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 名·
我的母亲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她不喜形于色，想表达的东西往往用隐晦的语言让听者揣摩。她很聪明，对事物和人物的敏感度很强，所以也很容易受伤。
母亲自小丧母，外公把她送给自己的妹妹抚养，这个姑姑没有孩子，估计也没有多少母爱，对母亲应该不是那么疼爱。母亲从来没有带任何怀念的色彩谈及这个姑妈，我们的姑奶奶，但却始终翻来覆去地讲她姑父疼她爱她的那几个故事。
母亲和父亲是中学时认识的，那时父亲家境中富，爱踢足球，也很会和女孩子周旋，母亲应该是他来往的女孩之一。青少年时的父亲看上去一直都是风流倜傥的，而青少时代的母亲则是带着淡淡的忧郁，淡淡的哀愁，而且带着生长在介于宽裕和计划家境中的孩子的那种特有的拘谨和小心。１９４９年解放前夕，父亲参加革命，但不是去扛枪打仗，而是凭着他的文采去了一个文工团做宣传干事，驻扎在安徽省芜湖市。母亲高中毕业，大约是１９５１－５２年前后考去了北京冶金部。也许是不习惯北方小伙儿，也许是对父亲情有独钟，母亲居然在１９５２年独自南下芜湖找父亲。那时父亲早已忘却与母亲的这茬少年情，正与一个绰号叫黑牡丹的文工团员眉来眼去打得火热。不知母亲用了什么手腕，反正是力挽狂澜，将黑牡丹踢出局，正式确定了两人的恋爱关系，还在芜湖合影，照片的方面是母亲端正的楷书“一九五二。八。九。久别重逢后合摄于芜湖市。这是新的开端，永久的纪念！”两人分别在照片上签字。
父母１９５３年结婚，一年之后有了一个儿子，但不知是小产了还是生下来是死婴。１９５５年有了大哥杨刚，１９５７年二哥杨良，１９５９年三哥杨南，１９６２年第五个孩子小产，１９６４年迎来第六个孩子我。
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９１年３月２８号母亲去世，他们在一起生活了近五十年。但其实父母两人从性情到志趣都相差甚远，相处起来不是很和谐。他们之所以能把这次婚姻进行到底主要是大环境不宽松，其次是几个孩子都很争气，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安慰，与此同时也束缚了他们，再次是母亲生活能力较差，又比较要面子，让她毅然决然地离开这个家独闯天下是她这个小家碧玉所不能承受的。于是，几十年来，她活得不舒服，不开心，但与此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冷冰冰的家。
我的印象中，母亲从没有爽朗的笑过，但也没有特别的失态过。唯一的一次印象是有一次父母为孵小鸡半夜吵架。因为鸡瘟，孵出的小鸡相继死去，父亲小夜班回到家，看到病恹恹的小鸡生气，想把它们摔死。母亲不舍得，可能又希望奇迹发生，生病的鸡能康复。两人争执不下，最后打了起来，直到早晨邻居来劝架，把父母拉开。那次，记得母亲哭得很厉害，嘴中还叨叨着，“你打呀，你把我跟鸡都打死呀”之类的话。凭母亲的性格，这应是很丢脸的举止。
母亲的聪明体现在她对大局的把握上。譬如说，父亲被打成右派，她对此泰然接受，跟着父亲一起离开北京去到可以说是荒无人烟的马鞍山，表面上看她是委屈的，但是对一个生活能力不强，又拖着两个婴幼儿的女人来说，她也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当她选择留下来之后，不仅成为家中的中流砥柱，受人尊敬爱戴的对象，同时还彻底将她与父亲的关系根本定位——她是他的大恩人，他在她的鼻祖下仰息，服从她的指挥，并伺候她。
母亲另外的过人之处是脑子非常清醒，从不为表象所迷惑，对人对事有一种生来的泰然。我印象中她为了做一个汤泡饭急得手足无措满头大汗，女红的水平仅限于缝缝补补，不爱花草，最恨柴米油盐，总之是应付不了也不屑于日常生活的琐碎繁杂。但操纵起家庭成员的关系，处理紧急事故，治家决策时则不急不徐，游刃有余。母亲是一个有大智无小慧的才女。
在母亲生前，我对母亲的感觉是敬畏有加，始终没有强烈的依恋和爱的感觉。可能是肌肤之亲太少了的缘故，至今我可以列数我与母亲有限的几次亲密接触。
最早的印象是大约两三岁时，那时父母带着大哥二哥住在马鞍山角下的新工房２５６号左数第四家，我跟三哥大部分时间于其他堂哥一起跟爷爷奶奶在无锡白水荡３６号没爹没妈地胡混开心着。新工房有三间房，现在想来每间不过六平米，正对大门的一间是饭厅客厅活动厅，这间左手是父母的房间，有一张双人床，和一个小桌子，桌子上放有巨大的老式苏联产收音机。饭厅的另外一面通向另一个房间，一张小床和一张双人床把房间塞得个满满当当，只剩下两腿走路的空间。我和杨南回来时他加入两个哥哥的睡房，我则跟父母挤一床。他们睡一个被子，我自己一团小被子，冬天时上面压上毛衣棉衣，挺暖和的。
那是一个冬日的清晨，父亲已起床了，我醒后钻进他们的被窝，然后坐在母亲身上穿衣服。我记不清她有没有抱我了，但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光滑洁白的大腿，丝般的润滑，稍稍带些凉。我做不稳，小屁股直往母亲两腿之间的缝隙中下滑，我和妈妈笑了好几回。（写到此，不禁泪水涟涟。哎，我那少之又少，所以才更觉珍稀的母爱！）
我七岁时得过急性肝炎即甲肝。我自己给自己量体温，３９度Ｃ，知道是发高烧了，就乖乖地一个人躺在床上等母亲回来汇报。小时候从来就刻意不给父母添乱，可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回来后带去马钢医院，确诊是肝炎，于是住院。母亲陪了一下回家管两个哥哥了，后来父亲似乎从外地回来，皱着眉头在医院坐了几小时陪我。但这么一场大病，我也没有丝毫母亲疼我爱我的记忆。
第二次的亲密接触是我上大学还是研究生后的一次暑假回家。那时老爸右派摘帽，扬眉吐气，当上了马钢职大校长，我们家也终于离开被马钢一烧厂二轧厂等高炉烟囱紧密包围真正意义上乌烟瘴气的新工房，住到了空气环境稍稍好一些的雨山区安民村。那次实际上是一次感冒引起的发烧，比起七岁的那次肝炎来简直不算什么，但由于烧得凶，人虚乎乎的躺在床上。记得下午母亲下班回到家，进门后直接走到我躺的房间，在床沿坐下，伸出手来摸着我的额头，问我难受吗，好像还说了类似这孩子好可怜的话。直到今日，每当回想此景我都有仿佛圣徒被圣母抚摸的那种顶礼膜拜的神圣和感动。
第三次的亲密接触发生在北京。１９９０年夏，父母带着孙子星星来北京玩。那次不知是她年纪大了还是我已工作成人，或者因为做了奶奶慈祥的一面油然而出，我觉得母亲似乎有主动接近甚至讨好我的意思。以前过马路，母亲既不搀孩子的手也不用我们搀扶，总是一个人精扛扛（马鞍山土话，精神抖擞，活力四散的意思）地往前走。但９０年夏在北京有限的几次出游时，她总是在过马路时挽住我，结果弄得我浑身不自在，因为这举动太不符合母亲的一贯做派了。所以我会很紧张地穿过马路，然后小心翼翼地找个机会抽出自己的胳膊。更让我吃惊的是母亲照相时也会挽上我，那一刹间我抽不出来，也不好意思这样做伤她的心，于是今天有一张母亲挽着我于北海公园的存照。每每看到这张照片我心里都会难过一阵，我多希望我们母女的关系一直像照片上反映的如此亲密啊。
最后一次的亲密接触是在母亲身后。母亲是１９９１年３月２８日晚八点多钟去世的。由于家里人不懂，以为母亲回光返照是病情好转，２８日在与二哥杨良通话时我问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回无锡，他说妈妈今天早晨有胃口了，还吃了豆腐花呢，让我不用急。于是我买了２８日晚的火车票，老蒋送我去的北京站。２９日到了无锡三个哥哥已经带着黑纱在出口处等我了。据说母亲在２８日下午昏迷中问杨丹来了没有，母亲是爱我的呀，要不怎么在临撒手之前还想着女儿呢！（写至此已是泪水滂沱）
母亲没让我见到她过去时的样子是对我的眷顾。据哥哥们说，她是大口大口喷血，气绝而去的，可以想象当时的恐怖情景。这样，我心中母亲的形象永远是安详的，优雅的，有尊严的。
对了，我们母女的最后一次亲密接触，我贴上母亲已打上石蜡的脸，给了她我记事以来的第一个吻。妈妈，从此我们不再陌生。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３日母亲去世１５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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