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人的疑难之处

南方周末　 　2006-03-30 14:48:20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后因急性肾损伤，回家疗养。1979年后相继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等小说与散文发表。1998年罹患尿毒症，终至透析。病情稳定后，有随笔集《病隙碎笔》和散文集《记忆与印象》等出版。作品多次获奖。现为北京市合同制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曾璜／摄



　　《我的丁一之旅》是史铁生用三年时间的所有上午写出来的


　　□本报记者　夏榆
　　
　　“在我们几十年的生命里，最不可能枯竭的就是疑难，而不是幸福。如果你老是写幸福，可能会枯竭。”
　　———史铁生
　　
　　《我的丁一之旅》是史铁生对自己的又一次眺望。这部长篇被他称为“心魂自传”，他把自己的内心、精神以至肉体再次放到浩瀚的时间之流，生死轮转，灵肉纠缠，性与爱排演，理性与激情的上升与坠落，孤独与慰藉的给予和失去，它和史铁生在几年之前完成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长篇思想随笔《病隙碎笔》一起，构成史铁生重要的精神性的书写。
　　
　　从死中看生
　　南方周末：在你的散文集《记忆与印象》里你说，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地等我。
　　史铁生：这是我在肾坏了、刚刚透析之后写的。确实，那时你觉得离死亡很近，尤其你天天透析。在透析室里跟你在一起的那些人，可能哪天哪一个人就没能再来，常有的事情。医院里边的困苦，外边的人很难想象，所以我建议人们旅游不要光去风景区看，也可以去医院看看，去墓地看看。
　　南方周末：你写“史铁生的墓”，给自己设计墓志铭，你说死，说活。但是对很多人来说，死是一个禁忌。疾患使你看透生死了吗？
　　史铁生：透吗？不敢说是透。死意味着什么，死之后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无法在活着的时候去证实它，也很难证伪。哲学的问题，据说是从死开始的。佛家讲人生老病死。实际上最触动人的还是死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死是不能谈的。人们不说死，一说到死就很害怕。好像死是不在的，永远都不在。忌讳谈死的，如果他是病人，我就觉得他的病白得了；如果他是一个写作的人，他的损失就更大。我觉得人对死的想法很苍白时，对生的想法也会很不清晰。古人说：“不知生，焉知死”。但还有一种看法，是“不知死，焉知生”。死是生的一部分，在你生的时候，死一直在温柔地看着你，或者虎视眈眈地看着你。不说的人，也分明意识到它在那里，而且深怀恐惧。
　　南方周末：残疾和磨难使你比常人更容易体察到人的根本处境吗？
　　史铁生：未必，未必。佛祖也并没有残疾呀。而磨难又差不多是人人都逃不开的，也很难比较磨难的轻重、大小。苦难既可以使人把生命看得更深入、更宽广，也可能让人变得狭隘。我说过，关键的不是深入生活，而是深入思考生活。比如说陀斯妥耶夫斯基，我看他最不寻常的品质是诚实和善问，问人生的一切善恶原由与疑难。我觉得这才是写作者应该有的立场。
　　有人说我的写作太过思辨。没办法，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大概我总是坐在四壁之间的缘故，惟一的窗口执意把我推向“形而上”。想，或者说思考，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不想纠正，因为并没有什么纠正的标准。总去想应该怎样，倒不如干脆去由它怎样。
　　南方周末：看到你描述透析室的情景，你写过病人和家属因为拿不出治病的钱悲伤痛苦，在医院你更真切地看到生命的困苦和患难吗？
　　史铁生：透析费用一年数万元，且年年如此，这个负担靠一般人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承受的。不光是透析，很多病都有这样的问题———决定你活命的是钱，不是医疗技术，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不只是医学问题，还是伦理问题。人的生命，人的生存在你走进医院看病的时候出现问题———不平等。我见过一个靠借钱给儿子透析的母亲，她站在透析室门外，空望着对面墙壁，大夫跟她说什么她都好像听不懂，那种绝望让人难过。我还听说过一对曾经有点钱的父母，一天一天卖尽了家产，还是没能救活他们未成年的孩子。我听护士说过：看着那些没钱透析的人，觉得真不如压根就没发明这透析呢，干脆要死都死，反正人早晚得死。这话不让我害怕，反让我感动，是啊，走进透析室你才发现，最可怕的是：人类走到今天，连生的平等权利都有了疑问。有钱和没钱，怎么竟成了生与死的界限？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要死都死大概也不是个办法。
　　
　　残疾与爱情
　　南方周末：在你的写作中，残缺和爱情是两个重要的主题。对你来说，残缺和爱情是人的宿命和寓言吗？
　　史铁生：我没想写残疾人的爱情遭遇，那些东西被写滥了。我写的是人残缺的背景，使爱情成为可能和必要。每个人生来都是孤独的，这是人之个体化的残缺，所以我们需要与他者的沟通、亲和。而他者，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差别、隔离、恐惧甚至伤害，这是社会化的残缺。我们因残缺走向他者，因残缺走向爱情，但是我们通常会从他者那里发现自己是如此的残缺，残缺和爱情互为因果，我甚至认为它是人类的寓言。残疾或者说残缺与爱情，我觉得，在所有人的心理或处境中都有它们的影子。
　　南方周末：在你的书里你抒写了对情爱的渴望和幻想。《我的丁一之旅》、《务虚笔记》、《灵魂的事》都能看到同样的爱情事件，你对爱情的渴望和幻想没有因为疾病和磨难止息吗？
　　史铁生：是这样。人在把死给安置了以后就开始想生，生的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爱：爱情问题、性爱问题。
　　其实在《我的丁一之旅》中主要探讨的就是爱的问题。我说，丁一生来就是一个情种，为什么生来是一个情种？情种实际上就是渴望他人的，说到爱，爱的最根本是他者的问题。有人说母爱是最伟大的，我不这么看，母爱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它针对的是自己的一部分，它是针对自己的孩子。爱的意思是针对他者，爱是对他者的敞开，爱渴望寻找联接，而不是封闭。生而为情种的人有几个特点，比如他好色，好色这件事情不见得是坏事吧，他喜欢美好的东西。但这是不够的，更多是他肉身的性质，是一种自然的本能。那么爱，我说的敞开，可能是对他人的，也可能是对他物的，还可能是对整个世界的。他都取一个沟通和敞开的状态，而不是封闭的状态。
　　南方周末：你的爱情生活是怎样的？你的爱情有过曲折吗？
　　史铁生：我们俩，已经互为部分了吧。要没她，别说写作了，我什么也干不成，就那么点力气，生活的碎事就快把你磨没了。爱情，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机缘，这种机缘你无法说清楚，缘分真是因因果果，你不知道从哪儿就排布下来了，这个时候除了感恩也没有别的。包括也得感谢她的父母。包括还得感谢她父母的父母，她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爱情它有历险的一面，我也就是历险成功。怎么历险你也说不清楚。刚开始谈恋爱，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你也不能具体想象，除了抱着一个诚心之外，你还真的要靠机缘。你知道上天怎么排定你的命运？你知道你的人生的剧怎么演吗？不知道。如果你知道怎么演的话，那就是戏剧，不是生活。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恨？事实上，因为残缺和由残缺带来的他人的漠视甚至轻蔑，导致了残疾者的恨。
　　史铁生：恨是不好的，恨是一种自行封闭的心态，它既不期盼向外界的敞开，也不期盼与他人联结，就像一个孤立的音符，割断了一切意义自己也就毫无意义，所以我说过它是一个噪音。残疾情结不单是残疾人可以有，别的地方，人间的其他领域，也有。马丁·路德·金说：“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我想他也是指的这类情结。以往的压迫、歧视、屈辱所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怨恨的蔓延，就是这残疾情结的蓄积，蓄积到湮灭理性，看异己者全是敌人。被压迫者、被歧视或被忽视的人，以及一切领域弱势的一方，都不妨警惕一下这“残疾情结”。
　　南方周末：你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这么多疾病的困苦，内心会有幸福感吗？
　　史铁生：我现在很有幸福感。大概是40多岁时，我忽然有了一种感恩的心情，心里自然而然地冒出了一句我以前想也不敢想的话：感谢命运，感谢它让我明白了很多事。但这个幸福也不是说我每天都是特别满意的。幸福是什么？幸福不见得是某个具体的满足。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但是我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对一种现实满意到非常流畅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对写作而言，有两个品质特别重要，一个是想象力，一个是荒诞感。想象力不用说，荒诞感实际上就是你在任何时候都能看到并不好的东西，看到并不能使我们的人性变得更好的东西，看到并不能使我们的梦想都能够符合心愿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对一个现实的世界永远存疑。对人而言，幸福总是有限的，而人的疑难是无限的。
　　
　　在疑难中写作
　　南方周末：终年的疾病缠绕中，你怎么能使写作成为可能？
　　史铁生：我的日常状态就是一个星期3天透析，只有4天可以工作，而且在这4天里也只有4个上午是可以工作的。或者读书，或者写作。总之工作时间比我肾坏之前缩了一半。因为你去掉3天，这4天还要被打折，所以我其他的事情全都不做了。所以我现在不参加活动，不接受媒体访问，有人说我吝啬，其实是因为我的有效时间太少了。写《我的丁一之旅》是我在3年的时间里利用了所有的上午，什么都不做，实际上是写了3年，3年先要去掉一半，透析的时间。再要去掉一半，3年的下午。所以3年的一半的上午就是用来工作。其他的事情我就都不管。
　　南方周末：在开始一次新的漫长的写作之旅前，你有信心走完它的全程吗？
　　史铁生：在我试图写一篇我感觉比较重要的作品前，我总要下决心，下什么样的决心呢？下一个失败的决心，而不是下一个成功的决心。因为既然是写疑难，那就一定是相当疑难的，我不能保证准能写好。成功又给你的压力太大了。所以这是一个私人的问题，写作是一个私人的事情，你只对你自己负责，只能对失败负责，不能老去想成功的事，否则那么大压力还怎么写？对我来说，我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对自己的提问，你给自己回答了一个问题，你要在意别人承认你吗？我说写作更多的是私人的事件。有两个事件是特别私人化的。一个是写作，一个是爱情。你去爱一个人，你在乎别人怎么说你吗？别人怎么说你就放弃，别人怎么说你就会追求？这是一个没有主见的恋爱者。我觉得写作和恋爱特别相近。它们都是个人的疑难，你别跟人商量，它没有商量。
　　南方周末：你是在常人无法忍受的疾病困扰中写作的，我看过你说“写作的宿命”，写作是你不能离弃的吗？
　　史铁生：先插一句：大家都是常人。常言道：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谁是神仙吗？没有的事。你刚才说写作的宿命，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注定了我要去靠写作为生，这可能也是一个方面。我说写作之所以宿命，是说我心里有很多疑问，它揪住我不放，我躲不开它。其实我觉得是在为自己写作，因为我内心有这么多的疑问，其他的也有，比如情感，我觉得更多的是疑问，我有这么多疑问，我要想它，这就是我的宿命。我不管写不写我都是在写作。不能说我动了纸、动了笔，就叫写作，是因为心里有了这么多疑问，一直在询问这些难点，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写作，这就成了我的宿命。有人说枯竭的问题，我说如果写作是由于疑问的话，怎么会枯竭呢？难道人生的疑问还会没有了吗？你自身的疑问难道还会没有了吗？除非你没有了疑问，那你就会枯竭，如果这疑问永远有，枯竭就不会来。因为在这个世界，在我们几十年的生命里，最不可能枯竭的就是疑难，而不是幸福。如果你老是写幸福，可能会枯竭。
　　南方周末：“丁一之旅”在表达什么？你能说出它的关键词吗？
　　史铁生：疑难。我觉得我是写人的疑难。“丁一之旅”包含不止一个方面的疑难。我写了爱情的疑难。你别把爱情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爱情是生活的全部。如果仅仅是结婚生孩子，那它只是爱情的一部分。人始于它终于它。爱情包含着一切，我就写这种爱情的疑难，它几乎在人生中处处弥漫着。
　　南方周末：现在作家在强调写作的立场，你的写作立场在哪里？
　　史铁生：我其实并不太喜欢“立场”这个词，可能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吧，它有一种被捆绑的感觉。我们就说作家站在哪儿吧，那我说我就站在人的疑难处，人的一切疑难都应被关注和思考，那可比“理论”和“主义”要复杂多了。比如说贫困与弱势群体等等吧，那当然必须给予更多关心，但那也只是人的全部疑难的一部分。
　　(此稿经史铁生修正，并同意发表)(P115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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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史铁生的《命若琴弦》，有意志力。电影拍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