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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难:“农民死儿子”
徐时利
关于矿难，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在一次接受电视采访中引用了一首流传在社会上的顺口溜：
老板赚票子,
农民死儿子,
地方出乱子,
政府当孝子,
干部掉帽子。
（2005年08月29日 新华网 李毅中: 《矿难：老板赚票子，农民死儿子，政府当孝子》）
“农民死儿子”这句话由李毅中局长的口里说出来，表明在矿难中“农民死儿子”是官方也不否认的确凿事实。这句话一语破的、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农民矿工是矿难的死亡主体这一残酷现实。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不但创造了矿难频发的“世界纪录”，而且是这项“世界纪录”的长期保持者，大矿难月月有，小矿难天天有。我国的矿难，像是一出没完没了的恐怖剧，使人们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没有放松的时刻。高发的矿难令所有良知未泯的国民痛心疾首，令他们在世人面前羞愧难当。
仅以最近三年矿难的死亡人数看：
2003年：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03年中国矿工死亡8000人，占世界矿难死亡人数的80%。 中国按人均年产煤321吨计算，效率仅是美国的2.2%，是南非的8.1%，而百万吨煤的死亡率，却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2005-4-1青年地大网：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李宝芳的文章《制止矿难》）
2004年：我国共产煤16.6亿吨，占世界33.2%，但是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是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 。（2005-10-31 学说联线网 魏小军：《矿难告诉我们什么？》）
2005年：据“中国能源网”的统计，在2005年一年中，“有7000人死于矿难”（见中国能源网－－“矿难”栏目编者按）。一年死亡7000人，这个数字意味着，我们仅2005年一年之内死亡矿工的人数，大大超过美国自2003年打响伊拉克战争三年以来死亡士兵总和的三倍多。
由于中国煤矿的安全保障依旧缺乏，所以矿难依旧处于失控状态。于是我们只能在矿难中“除旧迎新”。在矿难送走2005年——2005年12月28日，山西省左云县店湾镇范家寺煤矿发生透水事故，7名矿工遇难，10人失踪；又在矿难中迎来2006年——2006年1月5日，安徽省淮南矿业集团望峰岗矿井发生瓦斯事故，12名矿工罹难。（（风云茶馆网：《2005年中国矿难统计》；维基百科：《2006年中国矿难列表》）难怪网友们愤怒地质问：“难道矿难也要‘前赴后继’吗？中国都快成了‘矿难专业户’了！”
矿难使三批人——遇难矿工、无良矿主和腐败官员——涉案，成为矿难的当事人。随着接连不断的矿难，三批人频频浮出水面，越聚越多，各自都在人数上形成了规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已经颇具规模的社会群体，为研究当今的社会两极分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可以让人们由此看到当前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到的严重程度！
每一场矿难的报道都令人胆战心惊：透水、坍塌、瓦斯燃烧、瓦斯爆炸，真的是水火无情，多少鲜活的生命，动辄数以百计，毁灭于地狱般的水火之灾中。大量矿难照片令人惨不忍睹，在下面的照片中，蒙难矿工的身体被压折为三折，呈“之”字形，两只僵硬的手臂依旧保持着生命最后时刻的挣扎求生的状态。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看到这样的照片都会心灵震颤。这不是普通的照片，这是枉死冤魂永久的控诉和正义的追讨！
2005-10-09新浪网 原照片说明：“建议以悲痛的心情看贴,向这些死难者默哀！”
在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矿难中，农民工成为伤亡最为惨重的群体。如上所述，每一年，都有数以千计的农民的儿子死于矿井的爆炸、透水、坍塌、毒气……那么，农民矿工在死亡总人数中到底占怎样的比例呢？请看笔者从一些报道中搜集到的几个极不完整的数字：
“九成以上”说——“安全事故死亡，九成以上是农民工。（2005-10-30《海峡都市报》：《农民工的安全保障》）
“90%以上”说——“因生产不安全事故死亡的人数，90%以上是农民工。”〔2005年10月27日 新华网：《因生产不安全事故死亡的人数，90%以上是农民工》
“95%”说——“在大平矿难遇难者中,农民协议工占95%之多。”（2005-09-20《财经》杂志/总119期 唐铮：《反思河南省大平矿难》）
“全部”说——“从广西南丹矿难看出，这些死难的矿工全部都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2004年07月24日 博客中国网 颜明：《再论"民工荒"》）
既然煤矿中农民工死亡率这么高，农民为什么还是大量涌入矿井呢？原因极其简单：受贫困的驱使。正像来自贫困山区的青年农民、到处流浪的打工仔、小煤窑的挖煤工、从社会底层崛起的矿工诗人梁彦选的诗歌《挖煤工》所说的：
是贫穷，
硬是把我们逼到了这下面。
不是为了家里的几张嘴，
孙子才会给他们卖命干。
（2004-4-29 国学参考网：《献给苦难的兄弟姐妹－－矿工梁彦选诗歌选》）
中国农民的贫困由来已久，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早在毛泽东统治的初期，已经创立了无情剥夺农民的“铁律”城乡二元制——1958年１月９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户口登记条例》——从此，数以亿计的农民的头上被结结实实地套上了法律的的铁锁。“农民”成了世袭的身份，“不仅自己被禁锢在土地上，遭到强制役使，而且还搭上了世世代代子孙的前程！‘社员’就是‘集体’的农奴。他们彻底丧失了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和自由，那被毛泽东称为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实际上就是没有铁丝网的集中营。”（赛迪网社区：暂住证——中国的国耻）。
自从“1958年１月９日”，中国农民成了处处低城里人一等的“贱民”，而且“贱民”身分世代相传。看来，这个制度的反动性，大概只有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可以仿佛一二。
“城乡二元制”是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怪胎。这个怪胎，自它出世之日起，就像癌细胞一样，一方面不断滋生强权、欺压、贫穷、愚昧；另一方面不断吞噬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强横地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扼杀合理的社会流动。“城乡二元制”实施半多世纪以来，数亿农民在口粮供应、户口迁徙、升学就业诸多方面无一不饱受歧视和限制，造成农村过分失血，使农民总体上表现为贫弱。所以，有的文章将“城乡二元制”归结为“当前贫困群体的主要源头”，是颇有见地的。（2005-10-19人民网强国论坛：《当前贫困群体的主要源头》）
正是这项应当受到严厉清算的反动制度，使得数亿中国农民由于长期受剥夺而高度贫血，积贫积弱，成为人数庞大的弱势群体，举世罕见。如此庞大的农民弱势群体的存在，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宣扬的其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绝妙讽刺。中国共产党执政半个多世纪，造就出人数高达数亿的弱势农民群体，使人们不得不质疑这个党一贯鼓吹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巨大欺骗性。
与此同时，五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央和各级地方权力机构拥有巨大的绝对权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设置的层层重叠的“五大班子”，构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机构的运行和人员的薪金耗费掉中国的财政收入很大比例。“尤其是到了县乡两级基层政权，地方财政收入很难供养众多公权人士，不足部分向老百姓索取就成了基层政权的现实选择。”（2006-2-19百度_陕西吧_《中国农民九苦》）。
尤其严重的是，在与农民面对面的广阔农村基层，无所不在的县、乡、镇党政机关，官吏的数量日益膨胀，他们的贪污腐败和巧取豪夺，尤其是对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剥夺，导致了农民的贫困，甚至是丧失生计。贫困在幅员辽阔农村源源不断地制造最廉价的劳动力——民工，然后再把廉价的民工驱赶到血汗工厂和死亡矿山。
“挣钱比人命更重要”，这本来是一个不可思议荒谬命题。但是，由于贫困逼人的缘故，却被为生计所困的农民普遍接受。由于农民贫困，生存艰难，迫切需要“钞票”去解救诸多燃眉之急，于是，天南地北，我国广阔乡村中的青、壮年农民源源不断涌入各种各样的煤矿——国营 的或私营的，合法的或非法的——去冒死采煤，下到地下数百米深的矿井中进行艰苦的劳作， 换取几百元现金去养活一家老小。
在记者的笔下，有大量贫困农民当矿工的报道：
据《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称，2004年全年，从年初到岁末，该刊的记者们都在为连踵不断的矿难奔波，为死难矿工落泪。但是，记者们却看到农民们仍然接连不断地与私营矿主们签订拿宝贵的生命做廉价赌注的“生死状”。记者们看到如此情景十分为这些农民矿工痛心。但农民却声称，他们签订“生死状”是情愿的，因为“死不可怕，没有工打才可怕!”这句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当今农民生存状况艰难的紧迫状况：眼前的挣钱比日后的丧命更重要！（2005年1月4日论坛 - 焦点关注 - 2004年中国经济《从积极到稳健的转变》）
据新华社记者报道，但在山西省交城县香源沟煤矿二坑矿难事故现场，几名矿难幸存矿工却对记者哀叹说：“唉！人穷了，命就不值钱了！”这种哀叹让人们们体会到生存现实真的残酷性，原来贫穷可以使生命贬值！记者又问他们：“这个矿是非法生产矿，在这里上班，你们不怕吗？”一位矿工说：“谁不怕？这次事故我们陕西老乡就死了十几个。家里盖房，孩子要上学，欠了一屁股债。在这里一个月能挣2000块，干三个月就等于在老家村里一年的收入。只要有点办法能挣钱养家，谁愿意钻这黑窟窿里卖命？”（2005年08月08日新华网：hmyxyy的文章《为了“生存”而“卖命”》）从这短短的几句话可以看到，说这话的农民没有任何奢侈的要求，只是最基本的生活支出盖房子，为的是有一个栖身之地；交学费，为的是使子女受教育——他都要冒着付出“血本”——生命代价的。记者文章的标题是：《为了“生存”而“卖命”》，鲜明而又响亮，为“农民死儿子”作了深刻的注解。
陈家山矿难遇难矿工的一只手
2004年11月28日早晨7时10分，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66人罹难。（2005-2-6新华网）
普遍的贫困把大批农民逼到眼看着就要坠入绝境的边缘，在每一名矿工的心中，都揣着一本大同小异的账本，记载着他们的一项项需要立即应付的紧迫开销。相似的贫穷，逼得他们“奋不顾身”进入高危行业。为了养家糊口,明知井下危险,也要“脑袋别在腰带上”冒险下井。有的农民家庭，在贫困逼迫下，父子、兄弟双双下矿，又双双在矿难中丧生。在147人遇难的河南大平煤矿矿难发生后一周，《财经》杂志记者看到67岁的张姓老农和他的老伴呆坐在屋前，两眼红肿。“在这次矿难中，他们的两个儿子都被埋在井下。”晚年丧子之痛对老人打击的沉重程度可想而知，何况，对这对老年夫妇说来，他们遭遇的是祸不单行。 （2004.11.01《财经》杂志/总119期 唐铮：《反思河南省大平矿难》）
尽管矿难频发，但是，到煤矿打工的民工仍然络绎不绝，“个别煤矿还出现过民工坐等活干的场面。”（2006年01月04日中国新闻网张墨、庆恩：《山西煤矿矿工生存状况调查：挣钱比人命更重要》）甚至在有的煤矿发生事故被勒令关闭之后，使得有些矿工犯起愁来：“矿井关了，我们上那儿去找能够有这样的高收入的工作？”这句看似短视的话其实非常发人深省，说明迫在眉睫的生存压力是多么严酷！
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甚至可以说是普遍的。2004年10月，河南大平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47名矿工遇难。“即使在事故发生后，矿工们及其家属依然掩饰不住对这份工作的渴望。来自南阳的农民工张群周，他的亲属在此次矿难中丧生，然而他毫不犹豫地表示，等到恢复开工以后还是要回矿上工作，因为‘收入高，事故几年也不一定能碰上一回’”。 （2005-09-20《财经》杂志/总119期唐铮：《中国能源网反思河南省大平矿难》）
有的文章指出：“中国矿工几乎都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村。”由于农业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已成为一个回报最低的产业，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每月人均收入仅有100元左右。而当矿工，每月可以收入1000元左右。这1000元左右的月收入对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于是，贫困的农民工们怀着类似于“饥不择食”的心态，冒死下井。而矿主们都清楚，对每月只有100多元农业收入的贫困农民，在设施简陋、危机四伏的矿井面前只能乖乖地就范，既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没有拒绝的权力。（2006年2月17日–多维新闻网 寒竹：《建议中国设立“农产品消费税”》）
贫困如同巨石，沉重地压在农民的肩头，使他们难以支撑。当一家老小嗷嗷待哺时，他们顾不得更多，只能卖命挣钱养家。大量的报道都记述了贫困正是推动农民不得不下矿井的原因。对许多人来说，煤矿是他们的生计来源。“在娄底，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怪事情：发生矿难事故后关闭煤矿，但是矿工们却集体上访，要求重新开矿。”（2004年8月19日《南方周末》：《娄底市委书记暗访特大矿难背后：官煤如何勾结》）
改革开放以来，不同于毛泽东统治时期的是，农民可以离开家乡，外出打工了。源源不断来自农村贫穷农村的农民工，像潮水一般涌入城镇、厂矿。然而，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制”的束缚，从总体素质来说，农民工缺少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使得他们在选择职业方面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责任不在他们。结果，好职业轮不到他们，矿井却向他们张开了大口。民工的外出使得在劳动力市场上人命大贬值。于是，大量无执照的非法矿井遍地开花，而大型的国营矿井为了赢利，也不断缩减对安全设施的投资，终于导致“矿难”成了农民矿工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都要吃的的家常便饭，“农民死儿子”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特色。
李昌平先生在《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一文中说：
“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见2005年05月24日凤凰网站）
对上边这段文字，请注意这句话——“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读到这句话都会感到锥心之痛，这就是我们在矿井工作的农民弟兄们当今的工作写照！
数以亿计的农民处于濒临崩溃边缘的贫困状况中，这就为全国矿井的非法开采和危险开采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力，这些廉价劳力的价格和任何安全设施的投资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于是黑心矿主和涉煤贪官们为了榨取最大利润，互相勾结，不断削减安全投资，不断降低安全生产的门槛。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被称为“黑口子”的非法小矿井星罗棋布、遍地开花；而大型的国营矿井为了赢利也不断降低安全标准，造成农民一批一批地死儿子。
有些村庄，由于地处煤矿所在地，到煤矿打工的人多，一个村子陆续死于矿难的多达数十人。例如湖南涟源市枫坪镇的白石村，是一个距市区三十多公里的村庄，煤炭资源丰富。早在1995年，这个村曾经拥有大大小小19个煤矿，至今仍有4家煤矿在经营。煤矿在给一部分人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也为矿工留下了永远的伤痛。在从1993年至2005年的十二年间，该村死于矿难者数多达“三、四十人”。由于大量隐瞒矿难死亡的真实人数，当问及死亡人数时，使得任职30多年的老村长显得十分尴尬。（2006-01-04 新生活周刊：西子、罗霞、周建盛：《关注矿难：有多少爱不能重来》(图)）
在矿难中死去儿子的农民父母，遭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巨大不幸。由于失去了儿子——支撑家庭生活的顶梁柱，使原本的贫困越发雪上加霜。这些在矿难中死去儿子的父母，由于年老、体弱、贫穷、文化水平低等诸多原因，属于无论受多大的重压都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的沉默的族群。只是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他们的困苦状况才得以在媒体上偶然一闪。
死难矿工刘兴让年过八旬的老母亲 新华社记者禹志明摄
比如：2004年12月9日16时20分左右，山西省盂县南娄镇大贤煤矿发生瓦斯爆炸，33名矿工遇难，其中包括与农妇王彩云相伴近20年的丈夫刘兴让。早在矿难发生前，山西省政府已经明文规定矿难死亡者赔偿标准“最低20万元”。但是，2004年12月26日，包括王彩云在内的矿难死者家属却被告知，每位死者的20万元赔偿金必须扣除4万元作为“法律服务费”。扣钱的是五道水镇党委书记杨安祥，收钱的是其妹夫、县法院法官黄跃武。2005年1月，眼见春节将至，家属们退而求干部们少收一点，可是，镇长杨安祥和副镇长瞿绍雄仍坚持不肯发放赔偿金。他们说“这笔钱一定得扣，否则黄法官会很气。”倔强的王彩云忍无可忍，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跑遍省、市的各个衙门，竟然毫无结果，直到进京，才出现了所谓的“真正的转机”。最后，被黑心克扣的二十几万带血的“卖命钱”最终得以归还死者家属。记者采访王彩云时，拍摄了王彩云的婆母的照片，老人已经八十多岁，刘兴让死后由王彩云赡养。人们从照片上可以看到，老人神色凄然地坐在破旧的宅前，犹如风中残烛。多亏有勇敢坚强的儿媳王彩云，使人们得以一瞥她的苦难；至于她本人，由于既老且弱，已经无法发出愤怒的呐喊声了。她的墓碑和棺材都是儿子刘兴让在世时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为她准备的，矿难却让儿子先于母亲而去了另外的世界。（2005-09-16、禹志明、段羡菊：《湖南一法官联手当地镇党委书记强扣矿难赔偿金》）
写有聂清文遗言的矿工帽
又如：2003年4月16日，湖南省涟源市七一煤矿发生特大矿难，38岁的矿工聂清文遇难。在矿难现场，人们发现了聂清文留下的一顶安全帽，安全帽内外用粉笔写着他的最后遗言：“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龚泽民欠我50元，我在信用社给周吉生借1000元，王小文欠我1000元，矿里押金1650元，其它还有工资。”还有给妻子留下的珍重嘱托：“建章，认真带好儿女，孝敬父母，一定会有好报的”、“把我一定要火葬”。
聂清文因矿难失去了生命，那留在安全帽上的遗嘱，连官场的人都曾经为之落泪。由于这段写在安全帽上的遗言感人至深感，所以，聂清文的名字没有像成千上万的死难矿工那样淹没无闻，他叮嘱妻子要好好孝敬的父母，也因这顶矿帽上的感人肺腑的遗言而受到比普通的因矿难丧子的父母更多的眷顾——娄底市市委书记蔡力峰到村里看望了聂福成老人，在老人面前流下了热泪，其他在矿难中死了儿子的父母还没有得到这种特殊关照呢！
矿难中死了儿子的农民家庭陷于不幸是不言而喻的，聂清文的父母只是其中一。2005年岁末，此时离聂清文在矿难中遇难已经一年零八个月了，《新生活周刊》的记者们几经周折找到了聂清文父母的家，对在矿难中死了儿子的老人艰辛的生活做出了真实的描述：
“这是一幢用土砖堆砌成的房子，家禽鸡屎满地都是，古老的木板大门紧闭着，仔细一听，能发现里面剁猪草的声音传出来。记者敲了敲门，迎面看到的是一张充满了皱纹的脸，这是聂清文的母亲。记者走进堂屋，才感觉其实四面通风，聂清文带着微笑的遗像静静的放在堂屋的神殿上。由于天气寒冷，老人家将记者带到那间正在烧柴火的堂屋右边的房间里，老人家用袖子擦了擦凳子随手递给记者，凹凸不平的地面使房间里仅有的家——一个70年代的橱柜都是歪歪扭扭的，被烟火薰得黑黑的房屋墙角用二块大石头和着黄土砌成一个灶台。坐在里面，记者的眼睛被烟火呛得直流眼泪，纵使老人家在不停的往灶台里添柴加火，破旧的房子却依然没有温暖的气息... ”
聂清文74岁的父亲聂福成老人
接着，聂清文的父亲也出现在记者面前：“门吱呀一声再一次被打开，进来一位驼背的看起来有80多岁的老人。聂妈妈告诉记者，这是聂清文的父亲，今年74岁。最显眼的莫过于他那双长满老茧的双手，从他衣服和沾满泥土的手上可以看得出，在这个寒冷的天气里，这位老人刚从农活地里回来……”（2006-01-04 新生活周刊：西子、罗霞、周建盛：《关注矿难：有多少爱不能重来》）
记者的描述太沉重了，令人不忍卒读。这两位在矿难中死了儿子的老人的困苦生活，是每年数千名死于矿难的农民工父母困苦生活的写照，那些没有在媒体上露面的父母可能更加不幸。
最后，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文开始时列举的最近三年来那些令人心惊肉跳的矿难死亡人数：
中国矿难死亡人数 2003年： 8000人；
2004年： 6027人；
2005年： 7000人。
这些巨大的死亡数字显示的不仅是将近二万五个千生灵的毁灭，灾难冲击波还波及到更加弱势的群体：哭泣的寡妇，失怙的儿童，晚年丧子的老人……特别是晚年丧子的老人，他们的境遇最为悲凉——因为他们已经日薄西山，没有希望，没有未来。
矿难，“农民死儿子”，像一群群魔鬼一样，在中华大地上频频肆虐。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当奋起驱魔，直至把魔鬼从中华大地上驱逐干净。
2006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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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on 03/11/2006
“矿难，“农民死儿子”，像一群群魔鬼一样，在中华大地上频频肆虐。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当奋起驱魔，直至把魔鬼从中华大地上驱逐干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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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写得很翔实，有数据，有感情。但缺点还是没给出个解决办法，怎么“把魔鬼从中华大地上驱逐干净”，没说。
个人认为：
1、首要责任在政府监管不力，个别基层主事官员和矿主勾结一气，非法开矿，即使依法开矿安全措施也不到位。所以落实安全责任制是关键，谁出问题谁摘帽子。
2、开矿没错，是市场行为，既然经济发展，有市场需求，开矿就是必然的。不挣钱还到处开矿，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有。
3、中国有个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人多。有些法律在执行环节上不能彻底贯彻下去，比如春节交通安全问题，每一列通行的火车都超过规定的承载人数，如果不这样，差不多有一半人不能回家团圆。政府这时候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谁来当领导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人多，穷人也多，脏、累、险的活儿一定要有人干，还只能由穷人来干，城市里的大哥大们干脑力劳动的多。当年美国修横贯大陆的几条铁路，好像华人干了不少，因为没钱，没办法。有钱谁都知道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好。
给农民工道义上的支持是对的，但实际情况扭转不了，矿难还会发生，谁当领导都一样。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控制矿难的死难人数。
向死难矿工志哀，我们的幸福生活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们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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