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没在红色风暴里的青春
老秃笔


人的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创立红色新朝的先帝毛爷， 已有话在先，“三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英雄也罢，袅雄也罢，毛爷的一生是惊天地，涕鬼神的历史画卷。其恢宏的气势，直视天地鬼神如无物， 横贯尘世古今几千年。

对于经历坎坷，受尽苦难的人们， 生命是苦难的延续。度日如年是最好的写照。 对于“春风得意马蹄轻“ 的人， 日子是越过越潇洒写意。而对于我们这种普通百姓来说，生活的甜酸苦辣，也因个人经历不同而感触大相异曲。虽然我们不会有毛爷那种开天辟地的经历，也不会有名人一样的成就得失， 我们的生命也仍是宝贵， 浪费不得的。只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是大人物的百姓个人太渺小。个人的荣辱牺牲，对于个人是天大的事情。在历史的长和中，又实在算不得什末，连一滴浪花都溅不起来。

68年我上小学后，有天随父亲去北京的一个大乐团。他去开会了。把我交给一个年轻的女子照顾一下。这位女子是上海人，刚从沪江音乐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这个乐团做钢琴伴奏师。其时也就二十出头。我叫她芬芳阿姨。这位芬芳一看就是从优裕的家庭出来。除去相貌上具有南方人皮肤白哲的特点，主要的是她的气质取胜于普罗大众。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她仍是一袭碎点花裙子， 一件网格的白薄毛衣套在身上。脸上稍事化妆，若有若无的雪花膏香气，环绕着她。很好闻。

她把我带到她的办公室兼住室。那时，地板都是水泥地，墙壁也只是刷白而已。我惊诧于室内的干净整齐，一尘不染。褐色的钢琴明亮的能照出人影。芬芳和蔼地问我想不想听音乐，她要弹个歌儿给我听。我一下说不出来想听什末歌。傻在那儿。她自己拿出琴谱，弹了一首曲子。那谱子上是外国字，我也看不懂。可是，她弹时的动作，表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她拿出了乐谱，不再看我。活动了一下手指，摆个姿势，就一下按了下去。随着她手指的翻扬，清亮的琴声就滔滔不绝地流淌出来。这是我第一次听音乐家的钢琴演奏。惊讶于钢琴的复杂键盘，惊讶于她十指灵巧的配合。我无论如何想像不到人的十个手指可以同时动弹。再看看芬芳，她已进入忘我的境界。一曲下来，她朝我笑笑，问我听懂了吗？我似是而非地点点头。其实是一点没懂。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她为我弹的那个曲子叫什末。后来跟她认识的十多年，我也居然没再问她弹的是什末曲子。

后来，那个乐团全部去了江西的农场。团部只留了几个病的人管发工资，照顾家属的事。大概有二年的时间，那座大楼就空空荡荡。我一人在楼里跑来跑去，脚步的回音在楼里回荡。寂静的叫我害怕。 9.13事件之后，开始有了松动。父亲晒得黑黑地回来了。他是打前站的。为大家安排住处，办公室。72年尼克松访华后，全团的人马才回到北京。

我再次见到芬芳，是在73年。那年，我上小学6年级。 父亲让我们学点乐器。待我们去乐团拜个老师。 芬芳看到我时，已记不清我了。 她问我父亲，这是小笔吗？长这末大了？ 当时，我的个子也算是同龄人中较高的。再穿双大人穿剩的皮鞋，也真得让她吓一跳。寒暄二句，她就走开了。后来我知道，她在文革中，与我父亲不在一派里，有些介蒂。以后，我每次去乐团学乐器，她也总是礼貌地打声招呼。看来，我也是被波及了。

她在文革中也是比较幸运的。乐团毕竟是中央单位，没有什末过激的行为。她出身上海的优裕家庭，也就是所谓的资本家出身。为这，她也得不停地作检查，写思想汇报。压力也不小。可能是来自上海的关系，也可能是自我保护的心理，芬芳和团里其他人的关系非常一般。几乎没有人和她接近。她也不主动同任何人走近。团里开会，她就一声不吭。排练时也中规中矩。练完就走，回房关门练琴。在那个红色年月里，团里的很多人都要求入党，视她为落后分子。也不屑于跟她接近。

所以，芬芳在团里的日子里，实际上是非常孤独的。这个乐团的人们对于一个年轻女子太冷漠了。本来，大学毕业正是人生的良好开端。有教育，有文凭，有水平，在一个大乐团里应该是如鱼得水。可实际情况是，她没有一个人可以秉灯夜谈，连说笑的伙伴都没有。渐渐地，她脸上不再有笑容。她曾多次要求调回上海。上海在70-80年代很难进去。她没有回沪的名额，也没有送礼托人情。

事业上不顺，有大的政治环境因素作怪。个人婚姻上也是同样不顺。以芬芳的个人条件，在北京的文化圈子里，应该可以找到不错的男子。她开始还约会过几次。以后，就越来越对此不感兴趣，也不抱希望了。等到了我上大学时，她早已是个怪怪的“老处女。” 跟谁都合不来。此时我再看到她，她已是装看不见了。按现在的眼光看，芬芳是该看心理医生。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有心理医生这回事。

雪上加霜的是，她在八十年代初，又得了妇女病。被迫作某器官的切除手术。术后，还得作化疗，防止病害扩散。由于她长年在京的缘故，上海的亲戚也变得生疏了。只有老妈妈拖着老弱之身来看她。当我看到她因做化疗而掉光的头部时，我真的替她难受。我还记得十多年前她为我弹歌时的青春样子。岁月无情啊。不但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变成了油枯灯干的病妇人，还把她的快乐天性也剥夺了。由于妇女病的原因，使得她更难于找到合适的男人。可能，在这种条件，心情下，芬芳也早就无心想这个事了。终于，她在80年代中期如愿以偿调回了上海。此时，她已是青春不复，病魔缠身了。要是她回想一下年轻时的风仪，她会该怎末想？政治上的风暴使得她不可能有太大作为。个性上的问题又使得她没有任何朋友， 孤独异常。 身体上的疾病剥夺了她的最后一点本钱。

由于身体的关系，芬芳很快就从工作上退休了。多年前，她的父母高龄辞世。她总算有父母的遗产加些退休金可以度日。

芬芳的如花年月正好赶上了毛爷红色风暴最狂热的十几年。在那些年里，能全身而退已是大不易。在这个意义上，她又是幸运的。

如果她的黄金年华能和一个和谐的社会相重合的话，她的生活本来会是有声有色，富有生活乐趣的。

人的一生就这样走得差不多了。年轻时的梦想，还没实现，就眼看着凋谢枯娄。

芬芳的一生还没有画上句号。 我希望她能在上海找回生活的乐趣， 在那座她的故乡城市痊愈她心里的隐痛。我总是认为，除去她个人的适应性，大环境的问题，北京这座城市当年太政治化，人情冷漠。 这对于她的生活工作是个致命的负面因素。

她是位钢琴师。优美动听的琴曲从她的灵巧手指间如高山流水般地淅淅不绝。如果将人生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比作钢琴曲中的乐章的话，她已弹完了前几章。愿她能将生命中的最后的乐章弹奏的辉煌自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