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灵魂―毕达哥拉斯的使命
杜丽燕
根据西方的毕达哥拉斯权威策勒尔（Zeller）、格斯里（Guthrie）等人的看法，在毕达哥拉斯团体的成员费勒劳斯（Philolaus）以前，没有任何关于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思想公诸于世。因此，费勒劳斯是第一个阐述毕达哥拉斯思想的人。这种看法来自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罗马时期的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和扬布里丘（Iamblichus）也持这种观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毕达哥拉斯学派自身而言，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静默原则和导师崇拜。因此，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自己的学说和信仰秘而不宣。而将学说公诸于世时，常常把学派成员的思想统统放在毕达哥拉斯名下。这既造成了甄别材料的困难，又引起人们对材料真实性的怀疑。因此，人们始终无法弄清楚，究竟哪些思想属于毕达哥拉斯本人的，哪些是其学派成员的。即使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时代，也很难做出明确的区分。我们注意到，柏拉图只在很少的地方直呼毕达哥拉斯其名，而亚里斯多德在谈及毕达哥拉斯时，常常含糊地使用“毕达哥拉斯派”之类的说法。就是在当时，毕达哥拉斯与毕达哥拉斯派也几乎是通用的名称。
19世纪西方古典主义兴起，重新燃起哲学界对文献的热情。然而，考据的结果似乎并不令人振奋。连希腊哲学巨擘策勒尔，也无法断定哪些作品是毕达哥拉斯的，哪些是其学派成员的。他甚至进一步断言，即使是毕达哥拉斯派的作品，也只有费勒劳斯的可信；间接材料，除了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对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评论是以真实的材料为依据以外，其余的均不可信。第欧根尼·拉尔修与扬布里丘的记载，也相当可疑。策勒尔区分了“传奇的解释”和“历史传统”，把他认为不可信的材料列入“传奇的解释”，也就是故事。可信的资料才属于“历史传统”。不过，在策勒尔那里，“历史传统”少而又少。这种看法虽然有些极端，毕竟不无道理。
这种古典主义研究，不仅使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真伪问题无法解决，就连柏拉图本人的著作，也没有几篇值得肯定。根据20世纪学者统计，柏拉图的著作最后只有五种没有受到任何置疑，其余的都有被视为伪作的记录。而在毕达哥拉斯问题上，情况更悲观。唯一不被怀疑的是：有这么一个人，而且，能够确定他父母的名字，以及他父亲的身份。因此，格思里在他的《希腊哲学史》第一卷探讨毕达哥拉斯时，开篇便说，“在所有希腊哲学中，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历史，也许是最有争议的主题”。[1] 而且，他在同一页脚注中进一步表明，“现代一位学者沮丧地说，探索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一个无底洞”。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哲学家跳入这个无底洞，虽然结论依然令人沮丧，却也津津乐道。即使那位把毕达哥拉斯的研究推上绝路的策勒尔，在描述了一幅绝望的画面之后，还是斩钉截铁地断定，毕达哥拉斯是希腊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20世纪的研究者力图摆脱这种沮丧，也基本上倾向于承认拉尔修、扬布里丘以及新毕达哥拉斯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对毕达哥拉斯的看法。[2] 鉴于这种状况，笔者申明，本文所讨论的毕达哥拉斯，包括柏拉图之前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但是，并不包含新毕达哥拉斯主义。
对毕达哥拉斯的一般评价
毕达哥拉斯的名字，似乎总是与科学史上的事件相关。他最早提出哲学与哲学家这两个名称，并且断定哲学家就是爱智者。几何学在埃及人那里仅仅是测量土地的方法。尼罗河水涨落，常常把地界冲毁，为了确定地界，埃及人需要经常测量土地。因此，他们发明了一些测量土地的方式。毕达哥拉斯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几何学的测量方式，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测量上，而是把埃及人用来丈量土地的实际操作，变成非物质的、概念化的公式，从而为几何学步入科学的殿堂奠定了基础。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使他获得几何学家的称号。其实，说毕达哥拉斯是几何学之父大约也不为过。不仅如此，他发现了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并用这种关系解释音乐和天体。他的名言“万物皆数”对柏拉图影响至深，传说柏拉图有感于这句名言，曾说“神可能是个几何学家”。这虽然是一种幽默的表述，但是，它毕竟反映了几何学在柏拉图心目中的份量，而且柏拉图学园的大门上赫然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柏拉图学园在后期主要讲授数学和几何学。
埃及人观察天象发现，天狼星的出现总与尼罗河水的涨落有关，因此，在埃及出现了最早的天象学（也可以称作准天文学）。他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观测天象的方法。可以说，埃及人的天象观测，是毕达哥拉斯天文学的启蒙教师。不过，毕达哥拉斯并不是简单地传达埃及人的发现，而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日月星辰的位置。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描述，毕达哥拉斯也是第一个发现晨星与暮星是同一颗星的人。而且，他把数学用于天体的观察，从而断定，天体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地球是一个游动的球体。虽然他尚未明确提出日心说，但是，至少有地球是绕行的思想。
在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毕达哥拉斯是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的创始人。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人文主义者运用毕达哥拉斯的黄金分割法与和谐比例进行艺术创作，那些颇具美感的不朽雕塑，也把毕达哥拉斯的科学家形象深深地嵌入其中。哥白尼承认，毕达哥拉斯的天文学概念是他的日心说的先驱。梅森先生这样评价哥白尼的日心说，“他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是从毕达哥拉斯以来就被天文学家所采用过的。”[3] 伽利略也宣称自己是一个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莱布尼兹则自认为是继承毕达哥拉斯传统的最后一个哲学家和科学家。
现代科学，特别是数学和天文学，也沿袭了传统的看法。充分肯定毕达哥拉斯的科学成就。波耶在《微积分概念史》中指出：“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肯定是以推理为其特色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都注意到，演绎推理所得的结果跟观察的结果或归纳推理的结果非常符合。”[4] 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传统中，就连神都是几何学家，所以人们认为他的体系以推理为特征，也是合情合理的事。鉴于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在科学史上有如此多的第一，把毕达哥拉斯看作一个科学家或者自然哲学家不无道理。充分肯定毕达哥拉斯在科学上的重要地位，无论如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笔者对此没有任何异议。
不过，笔者想提醒人们注意的是，许多思想家似乎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在毕达哥拉斯的若干“第一”中，有一个“第一”对西方哲学和西方文明的价值，恐怕并不亚于其它“第一”。这就是他第一个把东方文化对灵魂问题的探讨，嫁接到希腊文化中，并且成功地使二者相互融合，从而为希腊，也为最早的西方哲学注入了人文主义的内容，并且通过对几何学、天文学、数学、音乐的改造，使这些科学（其实，最多算是自然哲学）成为关注灵魂、净化灵魂的一种手段，成为塑造人性或人类道德的首选方式，成为人文精神的核心。毕达哥拉斯在这方面的贡献，一直没有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然而也有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例如，罗素和海森堡，看到了毕达哥拉斯有关灵魂问题的思想，而且清楚地知道它们的传承关系，以及对于西方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些思想有什么积极意义，甚至认为它们是一种负面的东西。这同样令人遗憾。
海森堡以科学家特有的敏锐清楚地看到，“毕达哥拉斯学派是神秘主义的一个支派，它起源于酒神的礼拜仪式。这里早已建立了宗教与数学的联系，而数学从那时以来，已对人类思想发生了最强烈的影响。毕达哥拉斯似乎最早认识到数学形式化所固有的创造力。他们发现，如果两条弦的长度成简单的比例，它们将发出声音，这个发现表明，数学对理解自然现象能有多么大的意义。”[5] 应该说，海森堡注意到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与其神秘主义的连带关系，并强烈感受到毕达哥拉斯的重要历史地位。他谈论毕达哥拉斯的影响时，引用了罗素那句名言：“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对于思想界有过像他那么大的影响”。然而，海森堡心目中的影响，主要指他的数学。因为海森堡明确指出：“在毕达哥拉斯学派中，还包含许多我们难以理解的神秘主义。”[6] 这里面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宗教神秘主义的东西，与毕达哥拉斯的科学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两回事。即使不理解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也可以理解他的思想和影响。仿佛他的神秘主义是一个蜘蛛网，只需一抬手，便可以轻轻抹掉，根本不会影响人们对他的理解，反而能够使毕达哥拉斯的思想更加干净、清晰。抹掉了这个蜘蛛网，似乎更有利于对其思想真谛的认识和把握。
罗素在描述自己的思想发展时说：“自本世纪的初年起，我的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说是逐步地舍弃了毕达哥拉斯。”[7] 现代的哲学家，恐怕没有什么人比罗素更清楚毕达哥拉斯思想的价值了。因为他清楚地看到，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与宗教神秘主义有密切关系，与其灵魂学说有密切关系。他指出：“灵魂一词最初在希腊思想中出现的时候起源于宗教，虽然不是起源于基督教。就希腊来说，他似乎起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他们信仰死后灵魂转生，目的是为了得到最终的拯救，这在于摆脱物质的束缚，而只要依附于肉体，它就必定受这种束缚。”[8] 经过南意大利学派的发展路线，“把灵魂作为不同于肉体的某种东西的学说，就成了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9] 凡讨论毕达哥拉斯的人，似乎都会引用罗素这句名言，以说明毕达哥拉斯灵魂学说对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的影响。然而，罗素所说“影响”分正负两个方面。遗憾的是，罗素将毕达哥拉斯式的灵魂的沉思看作一种冥想，属于负面东西。
罗素告诉我们，他早年曾一度沉溺于数学的神秘主义，也获得过冥想的快乐。后来他认为，“在一个满是灾难痛苦的世界里，退隐到沉思冥想里享受一些快乐不能不算是出自自私，拒绝共同肩负灾难所加在别人身上的负担”。[10] 写《我的哲学的发展》一书时，罗素依然记得“相信时的快乐”，只是这些快乐“现在看来却大部分是荒谬的”。罗素这段话有一个特殊的背景，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他看到年轻人登上开往前线的火车，觉得自己不能置身于事外，不能再生活在抽象与沉思里。罗素的自责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像尼采这类孤芳自赏的贵族，在普法战争时，也还能与他并不看好的普通士兵同甘共苦。如果我们不是处于一战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而是客观地看待毕达哥拉斯的灵魂的沉思，便应该承认，毕达哥拉斯式的沉思，决不仅仅是个人爱好，而是为了探索一种新生活之路，其目的是拯救人类的灵魂。抽象与沉思不是自私的冥想。在一般情况下，笔者并不认同罗素的看法，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提下，笔者至多是理解罗素的自责。
罗素把自己的哲学历程描述为逐渐舍弃毕达哥拉斯的过程，实际上是说自己的思想历程就是由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开始，进而逐渐远离神秘主义的冥想，最终走向真正的数学或科学思维。这里面蕴含的前提也是科学与信仰的对立。伯克特（Burkert）在评论策勒尔的研究时指出，策勒尔“在毕达哥拉斯作为宗教奠基者与匿名的毕达哥拉斯派数哲学之间，切开了一条裂口；把这些不同要素结合起来，表明它们最初的统一，必定是极其诱人的一种挑战。”[11] 其实，伯克特对策勒尔的评论意味着，策勒尔对毕达哥拉斯的探索，其前提依然是科学与宗教对立，所以，才需要探讨二者的关系，才需要发现它们最初的联系。他清楚地看到，假如解决了这一问题，“就有可能深深地改变人们对文化史的理解”。
笔者以为，这些看法有两个依据，第一，西方中心主义。这些西方学者清楚地知道，灵魂问题来自东方，特别是与他们心目中东方式的迷信和神秘主义相关，似乎这样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东西。第二，都是以近代科学和哲学体系为基础，对古代希腊哲学进行诠释。对于后者，笔者想多说几句。尽管本文主题不是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它对于理解毕达哥拉斯十分重要。
雅斯贝尔斯对近代科学进行过中肯的批评，他指出：“主宰自然，能力，效用，‘知识就是力量’，这是自培根以来的格言。他和笛卡尔描绘了技术未来的概貌。可以肯定，它并不是被利用来反对自然的可怕力量，而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这就是所谓人定胜天。”[12] 这种科学观的前提是“我只知道我能造的”。它本身并不意味着人可以为所欲为，更不意味着“世界在整体上和原则上是可知的”。[13] 科学动机包含着两种意志：技术意志和知识意志。近代“科学家的特征乃是对必然性的感情。准备适应自然总是自然科学家精神的一部分。不过他想知道自然在做什么，自然界发生了什么。”[14] 这是科学家的“知者的自由”。这里所说的自由，依然没有为所欲为的意思。但是，当这种自由被推向极端时，知者的自由就不是思想的自由与安宁，而是“为所欲为”。由于科学在近现代社会明显的物质效用，因而它“一直享有巨大的威望。人们期待它解决一切问题，深入理解全部存在，帮助满足任何一种需求。……科学成为我们时代的标志，恰恰是它不再以科学形态出现的时候”。[15] 因为科学成为人们支配自然的手段，它的目的已经不再是科学所期待认识自然，适应自然，而是改造自然、做自然的主宰。于是自然由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了人们可以征服的对象。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状态，人在奴役自然的同时，把自己沦为物欲的奴隶。尽管我们自诩我们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但是，人类与科学精神的距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遥远。现代人只占有技术，甚至是技术的物质结果，却不享有任何科学。科学“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造成科学服从技术，技术服从人的物欲的结果。雅斯贝尔斯认为，导致这种错误的原因是，近代科学把世界的可知性作为研究前提，特别是认为世界在整体上和原则上可知。既然世界可知，当然它也可以被创造，甚至可以从根本上被改变、被主宰。在这样的世界中，还有什么不可理解的神秘的灵魂呢？还需要信什么别的东西呢？信科学就够了。于是，科学在成为现代社会的新宠的同时，也成为现代社会的神话。
海德格尔指出，现代人普遍承认，“科学是现实事物的理论”。而“科学”仅仅指近现代科学。希腊文没有科学之类的概念。该概念在罗马帝国时期以拉丁文形式出现时，仅指学问和知识。学问与知识是十分宽泛的，它也包括类似于沉思冥想之类的东西。而不仅仅指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当然它也包含与之相关的东西。“现实事物”是在我们的生活世界起作用的东西。“起作用”意味着“做”（tun），它的词干属于印欧语系的dhe。“做”不仅仅指人的活动，不仅仅指行动意义上的活动，自然的生长与活动也是做，并且是在特定位置上的做。意思是说，“做”最根本的涵义是在生命和生活过程中的自然行动。“自然”是指生命和生活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中的所为。这个所为与个人所拥有的一切相关。在中世纪，“起作用”还指房屋、器具、图像的产生。后来它的意义变窄了，只意味着缝纫、刺绣、编织意义上的产生。即，物化的动作。但是，这个词不具有效应和起因的意思，也不是指一个物化结果的功用。而是在生命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东西。是生命过程内在的部分。当然，在现实事物中起作用确实与现实事物的现实性变化相关，变化表明本身已经被“做”，即在工作、劳动中成为对象。在“做”的活动中获得成功就是“事实之物”。它相当于肯定和确定。17世纪以来，“现实的”与“确定的”基本同义。它与假象、意见相对立。在近代科学中，现实事物成功的一面日益被强调，成功的对象达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可靠状态，被提升到一切其它事物之上，表现为“对象”或者“客体”。[16] 它不仅与一般的事实相对立，而且与人相对立，与主体相对立。从生活与生命的一部分，变为与主体对立的东西，这就是希腊科学与近现代科学最根本的差别。
如果我们认同海德格尔的分析，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在生活世界与在实验科学世界不同，实验科学世界是狭窄的、具体的、功利的，一切都在概念体系的刚性结构中，如同在无影灯下解剖尸体一样，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分割和界定的。而在生活世界，特别是在生命过程中，一切都具有内在的联系，我们无法清楚地界定生命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功能。一旦想界定它或者已经界定了它，它便不是活体了。既然如此，在希腊人的生活世界中，两种都源于沉思的东西具有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便没有什么可以惊讶的。
笔者以为，毕达哥拉斯哲学是在希腊哲学氛围内的探索，力求寻找一种新的生活之路：通过宗教与科学和哲学的结合净化人的灵魂。其中守望灵魂是他的根本目的，而几何学、天文学、数学、音乐则是净化灵魂的手段。如果从毕达哥拉斯的使命来看，笔者以为，毕达哥拉斯与其说是一位有若干科学创造的科学家，不如说是一位灵魂的守望者。如果我们不仅仅把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仅仅看作科学创造世界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是仅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观点出发看待宗教问题，而是像柏格森那样坦诚地承认，唯有“人类依理性而生，同时也依宗教而生”的物种，我们就应该承认，宗教对于人之为人的重要作用，从而承认，毕达哥拉斯将灵魂问题引入希腊，并以科学作为净化灵魂的手段，同样是一种伟大的创举。
探索新生活之路的起点是关爱灵魂
鲁道夫·奥托（Rudolph Otto）指出，神秘主义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内省之路，柏罗丁是典型代表；另一条是合一梦想（Unifying Vision）之路，即目光向外，寻找多样化世界的一，这是印度的《奥义书》作者所走的道路。不过，也有不少人同时兼有两条道路的特点，商羯罗和爱克哈特都是这样，奥古斯丁也是这样。虽然奥托没有提及毕达哥拉斯，但是，按照奥托所描述的两条道路的特点，我们完全可以说，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也属于两条道路合一的神秘主义。
第一条路――内省的神秘主义是“从外部事物抽身，退入自己灵魂的深处，认识隐密的深处，认识触摸自我的可能性，这是第一种类型――内省的神秘主义特有的。这意味着沉入自我之中，以达到直觉，在自我的最内部，找到无限，或者上帝，或者梵天…一个人在这里并没有看到世界，而是洞察到了自我。”[17] 因此，第一条道路尽管“必然有自己的灵魂学说，将其拉入神秘主义范围，从而形成一种特定的灵魂神秘主义（soul-mysticism），但是它升入更高体验之处，却在很大程度上始终保持着灵魂的神秘色彩。”[18] 笔者以为，毕达哥拉斯哲学的起点是神秘主义的第一条道路。因为毕达哥拉斯哲学的起点，也可以说是首先从外部事物抽身，转向自我，转向自己的灵魂。以第一条道路为起点，就是以信仰为起点。毕达哥拉斯派的哲学首先建立在信仰基础上，而不是像一般的哲学体系那样，建立在概念体系或者科学公理的基础上。
第二条道路是在多样性的世界中寻找一。目光是向外的。“我们或者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奇怪的幻想，或者看作瞥见世界之间的永恒的联系。”[19] 目光向外，但并不是科学的探索，因为他们之所以寻找多样性世界的一，只是出于一种奇怪的幻想，最多出于一种直觉。“更有可能的是，这种幻像是思辨思维的开端，不论是在印度，还是在贺拉斯那里都是这样，我们所说的希腊科学，也许就是这种东西的产物，即，它的非概念形式是一种神秘主义的直觉。总之，它不取决于学说，也不是从理性的思考中产生，不是为了探索因果关系，更不是起源于对世界进入科学解释的热望。它产生于一种启示的体验，这里面有一种追求这种梦想的天性――在这里天堂的眼睛是睁开着的。”[20] 毕达哥拉斯哲学的起点是由第一条神秘主义的道路开始，即灵魂的神秘主义开始。而他净化灵魂的方式，则走向奥托所说的第二条道路。即目光向外寻找永恒世界的联系。正如奥托所说，它的非概念形式是一种神秘主义的直觉，不是从理性的思考中产生。但是，这样的起点，并不妨碍这种学说最终走向理性的思考。两条道路的结合可以走向地道的宗教神秘主义，奥菲斯教是这样，希腊文化与基督教结合，也是走了这样一条路。它也可以走向科学和理性。毕达哥拉斯本人也许做到了，也许有这样做的倾向，我们可以断定，沿着这条路走，希腊哲学的南意大利学派走向了真正的哲学思维。那种毕达哥拉斯式的神秘主义，经过形而上学的精制化以后，被包在这种哲学的核心之中，成为南意大利学派的灵魂和基本的价值取向。
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21] 索希克拉底（Sosicrates）在他的《哲学家世系》（Successions of Philosophers）中表明，费留斯（Philus）的独裁者莱昂（Leon）问毕达哥拉斯是什么人，毕达哥拉斯答曰“一个哲学家”。他把生活比作一场游戏，参加游戏者有三种不同的人，一种人为奖赏而来，是为追名者；一种人带着可卖的商品而来，是为逐利者；一种人仅仅是旁观者，是为观察和思想者。与此相应，有三种生活态度，“一些人滋长了奴隶的本质，贪婪地追名逐利，而哲学家则追求真理，因而是真理的主人。”[22] 毕达哥拉斯心目中理想的生活态度就是做真理的主人，而不是像寻常人那样，在名利场中博击，成为物欲的奴隶。哲学“爱智”之“智”，指比常人更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什么是真正的人生，什么是真正的人。而不是仅仅拥有工匠般的技艺，或者较之寻常人更工于心计。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哲学不是饭碗，不是赢利的手段，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一条生活之路。一旦步入这条道路，人的生活内容就不是为了追逐实际利益，而是为了思想。在名利场上，哲学家只是一个淡泊名利的旁观者。旁观者界定了哲学家对物欲的态度，也界定了哲学家在名利场中的位置：生活于其中，置身于事外。旁观者意味着，他的生活理由不是感官的物质享受，而是思想。思想是他心目中最神圣的净土。毕达哥拉斯的生活态度也表明，在他心目中，人至少应该有两个方面，有精神和思想的一面，也有感官和物欲的一面。这两个方面分别与灵魂和肉体相对应。肉体是有死的，而灵魂是不灭的。受肉体驱动，人便沉溺于物欲，因而是物欲的奴隶，过着堕落生活。人堕落，就不可能获得真理，也不会是真理的主人。关爱灵魂者，必须远离世俗的名利场和物欲纷争。这是典型的灵魂肉体二元论。可见，毕达哥拉斯式的生活态度，建立在二元论的基础上。灵魂与肉体二元论是毕达哥拉斯式生活态度的基本前提。而追求灵魂的净化，寻找净化灵魂的方式，就是毕达哥拉斯的使命。
策勒尔认为，灵魂肉体二元论并不是希腊本土的思想。它最初是由奥菲斯教引入希腊的。传统的希腊文化认为肉身的人是真正的人。灵魂只是一种无力的影像。相应阳光下的日常生活才是真实的生活，冥界只是现世的黯淡的摹仿。因此，希腊人更注重现实利益，甚至是眼前利益。除了这些如同过眼烟云的利益以外，至于是否有来生，是否有什么不朽的东西，当时的希腊人是根本不会考虑的。因此，人们非常形象地把这种状况称作“希腊的乐天”，尼采就这样说过。就连他们的诸神，似乎也没有神的样子，他们的行为并不神圣，有时甚至可以说有失检点，什么鸡鸣狗盗之事都做。希腊世界的每一坏事，都和他们有关。当然他们也做好事，但那不是出于的善的考虑，在很多情况下是意气用事。尽管米利都学派完成了希腊文化的一次变革，但是，他们最多是把神话与现实自然界区分开来。他们最早把目光从迷离的神话世界投向自然，但是，他们的兴奋点在于为自然寻求统一的基础。所以后人通常称他们作自然哲学家。虽然泰勒斯也说过一切都是有灵魂的，然而，灵魂问题不是他关注的主要问题，他并不关注人本身的问题，或者说，主要关注的不是人的问题。奥菲斯教引入了“与希腊人有天性格格不入”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表明了一种东方起源”。从奥菲斯教开始，希腊人投身于神秘主义的二元论之中。[23] 笔者同意策勒尔的看法，二元论确实不是希腊本土思想，奥菲斯教把它引入了希腊宗教之中，毕达哥拉斯则使它成为哲学的基本内容。按照一些希腊研究者的看法，奥菲斯教与毕达哥拉斯学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讲，二元论都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相关。
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把灵魂肉体二元论介绍到希腊，并且使之与希腊文化成功地嫁接。由于这种引进，希腊哲学出现了所谓南意大利学派。毕达哥拉斯的二元论由何而来，一直是希腊研究者争论的问题，归结起来，至少有三个来源。
第一，毕达哥拉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这是由希罗多德的见闻直接证明的东西。认为这种信仰来自埃及的人，大多受希罗多德的影响。希罗多德（Herodoti）记载：“在埃及，人们相信地下世界的统治者是戴美特尔和狄俄尼索斯。此外，埃及人还第一个教给人们说，人类的灵魂是不朽的，而在肉体死去的时候，人的灵魂便进到当时正在生下来的其他生物里面去；而在经过陆、海、空三界一切生物之后，这灵魂便再一次投生到人体里面来。这整个的一次循环要在三千年中间完成。早先和后来的一些希腊人也采用过这个说法。就好象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一样；这些人的名字我都知道，但我不把他们记在这里。”[24] 通常认为，这里所说的“一些希腊人”，指毕达哥拉斯及其信徒。20世纪的希腊研究者基本上认同这一点。策勒尔的态度是，无法证明它意指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或许它指奥菲斯教信徒。不过，希罗多德在该书的另一个地方谈到一个叫撒尔莫克斯的人，这个人是毕达哥拉斯的奴隶，此人后来回到他的国家。“他和在希腊人中决非最差的智者毕达哥拉斯有过交往。因此，他给自己修建了一座会堂，在那里他招宴他国内的一流人士，并且教导他们说，不拘是他，他的宾客，还是他的子孙都是永远不会死的，但是他们将要到一个他们会得到永生和享受一切福祉的地方去。”[25] 这分明是说，毕达哥拉斯的奴隶学到了该派的主张，回国后依样模仿，也主张灵魂不死和轮回转世，而且颇有一些信徒。
第欧根尼·拉尔修转述色诺芬尼（Xenophanes）的说法，一次，毕达哥拉斯路过一个地方，看到一个人在鞭打一条狗，毕达哥拉斯请求他停下来，因为他熟悉这声音，这是他朋友的灵魂生活在这狗的身体里。[26] 这也表明，毕达哥拉斯本人相信灵魂转世。波费利（Porphyrius）告诉人们，没有任何信徒能够确切地知道毕达哥拉斯的教诲，因为他们团体内部有一个著名的静默原则。不过，还是有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第一，他认为灵魂是不朽的；第二，灵魂要转生到其它动物里；第三，过去的事件将在一个循环中重复自身，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新的；第四，认为一切生物都有亲缘关系。毕达哥拉斯似乎是第一个把这一信仰引入希腊的人。”[27]
现代的古典研究者基本上对此持肯定态度。最谨慎的策勒尔也不得不表明，从埃及人那里获得灵魂不灭的思想并非不可能，只是无法证实。根据拉尔修和扬布里丘等人的描述，毕达哥拉斯在行成人仪式之际离开家乡来到埃及，他的整个年轻时代是在埃及度过的。最极端的说法是在埃及生活22年，最一般的说法是不少于16年。[28] 即使取后一种说法，在埃及生活16年，那也是一段颇为漫长的年月。拉尔修记载，安提丰（Antiphon）在他的《论杰出德行的人》中表明，毕达哥拉斯在埃及长期的生活，已经学会了埃及语言、宗教、文化和技艺。因此，灵魂不灭和灵魂转世的思想来自埃及是有可能的。
第二，琐罗斯德教和希伯莱文明的影响。这一假设主要来自罗马时期的一些作者，他们的根据是，毕达哥拉斯在埃及期间，正好赶上埃及被波斯国王冈比西斯（525B.C.）的军队击败，毕达哥拉斯作为战俘，被带到波斯，在那里他接受了希伯莱文明和波斯文明。不过，据笔者所知，当时的希伯莱文明，还没有灵魂不灭的思想。如果他是在巴比伦获得灵魂不灭的思想，那么他应该得自琐罗斯德教。因为犹太教虽然历史悠久，但是，一直都是口述律法，成文经典的创作，大约在巴比伦之囚结束以后，从公元前5世纪到3世纪创作完成。这一时期，他们在政治上是波斯帝国的属民，而在文化上，则是在波斯文化的直接辐射之下。犹太教成文经典的创作显然受到琐罗斯德教的影响。摩西五经是人们公认的旧约最古老的部分。五经描述犹太人在流浪生活中，也常常在某地停留下来，如果条件允许，会买一块地安葬死者。从摩西五经，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犹太人没有灵魂肉体二元论的思想。他们的先人虽然常常被说成几百岁才故去，然而，并没有关于他们的灵魂如何转世的描述。耶和华对犹太人的种种许诺中，几乎没有关于如何拯救他们灵魂的说法。福音书也记载过耶稣与撒都该人就人的复活问题展开的争论。即使是耶稣时代的犹太教，依然认为复活、轮回转世等思想是荒谬的。
在古典天启宗教中，最早持身心、灵肉二元论的是琐罗斯德教。他们相信，人逝去后，灵魂在肉体中要逗留若干天，然后再去该受审判的地方。虽然基督教的末世学颇为著名，但是，最早提出末世学的是琐罗斯德教，基督教的末世学是受琐罗斯德教影响。琐罗斯德教认为，尘世是有期限的，它每三千年一个周期，分别由善神统治三千年，恶神统治三千年，混合统治三千年，决战三千年。12000年是整个世界的终结，那时，主阿胡拉·马兹达将降临，对人进行末日审判。在尘世选择恶者将进入炼狱，洗清罪恶。如果在冈比西斯攻陷埃及后，毕达哥拉斯被作为俘虏带到波斯，那么，他与结束了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几乎是同一时期，而此时，琐罗斯德教早已经是波斯的国教了。犹太人亦在波斯文化和宗教的辐射下。返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留在波斯的犹太人，都在波斯宗教和文化的辐射范围内。不仅如此，在庞大的波斯帝国版图内，波斯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几乎地中海文明都受到它的影响，就连希腊也不例外。[29]
根据波费利记载，毕达哥拉斯在波斯与一个琐罗斯德教信徒查拉塔（Zaratas）学习琐罗斯德教学说。他从这个琐罗斯德教信徒那里学会了三件事，“（1）如何使自己摆脱以前堕落的生活，得到净化；（2）一个聪明的人如何成为纯洁的；（3）他听过一次讲道，得知如何在宇宙论中考察形而上学原则的性质。”[30]这里面所说的“纯洁”和“净化”，都是指灵魂问题。在琐罗斯德教信条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净化自己的灵魂，而且他有一系列净化的方式。毕达哥拉斯只从其中汲取了一点，即净化自己的灵魂是一种意志的自由选择，是自觉自愿的事情。除此之外，毕达哥拉斯提出的净化灵魂的方式，是地道的希腊式的。我们在后面还要专门探讨这一问题。
第三，奥菲斯教的影响。即使是策勒尔这样的怀疑主义，也不否定毕达哥拉斯深受奥菲斯教的影响。策勒尔甚至认为，毕达哥拉斯灵魂肉体二元论最可靠的来源，当首推奥菲斯教。然而，奥菲斯教所主张的灵魂不灭，也不是希腊本土的思想，它同样是从东方移植过来的。大约在公元前7－5世纪（也有人说6－5世纪，不论怎么说，总是与希腊新移民建立的城邦相关），随着希腊与东方交往日趋发达，东方的思想、文化和宗教进入希腊。在这种情况下，希腊兴起了奥菲斯教。因此，奥菲斯教的源泉来自东方，深受波斯的琐罗斯德教的影响。它通过色雷斯和吕底亚地进入希腊。奥菲斯教基本的主张是身心二元论。这种主张来自他们的狄俄尼索斯信仰。狄俄尼索斯是一个外来的酒神，据说埃及有狄俄尼索斯崇拜，在波斯也颇为盛行酒神崇拜。大约在公元前7－5世纪，狄俄尼索斯进入希腊。他进入希腊后，很快就与当地崇奉的酒神相结合，形成独特的酒神崇拜。传说狄俄尼索斯曾经以一头公牛的形象被泰坦神撕碎，他们吞下了他的尸体。雅典娜救下了他的心脏，并把它带给宙斯。宙斯用这颗心脏造出一个新狄俄尼索斯，取名查格鲁斯。宙斯以自己的万钧雷霆摧毁了泰坦，用他们的骨灰造出一个人形，再把狄俄尼索斯那颗心脏置于人形中。从此，人就拥有双重性质：有死的肉体和不朽的灵魂。灵魂被禁锢在肉体之中，肉体是灵魂的枷锁。这种对立源自狄俄尼索斯与泰坦神的宿仇。灵魂在尘世必须经过数千年的轮回，经历植物、动物和人体阶段，方可得到净化。经过轮回得救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一个寻求信仰的过程。生活在尘世人，必须信奉奥菲斯教，通过信仰寻求拯救之道。就日常生活而言，信仰者需戒荤、戒豆、在献祭中需戒一切带血祭品。这些是灵魂从轮回中获救的必备条件。以这一信仰为中心，古代希腊形成了著名的奥菲斯教。[31] 毕达哥拉斯派同样恪守这些禁忌。根据格利乌记载，亚里斯多德曾经说过：“毕达哥拉斯禁止食用胎衣、心脏、海葵、以及其它类似的东西。”[32] 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毕达哥拉斯说……对待神必须时时尊敬，谨言慎行，素衣净身。……净化来自清洗仪式，沐浴、净水，不受葬礼污染，远离分娩，避免毒物。不肯咬因病致死的动物的肉，忌食红星肉和黑尾、蛋类以及卵生动物、豆类”。[33] 奥菲斯教的禁忌与此基本相同。一些研究者根据禁忌推断，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所能看到的材料表明，奥菲斯教与毕达哥拉斯主义、继承毕达哥拉斯传统的柏拉图及柏拉图主义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毕达哥拉斯如此完全地接管了奥菲斯教传奇，致使亚里斯多德把这些传奇完全归结为毕达哥拉斯的。更早一些，希俄斯的伊昂（Ion of Chios）甚至说，奥菲斯教的作品，就是毕达哥拉斯创作的。”[34] 阿芙南（Afnan）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问题，她否认二者有亲缘关系，认为“毕达哥拉斯主义尽管总体上与奥菲斯教不是同出一源，但是，他们的神秘主义倾向使他们走到一起；因为它的禁欲主义和宗教特征，与奥菲斯教相同。”[35] 布尔克特（Burkert） 指出：“希罗多德表明，奥菲斯教与毕达哥拉斯主义在仪式方面有联系。”希俄斯的伊昂也引证希罗多德的说法。“伊素克拉底说毕达哥拉斯写了一些诗，并且把它们归在奥菲斯名下。”[36] 布尔克特认为，希俄斯的伊昂与伊素克拉底想告诉人们，以奥菲斯名义创作的诗，其实是毕达哥拉斯创作的。“毕达哥拉斯是这些诗的真正的作者。” 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第二卷，第80节谈到埃及人的丧葬习俗时说，羊毛织物不能带入神殿，也不能与死人一道埋葬，“在这一点上，他们遵从奥菲斯教和巴科斯教，这规定实际上是埃及的和毕达哥拉斯的；因为凡是被传授以这些教义的人，都不能穿着羊毛的衣服下葬”。[37] 柯克（G. S. Kirk）先生审慎地指出：“虽然我们很少知道毕达哥拉斯本人，我们甚至对他的直接追随者也所知甚少。但是，毫无疑问，毕达哥拉斯在克罗顿建立了一种宗教兄弟会或秩序；但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人们广泛认同的观点，即，这是效仿奥菲斯宗教社团。人们的确经常把他们的学说和实践，与毕达哥拉斯的进行对比”。[38] 这些说法的可靠性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越是年代久远，人们越无法证实它们的可靠性。不过，即使这些说法靠不住，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奥菲斯教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某些学说和仪式极度相近，以致于人们很难把他们分开。依然可以看出，毕达哥拉斯学派与奥菲斯教之间有很深的渊源。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完全可能的。
毕达哥拉斯派作为宗教团体对灵魂问题所持的看法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它们与一些带有明显迷信色彩的内容混合在一起，因而常常被人们当作荒诞的内容予以忽略。不过，迷信的一面并不是毕达哥拉斯灵魂学说的全部。因为毕达哥拉斯对于灵魂问题，还进行了哲学的探讨。这种探讨依然不是理性的，依然处于神秘主义的直觉之中，但是，并非没有价值。
毕达哥拉斯认为，“人的灵魂可以分为三部分，智慧、理性和激情。智慧和激情是其它动物都具有的，只有理性是人独有的。灵魂的处所从心脏扩展到大脑；在心脏的部分是激情，位于大脑的部分是理性与智慧。感觉是从理性与智慧中流出的精华。理性是不朽的，而其它一切都是有死的。…灵魂是不可见的。”[39] 毕达哥拉斯对灵魂的解释大约包含着如下几个内容。第一，人的一切能力、感觉、情感、思想等，都是灵魂的功能，由此引起灵魂与人的种种官能的关系问题。第二，在灵魂的诸种功能中，最高级的是理性，灵魂是不朽的，理性也是不朽的，理性是灵魂的核心。而毕达哥拉斯之后，希腊哲学家在灵魂问题上也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理性是心灵的功能。由此引出灵魂与理性，灵魂、理性与心灵的关系。第三，灵魂不可见隐含了一个问题，即，它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第四，灵魂转世以及灵魂在肉体内如此广阔的活动区域，提出了灵魂是否运动的问题。这些问题，毕达哥拉斯并没有完全解决，然而，他提出的问题本身引起了希腊哲学家们的讨论。希腊哲学史有相当的内容，是由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构成的。而且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使希腊哲学具有更加浓郁的人文主义气息，对于人的关注，对人的定位也更深入了。
首先，促进希腊哲学从自然转向人本身，毕达哥拉斯提出的灵魂问题起了重要作用。毕达哥拉斯学派把灵魂问题作为自己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把人的目光引向自身，引向个人的最深处。通常认为，前苏格拉底是希腊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说他们的贡献在于把哲学从神话中分离出来。由于他们更关注宇宙的统一性问题，因而通常把他们称作“自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由于在数学、天文学、几何学方面的成就，也被理所当然地划入这一范围。第一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自然哲学时期，第二时期为智者时期。由智者开始，哲学家的目光开始从外界投向人类自身。这一任务到苏格拉底完成。因此，人们常常认为苏格拉底是这次转向的代言人。西塞罗在谈到苏格拉底时说，他“把哲学从天上召回来，引进家家户户，使它成为探究生活和道德、善与恶所必需”。[40] 就结果而言，这些说法当然没有什么错。的确，把人的目光从外拉向内部，是在苏格拉底时代完成的，但是，促成这种转向的第一个契机，则是由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创造的。而且，促使希腊哲学与神话分离，大概是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行进的：一条是米利都的自然主义，一条是南意大利学派。如果就哲学转向而言，恐怕毕达哥拉斯的南意大利学派更重要一些，因为毕达哥拉斯所探索的新生活之路，起点恰恰是人本身。不过，他的目光没有停留在人的日常饮食儿女上，而是深入到人的内部，寻求人真正的本质，这便是灵魂问题。由于毕达哥拉斯把灵魂问题与人的感觉、激情和理性放在一起，从而把“认识你自己”定义为认识你自己的本质，即，认识人的最根本的内涵，认识人真正的本质。这一切虽然是后来的希腊哲学家共同探索的问题，然而它毕竟由毕达哥拉斯始。
第二，毕达哥拉斯提出的灵魂问题，诱发了希腊人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之为人，不在于肉体，而在于灵魂。灵魂问题讨论的集大成者亚里斯多德指出，灵魂是实体。笔者以为，亚里斯多德心目中的灵魂是一种精神实体。他指出，所谓实体首先拥有质料，其次拥有形式。“质料是潜能，形式是现实。‘现实’这个词有两层意义，其一是类似知识，另一是类似思辨。”[41]“灵魂，作为潜在地具有生命的自然躯体的形式，必然是实体，这种实体就是现实性。”[42] 所谓潜在地具有生命的自然躯体的形式，不是指肉体的外形，而是指“它是这样的躯体是其所是的本质”。对于人来讲，作为实体的灵魂，就是人之为人的东西。躯体对于人来讲是一种潜在的存在，即，只是使人有可能成为人的载体，而灵魂才是使人成为人的现实性。这是从灵魂不灭引发的灵魂与肉体关系的结论。到亚里斯多德这里，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已经不是宗教神秘主义问题，而完全是哲学的形而上学层面的问题。这一改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亚里斯多德的结论使我们看到，由毕达哥拉斯从东方引进的灵魂与肉体的问题，被经过形而上学的改造以后，成功地进入希腊文化之中，成为希腊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由灵魂肉体的关系，最终引起对人的重新定位。即，对于人来讲，最现实，最真实的东西不是这具躯壳，而是灵魂。灵魂使人成为人。换句话说，精神实体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灵魂是人自身之内的神。“灵魂是有生命躯体的原因和本原”，它包含三种意义，“它是躯体运动的起点；是躯体的目的；是一切拥有灵魂的躯体的实体。”躯体的运动就是存在，而存在就是生命，灵魂是躯体运动的原因，因而是躯体存在的原因。灵魂也是躯体的目的因。躯体的活动像理智的活动一样，总是为着某个目的，灵魂是为躯体提供目的的东西。“所有的自然躯体都是灵魂的工具”。灵魂也是位移的起点。也就是说，生命外部状态的变化和内在精神的变化，都是由灵魂所驱动。例如，“感觉似乎就属于状态的变化，没有灵魂的东西，是不可能有感觉的，生成和毁灭也是如此。”不仅如此，生命或者人的认识能力以及种种欲望，都是受灵魂驱动的。
第三，毕达哥拉斯提出灵魂不死和转世问题，经过希腊哲人的讨论，引伸出灵魂与运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再进一步引伸，可以把目光投向外部，或者用奥托的看法，从第一条神秘主义道路向第二条过渡。于是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人的灵魂是人的内在神，统治着整个人的运作方式，那么在整个宇宙是否也有这样的东西？毕达哥拉斯沿着这条道路走，提出宇宙的本质是数，而数的本质是“一”的思想。无疑，这个“一”是一种抽象的本质，是一种精神性的实体。沿着这条思路走，深受毕达哥拉斯影响的巴门尼德[43] 提出著名的“存在”概念，柏拉图提出善的理念，亚里斯多德提出在整个宇宙中，存在一个不动的推动者，一个宇宙的目的因，一个永恒的精神实体。
笔者以为，毕达哥拉斯是从宗教神秘主义的角度提出灵魂问题，而包括毕达哥拉斯本人在内的希腊哲学家，则用希腊哲学与科学特有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将东方神秘主义的东西，变成了希腊本土的形而上学问题。毕达哥拉斯在这一过程所起的作用是，他提出了新生活之路，用灵魂问题成功地吸引了哲学家的视线，使之关注人本身的问题，对于灵魂问题的讨论，最终完成了对人的本质的定位，即对于人来说，真正的本质是他的灵魂。灵魂使人成为人。肉体只是使人成为人的一种潜能，它最终能否成为人取决于灵魂。成为怎样的人，是否成为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同样取决于灵魂。不仅如此，它还引出了希腊哲学重要的形而上学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仅是毕达哥拉斯派的，米利都学派寻求世界统一性的思路同样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灵魂问题至此尚未结束。因为由灵魂不灭必然引出另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呵护这一永生的东西？用毕达哥拉斯的语言来说，就是如何净化我们的灵魂？毕达哥拉斯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地道的希腊式的。
新生活之路的重要内容是寻找净化灵魂的方式
毕达哥拉斯派的净化方式有两类，一类是净化肉体，一类是净化灵魂。净化肉体通常表现为恪守毕达哥拉斯的禁忌，按照亚里士多塞诺斯（Aristoxenus）的观点，毕达哥拉斯派也用药物净身，故而有不少学者认为，毕达哥拉斯是希腊医学之父。除了净化肉体以外，毕达哥拉斯派最重要的实践，当属净化灵魂。毕达哥拉斯派如何完成灵魂的净化，是没有定论的问题。不过，人们通常承认，音乐是毕达哥拉斯派净化灵魂的方式。亚里士多塞诺斯就曾经说过，“毕达哥拉斯派用音乐净化灵魂”。[44] 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地方。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从音乐与其它科学的关系，可以推断出毕达哥拉斯净化灵魂的基本方式。对于毕达哥拉斯派来说，音乐之所以能够起到净化灵魂的作用，不在于它的内容，或者说不在于它的技艺的一面，即表现喜怒哀乐，或者英雄凯旋等。音乐的具体表现内容是与物欲的世界不可分割的，毕达哥拉斯并不认为这内容能够净化灵魂。他更注重音乐的非技艺的一面，即音阶所蕴含内在的数的比例，这些比例本身又蕴含着和谐。如果毕达哥拉斯用音乐净化灵魂具有数学层面上的意义，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凡是与数学相关的科学（尽管当时这样的学科并不是很多），都是毕达哥拉斯派用来净化的灵魂的手段。不过，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得到古典学者的认同。
极端的观点认为，科学是科学，宗教是宗教。论证的方式大约有两种，一种是策勒尔式的，一种是格思里式的。前者将学说与惯例分开，即将种种禁忌当作毕达哥拉斯宗教团体的惯例，而将科学和哲学当作他们的学说，二者泾渭分明。毕达哥拉斯的科学形象是有根有据的事实，而他关于灵魂的种种说法，也勿庸置疑。但是，由于他们以近代思想模式看待毕达哥拉斯思想中的两支，而且确实没有直接的资料证明，学说的两支都是毕达哥拉斯本人探求生活之路必需的内容，因此，断然采取将双方截然分开的做法。然而，如果将二者截然分开，似乎无法说明毕达哥拉斯为什么要进行科学的探索。这种前科学的探索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仅仅像米利都学派那样，出于求知的渴望，还是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
格思里式的看法，充分意识到这种划分方式带来的困难，因此，企图另辟蹊径。他们承认，在毕达哥拉斯思想中，宗教与科学和哲学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同一条生活道路的两个分支”。但是，他们的认可仅限于毕达哥拉斯本人，即毕达哥拉斯既关注灵魂问题，又探索科学与哲学。至于他的信徒，则并非都是哲学家，并非都对科学感兴趣。他们的根据是扬布里丘和波菲利的论述。扬布里丘和波菲利一直把毕达哥拉斯派分为若干等级，最高一级的信徒才修习哲学与科学。这些等级可以分为两类：acusmatici（惯例或习俗） 和mathematici（数学）。扬布里丘认为“承认acusmatici的是另外一些毕达哥拉斯派信徒，他们并不承认mathematici”，他们的信条“由未加证明的格言组成，没有任何论据，而且加入了某些活动过程。…他们尽力保持神圣的启示，没有提出任何他们自己的东西。”[45] 波菲利认为：“他的教诲有两种形式，因此，他的信徒也分为两类，一些被称作mathematici，另一些被称作acusmatici。前者已经掌握了他的智慧最深层、最详细的部分，而后者已经听到作品中那些精炼的格言，没有充分的解释。”[46] 格思里由此断定，“毕达哥拉斯的天赋必然拥有理性和宗教两种性质，但是，在毕达哥拉斯那里，这两种性质几乎是不能统一的。这没有什么可以惊讶的，他和他的学派吸引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一方面热心促进数学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醉心于宗教虔诚，其理想是‘毕达哥拉斯式的生活方式’。宗教部分的生活，与奥菲斯教极其相似，并且凭借类似的神秘主义为它的实践辩护。哲学部分必然忽略，甚至私下里蔑视虔诚者纯粹迷信的信仰。但是，不能否认它在毕达哥拉斯奠定的基础中发挥了作用。”[47] 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当菲勒劳斯首次披露毕达哥拉斯的思想时，该学派已经分成两派，一派是以纯信仰为主，如格思里所说，他们更接近奥菲斯教，另一派以研修毕达哥拉斯的科学思想为主。正如格思里所描述，当时的毕达哥拉斯两派，有着明显的对立。对于毕达哥拉斯科学与宗教思想所持的两种意见，在19－20世纪颇为流行。虽然他们的角度不同，但是结论却惊人地相似。显然，两种说法依然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科学与宗教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是不可能和谐的。
耶格尔曾经满腹疑狐地问：所有这一切数学理论、几何学、音乐理论和天文学与灵魂不灭没有什么关系吗？看到如此令人沮丧的结论，我们也不禁要问，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宗教与科学和哲学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吗？或者在毕达哥拉斯思想中，科学、哲学与宗教果真如此对立吗？它们真的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仅仅是一个聪明人的两种嗜好吗？
也有学者企图找出毕达哥拉斯中两个分支之间的关系，他们的根据是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物理学家赫拉克利特几乎在我们耳边大声疾呼，‘毕达哥拉斯，尼撒库（Mnesarchus）之子，实践超乎常人的探索。’”[48]“许多学习都不能启迪智慧，只有讲授赫西俄德（Hesiod）、毕达哥拉斯、还有色诺芬尼（Xenophanes）和赫卡泰奥斯（Hecataeus）才可以开启智慧。因为这一种东西是智慧，它可以理解思想，在整个世界中起指导作用。”[49] 许多学者根据赫拉克利特的两段话推断，毕达哥拉斯进行的探索主要是指科学探索。柯克（Kirk）先生和莱文（Raven）先生在他们的著作中，便把“istorin”译作“scientific enquiry”。这个词原本没有“科学的”（scientific）意思，它指凭借探索得到学问；或者由探索获得知识和学识。笔者以为，它的意思可以引伸为科学探索，但是，该词本身没这个意思，因为希腊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可以引伸为科学探索最多可以说，这种探索是前科学的。笔者以为，据此推断，在前科学意义上，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是当时的“主要科学家”（leading scientist）应该是一个可信的说法。在这一问题上，从古到今的西方毕达哥拉斯研究者，似乎没有什么异议，因为毕达哥拉斯在他们心目中，毕竟是个科学家嘛。柯克先生和莱文先生之所以把“istorin”译作“科学的探索”，是想借此证明，“毕达哥拉斯对科学感兴趣，也对灵魂的命运感兴趣。显而易见，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宗教与科学并不是独立的两部分，彼此没有任何联系，勿宁说，它们是同一条生活道路上，两个不可分割的因素。”[50] 不过，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证明毕达哥拉斯教诲的科学性质。”然而，这种证明方式仅仅表明，毕达哥拉斯是个有影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似乎并没有证明两个分支的关系。因此，他们据此断定毕达哥拉斯的宗教与科学是同一条生活道路上的两个分支，似乎显得比较勉强。
笔者以为，耶格尔的疑问本身说明，他不相信毕达哥拉斯的科学与宗教没有关系，而柯克先生和莱文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结论是正确的。不过，我们确实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证据不足，至少直接证据不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间接证据。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间接证明也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间接证据可以证明，在毕达哥拉斯体系中，科学、哲学与宗教不仅有关系，而且有密切的关系。毕达哥拉斯派寻求人净化的方式有两个方面：肉体和灵魂。用于净化肉体的方式，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净化身体只是毕达哥拉斯派的内容之一。如果他们主张灵魂不灭，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灵魂的净化问题，更应该是毕达哥拉斯终生关注的问题。毕达哥拉斯一生奔波，旨在探寻一条新的生活之路，能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使自己的灵魂洁净地活在被净化的躯体中。双重净化才是毕达哥拉斯体系的正确轨道。那么，灵魂如何净化。既然毕达哥拉斯一生都在寻找灵魂净化之路，那么他找到了吗？如果科学研究与他的灵魂问题没有关系，他为什么不去努力实现净化灵魂的宿愿，而去从事与净化灵魂和肉体无关的事情呢？如果说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科学与灵魂问题之间有任何关联，那么我们同样没有办法回答上述问题。而且毕达哥拉斯被公认为科学家，他在科学上的贡献似乎没有什么否认，然而，谁有直接证据证明毕达哥拉斯是科学家？最早披露毕达哥拉斯思想的人是菲勒劳斯，而最早系统阐述毕达哥拉斯定理的人，大约是欧几里德有《几何学原理》，时间是公元前4世纪。如果我们只限于毕达哥拉斯本人，不要说无法找到两支关系的证据，就连毕达哥拉斯体系的所有证据我们都不可能找到，因为即使是最不极端的研究者，也承认毕达哥拉斯本人没有任何作品被保留下来。关于毕达哥拉斯的所有思想，几乎都是通过后人的记载为人们所知。既然如此，我们应该把视野放宽一些。应该放眼毕达哥拉斯以后的希腊哲学，或者至少看看南意大利学派，把毕达哥拉斯放在希腊文化的承袭关系中。即使我们找不到直接的证据，来证明毕达哥拉斯的科学与宗教相互关联，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毕达哥拉斯以后的希腊哲学，是如何看待灵魂的净化与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的。
笔者的看法是，毕达哥拉斯的科学成就是他净化灵魂的手段，笔者的基本切入点是：毕达哥拉斯对科学的改造。把从东方学来的天文学、几何学，还有几乎在各种族都盛行的音乐数学化，使之成为与物欲无关的符号，在此基础上使思维能够进行自由创造。这一改造是地道的希腊式的，以希腊人事事都求一个logos，凡事都要找一个绝对完美的依据的思维方式为前提。“正是毕达哥拉斯使几何学臻于完善……毕达哥拉斯在几何学的数学化方面进行了非常艰苦的工作，发现了音阶的和谐。他甚至没有忽略医学。计算者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us）说，当毕达哥拉斯发现直角三角形的弦平方等于两直角边的平方时，举行了一次百牛祭大典”[51] 不仅如此，毕达哥拉斯对天文学方面的改造，也经历了一个天文学的数学化过程，对于音阶与和谐的思考，完全是从音阶之间的数学关系入手的。可以说，毕达哥拉斯使天文学、几何学、音乐的完善过程，就是使之数学化的过程。“毕达哥拉斯主要的追求是在数学方面，他在数学方面取得了最富有成效的进展”。[52] 毕达哥拉斯使科学数学化，是对希腊文化最重要的贡献。因为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摆脱了具体的物质的需求，纯粹成为一种思想的追求，“成为一种自由研究，一种值得自由人追求的东西。”这不仅意味着它是与名利场上争斗的物欲的奴隶相对立的自由人的研究，而且是一种使人能够获得自由的研究。科学“变成了自由教育的形式，以一种非物质的、概念化的形式，考察原理的开端，追溯命题的起源。”[53] 对非物质的、概念东西的探索，正是毕达哥拉斯心目中的哲学家的意义所在。这一过程在柏拉图那里被称作灵魂的转向，只有经过这一转向，灵魂才能够得到净化。在科学的数学化过程中，我们找到了毕达哥拉斯派的灵魂学说与科学思想相结合的契机，它们毫无矛盾地结合了。
从南意大利学派的发展，也可以证明科学与灵魂净化的关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过著名的“洞喻”，由此直接切入了灵魂净化问题。笔者以为，柏拉图在这方面的论述，是毕达哥拉斯思想的发展和延伸。柏拉图说，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地下室，它有一个长长的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一道光照进来。假设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而且手脚头颈均被缚，背朝洞穴口，面朝洞穴后壁，不能动，也不能转头，只能盯着洞穴后壁。假如这时在洞穴外的高处有东西燃烧，在洞穴与高处之间有一条路，如果有人举着东西从路上经过，他们的影子便映射在洞穴的后壁上。被囚在里面的人会认为，他们看到的影子便是真物。如果过路人发出声音，他便会认定是这影子发出声音。他们不会想到，除了影子还会有什么别的实在。如果一个人挣脱了禁锢，站起来，走出洞穴，那么他必然感到十分不习惯。如果有人告诉他，他以前在洞穴里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一切认识都得从头开始。对于一个根本没有见过真实世界的人来说，他的适应过程应该是阴影――倒影――东西本身。他会觉得在夜里看东西比白天容易，看月光和星光比看日光容易。经过这一过程，被囚者才能看到太阳和日光了。柏拉图解释说，洞穴囚室相当于可见世界，火光相当于太阳的能力。
柏拉图指出，从被囚者在洞穴生活，到从洞穴中出来，再到看到真正的日光的过程，就是灵魂的上升过程。这个上升过程的第一个条件是整个身体转向。身体的转向意指灵魂的转向；投射在洞穴及其壁上的影子意指现象世界，或者可见世界；正面观看现实的眼睛则是指灵魂；而看到的最光明者即是“善的理念”，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是“一”。生活在现象世界的人，也就是生活在名利场中的人，如同生活在洞穴中的人，他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不真实的。然而，如果被囚禁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不离开这个洞穴，他便始终以为它是真实的。大约毕达哥拉斯所说的争名逐利的生活态度，就是指把这种生活当作真实生活的人，如同在洞穴中一样。灵魂的净化必须首先完成转向，离开名利场。那么如何离开？也就是说，如何净化灵魂？通过教育！柏拉图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方式，通常被认为是典型的毕达哥拉斯派的。通过教育使灵魂转向并不意味着通过灌输知识使灵魂转向。因为灵魂里面本来就有知识，灵魂看不到光明的东西，不是因为它没有知识，而是因为被蒙蔽。因此，重要的问题就是“去蔽”。这一论点本身包含着灵魂不灭的观点，灵魂何以不需教育便有知识，因为灵魂是不灭的，可以轮回的。虽然柏拉图没有明确地说出这一点，但是，肯定灵魂拥有知识，意味着他承认毕达哥拉斯灵魂不灭的前提。柏拉图像毕达哥拉斯一样认为，灵魂“确实有比较神圣的性质”，它有一种永远不会丧失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它的认识能力和知识。灵魂有知识并不意味着灵魂一定有正确的知识。有认识能力并不意味着他能够选择正确的生活之路。灵魂的认识能力可以使人行善，也可以使人作恶。例如，有些“机灵的坏人”，他们的灵魂是小人型的，他们对于自己所关注的事情，有极其敏锐的眼光。然而，却用来作恶。柏拉图与毕达哥拉斯一样，关注使灵魂摆脱变化的、欲望的世界，上升到真正的实在世界。他认为，必须通过四门首选学科——音乐、数学、几何学、天文学——的修习，才可以达到这一目的。毋需多说，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柏拉图不认为修习这四门首选学科，是灵魂学习知识或者技艺，或者是为灵魂增加什么东西，灵魂本来就拥有这些能力和知识，修习仅仅是为了把灵魂的视线引向无功利的、无物质利益的、纯精神的数字或者符号，以这种方式使灵魂转向！让灵魂“爱智”。我们再强调一遍，“爱智”（love of wisdom）之“智”，不是指技艺（arts），不是谋生的手段，甚至不是具体的知识内容，而是一种思想和精神性的东西，是完美的东西，在名利场之外的东西。修习这四门科学，就是为了让人的灵魂上升，挣脱与生俱来的现象世界的束缚，进入完美的光明之中，成为一个懂得生活真意的人，完成灵魂的去蔽，使其得到净化。
这四门学科，何以能够使人的灵魂转向？首先说音乐，在常人心目中，它“以音调培养某种精神和谐（不是知识），以韵律培养优雅得体，以故事（或纯系传说的或较为真实的）语言培养与此相近的品质”。[54] 这是音乐技艺的一面。但是，音乐作为陶冶道德，净化灵魂的手段，并不在于它的表现内容，因为具体的内容总有消极和积极之分。人在这样的内容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名利场的东西。音乐作为道德净化的手段。主要在于它的构成形式。就构成音乐的形式和音乐的深层内涵而言，音乐的本质是数学。毕达哥拉斯认为，音阶是依特定的数目构成，数是和声的本质。第8音是2:1，第5音中3:2，第4音是4:3。音乐体现了宇宙的规则。“整个宇宙是按照某种和声构成的。由于它以数目而存在，所以按照数目和和声而构成。”[55] 音乐对于灵魂的意义不在音乐本身，而在于它能够使人认识到，一切秩序归根结底都是数的比例，这种比例构成了一切事物的和谐。欣赏音乐，本质上是体味事物的和谐。而这种和谐是通过非物质的形式表现出来。当人欣赏音乐时，人的灵魂已经被拉向非物质的方向，进入数的范围内，即，进入事物的本质之内，在毕达哥拉斯看来，这就是进入真正的事物之内。
其次，数学。数学是“一个共同的东西――它是一切技术的、思想的和科学的知识都要用到的，它是大家都必须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56] 尽管人人都使用数学或者算学，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正确使用它。因为人们通常用它来计算可变事物，数和算学当然有这个功能，这也是数学或者算学技艺的一面。但是，一堆计算决不是数和数学的本质。数的本质是一。同一事物是一，同时又是多。而一是本质，多是现象。认识“一”必须脱离可变世界，把握真理。认识“一”，不是靠感觉，而是“用自己的纯粹理性”。只有这样“才能将灵魂从变化的世界转向真理的实在。”[57] 学习数学，尤其是认识“一”时，就是“用力将灵魂向上拉，并迫使灵魂讨论纯数本身。…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8]
第三，几何学。几何学首先是一种技艺，它有经验上可用的一面，如测量土地。但是，这一面可以把灵魂引向下面。为了实用，有一点点实际知识就够了，用不着学习什么几何学。埃及人没有理论，照样会测量土地。如果用几何学净化灵魂，就必须理解几何学的本质。“几何学的对象乃是永恒事物，而不是某种有时产生和灭亡的事物。”[59] 毕达哥拉斯开始的几何学是数学化的几何学，这样的几何学同样不是art，而是自由思想的对象。
第四，天文学。天体在感官上虽然是一个个的星球，但是，在本质上是音乐的阶和数。它与构成音阶的比例同类。“围绕宇宙中心旋转的诸天体，距离是有比例的，而且有的运动快些，有的慢些，所以在它们的运动中较慢者发出低音，较快者发出高音，这些音，由于与距离成比例，所以合成和谐的声音。既然他们说和声出于数目，所以自然把数目当作天体和宇宙的本原。由于他们设想，太阳和大地的距离比月亮远一倍，金星远二倍，水星远三倍，其他诸天体每一个的距离都按一定的比例，他们的运动是和谐的。距离最远的天体运动最快，距离最近的运动最慢，中间的天体按照距离的远近比例而运动。由于事物与数目的这种相似性，所以他们认为，存在着的东西既由数目构成，又是数目自身。”[60] 我们之所以全文引述亚里斯多德这一大段话，是因为它大概是对毕达哥拉斯派关于天体与数学关系最完整的叙述。
按照毕达哥拉斯的看法，事物本质上是数，而数充分体现在这四个学科中，修习这四门首选学科就是引导灵魂认识事物的本质，使其去蔽，即，用这些非物质的、符号的、概念的东西吸引灵魂的视线，足以促使灵魂转向，从而完成灵魂的净化，最终从被缚的洞穴中走出来。灵魂净化的过程，就是把灵魂的视线从不完满的现象世界拉向完满的理念世界，或者“一”。认识“一”就是认识事物的本质。由此可以推知南意大利学派提倡的教育，与智者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教给人们一种谋生的技艺，而是塑造人的灵魂。它所选定的学科，旨在于促使学生挣脱与生俱来的束缚，完成灵魂的转向。做一个道德高尚、灵魂干净的人。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灵魂理论在希腊化时期被新毕达哥拉斯主义－新柏拉图主义进一步发挥，最终堂而皇之地进入基督教，成为基督教道德和基督教末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希腊文明史，特别是从希腊文明与基督教的关系来看毕达哥拉斯的灵魂学说，可以说，东方的宗教与前科学与希腊哲学与自然哲学相结合，经过南意大利学派的发展，形成希腊文化特有的人文主义气息。灵魂问题的价值，如同被雅典娜救护下来，又被宙斯放入再生的狄俄尼索斯中的心灵一样，是希腊文化的生命力所在。这种生命力的实质在于它使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希腊母体上成功地嫁接在一起。它的出现吸引了希腊文明的视线，守望真正意义上的人和人生，成为希腊哲学的重要内容，而且它也形成了希腊教育的基本取向，即，教育的本质是塑造人的灵魂，而不是仅仅教人一种谋生的技艺。这两个方面，构成希腊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paideia，即，心灵塑造，也“指一种完善的教育”。
从西方文明史来看，灵魂肉体的二元论同样是西方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它并不比任何科学上的发明逊色，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来讲，也许它的意义远胜于科学。如果没有这种二元论，人们恐怕意识不到，肉体的欲望或者说感官的欲望，对于做一个真正的人有什么妨碍，我们对于人究竟为何物，也许不会有现在的洞见。如果没有灵魂学说，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便只有短短几十年的瞬间。对于只有几十年生命的人来说，真正的胜利者，永远只是死亡。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几十年的饮食儿女，几十年的生色犬马，几十年的名利场博击，无所畏惧。藏族学者索甲仁波切先生指出：“我发现今日的教育否定死亡，认为死亡就是毁灭和失掉一切。换句话说，大多数人不是否定死亡，就是恐惧死亡。……其他人则以天真、懵懂的心情看待死亡，认为有某种不知名的理由，会让死亡解决他们的一切问题，因此，死亡就无可担忧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精神传统，当然包括基督教在内，都清楚地告诉我们：死亡并非终点。它们也都留下对未来世界的憧憬，赋予我们的生活神圣的意义。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的宗教教义，现代社会仍然是一片精神沙漠，大多数人想象，这一生就只有这么多了。对于来世，如果没有真正或真诚的信仰，大多数人的生活便缺乏任何终极的意义。我终于体悟到，否定死亡的可怕影响力，绝不止于个人层面，它影响着整个地球。由于大多数人相信，人生就只有这么一世，现代人已经丧失长远的眼光，因此，全心全意肆无忌惮地为着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掠夺地球，生活自私地足以毁灭未来。”[61] 对于死亡的看法，最根本的就是对于人是否有灵魂，灵魂是否不死的看法。
经过近代科学与哲学的洗礼，灵魂不死和末日审判等都成了无稽之谈。航天技术的发展更清楚地告诉人们，人们想象中的上帝的天国，原来只是暗淡无光的宇宙空间。上帝不存在，因而无人进行末日审判。既然还没有发现太空和外太空有生命，那么那些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的灵魂在哪里呢。这是我们现代人合乎情理的思想。不过，索仁甲波切从另一个方面，向我们描述了这一信仰破灭的后果，即，由于人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东西，因此，人可以为了现世的那么一点区区物质利益，损人利已，“生活自私地足以毁灭地球”。他预言：“如果人们相信今生之后还有来世，他们的整个生命观将全然改观，对于个人责任和道德也将了然于胸。…如果人们不深信这一世之后还有来世，必然会创造出一个以短期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对于自己的行为后果不会多加考虑。”[62] 在现代社会企图用灵魂不死或来世等宗教神话净化人们的灵魂，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或者究竟对多少人有效都很难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类信仰对于道德没有效用。索甲仁波切先生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客观地看待西方历史，便会清楚地看到，灵魂不死和灵魂肉体二元论对于西方文化传统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灵魂不死和灵魂肉体二元论虽然已经随着科学的发展成为过去，但是，在这种信仰影响下所形成的传统，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20世纪哲学虽然成为世俗化哲学，似乎不再关注什么灵魂问题，改为关注与人的现世生活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但是，我们在这样世俗化的学说中，依然能够找到灵魂和灵魂肉体二元论问题的影响。海德格尔曾讨论过人在生存论状态中的沉沦，似乎认为沉沦是不可避免的。这听起来有些恐怖，然而，细想起来也确实是这样。我有时在读他的书时不免感慨，他怎么能从哲学上把人的沉沦研究得如此透彻？！人在世俗社会中生存，身不由己地沉沦。不过，他又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人有本真状态，而且人要不断地回到自己的本真状态。那么这个本真状态是什么，什么是人的本真本我？当然很学术地讲就是人的Being。这无疑是指使人成为人的那种东西。如果这个问题在古代希腊，用毕达哥拉斯式的看法，答案就应该是，人的本真状态就是人的灵魂的无蔽状态、纯净状态。就是通过纯精神性的数学、几何学、天文学、音乐，使人的灵魂离开物欲，离开变化无穷的现象界，接近那绝对完善的东西――“一”，或者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毕达哥拉斯把这一过程看作灵魂净化的过程，柏拉图则把这一过程称之为灵魂的上升过程。如果我们再换算一下，用今天的哲学语言来表述，这可能就是人摆脱沉沦的方式，即，生活在大千世界的人，只有在精神生活中才有真正的本真状态。在海德格尔著作中，很少看到灵魂这样的字眼。这并不奇怪，因为他是在世俗的层面上讨论问题。然而他依然涉及到与灵魂层面相关的问题。于是海德格尔经常逃离那沉沦的生活状态，去山上的小木屋独处，大约是企图回归本真状态。我想在山上的海德格尔，可能不是什么大学教授或校长什么的。他暂时摆脱了因争夺生存空间而造成的种种不快，也可以在一时间内排遣因纳粹问题带来的阴影。此时的他，大约就是海德格尔这个人。他在沉思哲学，还是在沉思自己的本真状态？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无论是沉思中的哪一种，都是用独处擦拭灵魂上所蒙的污垢，他在“去蔽”，使灵魂上升、转向、净化。尽管柏拉图的“洞喻”告诉我们，灵魂上升的第一步是离开这个洞，而海德格尔在哲学中没有回到本真状态，却为自己建了一个精神味实足的小木屋！屋喻！这里避开了喧嚣的世俗争斗，使灵魂得到片刻的休息，哪怕只有片刻，也足以在瞬间让你知道，你究竟是谁。对于人来说，这难道不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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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篇去年转过一次的，现在读起来，更丰富了的。
乘咖啡里还有毕氏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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