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绝不宽恕
作者:张者
文章来源:文化自白书
张中行:1909年出生,河北香河人。原名张璇。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副刊编辑、期刊主编。建国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特约编审。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合作编注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
绝不宽恕
在燕园曾经住着4位老先生,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人称“未名四老”。4位先生实则住在未名湖的后湖,那地方叫朗润园。所以卞毓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又称这4位先生为“朗润园四老”。如今,四老中的金克木、邓广铭已经仙逝,季羡林和张中行也已90高龄了。已经跨入新世纪的这两位老人近况如何,笔者首先访问了张中行先生。
张中行先生在几年前已搬出了燕园。原来,张中行在“文革”时被逐放原籍,回京后和老伴长年借住燕园女儿家,在85岁时才分到房子。这是一套极普通的三居,张先生说:“搬家前只是扫帚一把,顶棚一,墙四面,地一片,过一遍,了事。”整个家没进行任何装修,白墙灰地,屋里除两个书柜是半新的,旧书桌已旧成古董,破藤椅腿上打着绷带。怪不得有人曾说他这是“都市柴门”。
小民要活
张中行已不能亲自为我们打开他的“都市柴门”了,他近来一直在病榻之上。见我们到来,他在家人的搀扶下起身,然后步入书房。这个过程他用了至少5分钟……我一直随他身后,心下发紧,这就是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北大才子吗?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呀!张中行说:“我现在什么也干不了,很少拿笔,几乎连信也不写,文章更不用说了。”
我问:“那么您躺在病床上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张中行答:“不想什么了。整天躺在床上,躺着半睡半醒地想什么?不想,我现在只能说是还活着。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那么您怕死吗?您怎么看待生死的?”
“怕死。至于说我自己怎么看待生死,我想怎么看都没有用,只能任其自然,生就生了,到了相当的时候死就死了,完全任其自然。我不能决定。”
“您有一本书叫《顺生论》,写得好,被誉为当代中国的《论语》。您在书中说,人类乐生,把可以‘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人类畏死,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您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生是一种偶然,由父母至祖父母、高祖父母,你想,有多少偶然才能落到你头上成为人。上天既然偶然生了你,所以要善待生,也就是要善待人。”
“过分利生会不会成为贪生,过分避死会不会成为怕死。一个人贪生怕死,他会不会说假话?”
“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我认为这对人品无甚损伤,因为说真话便死了。甚至需要无耻、不要脸才能活,修养到了也可以做。但这有个限度,要有一个原则,‘文革’中你让我说假话,批斗之后还给饭吃,那种假话谁都说过。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
“这是不是一种软弱呢?”
“这不是什么软弱,作为小民来讲,要能活,并能活得好一些。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
“如果在国家兴亡、民族危难之时呢?”
“小民没有义务承担这些责任,作为老百姓,也就是小民来讲,不管是谁统治,大家都要活。你不能要求小民来为谁死。毕竟,小民只是完粮纳税,对国家大事负责的应该是统治者。”
“那么周作人投敌当汉奸也是一种活着,您对周作人如何评价?”
“人归人,文归文,混在一起不好谈。如果人生中有一个大污点,学问、文章难道都一文不值了?人即使有污点,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做伪官时已五十几岁了,五十岁以前的东西不能一概否定吧!解放以后还翻译了一些东西,也不能说一文不值。我觉得现在印他的书是对的,还是值得看一看,他的学识、文章,现在还是没有人能比得上。”
“那么什么时候牺牲个人生命才为善呢?”
“这要看具体情况。土改时我妹妹为了救全家人的命,就曾亲手把女儿按在缸里淹死。她用一人之命救了全家之命。”
张中行所说之事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过。这篇文章叫《伤哉贫也(二)》。说的是1947年搞土改,有些人把政策扩大化,搞筷子里拔旗杆,再穷的村都要找出地主来,只要有吃饱的那就是地主,成了地主就有可能被揪出来打死。张中行家在那个庄虽不富,但也能吃饱,这样就成了革命的对象。土改一开始村子被围了,一个也不让出,如果不出去被揪出来就可能被当成地主打死。张中行的妹妹刚生一个女孩,有残疾,便把孩子狠心按在水缸中淹死,谎称埋孩子混出村。张中行说:“这虽牺牲了一条命,却救了全家命。如果没出去真就活不成了——南院二婶未逃便被打死了。”
张中行充满了对“生”的热爱。他认为如果为一时的义气,死则死矣,这是匹夫之勇。张中行的《顺生论》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的现代版。所谓“天命之谓性”也就是对于生命来讲,活着比死要好,这是天命。为什么?谁也说不清。快乐比痛苦好,这也是天命,天命如此,本性如此。“率性之谓道”,意思是说顺着本性做,这就是生活之道。本性由天命而来,我们的生活之道只能这样。
一位90高龄的老人,又在病中,“死亡”也许是他最忌讳的话题。可是他谈得那样坦然,那样深刻。我想只有把生与死彻底悟透了的“得道高僧”,才会有如此达观的心态。
文人多情
我问:“在死之前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张中行道:“人与人不一样。皇帝当然最留恋的是他的天下。我没想过最留恋什么。说到生命结束时最舍不得什么?我这年岁的人也没有像年轻人那样有什么情人。如果年轻时候有非常好的情人,当然最舍不得的是情人。老年人就没这个了。”
“那您舍不得的是什么呢?”
“舍不得的是生命,愿意活着,人都怕死。”
“您刚才说如果一个人有情人他最舍不得的是情人,您一生中有情人吗?”
“有!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的。”
“您认为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最重要的是哪一种情感?”
“我想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感。”
“您说的这种男女之情在年轻时候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哪种情感最重要?”
“我想还是男女之情。”
“您这样看中男女之情,您认为男女之情靠得住吗?是不是主张从一而终?移情别恋了怎么办?”
张中行认为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社会的要求是求安定,自然对于人的要求则是传种。由自然的本性来讲,雄性都是多妻的,雌性则不然。比如,一群鸡中,雄鸡总是追逐雌鸡。无论夫妻感情有多好,一生中女性不移情容易,男性就难了。这是上帝所定,不是人所能左右的。西方有哲学家讲,遇绝代佳人,如你不动心,你就对不起上帝,上帝造出这样的人,你竟然不动心?一般来说,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没有对妻子以外的异性动过感情的很少。远的不说,就说“五四”之后的。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胡适之等等。就连王国维这位大家公认的书呆子、十足的旧式人物却偏偏爱上了侄女。还有一首诗:“昨夜梦中多少恨,……停车不系相慰问。”很有感情。
“在您23岁时和杨沫相识,然后相爱,后来同居,再后来分手。这件事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后来杨沫成了作家,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书中的余永泽据说有您的影子,你认为呢?”
“这你只能去问小说作者了,只有她最清楚。”
张中行认为《青春之歌》是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而不能入史部。小说是可以编造大小情节的。后来,有人曾告诉张中行杨沫在追述往事之时,言及分手总暗示张中行负心、落后。张中行认为,认定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落后,是人各有道。
杨沫去世时,张中行并没有前往参加追悼会。据悉,在遗体告别仪式的头天晚上,吴祖光先生曾打电话给张中行,问参不参加,张中行说不参加。张中行认为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仪式后,张中行接到女儿来信,主旨是说: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张中行复信时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张中行在后来谈到和杨沫分手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距离了,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道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
“那么感情呢?”
“这是个人私事不能问。”
“文革”时杨沫单位的人来外调,希望他说坏话。造反派还对他进行了威吓、辱骂,让他照他们的要求说。张中行写了一个材料,大概是说杨沫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真的相信她所信仰的东西,并为之奋斗,比那些口头主义者好多了。后来这个材料杨沫看到了,还写信表示感谢。
“在您的一生中情感经历颇为复杂,据悉,你17岁时受父母之命在家乡便娶了一位妻子,好像还在一起生活过,她一直住在您家乡,直到80年代才去世,对于她您是否有话可说?”
“那是一个大变革时代,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婚姻状况都复杂。孙中山、蒋介石、鲁迅等都先有一妻,后来才找到如意伴侣。一个人从农村出来到一个开化的地方变化会很大。这是我们这代人婚姻方面共同的问题。”
“您能谈您现在的夫人吗?”
“我的夫人人品非常好,待人忠厚,对谁都非常好,很难得。我们虽然没有卿卿我我的感情,但一生平静。夫人能忍,无论环境如何、境遇如何,都能坦然处之。”
“您有四个女儿,三代毕业于北大,您认为新北大和老北大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二女儿、二女婿,四女儿、四女婿,三女儿的女儿,四女儿的女儿加我一共有7个人毕业于北大。我是老北大,他们是新北大。老北大和新北大最大的区别是老北大没有受到毛泽东的影响,新北大受毛泽东的影响比较大。”
教人不信
“您认为一个人影响一个时代这正常吗?”
“当然不正常,不过古来如此。谁拿到政权了,谁就说了算。”
“您认为教育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德国的小学教科书说打败拿破仑完全是德国人的力量;英国的小学教科书说打败拿破仑是英国人的力量。罗素主张把这两种小学教科书放到一块儿让孩子念。有人就担心,说你这样让孩子信什么呢?罗素说,你教的学生他不信了,你的教育就成功了。”
“您的一生‘多疑’、‘存疑’,从来不信什么,一生无信仰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人什么都不信也很难。”
“您信什么?”
“有些不明确表示出来的其实也是信。比方活着比死好,每个人都相信。”
“您相信‘生命的价值’,是吗?”
“是的。其实不信很难。不说别的,不信宣传那就很不容易。我好像记得也是罗素说的,英国人问他谁最伟大,他回答得很简单,说谁能杀我谁最伟大。是呀,不只是英国人,哪个国家的人都是这样,相信伟大的人物都能杀人。”
“您说的不信,首先是建立在有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吧!一个无知的人他无法去不信。因为一个无知的人无法对一切事物作出判断,不能判断他如何去不信?”
“是的,要达到不信了,教育也就成功了。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教育是不成功的。许多年轻人没有判断力,过于轻信。年轻人不要轻信宣传,多看书,要多看西方的书。”
“您认为中国人有信仰吗?或者说有宗教信仰吗?”
“中国人过去没有宗教信仰,严格按西方的宗教的定义来衡量,中国只有巫术,没有宗教。中国人讲实惠,让得到好处我才相信、才会感激,这是巫术,这和基督教不同。基督教认为得到实惠了,幸福是上帝赐予的;没有得到实惠,不幸,是上帝在考验我,还得好好修炼。”
“您是共产党员吗?”
“不是,人家知道我这思想不可救药,人家不会要我。”
“您想过加入共产党吗?”
“我是任何党派不加入,为保留自己一点自由。”
“您是不是认为自由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
“拿儒家的话说我认为最重要是‘心之所安’。信什么不信什么要受内心的指引,心里认为应该信那就信,这就是心之所安。如果你明明不信,只为了某一种目的,逼着自己去信,那就不是心之所安了。这种信仰是一种假信,为了个人私利。有些人也许不是为了私利,但他也不是内心真信,只是听到了宣传,盲目地跟着走。罗素有一本书叫《怀疑论集》,年轻人都应该看看。”
“总结一生您认为给你戴一顶什么‘帽子’比较合适?比方: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等等。”
“如果硬要戴一顶帽子,我想可能是思想家。这一生中我自认为不糊涂。”
“您一生最满意的著作是什么?”
“最用力的是《顺生论》。”
“在‘五四’前后中国产生了一批文学大家,比方鲁迅他们。可是1949年之后却没有产生一位能望鲁迅之项背的,这是怎么回事?”
“人若是只遵命,上面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当然就产生不了大家。特别在‘文革’时期,不允许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不允许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观,这怎么产生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
“这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吴祖光曾当面跟我讲,曹禺有一次因病住院,打电话让他去。他去了,两人谈得很深。曹禺认为这些年没有一点成就,是混过来的。吴祖光说,我看你这些年就是太听话了。曹禺一听从病床上跳起来,拍案大叫说,你说得对,你说得太对了。”
“太听话了,说再明白一些就是太信了。”
“所以我给现代年轻人一个忠告,这就是多念书,少信宣传。学问往上看,享受往下看。”
在采访张中行先生之前,我曾见到由季羡林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称张中行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在谈到张中行的文章时,季先生用了这样一段话。“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就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季先生的这段话可用四个字概括之,叫“文如其人”。我曾读过张中行先生的文章,如今又有幸和张中行先生面对面交谈。我真正见识到什么叫文如其人。他平和,但平和中却有激情;他不信,但不信是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之上的;他温情,却柔中见刚;他淡泊致远,却刚正不阿,耿直倔强。在采访张中行先生时,我曾临时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突然结束了我的采访。
我问:“在您一生中你最不能原谅的人和事是什么?”
他答:“借助运动来整别人的人不能原谅,损人利己的人不能原谅,无情无义的人不能原谅。”
“如果他(她)忏悔了呢?”
“忏悔应有具体表示呀?其实忏悔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已经死了,怎么忏悔?多少次运动给人家戴帽子,后来他说给人家戴帽子不应该。不应该就算了,你已把人家整得家破人亡了,你说不应该又能怎么样!”
“除了这种因政治运动而整人之事,还有什么事不能原谅?”
“有些事会影响一生,让你无法原谅和宽恕。”
“什么事影响了您的一生?”
“不好说……”
“那您一生中有内疚的事吗?”
“谈不上内疚。但人一生做那么事,哪能样样都对?如果做得不对,心里自然不会坦然。”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说说您认为比较内疚的一件事?”
“我举不出来。我一生中在背后从来不说人坏话,也没干对不起人的事。”
- Re: 张中行:绝不宽恕posted on 02/27/2006
张中行说自己是思想家,觉得有些过了,尽管很喜欢他的文章。 - Re: 张中行:绝不宽恕posted on 02/27/2006
九十多岁的老人,即使看上去思维敏捷,其言也不能太当真了。 - posted on 02/27/2006
文/刘明清
毫无疑问,畅销书的畅销,固然首先与其内容有关,毕竟图书业是一个内容产业,凡内容适应和符合了时下大众的精神需求,便有可能造成图书的畅销。但是我以为,另一方面,文笔与叙述风格也是十分必要的:有许多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作家,可能喜欢的就是他动人心魄的文笔。所以,如果他的文笔和叙述风格受到大众的喜欢,他的作品也没有理由不畅销。
我记起上世纪90年代,自己与书圈儿里的几个朋友曾经把当时流行的畅销书,按作家的文笔和叙述风格划分了这样几个类别:其一为“张体”,以张中行老先生的文字为代表,也包括季羡林、金克林、启功等老的文章。其二,为“余体”,即以余秋雨先生为代表的“文化随笔”派,这类还包括周国平、刘晓枫诸先生的文字。其三,便是尽人皆知的“王体”了,代表人物为“二王”,不过可不是当年杀人越货之东北“二王”,而是王朔、王小波也。
就我自己而言,真正让我为之倾倒、为之心驰神往的文章,却是非“张体”莫属。
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林、启功几位老先生都是在耄耋之年,在各自人生的黄昏阶段写作出了令世人惊叹的文章的,并构成为中国90年代出版界和读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特别是张中行这位老先生,一生历尽坎坷磨难,平生饱学,满腹经纶,终于在80岁以后才得以彻底抒发,创造了中国高龄畅销书作家的纪录。
最早看到张先生的文字是在《读书》上,读到有关“读书明理”的文章,我也同许多人一样有“这新冒出来的一位是怎么回事”之类的疑惑。不久看到了先生出版的《负暄闲话》、《禅外说禅》、《顺生论》等著作以后,才知道中国传统所谓的“大儒”、“鸿儒”,原来就是先生这样的人。
启功先生认为张先生是一位哲学家,而且是一位人生哲学家。我以为,启功先生这样的看法毫无疑问是极其正确的。为何?我们有先生的著作——《顺生论》为证。这部《顺生论》,据闻花费了先生近四十年的时间,1991年完成,1993年9月出版。如今,先生的这本书,受到的最高评价是,有饱学之士称之为现代《论语》。中国人都知道《论语》的分量——“半部《论语》治天下”;张先生的《顺生论》有没有这样的分量,我不知道。但是,以我有限的阅读,我知道《顺生论》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最有价值的人生哲学著作,也是“张体”文字中的极品。
本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都是忽视、甚至是漠视人的个体生命价值的,强调都是“国家”、“天下”的命运。可是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国家”、“天下”从来都是“家天下”——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哪里会对芸芸众生的个体生命有过尊重?哪里会知道什么“人权”这样“异端”的问题?所以,人生哲学,对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门完全陌生的课程;中国也从未产生过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哲学著作。
有的也只是一些如曾国藩之流的韬光养晦之术,根本与人生哲学风马牛不相及。
正像顾准先生70年代追求真理的声音,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颜面一样;是张中行先生的著作,于90年代改变了世人对于中国没有人生哲学的印象。事实上,任何人文科学的学问,一旦脱离了对人的关怀,对人生的关注,其价值自然要大打折扣。先生在书中,积自己平生所学,总结自己坎坷、丰富的人生经验,深刻地阐述了自己对于人生、社会命运的思考。既又有形而上的方面,如天心、社会;也有形而下的方面,如己身。特别是让我们感到难能可贵的是,先生作为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鸿儒,勇于突破思想桎梏,对于自由、平等、民本、限权等人类普适的价值观,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和信心。要知道,先生写下这些文字的年代里,因言获罪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是本书出版的90年代初期,人权、自由、平等等字眼也是让不少人反感的。当然,今天的情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先生呼吁、倡导过的人生理念,正在一步步向我们走近,尽管走近的步伐依然很慢,但毕竟在走近着。
近年来,张先生由于年迈、身体的原因,已经很少有新的文字问世了。其实先生早就可以颐养天年、安享人生的幸福了,因为在10年前他就已经把他的成熟、完整的人生哲学留给我们了,当然还有他代表的“张体”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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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觉得,对中国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而言,把张中老称为启蒙思想家没有称为思想启蒙家来得更妥帖。
张中老的《顺生论》给我非常大的人生启示。最主要的就是如何认识自己认识生命和认识社会。曾经一次性买了几十本《顺生论》(白色封面,特别素净,手写体而非美术体),送给朋友,其中一位是身患癌症的小董。住在军区总医院,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去看他,因为他曾经是我的合作伙伴,后来还是竞争对手,但始终是朋友,他那时在等待骨髓移植的机会,我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和方式去安慰,就是在《顺生论》的扉页上,写了一句话,希望他超脱。
再回故乡时,我又去了医院,找到了当时的刘医生,年轻的军医说:早走了。
人人都会有这么一天,我甚至可以感觉这一天走近的脚步,我们只能自己寻求踏实和得到自己感觉的“疑似”快乐。
张中老的很多禅理机巧写得繁琐,以现世的浮躁是无法读下去的,其他集子,特别是人大出版社王小琪的“张中行小品”是忆红楼的多,讲人性的多,看看无妨,幽默也有,参悟也有,故纸也有,典籍也有,虽然笔法有些老套,类似与胡适梁漱溟似的“正反两说”,现人看来是罗嗦重复,但很多真情,在近二十年前,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如“案头清供”、“剥啄声”、“欲赠书不得”和“赋得读书人”几篇,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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