏林、法兰克福和特里尔等地的司法执行机关提出申请，要求参观监狱，探视并采访身陷囹圄的中国囚犯。除了收到礼节性的答复外，再也没有消息和下文，看来探监不是那么容易，或许以上几地没有关押中国人。我虽然申请探监，但在内心深处，并不真切盼望这一天的到来，谁能够平静地面对德国监狱里自己的同胞？可这一天还是到来了，法兰克福司法局惩治管理所来信，说允许我去探访他们关押的三名中国人。

　　带着一丝淡淡的不安，按预约的时间来到了法兰克福监狱，该监狱目前关押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人六百多名。它位于市北郊普罗因格村，紧联洪堡大道，总长八百米，宽约三百五十米，呈长方型状，封闭式的水泥围墙有五米高，墙顶端全都布置有不带高压电的刺猬铁丝网，监狱西门路口旁，立有一块灰白色纪念碑，碑上刻着一任市长的题词：

　　“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法兰克福市志上最丑陋的一页：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希特勒独裁统治期间，本监狱有两百二十位政治犯、思想犯和持不同政见者被处决，其中大部分人的荒唐罪名是反对元首，污蔑政府，背叛祖国和收听外国电台。法兰克福的公民们，请永远记住这一段耻辱，让我们为自己曾经选择、纵容、拥护和默许纳粹的法西斯专制制度，为当年的集体犯罪而忏悔吧！”

　　走进监狱北大门，出示探访邀请信，门警在电脑上核对之后，给我一张等候号码单。转进小门后立刻接受严格的搜身检查。我把三份给服刑人的礼品交给工作人员，他们检查后只收下中文书报杂志，把麻辣调料和芝麻油退给我，说不可以携带任何食品探监，建议我去候客室旁边的小卖部，说那里也有亚洲食品销售，只需买礼品卷赠送，服刑人利用放风时间来挑选自己喜欢实用的礼物或食品。我立即买了三张，热情的售货员是一个身体很胖的中年妇女，她招呼身边的一个伙计，让他把礼品卷和读物赶快给看守送去转交。胖太太告诉我，三个中国人她全认识，其中有个年轻人，还来帮她干过活，他们全都是好人。

　　候客室里有一百多个座位，大约二、三十人在等候，正墙上一面电子显号牌，三五分钟一响，显示下一位持号人号码和应该进入探视室的房号。坐在旁边的一位老先生和我聊起来，他是荷兰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例行公事，每年两次来探视荷兰犯人。他还告诉我，德国所有监狱规定，服刑人每个月最多可会客一次，如果没有申请专门的许可，每次只有三十分钟。

　　瞒税落网记

　　大约等了一个半钟头就轮到了我。急促走进指定的会客室，刚坐下，就看到对面的一扇门开了，看守领着一位中年人进来，乒乓球台大的专用会客桌将我和他隔开，无法握手，看上去他不到五十岁，面相和善，中等个头，过分发福的身材，让人猜出他不是厨师就一定是餐馆老板。他向我点头微笑了一下，眉宇间顿时有了光彩，我们简单问候之后，他便讲了起来。

　　他说：我是八八年来德国的，在国内是学文科的。德国大学要求我必须考试通过德语和拉丁语之后，才能进入专业学习。费了两年的劲才勉强过了德语关，再已无力招架拉丁语了，就在这时德国内政部颁发了“保护中国学生条例”。我得到了Ｂ种居留和工作许可，本想找份与专业有关的工作，可是找了半年，毫无结果。

　　有天偶尔看到啤酒公司的广告，要找中国人去当承租人，作代理老板。我赶紧去碰运气，啤酒公司经理听了我的简况和打算，立马拖我上车出发，二十分钟后就看到了一家关闭的中餐馆。啤酒经理说，这家餐馆是南韩人开垮的，宣布破产后就退给了我们。我们后来才明白，中餐馆只能由中国人经营才会兴旺，因为你们有传统饮食文化，人人都是厨师，家家都会开店。我们啤酒厂的目的是占地盘推销啤酒，在这家餐馆已投进了约三十万马克，你不用交接管费和再投资就可重新开张，只需在这份永远销售我厂啤酒的合同上签字，餐馆就归你托管。我请教了从事餐饮业的好几个朋友，他们都劝我小心，说啤酒公司有时比黄世仁南霸天还狠。我找不到工作，有了一点机会，就是见到绞刑架，也得把头伸进去试一试。一周后我签了字，很快择吉开张。十年来，我除了带钱回去短时探亲两次，没有休过一天假，也没去过邻国观光，可以说我挣的都是血汗钱，是我的分分秒秒换来的。

　　我被投进监狱是因为修改营业额，漏税瞒税。说来话长，接手餐馆后，刚开始的生意很不好，我和老婆做跑堂兼酒台，只请了一个福建难民当厨师，我还得随时进厨房去打杂，什么都得干。每月扣除各项开支后，我们的收入还不如别人打工多。头一两年就这样惨淡经营。

　　餐馆转旺的局面是当地一个老记者帮我们打开的。他在报界滚打了二十多年，因一起官司而被法兰克福的一家大报解雇，失魂落魄地跑到我们这个小城市来隐居和当自由记者。他向我拉广告，我说餐馆生意不好，付不起昂贵的广告费。他说没关系，做生意要互相捧场才会有起色，先免费作几次试试，等有了好的效益，生意兴隆后再谈付广告费的事，也就是说，打了广告后生意没变旺，可以不付钱。

　　一两周后，生意开始慢慢变好，到后来竟然雇了三个跑堂，三个厨工还忙不过来。原来当地报纸半版刊出宣传我们餐馆的文章，老记者捕风捉影，杜撰我毕业于四川大学烹调系药膳美容专业，曾在德国的大学进修过减肥学，现在一面开餐馆，一面写硕士论文，还说我专门研究哥德、席勒和贝多芬喜欢吃哪些中国菜。每过一两个星期，他总有新的广告短文见报，一会儿宣传我餐馆墙上的中国画如何价值连城，一会儿又号召音乐爱好者来免费参观我留学时带出来的二胡和箜篌，说如果不亲眼去这家中餐馆，看看五千年延用迄今的“中国小提琴”和“中国竖琴”，对现代乐器的演奏和鉴赏只算是一知半解。他建议我们把探亲带回来的蓑衣斗笠，取暖灰笼，线装古书，升斗杆秤，十几种古兵器全部挂到墙上，配合他的丰富想象和生花妙笔，定期在报上大吹大擂，其接踵而来的好生意就不必赘言。我们这个十几万人口的郊城，学术风气浓厚，文人雅士居多，加上老记者老谋深算，妙计多端，花样百出，我们餐馆就成了一个微型中国文化站和美食中心。

　　钱多了之后，我听金融管理行家的建议，去了两趟卢森堡和瑞士。坏就坏在我的车牌被边境雷达照了相，加上餐馆长期生意兴隆也引起了税务局和劳工局的注意，好几次临检，尽管没有被查出什么要紧的事，我还是有点提心吊胆。后来大祸还是降临了，那是几个月前的一天晚上，我正准备打烊，四个跑堂各自数完钱，正等着与我结账，店堂里最后三个客人突然站起来，出示了他们的税务稽查证件，立即封存收款机，扣压跑堂们的现金，稽查单独约谈跑堂，诱使他们如实说出，究竟一般情况下每天可以跑多少营业额，还让他们在笔录取证单上签字，折腾两三小时后，他们退还给我当日全部营业额现金，同时交给我一张书面通知，要我三周之内不得外出，随时听候税务局的发落，并带走了我的收款机。

　　税务局从收款机六个月的数据储存上找到了我报税不实的根据，继而又查到了我将部分营业额（百分之十六税额），过量修改成外卖（百分之七）的事实，还紧急搜查啤酒公司销售科，调查出了我真实的饮料进货量。几周后我被税务局送上被告席，法院作出了对我的处罚，补交近五年来的漏税瞒税款若干，加上这样处分那样警告的罚款又是若干，总共加起来近五十万马克。我和老婆、老记者、啤酒经理、律师和会计师再三磋商后，决定为了保住餐馆，保住瑞士卢森堡的存款不被追究，我同意判决，立即从德国银行转帐缴纳了重新核算的全部税款和绝大部分罚款，故意剩下一笔尾数，自愿以坐牢来抵消。终审时，我被判了二十五天有期徒刑。还有几天我就要重获自由了，我打算出去后好好做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以前多交点税，我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监狱音乐家

　　我探视的第二位受刑人叫“音乐家”，他五官端正，眼神有力，清秀冷俊的脸色略有些苍白，粗看上去谨慎内向，很难让人辨别究竟是随遇而安的神情，还是长期关押的愁容。紧锁的眉宇显示他能经受住海外生活的种种艰辛，但左耳垂上曾戴过耳环的针眼和手背上的刺青隐约表明他可能很难抵挡花花世界里纸醉金迷的诱惑，他的罪名是“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组织和贩运非法移民”。

　　他毕业于国内一所音乐学院，留校当了几年西洋音乐教师，九七年来柏林学作曲理论的硕士课程，九九年通过几门基础考试后获得正式学生身份，申请到合法打工的许可和领了税卡之后，他再也没有雅兴到音乐圣殿里去研究作曲。

　　他说，我鄙视贫困潦倒的音乐家生涯，有了合法工作的机会就希望找一份好工作，所以就不停的换工作，后来干脆自己干。最先开了一家中国音乐学习班，教德国人玩中国乐器，在报上打出广告后，有六七个人报名，学习班开张两三天，遭到左邻右舍的抗议，房东勒令我立即停课关闭，并威胁说要立即解约。解就解，我很快在柏林的夏罗腾堡高级区找了一栋独家楼，把音乐班迁到这里，但学员们的学费仅够开支房租，两个月后我含泪关闭了音乐班，怆然搬回番可夫学生宿舍。

　　后来在一家泰国华人开的旅行社找到了一份工作，我的任务是接电话和卖机票，头一周工作下来，我仅卖出九张飞机票，其代销的手续费连付我工资都不够，真不明白旅行社怎么运转。有个同事对我说，别替他人担忧，大老板在香港，老老板在曼谷，我们的小老板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都有分社，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大，钱多得可以把菩提树大街的房地产全买下，卖机票只是哄哄工商局税务局而已。

　　几天后老板让经理安排我到上海出差，请我回国去带一个旅游团来欧洲。我到上海接到了二十个团员，他们全都是温州人，已在北京办好了来欧洲的签证，我带他们首先去香港，然后直飞法兰克福，到德国后的当天，有一大半团员被亲友接走，第二天下午，我成了光杆司令。回到柏林，经理交给我八千多马克，说是我应分得的报酬。带头一两个团我还有些害怕，但多带几趟胆子就大了，接下来我又定期带了长乐、福清、莆田的福建团，还带了青田、瑞安、文成的浙江团，以后每次带团我都在想，干这行危险太大，带完这批，一定金盆洗手。可分得巨额报酬后，我又克制不住地想带下一个团。团太多的时候，一个月要跑五次中国，飞十个来回，我成了旅行社里“飞翔的中国人”。人一钻进钱眼里，就很难收手，最容易利令智昏，有了十万想一百万，有了一百万又想两百万，我就是吃的这个亏。

　　后来我开始觉得分成欠公平，借机辞去了柏林旅行社的工作，和另外两个朋友合伙另起炉灶，开始开拓国内东北市场，我自己组织的第一个本溪团二十五人带出来成功了，第二个辽阳团带到法兰克福，一下飞机我就被德国警察逮捕。我估计是柏林旅行社以“黑吃黑，黑弃黑”方式出卖了我，我被判两年零三个月的有期徒刑，服完刑后将被驱逐出境。我想反正要回中国，不如要求早点被引渡遣返，偷运人口到国外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名，没准我在浙江福建的侨乡监狱会被优待或假释。可法兰克福监狱主管回答说，我的名字不在中国刑警的通缉令和引渡受审名单上，我的要求被驳回，看来还得在这里把刑期服完才算了结。

　　监狱生活是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点熄灯睡觉，每天上下午分别两次放风，可以上图书室和小卖部，也可打球跑步，娱乐唱歌。三顿饭都是看守和义务工作的犯人送来吃，德国监狱里没有打骂和酷刑，也没有株连和羞辱，大家都规规矩矩，安静老实地呆在自己的牢房里随时反省失去自由的滋味。这里的牢房都是两人一间，只有暴力重犯和多次不服从管教者才会被单独囚禁。我们三个中国人要求住一块，主管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安排在一间大牢房。我从图书上查到，二战期间，仅仅在我们这间牢房里，就关押了判长期徒刑的十六名政治犯，他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人和反纳粹分子。

　　过去看欧美电影，监狱里的主人公几乎都能变戏法式的逃出去，或继续作案报复，或找回青白。我被抓进来才明白，这里是插翅难逃的地方，监狱片原来都是现代武侠片，也是神话和童话，看来编剧、导演、演员或评奖委员不是想象丰富，就是缺乏真实的监狱生活体验。不过我认为监狱真是一个能使人静下心来的地方，人人都无欲无望了，像修道院，我们不指望什么天堂，唯一向往的是自由。我现在可以潜心看书学习了，说实在的，来德五年，没有写过一首曲子，也没有通读过一本德文的作曲理论书籍。我被牢友民主选举为义务音乐教员，而爱好音乐的学员几乎都是德国囚犯。每周有两个半天我教唱复习德文流行歌曲，这周开始，组织大伙学唱和排练“魔笛”的片段。我认真备课，每周就盼望这两次持教鞭和指挥棍的机会，整座监狱只有我和钢琴师是正规音乐学院科班毕业，我和他都很受重视，主管、看守和学员对我很礼貌，我也尽心卖力替大家服务。做这些事情没有报酬，每月只能领到十几欧元的奖金，但我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有时也感到监狱里的日子冷清乏味，枯燥难熬，不过这反倒刺激出我的作曲灵感。我在写一部“监狱交响曲”，上半部的第一乐章“旅德日记”，第二章“偷渡的故事”和第三章“高墙里的时光”已全部写完。我作曲绝不是为了拿去发表和演奏，而是象写日记一样，自己写给自己看。我用音乐语言记录自己的心灵感受，出狱后，我会把这部作品锁入抽屉，永远由我一人欣赏。

　　阿根的故事

　　桌上的电子显示钟由绿变红，蜂鸣器轻轻叫了起来。看守进来，威严而又和气地带走了音乐家，然后带进来第三位受刑人，他很年轻，还带着几分天真淘气，但更多的是洋溢和散发出青春的活力，两道浓黑的刀片眉与英挺的鼻子匀称搭配出了雕塑般的脸，进来时神色有些紧张和慌乱，但转眼间就成了见面熟，一坐下就滔滔不绝。

　　他说：我的服刑编号是３９０７２，干脆你叫我阿根就行了，两周前看守拿着一张会客单，说你想来看我，问我愿不愿见一面。我虽然不认识你，但仍然高兴极了，连忙在单子上签了字，坐了七个月牢房，还从未想到会有人来看我。你是不是已经查看了我的案卷？知道了我的案情？什么？真的没有？那好，我简单告诉你，我今年二十三岁，在国内只念了一年大学就自愿退学了，两年前来德国留学。去年暑假曾在法兰克福的一家中餐馆打工，我就是在那里闯祸被关进来的。

　　事情是这样的，每天看到老板大把大把地数钱，把我眼睛都羡慕红了，对比德国基金会给我那点助学金，我恨不得以头撞墙。跑堂阿俊拉拢我，说“马不吃夜草不肥，人无混财不富”，咱俩学学香港黑崽，合伙敲诈一盘。他冒充另一家餐馆员工用左手写了一封恐吓勒索信，勒令老板拿出两万马克现金，用旧报纸包起来，某夜某时丢入对面停车楼门口的垃圾桶，否则要向劳动局举报他雇黑工的事。

　　当晚我和阿俊看到老板出去丢包，阿俊让我一人去取，可分得一半。没想到我的手刚伸进垃圾桶，一下涌出来五六个便衣警察，当即把我捉住。第二天审讯时我便老老实实做了坦白。警察为我请的律师去找了老板，老板说阿俊当天一见我出事就逃走了，至今下落不明。老板还为我作证，说阿俊是主谋，我是受引诱受教唆。后来我被警察局以“勒索和诈骗”起诉，法院判我十一个月有期徒刑，还有五个月我将重获自由。律师来信说我不会被驱逐出境，因为刑期还没有达到被驱逐的标准。我由于触犯刑法而被大学开除了，学生处的来信说，我出狱后可以去作旁听生，试听六个月后如果品行和成绩都良好，仍然有可能转为正式学生。

　　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监狱里可以向外面打电话，但必须要提前一个星期申请，我是学生，没有经济来源，刚进来时每个月可以打五分钟的免费国际电话，后来我学其它犯人申请了义务工作，如帮厨，做清洁，整理花园和菜地等等，申请人太多时只轮得到每天干四小时，干满整天八小时，可得一欧元至一点五欧元的奖金，一个月下来，也有十至三十欧元，在小卖部买张五欧元的便宜电话卡，三个月打三次还用不完。我不敢把自己犯法的事告诉家人，我怕他们替我难过操心。一提起家人我就黯然神伤，好像命中注定，家中总有人吃官司，坐监牢。我外公于一九四八年就坐过国民党的监狱。爷爷在省城大学当微积分讲师，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开除教职，遣返回乡当小学老师。有一年，他写了一幅春联贴在自家门框上，上联是“毛泽东主席万岁”，下联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结果被另一个右派分子看出了名堂，立即告密举报。我爷爷以“书写反动标语，恶毒咒骂伟大领袖”的罪名，被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我外公和爷爷都博学多才，嫉恶如仇，不畏强暴，因正直言行而失去自由，他们是好汉硬汉。相比之下，我太无耻，太卑鄙，为了不义之财，两眼抹黑，误入歧途。我辜负了家人的重托和期望，玷污了旅德学生的良好声誉，想起来真是痛心疾首，失悔万分。你可以公开我的案情，让他人警之戒之，但是请笔下留情，千万别把我的真实姓名讲出去。我已经受到法律制裁，痛定思痛，决心今后重新做人，我现在最害怕的，是出去后被别人知道有红疤黑迹。

　　尾声

　　探访时间结束，看守带走了阿根，我走出会客室，联想到两千六百年前波斯哲学家查拉图斯特拉在他的一本书中，曾把人简单划分为好人和坏人，因审视角度不同，好人坏人亦可转换，千百年来，许多的文学作品至今仍未跳出这一范畴。尼采对此赞叹不已，借他的口气来抒发人生、幻觉、欢乐和烦恼，完成了散文诗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探访的这三位被监禁的人，是正在接受法律惩处的对象，但与此同时，他们在各自的家中或是吃苦耐劳，顾家爱孩子，经营有方的丈夫和父亲；或是天赋较高，顺逆境中都热爱美好生活的音乐才子；或是知错就改，规矩孝顺的儿子。对于我来说，他们是远离故乡，艰辛飘泊在外的中国人；是不幸遭受牢狱之灾的骨肉同胞；是曾经带着梦想来求学向上，而今落难中正需要人际温情的前留德学生。

　　沿花园小径向北大门走去，此时残阳西下，晚霞似血，一阵风吹来冷飕飕的，顿时感到大墙内好像没有夏天，这里毕竟是让人暂时失去自由的地方。一大群乌鸦静悄悄地栖立在监狱的屋顶和高墙上，看上去有几只像是在胆怯中注视着大墙外的车流和行人，它们黢黑的外表和嘶哑的叫声无端不为人所悦，甚至很容易受到厌恶和歧视。落日的余晖此时抛洒在它们身上，红黄的霞光与黑色的羽毛对映鲜明而瑰丽，看上去它们与世间好看的鸟儿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