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柴福善
一
张中行，当代大学者。
先生今年九十四岁了，前不久我去家中叩访，言谈间虽说不复当年的敏捷，但依然思路很清晰，难得了。我带着先生的《负暄三话》，展开，扉页题记着当时买书的情景。先生饶有兴味地一看再看，根本不需老花镜。我问看的真么？先生点头。
末了，提笔，在书上先生欣然题下：“柴福善先生驾临寒舍”，署名及年月日。一笔一划，一丝不苟，手虽略有颤抖，而字却清清楚楚，比照先生当年其他签字，几乎一般无二，当然，字里行间隐隐透露着的，是先生一贯的谦逊与平和。
望百之人，康健尚且如此，也是人生大幸了。
二
先生生于河北香河一农家，精心读书，不负先辈所望，终于由那条泥泞坎坷的乡间小道，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驰名中外的北京大学。1935年毕业，为稻粱谋，也曾东奔西走，先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最后落脚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终身。
编辑只是先生的谋生职业，其实先生主要精力在治学，一生广阅博览，而且博闻强记，不仅涉及文史，还遍及佛学、哲学等诸多领域，自诩为“杂家”，而杂中又较专者，先生认为是语文、中国古典和人生哲学。
先生与季羡林、金克木世称“燕园三老”。而今金先生已驾鹤西归，小先生两岁且已九十二岁的季老，与先生一样依然精神矍铄，且笔耕不辍。
季老称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大概一指先生学识修养，二指先生为人品格，三指先生等身著作了。季老深知先生，其实，季老本身何尝不是同先生一样的高人！
三
先生生于帝制，长于忧患，又经历次政治运动，可谓饱经沧桑，历尽磨难。而先生寂然沉浮于社会一角，并未消沉，利用一切可能，潜心治学，淡泊为人，远离官场，终于在耄耋之年才情得以彻底抒发，真是厚积而薄发了。
先生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十几年间相继写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顺生论》、《说梦楼谈屑》、《流年碎影》等多本著作，或写旧人旧事，或谈论学问，或研究人生哲理。其古朴文风，渊博学识，读来具有“五四”遗风，引起社会广泛影响，其作品一版再版，有“新世说新语”、“当代中国论语”之誉。先生这种奇特现象，被称作中国文坛“老旋风”。
可以说，先生盛年不盛，而晚年挥笔为文，以“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为信条。想古人面对人生的黄昏，只作“只是近黄昏”的无奈叹息，而先生挥写人生，竟把自己的黄昏涂抹得霞光满天，辉煌灿烂了！
四
读先生文章，虽似篱下闲谈，却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潇洒雅致，显着博大精深。
先生本来学富五车，腹笥丰盈，负暄闲坐，冷眼静观大千世界，谈禅论佛，评儒议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还是季老说得好，“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而“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先生不以为然，淡而一笑：“趁着阎王爷下海经商，忘了我这老头子的功夫，忙里偷闲再写点东西。”这是大智者沉思之中没忘的一点幽默罢了。
五
有个男人，因妻子背叛了他，苦恼至极，思谋着离婚。
面对危机，这时那男人读了先生《顺生论》“家庭”、“婚姻”后，幡然觉悟，毅然宽宏大量地原谅了妻子。先生一本书，拯救了一个行将破裂的家庭。
先生定是始料未及了，若先生闻悉，是否欣然一笑呢？而心田当与那男人一起幸福了吧。
而后那男人以感激之情，作《张中行救了我一家》文，坦然道出事情始末及心底隐秘。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用于先生，不为过。
六
先生平日喜爱饮酒，尤其喜爱“二锅头”，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一位年轻人，因景仰而送先生一瓶“人头马”，可先生很不在意地随手置于墙角。
一天，先生从报纸得知这样一瓶酒竟要一千八百元的天价，便惊讶地端详那酒，喝一两就等于喝一百八十块，先生实在难以下口；思谋送人又有巴结讨好他人之嫌，而卖掉换钱又觉对不起年轻人。先生由此想到时下谁人在喝“人头马”，喝者钱自何处来？
面对一瓶洋酒，先生就这样左思右想，由己及人，由眼前及社会，甚至忧起国与民。体现了先生“率性之谓道”的真诚人格，可算得先生一桩轶事。
七
先生冬天爱穿一件小棉袄，很抱身，当是夫人亲手缝制。
先生曾吟咏诗句：“添衣问老妻”。对人言：“吃饭我不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安然平和。几十年夫妻之情溢于言表。
夫人乃世家独女，清秀委婉，与先生同属猢狲，而年长先生一个半月，故先生亲切地称夫人为“姐”。二人相濡以沫，相依相爱地斯守了大半个世纪。
可惜夫人已先先生而去了。
八
先生是杨沫前夫，共同生活五年，后来由于“道不同”而分手。先生对此事一向不以为然。
杨沫名著《青春之歌》中塑造的落后、自私的知识分子余永泽，据说是以先生为原型。先生总觉自己一生缺点很多，受些咒骂应该。况且杨沫也曾向先生解释：小说就是小说，不该当作历史看。先生觉得是这样，可又想如果自己写小说，不会这样做。
“文革”浩劫中，来人找先生调查杨沫，无论怎样威吓辱骂，先生一直坚持认为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她后来得悉，想不到先生不但不落井下石，还会说她好话，深表钦佩。
这就是先生的品格与襟怀。
后来读先生《流年碎影》与杨沫《青蓝园》，都谈及这段爱情，还是先生所言：“共参之”吧。
九
先生学名张璿，字仲衡，念小学时老师给拟的，语出《尚书》“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怎奈这字难认，直到北大毕业，自己欲放弃学名，又不忍心另起炉灶，便删繁就简，去仲字人旁，衡字游鱼，成为中行。
当然，“中行”也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论语》有“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之语，仍未离开四书五经。
这是先生自己说的，可先生晚年曾刻一枚闲章：“中行无咎”。语出《易经》，是否更符合“中行”本意呢？先生没说，我也不好妄猜。
十
先生兴趣广泛，自己说主要是两项，一是书法，一是藏砚。
先生早年曾钻在故纸堆里，看了不少法书及讲书法评书法的书，后又多有临池。其作品还曾在中国美术馆与书法名家启功、欧阳中石等一起展出，我家中至今珍藏着一幅先生书写的古诗。到头来，先生却一言以蔽之，说自己“学书不成”，并“归罪”于自己是“生来的左撇子”。
那么，先生写出的具有卓识与深情，且格之奇，文笔之高，为当代所罕有的文章，不也出自同一个“左撇子” 么？先生曾拿出才写完的手稿《螳螂》，一页一页翻着让我看，文面干净利落，只偶尔涂改，也是改的一丝不苟。先生笑笑，“这还算乱的呢。”告诉我写东西想好了一稿成，不再誊抄。这一稿成的文章且不许编辑改动，担心改错了。这就是先生，一般人谁有这般定力呢？而这一稿成不也是“左撇子”所为？
藏砚。对砚，先生自有独到眼力，当然还要辅之以手，而且主要是左手食指，所谓眼手齐下，从石质、形制、款识而辨识出高下。不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简直有半个多世纪了。先生一生究竟多少藏砚，先生没透露，我自然无从得知。而先生请篆刻名家为自己刻一闲章： “半百砚田老农”，可约略渗透些家底。
我与先生坐，先生随手取出一方古砚，略长，手掌大小，好像记得先生说是端砚，可惜我那时对砚一无所知，便未能细听先生砚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了。而先生在八十八岁写《铁砚斋赏砚记》时，还说“我就年岁已经是‘及身散之’的时候，可是如果阅市遇见，价钱为力所能及，也许仍会倾阮囊，高高兴兴抱回家吧？” 先生无疑对砚是一往情深了。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广泛的兴趣，就是先生的闲情。孙犁先生曾说，“人不能没有闲情。”而这些闲情，或许在无形中成就着先生吧。
十一
先生几次来我的故乡京郊平谷，陪着先生游览名胜金海湖、大峡谷。十多年过去了，先生九十四岁高龄，见我，还清楚记得：“我们看了一个很大的湖”。
过去北京有“五顶两山”之说，“两山”，即京西妙峰山，京东丫髻山。丫髻山就在平谷，北方著名道教胜地，兴于元，盛于明清。康熙、乾隆等皇帝多次驾临进香。先生也步前人尘迹，上了丫髻山，那年恰巧八十四岁。走到山腰回香亭，便手搭凉棚，向山顶眺望半晌。
先生一定系念山顶，而力已感不足了。下山，俯身拾得一块丫髻石，不经意竟被先生写进《自欺而不欺人》的文中：“于是我为的无益之事就只能是，用佛家的话说，诸无情。这可以高，如古名人的书画，可以低，如最近由平谷县丫髻山拾来的猪肝色带青花的石块，等等就是。”
区区一块顽石，有幸入得先生笔下，润了先生灵气，也当自豪了。不仅如此，先生当时下山歇息，略一沉思，在一张名片后写了“束髻得道，没齿成仙”。不久，又寄来一联：“地府惩顽神道设教，仙山兴善世风趋淳”。先生对丫髻山情有独钟啊！
这联早已镌刻回香亭了，而那“名片”，我依然珍藏着。
十二
说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并非夸大与溢美之辞。
到底先生学问有多大？陪着先生，听先生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天南海北随意谈天，根本就不知先生学问有多大。那就一本本认认真真仔仔细细从头至尾读先生作品，读后更不知先生学问有多大。老子有“大象无形”之语，语于先生再恰切不过了。而先生以为“一事无成两鬓斑” 只好“安之若命”了，当是先生“欲立而立人，欲达而达人”的自谦。
先生毕竟九十四岁高龄了，近二十年来，几乎已把一生的所思所感所历都写尽了，可以释怀一切，微笑着安享清福颐养天年。按先生“中寿寄十年，上寿近百年”之说，先生无疑已属上寿。“一生那有真闲日，百岁应多未了缘”。先生每一念及这清人诗句，不禁为之慨然。
人生总有遗憾，而先生则遗而无憾了吧？
- posted on 02/26/2006
近访张中行
上篇、下篇
因了朋友顾之川兄的缘故，得知张中行先生就住在马甸一栋高层公寓楼中，离我住宿的北师大很近。况且我于春节前还曾得到过他的签名本《说梦楼谈屑》，登门道谢，亦在情理之中，于是便萌发了拜访这位文化大师的念头。明人不说假话，我之想见行公（文化人对他的尊称），除了编辑的职业敏感外，主要还是他身上那层神秘色彩。我们这一代人，谁没有读过《青春之歌》？小说中那位热血女青年的不凡经历，曾让无数青少年激动和感奋不已。而我倒想看看，小说中那位爱钻故纸堆的“胡适门生”，在经历了世纪沧桑之后，会是什么模样。自然，小说终归是小说，与现实的人不能等同。
京都四月的一天，春日融融，满城飞絮。之川兄带路，我们敲开了公寓三楼行公的家门。开门的是他的一个亲戚，随即行公也从书房走了出来。一米七以上的个头，清瘦，但很硬朗，背脊挺得很直，不像年届九旬的老人。行公很随和，让我们在沙发上落座后，自己在对面一张老式四方餐桌旁坐下。我这才注意到，老人不是那类宽脑门、大秃顶的智者形象，眼睛很小，看人时似乎特别专注，脸上布满细密的皱纹，板刷式的灰白平头，让人觉得平易可亲。一身蓝布中山装，一双黑色斜纹布鞋，朴素得就像一位退休工人。
如果拂去时间的烟尘，我们可以想象，眼前的这位老人，在过去的革命年代，作为一个不革命的知识分子形象原型，经历了怎样的炼狱般的磨难。但就在这种磨难中，老人并没有消沉，而是将他的喜怒哀乐化为一缕缕哲思，融入他对人生的体察与观照之中，先后写出了《文言津逮》《禅外说禅》《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诗词读写丛话》《顺生论》《说梦楼谈屑》等数百万言的作品。毫无疑问，这需要化解生活的勇气，以求得心灵的平衡与内在的和谐，而把持这种平衡与和谐，又该需要怎样不凡的精神定力？
之川兄见我作深思状，于是说明来意。我知道现在不是深思感慨的时候，也就直奔主题，问行公手头有没有新作。行公摇摇头，连声说没有。我不甘心， “给您出一部自选集如何？”还是摇头，“选集文集都出了，再出，人家要骂我这个老头子到处骗钱了。”之川兄在一旁敲边鼓：“给您编一部专谈古籍的本子，还是很有价值的。”行公不好拂他的意，“以后再说吧。”我知道没戏了，于是碰了碰之川兄，想采取迂回战术。之川兄会意，看了看墙上的钟，对行公说：“我们下楼去喝几盅？”行公赞同。三缺一，于是喊上楼上的李君，由行公亲自打电话。打完电话，行公从卧室取了帽子，围上围巾，在将围巾一端抛向脖子后面的同时，喊一声“喝酒去”。看得出，行公和年轻人在一起，兴致很高。
一行四人，走进一家叫“芝麻花”的小店。店主很热情，因为行公是这里的常客。落座后才知道，行公曾在此宴请启功先生，一桌饭吃了一百五十元。
行公后来写了一篇文章，盛赞“芝麻花”的朴厚实惠，发表在《北京日报》上，一时传为美谈。听说不乏慕名而至者，使这家不起眼的小店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说到饭店，行公不无幽默地说“你在北京饭店吃饭，完了能将饭店带回家么？”普通的一句话，让人咂摸半天。之川兄请行公点菜，行公也不推辞，点了简单的几样。之川兄知道这些菜不合我这个湖南人口味，建议他再点几样，行公说：
“够了，不要浪费。”早就听之川兄说过，行公是性情中人，每次到社里，总要喊上几个年轻人喝一顿，四菜一汤，绝不铺张。不论社会风气怎样变化，老人始终恪守着节俭的本色。我就亲眼见他将掉在桌上的豆腐丝挟起，缓缓地送入口中。
我试图将眼前这位农民式的传统老人和受过五四新思想薰陶、至今仍具有强烈科学民主意识的文化大师统一起来。而事实上，行公就是这样一个既传统，又有着新的思维方法的老人。谈到国事，他说不能寄希望于一两个好领导，而要靠完善的法治制度。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好皇帝，但概率太低，靠不住。因为人作为动物，在其本质中可怕地潜伏着一种叫做贪婪的毒汁，而只要有可能，人人都可能成为暴君，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本性。只有依靠法治，才能有效地监督掌权者，扼制腐败与残暴的滋生。行公生于帝制，长于忧患，饱历沧桑，他渴望国家安宁，百姓殷实。而对中国历史上政权的更迭，亦以此民本思想为其评判的准则。我就见他正色敛容地说：“朱明王朝有什么好，饿死那么多人，不亡才怪呢。”显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文化历史积蕴，使行公脱去了某些观念的桎梏，而开放与激进，则丝毫不比年轻人逊色。从行公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五四运动所烙下的精神印迹。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用“哀莫大于心死”来形容有些读书人的生存状态，希望今天的读书人能继续有一个平和的环境，自由自在地说话、读书、做学问。行公的言谈和他的许多文章一致，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位世纪老人的忧患意识。行公即将出版的《流年碎影》一书，据李君说，有许多精彩的篇章。行公为文，遵循“不宜写者不写（即所谓“不得罪于巨室”），写则以真面目见人”的原则。我相信这是一部说真话的书。８８岁的高龄，功名利禄都成过眼烟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李君在席间调侃，要行公说说他和杨沫的过去。行公坦然一笑，说：“夫妻关系有什么好说的，就那么回事。”谈到与杨沫的分手，行公说：“我和她的差别，是‘信’与‘疑’之别，她信我疑。”据说“文革”期间，红卫兵找到行公，要他揭发杨沫。行公十分认真地说：“杨沫比我革命。”令小将们失望而去。历史就是这样一位嘲弄者，常常让人尴尬不已。其实，读书之于革命，即使在当时也不应是对立的。读书人可以投身革命，而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则必须从书本中寻求理论武器。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去信仰革命，就好像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佛教徒一样。用一种思想去统一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并采用宗教裁判所的方式来清除异教徒，这当然是最简单、最切用的统治术，然而当阳光只剩下一种颜色，世界上只拥有一种声音的时候，这个星球也就没有了生命力。在我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确有这么一批学者，他们不热心功名政治，而视学术为生命。王国维、陈寅恪、沈从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里，读书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职业和生存方式，社会应该充分理解并尊重他们的前途选择，为他们施展才学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点，现在也逐渐得到了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我们几个后生在那里慷慨激昂，行公则静静地听着，时而呷一口酒，慢慢地品味，仿佛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风雨，都被他浓缩到了这杯酒里，是苦是辣，只有他自己知道。有时他淡淡地一笑，是对后学无知的宽容？还是历经沧桑，化解了生之疲倦，抛弃了所有语言形式之后的一种轻松？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张密布细纹的脸，因酒精的烧灼而开始微红，渐渐变得生动起来。
行公喜欢和年轻人交往，也不乏奖掖后进、成人之美的古道热肠。一次，有个年轻读者买了金克木先生的著作，想请他签名，但又怕他的耿介脾气，于是找到行公。行公二话不说，带着他上了金府。果然不出所料，金先生一看来头，连连摇头说：“不签不签。”行公将钢笔往他手中一塞，说：“签！”金先生无奈，只得签了。谁要他们都是名人雅士呢。又一次，一位女青年想求启功先生的字，苦于无门，找到行公，行公带她径上启先生家。启先生见是行公的客人，善心大发，挥毫泼墨，写了一张又一张，乐得那位女青年直拍手。其实，行公于金石书画，亦颇具见识，他的书法，能自成一格。我在席间冒昧向行公索字，行公不以为忤，满口答应，过了不久就给我写好寄来了。听说行公在办公室专门备有一套文房四宝，过一段时间就去那里写一阵，以偿还各地忘年朋友的字债。
俗话说，老小老小，人老了，一切都看过了、经历过了，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也就能超然脱俗，返归到无拘无束的本我状态。老人是寂寞的，而当他从与年轻人的交往中获得精神慰藉，获得春风沉醉般安详的时候，也就获得了平湖秋月般的心境，获得了新的生命激情和灵感，其创作也就进入到新的一轮勃发，与生命的律动交相辉映。白云苍狗，逝者如斯，行公无愧于天道，近年除完成了回想录《流年碎影》外，还不时在《随笔》等刊物发表作品，也就不时有集子问世。他的文章虽少张扬蹈厉之辞，也似乎缺少至大至刚的伟岸气象，但从他那清新自然如数家珍般的娓娓叙述中，从那貌似拉杂的谈古论今、引经据典中，我们依然可以体察到老人对摄生治世之道、国家民族命运的热切关注。
尤其是那些诠释人情物理，关怀生命价值的作品，更能引发读者人性的共鸣和理性的思考。我想，这恐怕就是行公的文章一印再印，受到不同层次的读者喜爱的主要原因吧。
一瓶北京醇渐渐见底，而菜却还剩下一些。行公叫来服务小姐，要了一只快餐盒，打好包，交给李君。李君显然已熟知行公的为人，也就坦然接在手中。
之川兄买了单，我们一行四人出了店门。因了前面提到的原因，我回头又看了看这家叫“芝麻花”的小店。和那些以“帝、王、富、豪”命名的高堂大酒家相比，实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我突然明白，行公之所以对这家小店情有独钟，不就是为了得到普通百姓那份真实的感觉么？而两位文化大师在这家普通小店的胜会，又是怎样地具有了超越俗世浮华、蔑视“高贵”的历史人文主义内涵！转过身来，望着已走在前面的行公，一股敬意油然而生，大脑也迅速作出定位：一位真诚的学者兼作家，一个普通而真实的老人。
1997年7月 - Re: 澶у鑰呭紶涓杈炰笘/銆婇潚鏄ヤ箣姝屻�嬮噷鐨勪綑姘告辰posted on 02/26/2006
玛雅，这文章如果不是你写的，应该注明，以免误解。
张也是我喜欢的写家。其文字虽然唠叨一些，但也有内容，有阅历和对生活的思辨。一思辨，难免唠叨。因为正反的道理都要讲，思路如同Kerry讲政治。
玛雅 wrote:
一
张中行，当代大学者。
- Re: 澶у鑰呭紶涓杈炰笘/銆婇潚鏄ヤ箣姝屻�嬮噷鐨勪綑姘告辰posted on 02/26/2006
谢你提醒，刚才贴的匆忙，没有copy那一行。现在补上了。一般我都非常注意贴作者名字与转载出处的。
而且这文体根本就不是玛雅的，我也从来不写这一类的文字。咖啡店里的朋友都不会误会的
另外，咖啡店里叫guest的、过客的太多，请您再给自己起个有点儿个性的名字好吗？也让大家跟您交谈时知道怎么称呼你。 - Re: 澶у鑰呭紶涓杈炰笘/銆婇潚鏄ヤ箣姝屻�嬮噷鐨勪綑姘告辰posted on 02/26/2006
这篇文章题目不妥。
老鬼的文章《我的母亲杨沫》，清楚谈到，张中行一再跟大家说过：我不是《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人家那是写小说呢！
老鬼的这部回忆母亲的作品，也提到杨沫和张中行曾经是同居关系，当时张先生在老家已经结婚！所以不是这个贴里说的他是杨沫的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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