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柴福善
一
张中行,当代大学者。
先生今年九十四岁了,前不久我去家中叩访,言谈间虽说不复当年的敏捷,但依然思路很清晰,难得了。我带着先生的《负暄三话》,展开,扉页题记着当时买书的情景。先生饶有兴味地一看再看,根本不需老花镜。我问看的真么?先生点头。
末了,提笔,在书上先生欣然题下:“柴福善先生驾临寒舍”,署名及年月日。一笔一划,一丝不苟,手虽略有颤抖,而字却清清楚楚,比照先生当年其他签字,几乎一般无二,当然,字里行间隐隐透露着的,是先生一贯的谦逊与平和。
望百之人,康健尚且如此,也是人生大幸了。
二
先生生于河北香河一农家,精心读书,不负先辈所望,终于由那条泥泞坎坷的乡间小道,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驰名中外的北京大学。1935年毕业,为稻粱谋,也曾东奔西走,先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最后落脚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终身。
编辑只是先生的谋生职业,其实先生主要精力在治学,一生广阅博览,而且博闻强记,不仅涉及文史,还遍及佛学、哲学等诸多领域,自诩为“杂家”,而杂中又较专者,先生认为是语文、中国古典和人生哲学。
先生与季羡林、金克木世称“燕园三老”。而今金先生已驾鹤西归,小先生两岁且已九十二岁的季老,与先生一样依然精神矍铄,且笔耕不辍。
季老称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大概一指先生学识修养,二指先生为人品格,三指先生等身著作了。季老深知先生,其实,季老本身何尝不是同先生一样的高人!
三
先生生于帝制,长于忧患,又经历次政治运动,可谓饱经沧桑,历尽磨难。而先生寂然沉浮于社会一角,并未消沉,利用一切可能,潜心治学,淡泊为人,远离官场,终于在耄耋之年才情得以彻底抒发,真是厚积而薄发了。
先生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十几年间相继写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顺生论》、《说梦楼谈屑》、《流年碎影》等多本著作,或写旧人旧事,或谈论学问,或研究人生哲理。其古朴文风,渊博学识,读来具有“五四”遗风,引起社会广泛影响,其作品一版再版,有“新世说新语”、“当代中国论语”之誉。先生这种奇特现象,被称作中国文坛“老旋风”。
可以说,先生盛年不盛,而晚年挥笔为文,以“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为信条。想古人面对人生的黄昏,只作“只是近黄昏”的无奈叹息,而先生挥写人生,竟把自己的黄昏涂抹得霞光满天,辉煌灿烂了!
四
读先生文章,虽似篱下闲谈,却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潇洒雅致,显着博大精深。
先生本来学富五车,腹笥丰盈,负暄闲坐,冷眼静观大千世界,谈禅论佛,评儒议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还是季老说得好,“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而“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先生不以为然,淡而一笑:“趁着阎王爷下海经商,忘了我这老头子的功夫,忙里偷闲再写点东西。”这是大智者沉思之中没忘的一点幽默罢了。
五
有个男人,因妻子背叛了他,苦恼至极,思谋着离婚。
面对危机,这时那男人读了先生《顺生论》“家庭”、“婚姻”后,幡然觉悟,毅然宽宏大量地原谅了妻子。先生一本书,拯救了一个行将破裂的家庭。
先生定是始料未及了,若先生闻悉,是否欣然一笑呢?而心田当与那男人一起幸福了吧。
而后那男人以感激之情,作《张中行救了我一家》文,坦然道出事情始末及心底隐秘。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用于先生,不为过。
六
先生平日喜爱饮酒,尤其喜爱“二锅头”,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一位年轻人,因景仰而送先生一瓶“人头马”,可先生很不在意地随手置于墙角。
一天,先生从报纸得知这样一瓶酒竟要一千八百元的天价,便惊讶地端详那酒,喝一两就等于喝一百八十块,先生实在难以下口;思谋送人又有巴结讨好他人之嫌,而卖掉换钱又觉对不起年轻人。先生由此想到时下谁人在喝“人头马”,喝者钱自何处来?
面对一瓶洋酒,先生就这样左思右想,由己及人,由眼前及社会,甚至忧起国与民。体现了先生“率性之谓道”的真诚人格,可算得先生一桩轶事。
七
先生冬天爱穿一件小棉袄,很抱身,当是夫人亲手缝制。
先生曾吟咏诗句:“添衣问老妻”。对人言:“吃饭我不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安然平和。几十年夫妻之情溢于言表。
夫人乃世家独女,清秀委婉,与先生同属猢狲,而年长先生一个半月,故先生亲切地称夫人为“姐”。二人相濡以沫,相依相爱地斯守了大半个世纪。
可惜夫人已先先生而去了。
八
先生是杨沫前夫,共同生活五年,后来由于“道不同”而分手。先生对此事一向不以为然。
杨沫名著《青春之歌》中塑造的落后、自私的知识分子余永泽,据说是以先生为原型。先生总觉自己一生缺点很多,受些咒骂应该。况且杨沫也曾向先生解释:小说就是小说,不该当作历史看。先生觉得是这样,可又想如果自己写小说,不会这样做。
“文革”浩劫中,来人找先生调查杨沫,无论怎样威吓辱骂,先生一直坚持认为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她后来得悉,想不到先生不但不落井下石,还会说她好话,深表钦佩。
这就是先生的品格与襟怀。
后来读先生《流年碎影》与杨沫《青蓝园》,都谈及这段爱情,还是先生所言:“共参之”吧。
九
先生学名张璿,字仲衡,念小学时老师给拟的,语出《尚书》“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怎奈这字难认,直到北大毕业,自己欲放弃学名,又不忍心另起炉灶,便删繁就简,去仲字人旁,衡字游鱼,成为中行。
当然,“中行”也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论语》有“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之语,仍未离开四书五经。
这是先生自己说的,可先生晚年曾刻一枚闲章:“中行无咎”。语出《易经》,是否更符合“中行”本意呢?先生没说,我也不好妄猜。
十
先生兴趣广泛,自己说主要是两项,一是书法,一是藏砚。
先生早年曾钻在故纸堆里,看了不少法书及讲书法评书法的书,后又多有临池。其作品还曾在中国美术馆与书法名家启功、欧阳中石等一起展出,我家中至今珍藏着一幅先生书写的古诗。到头来,先生却一言以蔽之,说自己“学书不成”,并“归罪”于自己是“生来的左撇子”。
那么,先生写出的具有卓识与深情,且格之奇,文笔之高,为当代所罕有的文章,不也出自同一个“左撇子” 么?先生曾拿出才写完的手稿《螳螂》,一页一页翻着让我看,文面干净利落,只偶尔涂改,也是改的一丝不苟。先生笑笑,“这还算乱的呢。”告诉我写东西想好了一稿成,不再誊抄。这一稿成的文章且不许编辑改动,担心改错了。这就是先生,一般人谁有这般定力呢?而这一稿成不也是“左撇子”所为?
藏砚。对砚,先生自有独到眼力,当然还要辅之以手,而且主要是左手食指,所谓眼手齐下,从石质、形制、款识而辨识出高下。不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简直有半个多世纪了。先生一生究竟多少藏砚,先生没透露,我自然无从得知。而先生请篆刻名家为自己刻一闲章: “半百砚田老农”,可约略渗透些家底。
我与先生坐,先生随手取出一方古砚,略长,手掌大小,好像记得先生说是端砚,可惜我那时对砚一无所知,便未能细听先生砚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了。而先生在八十八岁写《铁砚斋赏砚记》时,还说“我就年岁已经是‘及身散之’的时候,可是如果阅市遇见,价钱为力所能及,也许仍会倾阮囊,高高兴兴抱回家吧?” 先生无疑对砚是一往情深了。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广泛的兴趣,就是先生的闲情。孙犁先生曾说,“人不能没有闲情。”而这些闲情,或许在无形中成就着先生吧。
十一
先生几次来我的故乡京郊平谷,陪着先生游览名胜金海湖、大峡谷。十多年过去了,先生九十四岁高龄,见我,还清楚记得:“我们看了一个很大的湖”。
过去北京有“五顶两山”之说,“两山”,即京西妙峰山,京东丫髻山。丫髻山就在平谷,北方著名道教胜地,兴于元,盛于明清。康熙、乾隆等皇帝多次驾临进香。先生也步前人尘迹,上了丫髻山,那年恰巧八十四岁。走到山腰回香亭,便手搭凉棚,向山顶眺望半晌。
先生一定系念山顶,而力已感不足了。下山,俯身拾得一块丫髻石,不经意竟被先生写进《自欺而不欺人》的文中:“于是我为的无益之事就只能是,用佛家的话说,诸无情。这可以高,如古名人的书画,可以低,如最近由平谷县丫髻山拾来的猪肝色带青花的石块,等等就是。”
区区一块顽石,有幸入得先生笔下,润了先生灵气,也当自豪了。不仅如此,先生当时下山歇息,略一沉思,在一张名片后写了“束髻得道,没齿成仙”。不久,又寄来一联:“地府惩顽神道设教,仙山兴善世风趋淳”。先生对丫髻山情有独钟啊!
这联早已镌刻回香亭了,而那“名片”,我依然珍藏着。
十二
说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并非夸大与溢美之辞。
到底先生学问有多大?陪着先生,听先生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天南海北随意谈天,根本就不知先生学问有多大。那就一本本认认真真仔仔细细从头至尾读先生作品,读后更不知先生学问有多大。老子有“大象无形”之语,语于先生再恰切不过了。而先生以为“一事无成两鬓斑” 只好“安之若命”了,当是先生“欲立而立人,欲达而达人”的自谦。
先生毕竟九十四岁高龄了,近二十年来,几乎已把一生的所思所感所历都写尽了,可以释怀一切,微笑着安享清福颐养天年。按先生“中寿寄十年,上寿近百年”之说,先生无疑已属上寿。“一生那有真闲日,百岁应多未了缘”。先生每一念及这清人诗句,不禁为之慨然。
人生总有遗憾,而先生则遗而无憾了吧?
- posted on 02/26/2006
近访张中行
上篇、下篇
因了朋友顾之川兄的缘故,得知张中行先生就住在马甸一栋高层公寓楼中,离我住宿的北师大很近。况且我于春节前还曾得到过他的签名本《说梦楼谈屑》,登门道谢,亦在情理之中,于是便萌发了拜访这位文化大师的念头。明人不说假话,我之想见行公(文化人对他的尊称),除了编辑的职业敏感外,主要还是他身上那层神秘色彩。我们这一代人,谁没有读过《青春之歌》?小说中那位热血女青年的不凡经历,曾让无数青少年激动和感奋不已。而我倒想看看,小说中那位爱钻故纸堆的“胡适门生”,在经历了世纪沧桑之后,会是什么模样。自然,小说终归是小说,与现实的人不能等同。
京都四月的一天,春日融融,满城飞絮。之川兄带路,我们敲开了公寓三楼行公的家门。开门的是他的一个亲戚,随即行公也从书房走了出来。一米七以上的个头,清瘦,但很硬朗,背脊挺得很直,不像年届九旬的老人。行公很随和,让我们在沙发上落座后,自己在对面一张老式四方餐桌旁坐下。我这才注意到,老人不是那类宽脑门、大秃顶的智者形象,眼睛很小,看人时似乎特别专注,脸上布满细密的皱纹,板刷式的灰白平头,让人觉得平易可亲。一身蓝布中山装,一双黑色斜纹布鞋,朴素得就像一位退休工人。
如果拂去时间的烟尘,我们可以想象,眼前的这位老人,在过去的革命年代,作为一个不革命的知识分子形象原型,经历了怎样的炼狱般的磨难。但就在这种磨难中,老人并没有消沉,而是将他的喜怒哀乐化为一缕缕哲思,融入他对人生的体察与观照之中,先后写出了《文言津逮》《禅外说禅》《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诗词读写丛话》《顺生论》《说梦楼谈屑》等数百万言的作品。毫无疑问,这需要化解生活的勇气,以求得心灵的平衡与内在的和谐,而把持这种平衡与和谐,又该需要怎样不凡的精神定力?
之川兄见我作深思状,于是说明来意。我知道现在不是深思感慨的时候,也就直奔主题,问行公手头有没有新作。行公摇摇头,连声说没有。我不甘心, “给您出一部自选集如何?”还是摇头,“选集文集都出了,再出,人家要骂我这个老头子到处骗钱了。”之川兄在一旁敲边鼓:“给您编一部专谈古籍的本子,还是很有价值的。”行公不好拂他的意,“以后再说吧。”我知道没戏了,于是碰了碰之川兄,想采取迂回战术。之川兄会意,看了看墙上的钟,对行公说:“我们下楼去喝几盅?”行公赞同。三缺一,于是喊上楼上的李君,由行公亲自打电话。打完电话,行公从卧室取了帽子,围上围巾,在将围巾一端抛向脖子后面的同时,喊一声“喝酒去”。看得出,行公和年轻人在一起,兴致很高。
一行四人,走进一家叫“芝麻花”的小店。店主很热情,因为行公是这里的常客。落座后才知道,行公曾在此宴请启功先生,一桌饭吃了一百五十元。
行公后来写了一篇文章,盛赞“芝麻花”的朴厚实惠,发表在《北京日报》上,一时传为美谈。听说不乏慕名而至者,使这家不起眼的小店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说到饭店,行公不无幽默地说“你在北京饭店吃饭,完了能将饭店带回家么?”普通的一句话,让人咂摸半天。之川兄请行公点菜,行公也不推辞,点了简单的几样。之川兄知道这些菜不合我这个湖南人口味,建议他再点几样,行公说:
“够了,不要浪费。”早就听之川兄说过,行公是性情中人,每次到社里,总要喊上几个年轻人喝一顿,四菜一汤,绝不铺张。不论社会风气怎样变化,老人始终恪守着节俭的本色。我就亲眼见他将掉在桌上的豆腐丝挟起,缓缓地送入口中。
我试图将眼前这位农民式的传统老人和受过五四新思想薰陶、至今仍具有强烈科学民主意识的文化大师统一起来。而事实上,行公就是这样一个既传统,又有着新的思维方法的老人。谈到国事,他说不能寄希望于一两个好领导,而要靠完善的法治制度。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好皇帝,但概率太低,靠不住。因为人作为动物,在其本质中可怕地潜伏着一种叫做贪婪的毒汁,而只要有可能,人人都可能成为暴君,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本性。只有依靠法治,才能有效地监督掌权者,扼制腐败与残暴的滋生。行公生于帝制,长于忧患,饱历沧桑,他渴望国家安宁,百姓殷实。而对中国历史上政权的更迭,亦以此民本思想为其评判的准则。我就见他正色敛容地说:“朱明王朝有什么好,饿死那么多人,不亡才怪呢。”显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文化历史积蕴,使行公脱去了某些观念的桎梏,而开放与激进,则丝毫不比年轻人逊色。从行公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五四运动所烙下的精神印迹。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用“哀莫大于心死”来形容有些读书人的生存状态,希望今天的读书人能继续有一个平和的环境,自由自在地说话、读书、做学问。行公的言谈和他的许多文章一致,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位世纪老人的忧患意识。行公即将出版的《流年碎影》一书,据李君说,有许多精彩的篇章。行公为文,遵循“不宜写者不写(即所谓“不得罪于巨室”),写则以真面目见人”的原则。我相信这是一部说真话的书。88岁的高龄,功名利禄都成过眼烟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李君在席间调侃,要行公说说他和杨沫的过去。行公坦然一笑,说:“夫妻关系有什么好说的,就那么回事。”谈到与杨沫的分手,行公说:“我和她的差别,是‘信’与‘疑’之别,她信我疑。”据说“文革”期间,红卫兵找到行公,要他揭发杨沫。行公十分认真地说:“杨沫比我革命。”令小将们失望而去。历史就是这样一位嘲弄者,常常让人尴尬不已。其实,读书之于革命,即使在当时也不应是对立的。读书人可以投身革命,而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则必须从书本中寻求理论武器。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去信仰革命,就好像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佛教徒一样。用一种思想去统一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并采用宗教裁判所的方式来清除异教徒,这当然是最简单、最切用的统治术,然而当阳光只剩下一种颜色,世界上只拥有一种声音的时候,这个星球也就没有了生命力。在我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确有这么一批学者,他们不热心功名政治,而视学术为生命。王国维、陈寅恪、沈从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里,读书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职业和生存方式,社会应该充分理解并尊重他们的前途选择,为他们施展才学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点,现在也逐渐得到了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我们几个后生在那里慷慨激昂,行公则静静地听着,时而呷一口酒,慢慢地品味,仿佛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风雨,都被他浓缩到了这杯酒里,是苦是辣,只有他自己知道。有时他淡淡地一笑,是对后学无知的宽容?还是历经沧桑,化解了生之疲倦,抛弃了所有语言形式之后的一种轻松?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张密布细纹的脸,因酒精的烧灼而开始微红,渐渐变得生动起来。
行公喜欢和年轻人交往,也不乏奖掖后进、成人之美的古道热肠。一次,有个年轻读者买了金克木先生的著作,想请他签名,但又怕他的耿介脾气,于是找到行公。行公二话不说,带着他上了金府。果然不出所料,金先生一看来头,连连摇头说:“不签不签。”行公将钢笔往他手中一塞,说:“签!”金先生无奈,只得签了。谁要他们都是名人雅士呢。又一次,一位女青年想求启功先生的字,苦于无门,找到行公,行公带她径上启先生家。启先生见是行公的客人,善心大发,挥毫泼墨,写了一张又一张,乐得那位女青年直拍手。其实,行公于金石书画,亦颇具见识,他的书法,能自成一格。我在席间冒昧向行公索字,行公不以为忤,满口答应,过了不久就给我写好寄来了。听说行公在办公室专门备有一套文房四宝,过一段时间就去那里写一阵,以偿还各地忘年朋友的字债。
俗话说,老小老小,人老了,一切都看过了、经历过了,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也就能超然脱俗,返归到无拘无束的本我状态。老人是寂寞的,而当他从与年轻人的交往中获得精神慰藉,获得春风沉醉般安详的时候,也就获得了平湖秋月般的心境,获得了新的生命激情和灵感,其创作也就进入到新的一轮勃发,与生命的律动交相辉映。白云苍狗,逝者如斯,行公无愧于天道,近年除完成了回想录《流年碎影》外,还不时在《随笔》等刊物发表作品,也就不时有集子问世。他的文章虽少张扬蹈厉之辞,也似乎缺少至大至刚的伟岸气象,但从他那清新自然如数家珍般的娓娓叙述中,从那貌似拉杂的谈古论今、引经据典中,我们依然可以体察到老人对摄生治世之道、国家民族命运的热切关注。
尤其是那些诠释人情物理,关怀生命价值的作品,更能引发读者人性的共鸣和理性的思考。我想,这恐怕就是行公的文章一印再印,受到不同层次的读者喜爱的主要原因吧。
一瓶北京醇渐渐见底,而菜却还剩下一些。行公叫来服务小姐,要了一只快餐盒,打好包,交给李君。李君显然已熟知行公的为人,也就坦然接在手中。
之川兄买了单,我们一行四人出了店门。因了前面提到的原因,我回头又看了看这家叫“芝麻花”的小店。和那些以“帝、王、富、豪”命名的高堂大酒家相比,实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我突然明白,行公之所以对这家小店情有独钟,不就是为了得到普通百姓那份真实的感觉么?而两位文化大师在这家普通小店的胜会,又是怎样地具有了超越俗世浮华、蔑视“高贵”的历史人文主义内涵!转过身来,望着已走在前面的行公,一股敬意油然而生,大脑也迅速作出定位:一位真诚的学者兼作家,一个普通而真实的老人。
1997年7月 - Re: 大学者张中行辞世/《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posted on 02/26/2006
玛雅,这文章如果不是你写的,应该注明,以免误解。
张也是我喜欢的写家。其文字虽然唠叨一些,但也有内容,有阅历和对生活的思辨。一思辨,难免唠叨。因为正反的道理都要讲,思路如同Kerry讲政治。
玛雅 wrote:
一
张中行,当代大学者。
- Re: 大学者张中行辞世/《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posted on 02/26/2006
谢你提醒,刚才贴的匆忙,没有copy那一行。现在补上了。一般我都非常注意贴作者名字与转载出处的。
而且这文体根本就不是玛雅的,我也从来不写这一类的文字。咖啡店里的朋友都不会误会的
另外,咖啡店里叫guest的、过客的太多,请您再给自己起个有点儿个性的名字好吗?也让大家跟您交谈时知道怎么称呼你。 - Re: 大学者张中行辞世/《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posted on 02/26/2006
这篇文章题目不妥。
老鬼的文章《我的母亲杨沫》,清楚谈到,张中行一再跟大家说过:我不是《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人家那是写小说呢!
老鬼的这部回忆母亲的作品,也提到杨沫和张中行曾经是同居关系,当时张先生在老家已经结婚!所以不是这个贴里说的他是杨沫的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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